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動員中系列鏈條的生成*
——以華北解放區南下干部為中心的考察

代雅潔

南下動員中系列鏈條的生成*
——以華北解放區南下干部為中心的考察

代雅潔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天津300350）

作為一個群眾型的革命政黨，中共政權的動員實踐是卓有成效的。針對南下工作中的種種問題以及各地干部的差異性反應與選擇，中共政權積極應對，整合各種資源，發揮理論優勢，借助組織動員、物質待遇、困難解決、精神鼓勵、微觀機制等多種途徑，巧妙地構建起個體-家庭-政黨的良性互動與互惠機制，形成南下動員中的系列鏈條，有效地將南下中的困境逐一化解，并將干部反應與選擇的差異降至最低，為南下戰略的順利實施奠定了基礎。

南下干部,組織動員,物質,精神

作為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進程中的重要環節，將革命拓展至全國，成為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國共產黨的核心任務，南下干部則在這一全國性革命戰略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并對南方地區的接管與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學術界對于南下干部的關注始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然而，這一時期的研究多以資料類、紀實類成果為主，學術性、實證性成果則相對較少。①有關南下干部的資料類、紀實類成果主要有：西南服務團團史研究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組織史》（內部資料，1989年）、四野南下工作團團史編委會的《南下工作團團史》（內部資料，1995年）、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等的《南下入湘干部名錄》（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的《南下服務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等。進入新世紀后，隨著各地檔案等資料的陸續開放及海內外學術交流的加強，有關南下干部的學術性、實證性研究成果日漸豐富，以往諸多被忽略的歷史細節也逐漸走進了學術研究的視野之中。②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日〕田原史起《新解放區縣級政權的形成——南下干部與地方社會之互動分析》（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編：《全球化下的中國與日本——海外學者的多元思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李德成等《南下干部的組建與新政權的接管——以江西省南下干部為例》（《黨史研究與教學》2013年第4期）、劉大可《解放戰爭時期山東干部南下的組織調配與派遣》（《東岳論叢》2014年第6期）、丁龍嘉《論“南下”與“南下干部”研究中的若干問題及當代價值》（《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1期）等。這些研究成果無疑深化了學術界對于南下干部的認知，并為今后學術研究的進一步拓展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臺。然而，就筆者所知，目前學術界對于南下干部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其到南方以后的事體本末，而對于北方干部抽調、動員等方面的系統性研究則甚少，且已有研究大都從宏觀、表達、靜態的研究視角出發，忽略對其微觀、實踐、動態層面上的考察，并在較大程度上遮蔽了南下干部與地方社會之間的互動。有鑒于此，本文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檔案、報刊等資料，試圖從實踐的視域來深描與詮釋華北解放區南下干部的動員工作，以期將南下干部的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

一、組織動員

中共政權的強大動員力源于其組織的嚴密性與進取性，而組織的嚴密性與進取性則緣于中共政權有一支高素質的干部隊伍，以及其對各級干部的不懈培養與有效煉造。在南下干部的組織動員體系中，干部教育、積極分子、微觀技術等因素均發揮著重要作用。

