中越彝族邊民互市中的族群互動與國家認同研究

高 文，楊宗霖

（1.紅河學院國際彝學研究中心，云南蒙自 661199；2.蒙自經濟技術開發區，云南蒙自 661199）

中越彝族邊民互市中的族群互動與國家認同研究

高 文1，楊宗霖2

（1.紅河學院國際彝學研究中心，云南蒙自 661199；2.蒙自經濟技術開發區，云南蒙自 661199）

中越邊民互市，帶動邊境地區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依托邊境市場緩解越南北部山區的貧困，提高了邊民生活水平。中越邊境地區的彝族邊民參與到邊民互市的場域，通過互市彝族邊民搭建了更為穩定交易網絡，雙方彝族邊民的接觸，促進邊界彝族文化交流和碰撞，促進彝族邊民的文化及民族身份的認同，也增強了彝族邊民的國家歸屬意識，有利于兩國彝族邊民的國家認同構建。

中越邊境；彝族邊民；族群互動；認同研究

一 引言

邊民互市是指居住在邊界線20千米附近的邊民，在政府指定的開放點和集市上，按照規定額度進行商貿和交易行為的活動。參加邊民互市的兩國邊民，持與自己身份相符的證件，而參與小額貿易的企業需要依法向省級部門批準，并報國務院備案。邊民每人每日購買物品在8000元之內，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稅，而參與貿易的企業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稅。此外，還享受一般貿易出口退稅政策。邊民互市減少商品流通環節，降低生活成本，提高邊民生活水平。既促進了邊境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加速了邊境地區的市場化進程，增進中越邊民的友誼和互信，營造良好的國際發展環境。[1]148-149自1991年中越邦交正?；詠?，兩國邊貿得到迅猛發展。中越邊民互市經歷了自由發展期、迅速提高期、規范發展期。自由發展期主要從上世紀90年初期到1996年前后，這一時期互市發展較為粗放，交易產品也主要集中在生活用品上，交易規模也不大。1996-2000年前后是迅速發展期，特別1998年兩國政府簽訂《邊貿協定》，雙方政府出臺了邊貿管理的具體文件，對邊貿的形式、商品種類等方面作了詳細的規定，逐漸形成了邊境小額與互市貿易相結合、生產資料與生活用品相結合的綜合性邊境貿易。2001年以來進入規范發展期，中越雙方加大邊貿的整頓，有關職能部門加強了溝通和配合，逐漸形成了規范管理、嚴格操作的邊貿管理體制。[2]12-15

二 中越彝族邊民互市點概述

中越彝族邊民互市點主要分布在廣西那坡、云南富寧、麻栗坡、馬關，河口、金平六縣及越南萊州、老街、河江、高平等省與中國毗鄰的地區。邊民互市點既是邊民交往的空間，也是邊民來往的通道。中越彝族邊民互市點共有55個，其中廣西7個，文山有31個，紅河有17個。那坡縣與越南高平省的河廣、通農、保樂、保林及河江省的苗旺等5個縣接壤，有平孟國家級口岸，平孟、百南、那布等3個邊民互市點，還有念井、嶺隘、弄平、弄合等4個邊境集市貿易點。富寧縣田蓬鎮和木央鎮7個村委會、142個村寨與越南的苗旺、同文兩縣的山尾、新街、同文、蔑菜、弄姑等6個社 127 個寨子相接，有木央、木杠、郎恒、龍包、田蓬等5個邊民貿易互市點。麻栗坡與越南河江省的同文、安明、官壩、渭川、黃樹皮等5縣接界，有天保國家級口岸，14個邊民互市點，分別是天保、猛銅、茨竹壩、新城、下金廠、八布、楊萬、長田、董渡、董干、馬崩、馬林、普弄、者挖等。馬關縣有12個邊民互市點，分別是都龍、保良街、東瓜林、茅坪、金廠、水頭、小白河、小壩子、拉氣、田灣、夾寒箐、牛馬榔等。在越南渭川、官壩、壩哈、新馬街、猛康、箐門、黃樹皮、同文、苗旺等縣有清水河、普棒、百德、南汀、巖腳街、新街、龍蘭等與中方相應的邊民互市點。[3]43-45河口與越南老街、孟康、壩灑相接，有國家級河口口岸，壩灑、新店、老卡、山腰、壩吉等5個邊民互市點。金平與越南壩灑縣、萊州省封土縣、孟德縣相連，有金水河國家級口岸，此外還有龍脖河、馬鞍底地西北、熱水塘、隔界、草果山、南科、老白寨、中梁、田房上寨、螞蝗塘等10個邊民互市點，與越南冬瓜寨、迤底巖頭、王麻寨、會籠、十二樓、南溫、裸馬、八圍寨、南丹、仆沙等互市點相互對應。中越邊民互市周期一般是6天，如富寧縣田蓬街，越南邊境集市周期也是6天，一般為中國集市的次日。中國馬關、河口、金平的互市點基本遵守這個共識的約定?；ナ凶裱赞r歷為安排的邊民生活習俗，以十二生肖為互市的時間，如麻栗坡縣猛銅街以農歷屬豬、蛇日作為交易日，楊萬街以農歷屬牛、羊日作為交易日，八布街以農歷屬雞、兔日作為交易日，十里村逢周六，馬鞍底以農歷屬虎日、猴日，勐拉鄉以農歷屬猴日、虎日，者米鄉以農歷屬龍、屬狗日。交易語言多為跨境民族使用的語言，漢語主要是西南官話文山及紅河等地方方言。

