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70年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幾個關捩

李 曉 峰

(大連民族大學 民族文學研究所，遼寧 大連 116600)

1950-1970年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幾個關捩

李 曉 峰

(大連民族大學 民族文學研究所，遼寧 大連 116600)

從學術史的角度，1949-1966年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有如下關捩，對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張壽康的《少數民族文藝論集》和瑪拉沁夫給中國作協的信，提出了少數民族文學未被重視的問題，催生了《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和相關政策措施；“建國十周年慶典”引發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第一個高潮?！蛾P于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既是對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總結，也是對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進一步規范?！吨袊敶膶W史稿》和《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等，標志著少數民族文學第一次以新中國文學的身份，進入關于中國文學的歷史知識敘述。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多民族國家；多民族文學；文學史；學術史

1949年后，“少數民族”主體身份與平等地位的確立，是中國“統一的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標志，這是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新中國”與中國少數民族雙向互動的歷史選擇。正因如此，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也必然地成為1949年以后民族國家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層面，發展少數民族文學，是國家意識形態以及國家民族政策的一部分，也是觀察、檢驗國家政策、國家意識形態實踐的“輿情”來源。因此，在1950-1960年中國一體化的歷史、政治文化語境中，少數民族文學承擔著多重使命。然而，“新中國”同樣是一項未竟的事業。傳統思維的巨大慣性、現實選擇的無窮變數，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操控著民族國家的走向，自然也包括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及其研究的定位、選擇、興盛、反復與挫折。其中，幾個重要的關捩，反映了這一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整體樣貌。

一、 問題與立場：一部“論集”與“一封信”

發現、定位、推動、規范、總結，是1949-1966年少數民族文學及其研究的主要脈絡。雖然少數民族文學承擔著多重使命，但其“文學”的特定身份，使其首先在“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格局中被發現和定位。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相對“舊”時代離散狀態的少數民族文學，被國家重視以及自身的發展都是有目共睹的?！端锬尽?1951)、《延邊文學》(朝文)(1951)、《曙光》(哈薩克文)(1953)等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文學期刊創刊，《人民文學》(1949)、《內蒙古文藝》(1950)、《新疆文藝》(1951)*該刊漢文版出版三期后?？?。等文學刊物，以及《內蒙古日報》《西藏日報》《云南日報》《廣西日報》《東北朝鮮人民報》等地方報紙的“文藝副刊”，發表了相當數量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斃叻虻男≌f《科爾沁草原上的人們》、阿不力孜·那則爾的詩《黃河的浪》、任曉遠的《給我一支槍》等就是最早受到重視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

1953年9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周揚在《為創造更多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斗》的報告中，將少數民族文學稱為“文學領域中的值得特別注意的現象”*周揚.為創造更多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斗[J].人民文學，1953(11)：7-20，并分別從少數民族作家隊伍、少數民族文學作品思想內容、少數民族文學史三個方面，將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概括為出現“新的少數民族的作者”“他們以國內各民族兄弟友愛的精神，創造了少數民族人民中先進分子的形象，真實地描寫了少數民族人民生活的新舊光景” “他們的作品標志了國內各少數民族文學的新的發展”。這是有史以來，國家第一次對少數民族文學進行的整體性的宏觀評價。從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史的角度，標志著少數民族文學已經完成由“舊”向“新”的轉型，進入新中國文學的整體格局。

但是，客觀地說，從國家政治、文化權力，至普通讀者，對各少數民族文學歷史及現狀并不十分了解，或者了解并不全面。在如何發展少數民族文學的具體實踐中，也存在諸多問題。這一情況首先引起了費孝通、張壽康、嚴立等學者的注意。

1951年，費孝通在少數民族地區調查訪問過程中發現，許多文藝工作者在大漢族主義觀念影響下，對少數民族社會改革存在錯誤認識，不承認民族之間的區別和差異，甚至錯誤地認為可以把漢族一些優秀作品直接“推到少數民族地區去”。為此，他撰寫了《發展為少數民族服務的文藝工作》。文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多民族所組成的大家庭”，少數民族是這個大家族中的“兄弟民族”，“我們應該歡迎每一個少數民族，蓬蓬勃勃的發展其民族文藝，這樣才使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大家庭的文化內容更為豐富，更為結實?！?費孝通.發展為少數民族服務的文藝工作[J].新建設，1951(4)：43-47.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各地文藝工作者對于為少數民族服務的工作做得是不夠的”。他提出，為少數民族服務的文藝必須要“從少數民族中來，到少數民族中去”。幾乎同時，嚴立在《人民日報》發表《開展少數民族的藝術工作》*嚴立.開展少數民族的藝術工作[N].人民日報，1951-05-06(3).，指出少數民族專職文藝人才(包括管理干部)的短缺，制約了少數民族文藝的發展。同年 5月20日，《人民日報》“人民文藝副刊”發表兩封讀者來信，批評出版社界、文藝刊物對少數民族文藝作品的發表重視不夠。