大會集中動員是華北解放區南下干部組織動員中的一種基本形式。旨在通過形勢教育、前途教育及政治教育強化各級干部的組織意識，樹立干部南下的信心，減少南下的顧慮，增強南下的榮譽感和使命感。太岳區民政處在給上級機關的報告中即對大會動員的方法進行了細致的匯報，太岳區“部分地區都是采取大會動員的方法，在會上組織干部認真地學習了‘將革命進行到底’與‘毛主席對目前時局的八項主張’。在勝利形勢的鼓舞下，回望了每個同志的前途，經過時事學習、前途教育，并回憶了翻身，在提高政治覺悟的基礎上提出穩渡長江，宣布過江任務，我們要打過長江解放全中國”。①《一九四九年第一批南下干部綜合報告》（1949年4月28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52-02-0045-2。壺關縣委組織部：《南調過江干部情況報告》（1949年2月25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4-02-0060-12。有關勝利與前途的教育雖能較大程度上樹立南下的信心，但由此可能對個人利益造成的損害才是干部在南下前最大的思想顧慮。針對這一情況，冀魯豫區委在南下組織動員中一面進行形勢、理論教育，一面挖掘階級根源，在增強干部對戰爭勝利的信心、加強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觀念的同時，說明全國戰爭的勝利與共產黨員的作用是分不開的，沒有先鋒隊的領導即沒有勝利。以此來強調個人利益和整體利益是分不開的，個人利益應服從整體利益。②《劉晏春同志在地委組織部長聯席會議上的總結報告（節錄）》（1949年1月8日），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冀魯豫組編：《從冀魯豫到貴州：南下支隊和西進支隊專輯》，內部資料，1993年，第63頁?！赌险鞲刹亢啙崍蟾妗罚?949年3月10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16-02-0007-16。這種全方位的政治感召由上至下浸入了每位干部的思想中，冀東十四地委每一個縣“都采用了擴干會或黨員大會的方式進行了政治動員工作，以講清當前的形勢與任務為主，啟發干部黨員革命熱情，大會上號召報名，負擔南下的光榮任務”。③《冀東十四地委動員南下干部總結》（1949年3月29日），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南下入湘干部歷史文獻資料匯編》，內部資料，2013年，第157頁在一輪又一輪的大會號召，持續不斷的風氣宣導下，“軍隊打到那里我們跟到那里”，“光榮崗位在前線，好黨員、好干部要勇敢接受黨給予的光榮任務”等觀念深入人心，干部的革命熱情得到了進一步的鼓舞，“有力的壓了邪氣，樹立了正氣，造成了南征干部光榮的熱潮”。④《冀南三地委組織部對抽調干部南下工作總結》（1949年3月25日），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南下入湘干部歷史文獻資料匯編》，內部資料，2013年，第131頁。

這種由大會集中動員所造成的無所不在的“南下光榮”氛圍，使華北解放區各地干部普遍認識到“南下是黨給我們的光榮及重要的任務，應愉快地接受”，⑤《四地委南下干部思想情況報告》（1949年2月25日），河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G07-0997-5。而且“真正樹立了正氣，在干部中普遍地造成了南下光榮的空氣，使個別不表明態度的干部覺著很不光榮”，⑥⑩《四地委組織部南調干部工作總結報告》，河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G07-0997-7。對于順利完成南下動員工作的推動作用甚大。襄垣“在一月二十九號，召開了全體直屬機關和縣黨校干部大會，共參加214人，縣委作了時事動員，說明過江是我們干部的光榮任務，在號召報名下有145個干部自愿報名南征”。⑦太行二地委組織部：《調往南征干部給區黨委組織部的報告》（1949年3月7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3-02-0027-9。黎城“擴干會從正面動員樹立了干部的勝利信心，參加大會的干部共243個，自報南調的196名，自報占參加會的干部總數百分之八十三”。⑧黎城縣委組織部：《南調干部工作的總結》（1949年2月21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4-02-0060-11。經過大會集中動員之后，華北解放區各地干部紛紛響應南下號召，積極自報南下。同時，受大會集體氛圍及群體壓力的影響，“無形中自覺的就把不自覺的給帶起來了，這樣就會促使他自覺來報名的，落后者及抵抗者無形中給了他個批評教育”。⑨《南調干部過程及經驗匯報》（1949年2月13日），河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93-1-1-1。冀魯豫四地委“有部分干部思想不通，但在這種群眾性的正氣壓力下勉強通了，他們認為不能裝孬”。⑩大會集中動員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大會集中動員后，即開始“小組討論進行公議，互相批判互相啟發”。①《一九四九年第一批南下干部綜合報告》（1949年4月28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52-02-0045-2。壺關縣委組織部：《南調過江干部情況報告》（1949年2月25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4-02-0060-12。華北解放區各級政權多次指出，“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大會動員，小組會的醞釀也必須成熟”，②《劉晏春同志在地委組織部長聯席會議上的總結報告（節錄）》（1949年1月8日），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冀魯豫組編：《從冀魯豫到貴州：南下支隊和西進支隊專輯》，內部資料，1993年，第63頁?！赌险鞲刹亢啙崍蟾妗罚?949年3月10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16-02-0007-16。對于小組討論在組織動員中的作用亦有清醒的認識。

小組討論不同于大會集體主義氛圍的壓力，由于參加的人數相對較少，干部敢于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動員者也便于針對個人的具體問題進行深度醞釀與情感啟發。在河南范縣一次南下干部動員小組會上，一個銀行小組的成員們即將自身的思想顧慮表達了出來，小組也針對個人的具體情況進行了分析：