三 彝族邊民的分布

彝族是我國西南地區的古老民族，在春秋戰國時期彝族的人文共祖阿普篤慕在昭通地區進行著名的六祖分支，武祖向西進入楚雄、大理地區成了今天滇西彝族的祖先；乍祖進入紅河流域地區成為滇南彝族的祖先；糯祖與恒祖進入涼山地區成了今天北部方言的彝族；布祖和默祖進入了貴州成為今天的貴州彝族的主體。隨即繁衍而形成了今天彝語六大方言區，構成彝族滇川黔桂四省區分布主要格局。[4]61-64兩漢時期中央王朝積極經營西南彝族地區，公元前109年，漢武帝派郭昌出兵西南，先后滅勞浸、靡莫，然后到了滇國，滇王主動投降，西漢設益州郡，東漢哀牢王內附在今保山設永昌郡，亦屬益州部，對云南的統治進一步深入。三國時期蜀漢積極經營南中地區，進入魏晉南北朝全國大分裂，唐朝時期彝族建立南詔國，有效地對西南地區進行經營和管理，隨后的大理國以彝族為主進行統治，加速了西南彝區的發展。元朝實行土司制度，明清在彝族聚居的滇東北地區進行改土歸流，加速了滇東北、滇東南彝族傳統社會的瓦解，引起大量人口的遷徙。昭通一帶的彝族在改土歸流中的軍事剿滅下進入涼山地區，而宣威、羅平、瀘西、開遠、馬關一帶的改土歸流中使得彝族向滇越邊境進行遷徙。[5]98-100

中越邊境地區彝族主要集中在那坡縣、富寧縣、麻栗坡、馬關、河口、金平等6縣境內。越南的彝族被越南官方識別為倮倮族和濮拉族，在中國他們均屬于彝族，越南彝族還包括少量的自稱“尼蘇頗”的彝族。越南倮倮族，主要居住在河江省同文和苗旺兩縣及高平省保樂縣，16世紀后從中國云南遷入，與中國彝族有親緣關系，從事山地農業，有聚族而居的自己獨立的村落，其語言和文化習俗與中國彝族大同小異，分布于越南萊州、老街、河江、高平省接壤的部分縣，其中廣西那坡縣彝族與越南高平省保樂縣彝族有淵源關系，云南富寧縣木央一帶彝族與越南河江省同文縣彝族相互往來，云南麻栗坡縣彝族與越南河江市彝族往來密切。中國自稱“濮拉頗”的彝族，越南稱為夫拉族或普刺族，主要居住在老街和河江兩省，萊州、北件、安沛等省也有少量的分布，與苗族、瑤族和少量漢族雜居在一起。廣西馬關縣金竹棚一帶彝族與越南老街省彝族有姻親關系，云南河口縣橋頭鄉老卡牛場、新店、下大塘、大打拉、巖頭、新發寨、龍洞及蓮花灘、老范寨等一帶的彝族與越南老街沙巴縣濮拉族保持往來。云南金平縣自稱“阿普頗”的彝族，據考，他們從文山一帶遷來，進入金平縣阿得博、地西北、越南南掌蔓地村，最后又遷回金平縣馬鞍底地西北村定居，如今與越南還保持著密切聯系。金平縣保山寨彝族，從昆明遷徙到建水、個舊，從個舊蠻耗渡紅河，定居于保山寨，后部分從保山寨遷往越南萊州省封土縣居住。云南馬關縣、河口縣一帶的傣族和苗族也認為自稱“濮拉頗”的彝族是最早開發這片土地的人。自稱“濮拉頗”的彝族從事簡單的山地農業和牧業，因此需要大面積的游耕，且居住相對分散。據越南1999年的人口普查統計，越南濮拉族（彝族）人口為9046人。[6]4