1951年，語言學家張壽康編輯出版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少數民族文藝研究論文集《少數民族文藝論集》*該論集由建業書局1951年10月出版。，該集收錄了費孝通、嚴立等9篇介紹新疆、貴州、廣東、西藏、云南等地少數民族文學藝術情況的文章。而在其撰寫的《論研究少數民族文藝的方向》代序中，與費孝通、嚴立一樣，張壽康不僅提出少數民族文藝未受到重視的問題，同時還就如何正確評價少數民族文學，如何推動少數民族文藝發展等關鍵性問題，發表了具有前瞻性的觀點。

首先，張壽康從多民族國家的高度，強調了少數民族文藝的地位。指出“少數民族的文藝，是中國文藝中不可少的一部分。因為，我們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誰要是把少數民族的文藝推在中國文藝的大門之外，那他就是否認祖國偉大現實的人?！边@就將對待如何少數民族文藝的問題，提升到了是否認同中國多民族國家的政治高度，這在學術史上還是第一次。

其次，張壽康指出中國文學史中少數民族文學嚴重缺失的重大問題。他以高爾基關于蘇聯多民族文學的論述為依據，指出“中國文學不僅僅是漢文的文學——這是全中華的文學”。他特舉1950年徐特立在“少數民族文物展覽會”“題詞冊”上寫的“我們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如果大多數人讀的歷史只是漢族史與今天的現實很不適合”，進而指出：“我們的新文學史中，是不是應當有‘中國各民族的文學’這一部分呢？我想是應當的?？墒?，我們的文學史家們，沒有看見群眾的要求，沒有認識到少數民族文學是中國文學不可分的一部分。譬如，最近出版的研究新文學史的東西，就沒有少數民族文學這一部分?！睆垑劭档倪@些觀點，無論對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的推動，還是提高人們對少數民族文學重視，都具有實質性影響。1961年，何其芳在“少數民族文學史討論會”上指出的“直到現在為止，所有的中國文學史都實際不過是中國漢文學史”的觀點，與張壽康的觀點不謀而合的，卻比張壽康晚了整整10年。

再次，張壽康指出，漢族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文學整體結構中，是主流與支流的關系。但“以漢族為主并不等于沒有漢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以漢族文學為主流并不等于不要其他民族的文學?！?/p>

復次，對少數民族文學歷史和現狀的客觀評價和正確認識。張壽康總結指出：一是國內少數民族 “民間文學非常豐富、生動”；二是少數民族作家文學在新中國成立后取得了發展?！靶值苊褡宓貐^新中國成立之后”，“民族的民間詩人和作家們，在原有的民間藝術的土地上，產生了歌唱人民翻身，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歌頌共產黨的各種藝術形式的文學作品” 。從而駁斥了“少數民族沒有文學”“少數民族只有民間文學”等錯誤觀點。

上面論述說明，張壽康是較早的比較正確、全面地認識少數民族文學的價值，厘清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族文學關系，發現并指出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中缺席的學者。而張壽康編輯本書的直接原因，是他與費孝通、嚴立一樣，發現少數民族文學藝術雖然“有了發展”，但 “我們不能否認介紹少數民族文藝的工作是做得不夠的。過去和現在，介紹少數民族的文章不多”，“研究少數民族文藝的工作才剛剛開始”。他精心選擇的文章，在空間上呈現了中國多民族文學的版圖，為“少數民族文學藝術重視不夠”提供了事實支撐。

這說明，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倡導“開展國內各少數民族文學活動”的同時，對少數民族文學藝術缺乏重視，是一個客觀事實。而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1955年。

1955年1月，瑪拉沁夫就同一問題，給中國作家協會寫信*《關于少數民族的文學——瑪拉沁夫同志致本會的信》，該文發表于中國作家協會內部刊物《作家通訊》1955年第4期。，從發展多民族國家的多民族文學的角度，建議中國作家協會要扶持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這就是后來評論者們所說的瑪拉沁夫的第一次“上書”。