張宗周談咱年紀大，調不著咱自己，也有些家庭觀念，不愿自報。黃斌如談，咱不是黨員到南邊作工作更不便利，不給我解決組織問題叫我南下是個事。小組長劉洪敬同志抓的緊，進行的也很穩，從他思想好的那一方面，或從他的思想轉折那一方面為基礎來進步、提高、檢討，大家提意見，弄清思想界限，增強了國家觀念，克服了些地方主義，提高了南下勇氣。①《范縣南下干部總結》（1949年2月26日），河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G07-1337-5。

長治也是如此：

經小組醞釀，張崇華說一年左右消滅蔣介石是黨提出來的，黨員應擔負起這一光榮任務，上次調我到中央局學習沒有去，是自己思想上落后，前途不明，主要為自己打算了，現在思想是沒國就沒有家，這次下了決心要過長江解放全國人民。②《長治縣委組織部第一批南調干部材料的總結》（1949年5月20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4-02-0060-9。

小組討論的形式對于南下干部的思想啟發效果甚佳。

除了大會集中動員和小組討論以外，借助個別談話的形式對南下干部進行政治教育和前途教育，以啟發其思想覺悟在華北解放區也較為普遍。太行二專署曾專門指出：

負責同志對南征干部應多進行個別談話，這一工作鞏固干部情況的必要工作，因這樣做每個干部認為看重他，認為上級對他重視，同時也能將每個同志的心溫暖起來。③《南下干部思想情況匯報》（1949年11月9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66-02-0019-1。

對于情感動員方式的運用歷來是中共政權的一種傳統，④〔美〕裴宜理：《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國學術》2001年第4期。個別談話的形式既可以增強干部南下的信心，從情感上實現南下動員，還可針對不同對象解決具體的思想及實際問題，所以，動員的成績較大。冀魯豫區“濮陽縣三區岳云長同志，在未調前思想很通，但宣布名單后家庭出了問題（父親病了）思想便不通了。經區主要干部進行個別談話，指出條路，不去就是脫離革命，脫離了革命群眾是否看起你了。如南下是咱為革命服務，群眾就看起了。經動員的結果思想通了”。⑤《南調干部總結》（1949年3月12日），河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G07-1200-1。太岳壺關在對六個調垮干部的教育中也采用了個別談話的方式，并通過談話叫他們學習與檢查自己的人生觀是否革命以及認識自己錯誤，這種教育方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⑥《南調過江干部情況報告》（1949年2月25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4-02-0060-12。

中共政權也是一個強調發揮模范帶頭作用的政黨，其強勁的進取心和奉獻意識使得積極分子、模范干部成為了組織動員體系中的重要環節。在歷次的運動或動員工作之中，培養積極分子、發揮干部帶頭作用進而促進運動或者動員工作的良性進行是各級政權的重要任務之一。南下干部的動員實踐也不例外，太原市委即在干部抽調動員工作的匯報中指出：

核心干部的堅決和帶頭作用對于帶動干部有很大關系，必須依靠積極分子進行團結中間分子爭取落后分子的工作。⑦《中共太原市委組織部關于征調南征干部工作基本總結報告》（1949年3月30日），中共山西省委黨史辦公室編：《1949山西干部南下實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9頁。

太岳區黨委也總結道：“南征干部里必須要有骨干，沒有骨干容易垮臺?！雹唷赌险鞲刹亢啙崍蟾妗罚?949年3月10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16-02-0007-16。

由于“主要干部為骨干不僅有一種領導帶頭力量，而且還有一種革命感情力量”，⑨《冀東十五地委組織部關于南調干部工作的總結》（1949年4月2日），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南下入湘干部歷史文獻資料匯編》，內部資料，2013年，第164頁。加之中共政權是一個強調下級對上級的絕對服從與信任的高度集中的政權，因此，積極分子和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確能在歷次運動中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冀魯豫鄆城八區兩個領導干部思想上想不通，因此下級干部也很難做通，而鄆城二、五、六、三區的領導干部則很積極并表明自己的態度，下級干部就能很好打通思想，因此鄆城組織部在總結南下動員工作時提出：“凡是領導上能夠起到領導和帶頭作用就比較好做?！雹狻抖路萁M織工作總結報告》（1949年3月9日），河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G07-0936-2。作為中共的基層干部，“事事爭先”“干部要起帶頭作用”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冀南館陶二區宋作夫、潘長林兩位干部抱著“積極帶領別人是完成任務的主要條件”的思想，結合感情掛鉤，動員了八個干部。①《冀南一地委組織部1949年2月份南調干部工作報告》（1949年3月28日），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南下入湘干部歷史文獻資料匯編》，內部資料，2013年，第107頁。阜平在南下干部動員的實踐中也認識到了“積極分子和重要干部影響作用很大。事實證明哪個區骨干多，調干即較順利（如二區區長、秘書帶動作用很大，結果調干就順利）”。②《阜平縣委關于南調干部的總結報告》，晉察冀邊區阜平縣紅色檔案叢書編委會編：《北上南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05頁。由此可見，樹立積極分子與發揮干部帶頭作用在南下動員中功不可沒。