四 彝族邊民互市與交往中的互動

中越邊境是中國與越南兩國的邊界，歷史上這個區域隨兩國力量的博弈，使兩國邊境模糊不清，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邊民過著相對自由的生活，國家權力并沒有太多干預邊民的社會生活。邊境沖突前兩國邊民是同志加兄弟關系，邊境管理相對寬松，而沖突之后兩國邊境被嚴格管控。兩國關系正?；詠?，兩國邊民來往頻繁。越南高平省保樂一帶的倮倮族也常到廣西那坡縣平孟、百南、那布等一帶毗鄰的邊民互市點進行互市，由于越南倮倮族在云南富寧縣與越南苗旺與同文相對較為集中，而且他們之間的距離也相對較近，因此越南苗旺格擋、同文縣龍骨、上壩等倮倮族與云南富寧縣田蓬、木央等地彝族保持密切，并互動交往，越南倮倮族也就常常出現在云南富寧縣木央、木杠、郎恒、龍包、田蓬等一帶邊民互市點。云南麻栗坡縣邊民互市點也時?？吹皆侥弦妥宓纳碛?。居住在越南河江省和老街省的濮拉族也常到云南馬關縣境內邊民互市點交易，在云南馬關縣與越南接壤的邊民互市點如都龍、保良街、東瓜林、茅坪、金廠、水頭、小白河、小壩子、拉氣、田灣、夾寒臀、牛馬榔，都能看到越南濮拉族互市交易的身影。小壩子自稱“濮拉頗”的彝族認為，他們祖先是從馬關縣八寨一帶遷徙而來，雖不知具體遷徙年代，馬關縣小壩子、金竹棚一帶自稱“濮拉頗”的彝族，也就成為彝族進入越南的重要途徑。[7]89-92云南河口縣橋頭鄉一帶自稱“濮拉頗”的彝族村寨與越南猛康縣接連，并該地老卡場、新店與越南孟康的互市點，通過老卡場有通向越南花龍——李堂——孟康的公路，花龍到愛頭的公路又與云南馬關縣拉氣鄉連接。金平縣勐橋鄉卡房村則成為龍脖河一帶最重要的互市點,與中國接壤的主要是越南老街省壩灑縣阿姆沖鄉濮拉族也前來互市。金平縣馬鞍底鄉地西北村委會,轄地西北、八底寨、三家寨、雞窩寨、石頭寨等彝族村寨,與越南老街省迤底一帶彝族進行互市往來。[8]71-77

（一）互市前的族內互動

越南彝族邊民通過邊境互市，從互市點上獲得了所需要的生產及其生活物資，越南彝族邊民把自己種植的如包谷、谷物、蔬菜、瓜果、飼養的牲畜及采集來的野生菌子、蜂蜜、藥材運到邊民互市點進行交易。由于越南倮倮族與濮拉族（彝族）間存在人文地理空間及其生計模式上的差異，因此在邊民互市中交易的產品各有特點。越南濮拉族生活在紅河兩岸的深山密林里，他們與自然關系密切，因此他們狩獵技術和藥物知識相對較為發達，在邊民互市點能看到他們采集藥材和野菜，能買到他們捕撈的野味。而越南倮倮族種植業水平相對高，邊民互市中多以包谷用牲畜馱來進行交易，也有牛羊豬雞交易。交易完畢，從邊民互市上買回自己所需的物品，比如食用油、洗滌劑、洗衣粉、五金、飲料、藥品、家電、燈具、手機等生活必需品。此外，還有種子、農藥、肥料、機械、發電機、塑料、水管、農具等各種。中越邊民互市點，一般離口岸相對較遠，與從事大宗交易的口岸相比，因而較之中越邊境口岸具有靈活和方便特點。通過邊民互市，僅憑中方市場和農科技術，越北邊民物資短缺和貧困面貌有所改變。越南不少內地商人也參與到邊民互市中，他們銷售咖啡、拖鞋、飲料等物品，但越南彝族很少有全職的商人。越南倮倮族居住集中，并婚姻關系盛行族內婚，傳統文化制度保存相對較好，內部之間聯系較為緊密，他們結伴而行坐車或者騎摩托車積極參與互市。與云南馬關縣毗鄰的越南濮拉族，居住區域多受高山和深谷的縱橫切割影響而交通滯后，沒有直達互市點的班車，因而需多次輾轉才能到互市點，這在云南馬關縣小壩子互市點上越南濮拉族來的最晚，卻散的最早的現象，就可見一斑。

（二）互市中的跨族互動

中越邊境沖突之前出生的越南倮倮族漢語水平相對高，用越語交流卻不那么流利，可邊境沖突后越南通過各種形式教育和邊境管理強化國家認同，于是他們的越語水平逐漸提高，并且與儂族和苗族關系融合，隨著邊民互市的開展，越南倮倮族學習漢語的積極性也不斷提升，在互市中越南倮倮族把帶來的物資大多賣給中國彝族商人，或賣給中國其他民族如漢族、苗族、壯族商人。筆者在云南富寧縣田蓬互市點上，采訪來自越南同文縣龍骨村倮倮族王某某，他告訴筆者龍骨一帶的倮倮族大多都能會講苗語和壯語。在購置家電用品和大宗貨物時，他們常常會反復了解產品的性能，甚至找云南富寧縣彝族親戚幫忙詢問。相比之下越南濮拉族互市交易技巧比倮倮族差得多，在云南馬關縣小壩子邊民互相點上，越南濮拉族三三兩兩來趕互市點，但漢語操控水平不及倮倮族邊民。老街省和河江省苗族人口占總人口的一半以上，濮拉族雜居在苗瑤等民族中，聽得懂苗語，但交往能力方面，越南濮拉族沒有像倮倮族那么自信和大膽。濮拉族害怕欺騙，一般只會同熟悉商人交易。云南金平縣地西北一帶自稱“濮拉頗”的彝族與越南老街省迤底的濮拉族，由于地西北邊民市場建得早，顯然越南濮拉族的互市經驗也相對豐富，他們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苗語和哈尼語，而且會用漢語和中國商人進行交流，金平縣馬鞍底的草果經濟在幾年前就席卷了地西北邊境兩側，賦予了中越邊境彝族邊民超強的商貿能力。

（三）互市后的文化回歸

邊民互市是一個多民族共生型、共和型的互動空間，越南彝族邊民常常有組織有計劃進行交易，及時分享產品的價格信息，相互幫助運輸互市產品，并互市交易往往是在多民族中展開，鞏固了多民族共生的的現實，強化了民族之間的互動和聯系，促使邊民走出族群和地域文化的邊界，去大膽探索嘗試民族之間交往的方法和路徑及能力。即便是相對封閉的越南濮拉族邊民，互市使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擁有更多的現代性，從而賦予他們更多的生存能力。云南馬關縣自稱“濮拉頗”的彝族，已經有本民族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在地方性的社會活動有重要的影響，而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也使得他們更多地關心越南同胞。筆者曾經訪談過與越南濮拉族交易的云南馬關縣苗族陶姓老板，他認為當地彝族很團結，越南濮拉族誠實守信，他們藥材從不摻假。中越兩國彝族邊民喜歡吃牛羊肉，經常出現在邊民互市點的牛羊肉湯鍋店。越南濮拉族認為，同中國彝族一起吃牛羊肉湯鍋店，是一件很體面的事。吃飽喝足，中越兩國彝族邊民三三兩兩聚在一起，談家族起源、遷徙，或說跳公節和跳掌節的故事，或論族群歷史記憶文化。一般情況下，邊民通常忙于日常的農耕生計，交往局限于村落內部和民族內部，而邊民互市趕集卻反常態的跨民族交往，擴寬了彝族邊民活動的場域，拓展了族民的社交空間，獲取了物資，擴大了視野，結識了朋友，增長了見識。[9]47-49

五 族群互動中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

民族認同是民族成員對民族歷史記憶的追溯，對共有文化因子的認定，是一個個體對群體的歸類和認知的心理過程，主要體現在文化與心理層面?；ナ挟a生的共同交易空間使得境內外的彝族文化要素聚集。首先，彝族邊民通過外顯的服飾文化，形成了一個視角上的顯現，認同也從感官層面開始構建。中越彝族邊民基本穿傳統服飾，而且相比較而言，越南彝族受到現代化沖擊小，彝族傳統服飾比境內更加復雜和完備，這樣越南彝族也基本上分得清誰不是彝族，誰是中國彝族，誰是越南彝族。其次，用彝語交流，但越南倮倮族語受壯語的影響，有相當一部分有壯語借詞；又越南濮拉族語顯然也受到了苗瑤語的影響。盡管如此，本民族母語還是他們的日常用語，他們操著邊境內外彝族共有和熟悉的語言，有效地縮短了與境內彝族同胞的心理距離，他們在一起聊天時，或講述本民族遠古歷史，或探討家族遷徙的故事，還會討論民間儀俗、道德禮儀、風俗習慣。在回憶民族歷史和分享共有文化傳統時,雙方的民族認同超越時空的限制。