此外，作為一個政治嫻熟的革命政黨，中共政權還尤為注重微觀技術在南下組織動員中的運用。伴隨著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實踐，微觀技術在組織動員中的作用愈發重要，并成為新興政治組織的慣用策略。

由于革命與傳統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張力，因而革命不會完全顛覆傳統，傳統的社會網絡結構依然發揮著潛在的社會影響。為了簡化組織動員程序，節約社會成本，中共政權對于傳統的社會網絡也采取了利用的策略。華北解放區的南調工作施行的是成編制、成系統的抽調方式，這一方面有利于發揮干部南下后的合力效果與整體效用，另一方面也切合了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差序格局”，③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第28頁。有利于干部抽調工作的順利進行。在長治縣的動員工作中，許多人表示“愿和本縣人到一處而不愿和外縣人到一處”，如長治的陳繼和說：“把我分到黎城，一個人也認不得，走到路上病了也沒人管?！雹堋堕L治縣委組織部第一批南調干部材料的總結》（1949年5月20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4-02-0060-9。而在冀晉阜平南下組織動員時也常?！袄酶刹块g的親屬、熟人、同事等關系，或者一個村有三、四個調干，利用互相鼓勵的辦法”。⑤《阜平縣委關于南調干部的總結報告》，晉察冀邊區阜平縣紅色檔案叢書編委會編：《北上南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03頁。熟人網絡極大的降低南下動員中所需要的心理成本與組織成本。

組織動員期間，華北解放區各地普遍開展了地區與地區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等各種競賽，以激發斗志，鼓舞情緒。在力爭先進與避免落后的氛圍感染之下，冀東十四地委干部的情緒日漸提高，為了使全分區的南下工作搞好，縣與縣、組與組進行了挑戰應戰，以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高漲情緒舉行南下競賽。⑥《關于南下干部問題》，河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54-1-13-8。在冀東十五地委，被調干部的區與區進行挑戰，“造成南下的光榮熱潮”。⑦《冀東十五地委組織部關于南調干部事項的再通知》（1949年3月14日），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南下入湘干部歷史文獻資料匯編》，內部資料，2013年，第162頁?？梢?，作為組織動員中的一項重要微觀技術，競賽對于營造南下氛圍意義較大。冀南區則“注意運用比賽的方式，對表現好的及一貫表現好的同志加以表揚，對表現壞的加以批評”。⑧《為繼續努力鞏固南征干部思想的意見》，河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33-1-2-3。由競爭所帶來的榮譽感在集體主義氛圍的烘托下被放大，通過將南下積極與否作為干部是否革命與上進的標準，也成了中共在組織動員中思想改造的一項重要措施。

華北解放區各級政權也特別強調組織動員時的具體順序，即必須先對干部進行形勢教育和政治教育，然后進行思想啟發，最后再提出南下的任務，這一過程不能本末倒置。太行一地委在進行干部動員時強調了具體的教育順序“事先不提南下問題，先由形勢發展，我們區的一天天的擴大，為了完成整個革命事業，慢慢談到要去幫助沒有解放的同胞，去做解放事業，從思想上慢慢的提高到非去支援新區不可得方法”。⑨《南下干部調動工作總結》（1949年3月9日），河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28-1-28-1。太岳二地委亦是“先經思想教育，思想問題思想解決，經談通后才正式宣布誰南下，以鼓勵大家情緒，在這數種動員下不少干部情緒喚起來了”。⑩《南調干部幾點經驗》（1949年3月27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14-02-0014-23。這種組織動員的順序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充分考慮各地干部認知程度的基礎上逐步加以啟發、引導，強化責任感和使命感，進而達到思想上的南下。