在物品流動和情感認知流動的邊界，逐漸出現邊境兩側彝族的相互吸納和接受，邊民互市點上被中國商品吸引的越南女孩，而抱著娶妻生子愿望的中國彝族男孩，在可以接受的通婚半徑之內達成認可，民族文化的認同與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推動讓他們喜結連理。與所有邊境男人一樣，跨境娶妻是無奈而有為的事，因為人口的繁衍，必須得延續，對于嫁入中國一方的越南籍女子來說，雖沒有合法的手續，至少能過上相對安逸的生活。而越南的家庭由于子女的入境，至少也是中國的親戚，這樣更加方便以后在邊境上的行走和互市。近年來，邊民互市在規模層次上有所發展，參與中越邊民互市的邊境區域也在逐漸地擴大，跨境民族通婚也在不斷地擴大之中，也反映了中越互市中邊民和諧發展的一個真實側面。當然隨著互市的深入，中越邊民的網絡空間也在不斷建構，那些通過小買賣積累在互市上站穩的越南彝族商人，逐漸擴展他們的生意，同時也擴大了與中方邊民的交往，他們通過“打老根”“拜親家”“結拜弟兄”構建熟悉社會和邊民空間，互利互惠、合作共贏、相互發展已成為中越兩國邊民的共識。

在互市中邊民的民族認同得到強化，邊民的民族認同是一個基于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要素屬于內生性情感認知。而國家認同則是對一個公民對于歸家歸屬的認知，是對于國家的領土、政權、文化及其族群等要素的評價和情感，是在公民參與由國家主導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逐漸獲得歸屬情感，很多時候它與國家的國際地位和政府治理的成效密切相關。它是人們對國家政策的態度取向，是分析研究人們如何看待國家歸屬與人們生活秩序的關系，是人們對自己的國家成員身份的知悉和接受。國家認同與民族成員自身的歸屬并不矛盾，而且還是互為前提，相互補充的。中越邊境劃界大致延續了清末以來的邊境格局，越南倮倮族生活在高平省保樂、河江省苗旺、同文一帶，基本上屬于三蓬以外的區域，越南政府在此經營多年，尤其是1979年以后越南加強了邊境地區的文化與經濟建設，越南倮倮族的國家認同得到牢固的建構，而越南濮拉族居住較為分散，族群內部的互動不強，他們與國家政治文化生活的互動較少，國家觀念稍弱，但依靠國家的民族識別和社會管理，越南濮拉族的國家認同還是被逐漸建構起來。

中國彝族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都很強，云南文山州彝族人口近35萬之多，僅次于自治主體民族壯族和苗族人口，因而在文山州成立了數十個彝族鄉。云南紅河州彝族有114萬人，為自治主體民族。無論是紅河州還是文山州，彝族全面參與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活動，并成為本地區社會生活中的重要角色。而彝族傳統祖靈觀念，把彝族的歷史和記憶明確地指向云南腹地，在文化歸屬和區域認同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獨有的祖先記憶和地域認同。云南富寧縣一帶的自稱“倮倮頗”的彝族送祖靈儀式，按照演唱的銅鼓歌謠，指向文山→滇池→昆明地區；云南馬關縣小壩子、金竹棚一帶自稱“濮拉頗”的彝族，也要把祖靈送回馬關→文山→開遠→昆明等滇池腹地；云南金平縣保山寨彝族祖靈也要送回昆明附近。文化傳統促使著邊境彝族向內地的聚攏和回歸。在較之鄰國好的國民優越感，由此形成強大的回歸意識。[10]1-4