大會動員、小組討論、個別談話三種形式相交替、相結合，同時輔以積極分子和模范干部的帶頭，再加上一定的微觀技術，共同構成了南下干部組織動員的整體體系，這一體系的形成彰顯出中共政權政治智慧的高超與成熟。

二、物質待遇

革命改變了華北解放區的社會面貌，但當社會經濟結構與社會意識尚未徹底發生變化之前，物質性因素在革命實踐過程中潛移默化的作用是不能被忽略的，尤其是當南下動員的對象基本為農民干部時，物質待遇在南下動員中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冀魯豫九地委即指出：

農民干部參加革命時一只腳踏在家里，一只腳踏在革命崗位上，如果要求農民干部服從革命服從調動，除非在他思想上來個革命。就是要叫他從思想上了解到他個人利益與革命利益的一致性，甚至更明顯的叫他看出參加革命確實比他守在家里好處多，利益大，才肯放棄個人利益服從組織利益，才肯把放在家里的一只腳拔出來完全踏在革命的道路上跟革命走。①《九地委南調干部工作總結》（1949年3月20日），河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G07-1310-2。

因此，提高南下干部的相應物質待遇，并輔之以必要的物質刺激，是華北解放區南下動員實踐中的重要一環。

1949年1月，華北局組織部根據華北人民政府的供給標準和長期行軍及北方人到南方工作等諸條件下發了《南下干部生活待遇裝備暫行辦法》，對于南下干部的生活待遇進行了明確的規定，該辦法規定如下：

1.行軍期間，所有人員的伙食均安中灶標準待遇。

2.行軍期間，每人應領之津貼費、衛生費、保健費、撫恤費、年老優待費等，應于出發前補齊發。

3.每人發給單衣一套，鞋一雙，如行軍需要兩月者，每人發鞋兩雙。

4.補助費，每人發給小米二十斤，按市價折款。

5.醫藥費，每人每月小米五斤，公雜費每人每月小米八斤，預備費每人每月小米三兩，均由帶隊者統一掌握使用。②《南下干部生活待遇裝備暫行辦法》（1949年1月），天津市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X0063-C-0046-003。

該辦法傳達到華北解放區各地之后，各區委進一步細化了南下干部的具體待遇及供給標準，其中，冀中區黨委制定的《關于南下干部及勤雜人員幾個開支的規定》、③《關于南下干部及勤雜人員幾個開支的規定》（1949年2月7日），天津市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X0063-C-0046-002。太岳區黨委起草的《關于南調干部供給通知》、④《關于南調干部供給通知》（1949年3月2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71-02-0055-5。冀南區黨委頒發的《南下干部供給領報規定》⑤《南下干部供給領報規定》，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南下入湘干部歷史文獻資料匯編》，內部資料，2013年，第91頁。等文件對于南下干部的供給標準是高于華北局所下發規定的。

除了可以享有供給制度規定之下的物質待遇，華北解放區各地還通過節省行政經費開支、單位出資等方式給予南下干部路費、紀念品等方面的鼓勵與照顧。冀魯豫四地委“均給南下干部送了路費，每人三萬、五萬，各機關不等，這樣對南下干部鼓舞很大”。⑥《四地委組織部南調干部工作總結報告》，河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G07-0997-7。衛南“各區各單位進行了歡送與送部分路費不等，大部分均從伙食節余解決，從各區每人送三萬、五萬不等，對南下干部的思想影響很大”。⑦《二月份報告》（1949年3月6日），河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G07-1063-2。冀東區亦給予南下干部“物質生活的照顧，有的送些毛巾、肥皂、或款子，有的個人贈送東西，又各縣絕大部分進行會餐”。⑧《冀東區黨委組織部關于冀東區南調干部情況的報告》（1949年3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南下入湘干部歷史文獻資料匯編》，內部資料，2013年，第152頁。

除此之外，南下干部家屬的待遇也在南下動員中予以明確的規定及較多的照顧，中共中央早在《中共中央關于準備奪取全國政權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決議》中即規定：

為了照顧調往新區工作的干部的家庭的困難，減少干部的顧慮，凡過去及今后調往新區工作的地方干部，其家庭一律按軍屬待遇。⑨《中共中央關于準備奪取全國政權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決議》（1948年10月28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第375頁。

1948年11月15日，華北人民政府也下發通令：

為了照顧遠調新區工作干部之家庭困難，減少干部顧慮，特規定，凡過去及今后遠調新區工作之地方干部，其直系親屬一律按軍屬待遇。⑩《為遠調新區工作之干部其直系親屬一律按軍屬待遇通令》（1948年11月15日），河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586-1-229-8。

南下干部的家庭享受軍屬待遇，即可以在優撫制度的保障下獲得必要的物質保障。1949年1月21日，太岳第一專署專門對南征干部家屬“進行了救濟與組織生產，主要是各縣開了家屬結識傳習所，救濟南征干部家屬小米六百石”。①《關于批核南征干部救濟糧的呈請》（1949年1月21日），山西省檔案館藏，A83-02-0018-2。1949年2月21日，太行黎城縣委“結合第五步群眾訂生產計劃，就結合把抗干屬的代耕計劃也計出來了，確定了人和組，并宣傳了南調干部按軍屬優待，解除了干部思想顧慮，過大節在村干部和群眾中，都進行了優抗代耕檢查”。②《南調干部工作的總結》（1949年2月21日），山西省檔案館藏，A4-02-00060-11。1949年3月8日，冀晉區黨委下發南下干部家屬補助糧75大石，分配各縣數目：平山3200斤，井陘2980斤，獲鹿1950斤，正定1960斤，曲陽1100斤，華平3460斤，行唐3150斤，建屏2100斤，靈壽2600斤。③《通知——為發糧食解決南征干部家庭困難由》（1949年3月8日），河北省檔案館藏，236-1-23-2。優撫制度之下的物質保障從較大程度上解決了部分南下干部的后顧之憂，打破了少數家屬的落后思想，從而避免南下過程中“拉腿”等現象的出現，同時，對于之后新一輪南下動員工作的展開也有積極影響，成為各級政權在南下動員過程中安定人心的一種頗具成效的方式。

三、困難解決

南下是一項復雜的社會工程，充斥著多重利益關系的糾葛，少數干部之所以會出現差異性的行為選擇也正緣于此。在當時相對落后的農村社會經濟環境下，思想上的改造與教育并不能取代現實問題的解決，因此，能否切實有效地解決家庭中的實際困難成為華北解放區各級政權動員干部南下成功與否的重要條件。太岳二地委即指出：

應適當解決干部的實際困難，有些同志說，解決了思想問題，并不等于解決了實際困難。還有些同志說，光搞思想頂不了飯吃。因此我們對于搞干部思想與解決干部實際困難，二者不能分開。④《南調干部幾點經驗》（1949年3月27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14-02-0014-23。

從數字上來看，華北解放區各地解決最多的困難是南下干部的生活困難及代耕問題，其次是婚姻問題，再次是上學問題及其他問題。山西壺關在南調過江干部的情況報告中指出，此次南下干部共提出困難52項，其中“提出無勞力家庭困難有18人，提出女人住學校有6個，要求及時提拔女人當區干部的有2個，將來婦女送過江的有20個，提出離婚的有6個（結果離了兩個，其余回家起了變化）”。⑤《南調過江干部情況報告》（1949年2月25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4-02-0060-12。對于南下干部所提出的問題，華北解放區各級政權均十分重視，紛紛采取各種措施進行解決。太岳二地委機關解決南下干部困難24項，其中“一、代耕問題9項，二、要求救濟問題5項，三、要求培養上學的7項（子女上學4、老婆上學3），四、要求小孩保育1項，五、要求重劃成分1項，六、村干破壞工作1項”。⑥《南調干部幾點經驗》（1949年3月27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14-02-0014-23。冀南三地委在對抽調干部南下工作的總結中指出，解決南下干部黨籍問題41項，處分問題12項，救濟問題81項，婚姻問題39項，逃跑問題69項。⑦《冀南三地委組織部對抽調干部南下工作總結》（1949年3月25日），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南下入湘干部歷史文獻資料匯編》，內部資料，2013年，第135頁。太行一地委不僅對南下干部各種困難的數目進行了統計，還針對各類困難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法，在此次抽調動員工作中共解決南下干部困難92項，其中：