在中越邊民互市前，兩國均對彼此的邊界進行嚴格的管控，形成邊防哨所、村委會軍民聯合的防控體系。中越兩國政府都制定了本國邊民政策，越南雖財力有限，但在邊境地區教育、醫療基本上是免費，政府制定實施了很多有利于邊民的各項政策，構建了越南彝族邊民的國家觀念和情感。而中方先后出臺實施了富民興邊、新農村建設、精準扶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合作醫療和義務教育的免費推行，把福利和福祉落到邊民實處，因邊民政策的調整和充實，也強化了邊民的優越感和國家歸屬意識。中國彝族邊民的國家認同既有歷史記憶的延續，也有國家政策的強化和鞏固。當下中越兩國彝族邊民都有清晰的國家邊界，互市產生了文化互動和婚姻聯通，搭建了中越邊境地區更大的交易空間，而中越兩國彝族邊民在兩國政府主導的互市中獲得了經濟收入，并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因此他們都清楚地認識到只有兩國政府的通力合作和有效管制才能出現一個制度化、合法化、常態化的交易空間。雙方邊民均能按照互市管理的規則，按時互市，按時離市。

六 結論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而且與多國接壤，跨境民族是一個龐大的綜合群體，跨境民族治理取決于民族國家綜合實力、文化自信和跨境民族地區的社會治理。要保持理性和冷靜，在沒有危及國家主權時，應采取“去政治化”處理；在沒有引發民族沖突時，應去民族化處理。[11]50-52越南與我國有長達1400多千米的邊境線，有數十個民族居住在國境線兩側，形成跨境民族。每個跨境民族均有跨境的歷史、人口、文化等方面有所不同，又有著各自的跨境特征。當下“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跨境民族文化相同與社會發展相似，使它們成為互聯互通的文化主體。彝族是中越跨境民族之一，邊境兩側的彝族村寨相互接壤，雞犬相聞，文化相同，語言相通。他們跨境互動和交往，有一定的歷史傳統，而邊民互市不僅傳承和鞏固了這一傳統，而且擴大了民族互動的規模。促進邊境地區的穩定與和諧，強化中越兩國彝族邊民的國家歸屬意識，在這個過程也出現一些小問題，但是還是值得肯定。

[1]張燕青,馮馨瑤.昆明關區邊民互市問題與對策[J].中國市場,2015(12).

[2]鄧文云.淺論中越跨境民族關系[C]//“東南亞民族關系”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2003.

[3]楊磊.從滇越東段邊界走廊考察壯族與岱儂族的跨境關系[J].文山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7(03).

[4]羅希吾戈.彝族“六祖分支”雛議[J].思想戰線,1983(03).

[5]梁玉珍.廣西那坡彝族源流及民俗考察[J].廣西民族研究,2002(02).

[6]范宏貴.婚禮上抹黑臉的越南普拉族[N].中國民族報,2004-04-30.

[7]王英武.云南彝族濮拉人宗教信仰調查報告：以馬關縣新堡寨為例[J].西昌學院學報,2008(03).

[8]普忠良.越南的彝族及其歷史文化述略[J].世界民族,2003(02).

[9]李金發.中越邊境邊民互市中的族群互動與國家認同：以云南地西北邊民互市點為例[J].廣西民族研究,2011(12).

[10]龍倮貴.越南彝族傳統喪葬儀式的文化象征意義和社會文化功能[J].紅河學院學報,2014(05).

[11]吳興幟.中越跨境民族交往與邊民社會治理研究：以云南省河口、金平縣為例[J].青海師范大學學報,2015(02).

[責任編輯 自正發]

Research the Yi people's national identity based on the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frontier trade

GAO Wen1,YANG Zong-lin2
(1.International center of Yi culture research of Honghe university,mengzi 661199,China;2.Mengzi Economic-Techonlogical Development Area,Mengzi 661199,China)

China and Vietnam border trade,it bring the border area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Relying on the border in the mountains of northern Vietnam market poor governance,and full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order areas.Yi people lived inborder region attend to the frontier trade,it help them to build more stable trading network. Yi people from two countris border areas meet together promote their culture communication,meanwhile it promote cultural and national identity.

China-vietnam border;Border yi peiole;Interactive groups;Identification research

C956

A

1008-9128（2017）06-0010-05

10.13963/j.cnki.hhuxb.2017.06.003

2017-04-18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資助項目：中國彝文古籍文獻整理與保護及其數字化建設（13amp;ZD142）子課題：滇南、滇東、滇東南彝文古籍文獻整理與保護；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資助項目：云南彝族重要古籍數字化保護與利用研究（SYSX201420）；國家民委基地中國彝學研究中心項目：中越邊境彝族邊民族群互動與國家認同研究（YXJDY1502）

高文（1981-），男（彝族），云南宣威人，講師，博士，研究方向：民族學、人類學及彝族跨境問題教學及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