1.要求培養老婆者：共33個，上高小當干部。

2.要求培養子弟和保育者，12名，不夠保育條件者，確實困難者，六歲以下的給半保育。母在家者用長期救濟辦解決，并擴大育才學校名額。

3.要求代耕者，40名。確實檢查按軍屬代耕，并自愿找出代耕者。

4.要求救濟者，25名。扶持其生產并以救濟糧和無利貸糧解決。

5.要求離婚者，5名。暫不批準，理由是照顧雙方影響，再來信時解決。

6.要求更正成分者，5名。介紹本縣檢查正確解決。

第二，進一步加大資金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要進一步優化預算內投資的結構，向水利傾斜，在水利的投資里，要進一步向西部地區傾斜。您知道的，2011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了這個要求，就是力爭今后10年全社會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2010年全國水利投資大體測算是2000億元，未來10年要達到4萬億元。2011年全國水利投資已經達到3 452億元了，我們估計未來10年年均4000億元能實現。在這里，我們將優先保證西部地區首先實現這個目標。同時，對中央安排的公益性建設項目要落實好取消縣及縣以下資金配套，集中連片貧困地區地市一級資金配套也要取消，要落實好這個政策，管好、用好國家重大水利資金。

7.外區要求在本區安家者，2個。介紹所住縣安家。

8.錯斗中農要求（歸還）原地者，3名。介紹本縣調查解決。

9.借糧款要求公家償還者，4名。叫署解決。（冀鈔三十五萬元，小米七百五十斤）。

10.老婆有瘋病，要求托人照顧者1名。

11.要求入黨者，2名。①《干部要求解決問題的材料》，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52-02-0044-4。

各種困難解決以后，原本對南下心存顧慮的干部紛紛轉變，開始積極響應南下。冀中“深澤一區區長賀進福和五區區書，因家庭生活困難，曾提出不南下了，后經村干部動員，并幫組解決了家庭困難問題，在村干部的督促下按期到縣集合，都覺得自己是領導干部，困難問題解決了，如脫隊拒絕南下，無臉見村干部”。②《冀中區黨委組織部關于抽調南下干部的幾點經驗》（1949年），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南下入湘干部歷史文獻資料匯編》，內部資料，2013年，第66頁。冀魯豫九地委解決代耕困難之后，“有的干部思想通了說：我通了，我相信今后黨一定會把這個工作做好，這次不說別的啦，我堅決南下”。③《九地委南調干部工作總結》（1949年3月20日），河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G07-1310-2。太行長治“隋玉發說我這次解決了婚姻問題，又要了一個小孩，家里安頓好了，南下很高興”。④《長治縣委組織部第一批南調干部材料的總結》（1949年5月20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A4-02-0060-9。各種困難的解決顯示出中共政權南下動員工作的細致入微和不懈努力，也折射出了中共政權對于干部個體及家庭的愛護，而這或許正是中共政權組織能力強勁的重要歷史源流之所在。

四、精神鼓勵

“可以肯定，經濟鼓勵不是唯一的激勵；人們有時候還希望去獲得聲望、尊敬、友誼以及其他社會和心理目標”。⑤〔美〕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頁。在干部南下的動員宣傳中，自上而下而又持續不斷的思想教育與干部日常組織生活中所宣揚的奉獻精神和集體主義精神相融合，使“榮譽高于一切”“奉獻最光榮”等意識深入人心。精神鼓勵即是提升各地南下干部榮譽感的一種重要途徑，亦是南下動員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種動員手段。

南下干部歡送會在醞釀情緒、塑造共鳴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為了更有效地實現南下干部的動員工作，華北解放區各地在基本完成干部抽調工作后紛紛組織了各種形式的歡送會，以營造南下光榮的氣氛。各級政權均十分重視歡送會的舉辦，并針對此項工作做出了明確的指示，“干部集中后應有計劃的組織歡送或發動歡迎造成南下光榮的空氣，以鼓舞干部情緒”，⑥《冀中區黨委組織部關于抽調南下干部的幾點經驗》（1949年），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南下入湘干部歷史文獻資料匯編》，內部資料，2013年，第67頁。即使“臨時組織歡送也是必要的，雖系形勢但給干部感動和安慰及情緒鼓動是很大的”。⑦《博愛南下干部總結》（1949年2月18日），河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G05-0300-3。

太行區各地領導機關與群眾在南下干部臨行前，均舉行了熱烈招待與盛大的歡送儀式：

新鄉分區各縣的二百四十余名南征干部與雜務人員，先后到達焦作，分區各機關分別進行熱烈的招待，并于上月二十日這天，各機關、團體、學校與焦作市的工人、學生、市民等五千余人，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大會。沁陽縣的沁河劇團亦遠道趕來演劇歡送。當南征干部列隊走后過街心時，從人山人海的歡送行列中，響起了熱烈的口號與歡呼，隊前并有軍樂隊伴奏各種雄壯的歌曲，顯示了人民對南征同志們的熱愛。⑧《光榮的崗位在前線：各地機關、群眾熱烈歡送南征干部》，《新華日報》（太行版）1949年3月11日，第4版。

冀魯豫四地委“各機關各單位均進行了歡送，開了歡送會，聯歡會，留下干部與南調干部均互相勉勵等”。⑨《四地委組織部南調干部工作總結報告》，河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G07-0997-7。在歡送會上，各地還采用了各種特色文藝表演方式及其他儀式為南下干部送去鼓勵。冀東十四地委除各分區機關學校全體干部參加開歡送大會外，附近數村群眾還組織秧歌隊參加會議，共計三千余人，大會上舉行了獻旗獻花，南下與留下的干部大家都做了相互鼓勵的講話，并有村干部抗屬代表講話，大會上充滿了興奮感激的情緒。⑩《關于南下干部問題》，河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54-1-13-8。

特定情境下的口號也是精神鼓勵中的一種，它可以通過話語和集體的力量來激發干部的情感。冀南四地委歡送南征干部的標語口號為：

1.歡送全體南征干部。

2.南征干部最光榮。

3.歡送南征干部去建立人民的政權。

4.歡送南征干部去領導江南的人民翻身。

5.歡送南征干部去解放江南的父老。

6.南征干部是模范黨員，模范干部。

7.南征干部是人民的忠實常工。

8.我們擁護南征干部，保證解決南征干部家屬困難。

9.我們保證按軍屬照顧南征干部的家屬。

10.歡送南征干部我們要努力生產。

11.歡送南征干部我們要積極工作。

12.歡送南征干部我們要加緊支援前線。

13.歡送南征干部我們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14.向光榮南征的干部致敬。

15.祝南征干部一路平安。

16.祝南征干部身體健康。

17.全國勝利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①《歡送南征干部標語口號》（1949年2月27日），河北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36-1-2-13。

口號對“南下”進行了象征資本意義上的升值，提升了南下干部的使命感。

精神鼓勵在中共政權的動員體系中占據非常重要的位置，特別是在物質匱乏的戰爭環境下，精神性因素的力量也是克服困難的一種重要手段。中共政權之所以注重精神性因素的力量，一方面緣于其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本質，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彌補物質資源匱乏的一種考慮，因為精神鼓勵同樣也是一種動員資源。

擁有強勁的進取心，并且能夠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之中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是中共政權能夠取得全面勝利的重要歷史根源，而這一論斷在南下干部的動員實踐中即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面對南下動員中的種種問題，中共政權積極應對，整合各種資源，發揮理論優勢，在堅持不懈的組織動員與思想教育中，將集體觀念和紀律意識融入人心，通過對南下干部及其家屬在制度層面的物質保障和困難的解決，打消各地南下干部的現實顧慮，而各種形式歡送會的普遍舉行及宣傳口號的廣泛運用，則激發了南下干部的榮譽感，降低了南下動員中的組織成本。由此，中共政權在華北解放區南下干部的動員實踐中巧妙地構建起了個體—家庭—政黨的良性互動與互惠機制，形成了南下動員中的系列鏈條，有效地將南下過程中的諸種困境逐一化解，并將各級干部反應與選擇的差異降至最低，為南下戰略的順利實施奠定了基礎。

【責任編輯：楊蓮霞】

The Generation of Series Chain in Southward Mobilization: Centered on the Southward-cadre of the North China Liberated Areas

As a mass revolutionary party,the mobilization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had proved highly successful.In view of the problems in the southward-work and the different reaction and selection of the cadres from different regions,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responded actively,integrated various resources and took advantages of theory.With the help of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material treatment,solution of difficulties,spiritual encouragement and microscopic mechanism,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masterly constructsed the individual-family-society mechanism which was positively interactive and reciprocal and formed the series chain in Southward mobilization.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solved the difficulties one by one and reduced the difference of the cadres’reaction and selection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the southward-strategy.

Southward-cadre，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Material，Spirit

K25

A

0457-6241（2017）04-0043-08

2016-12-19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華北根據地社會流動與鄉村社會研究（1937～1949）”（項目編號：16CZS074）的階段性成果。

代雅潔，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和中共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