在信中，瑪拉沁夫明確指出：“中國作家協會對我國各民族的文學工作和作家、青年作者，負有不可推脫的積極幫助、了解和培育的責任；如果作家協會忽視了、放棄了、忘掉了這一重大而有意義的工作，那么就可以說，它沒有完全完成自己的任務?！敝饕憩F在：(1)“我們從來沒有聽見過在作家協會主席團會議上有一條討論國內各民族文學狀況的議程”；(2)“從來沒有看見過作家協會(以及原文協)對新中國成立前或新中國成立后國內各民族文學工作情況作過較系統而全面介紹和寫過指導性的文字”；(3)只在大會上才說“發展國內各民族文學”而沒有具體的工作。包括“各民族文學工作中存在著一些什么問題，應當怎樣解決？各民族當中有哪些古典文學作品可以列入我國古典文學的寶庫中，過去曾經產生過哪些偉大作家？各民族當中有哪些有才華的作家和有希望的青年作者？他們創作了哪些較好的作品？”(四)作家協會在扶持少數民族作者這方面沒有做出成績，沒有重視發展各民族作家。

瑪拉沁夫提出的這4個具體問題，涉及對少數民族古代文學的清理和研究；涉及各民族文學發展的整體規劃和具體措施。

應該看到，對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包括)文學的輕視、漠視，一方面如費孝通、張壽康等人指出的，是大漢族主義集體無意識的思維慣性(國家在檢查民族政策執行時就有所覺察并提出了批評和警示)。對此，既需要國家運用意識形態權力去清除，也需要文學工作者主動 “去大漢族主義”，這是原則和立場的問題。否則，正如瑪拉沁夫所說，“只發表幾篇短詩作為點綴，并不等于重視了少數民族文學”*《人民文學》編輯部.讀者對本刊的意見[J].人民文學，1956(2)：127-128.。另一方面，在新中國初期，對“多民族國家”的性質，普遍缺乏足夠的認識。再者，也有復雜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問題。中國各少數民族歷史上形成“大雜居，小聚居”的空間分布形態，使國家對少數民族的數量、分布、社會情況等并不完全清楚。同時，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社會形態、生產生活方式的差異和極度不平衡，使各少數民族進入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步伐參差不齊。即便是加入到多民族大家庭，也不意味著歷史差距即刻就被彌補。例如，1947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1951年西藏才獲得和平解放， 1955年9月，新疆省改名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這說明，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在1949年之后，仍然“在路上”，“少數民族”的建構仍然是“進行曲”，少數民族文學自然不例外。

瑪拉沁夫的這封信，是新中國成立后，少數民族作家第一次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被整體性忽視，直接提出的尖銳批評?，斃叻蛑杂腥绱说摹澳懥俊敝苯淤|問文學最高權力，是因為他與費孝通、張壽康一樣，有“多民族國家”的法理依據和前蘇聯多民族文學成功經驗作立論支撐：“我國和蘇聯一樣，也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我國的文學也應當是、一定是中國各民族的文學，”“我國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國家，作家協會也當然是以漢族作家為主的；然而又因為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所以作家協會也必然是各民族作家的統一組織?！边@就使“多民族國家文學必然是各民族的文學”的觀點無懈可擊。而在此之前，無論是1953年第二次文代會的大會報告，還是1953年《中國作家協會章程》，都沒有從多民族國家的角度，提出要發展以“漢族文學為主體”的“各民族文學”。因此，費孝通、張壽康，瑪拉沁夫的多民族國家意識和所提出的問題的學術史價值不言而喻。

二、糾錯與措施：少數民族文學的第一個“報告”

客觀地說，瑪拉沁夫的信直接推動了繁榮少數民族文學具體措施的制定和落實，因此成為促進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重要關捩。

1955年3月，中國作協及時對瑪拉沁夫的來信做了回復?！盎匦拧笨隙爽斃叻颉皩ξ覈嗝褡宓奈膶W工作的意見，是正確的”，信中承認對少數民族文學“是重視不夠的”。對此，“回信”初步提出了扶持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4個具體措施：一是召開兄弟民族文學的座談會，了解少數民族文學的情況，并向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提出關于如何開展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二是發展少數民族會員；三是希望各民族提出和推薦自己的作品，并商討翻譯作品等問題；四是商定中國作協與各民族自治區文學團體的聯系方法問題*參見中國作家協會內部刊物《作家通訊》1955年第2期。。

1955年5月，作為“扶持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具體措施”之一，中國作協召開了少數民族文學座談會，了解各民族文學的歷史和現狀，以及各民族作家對發展少數民族文學的意見和建議。彝族李喬、侗族苗延秀、僮族韋其麟、維吾爾族孜亞、克里木·霍加、蒙古族納·賽音朝克圖、瑪拉沁夫、朝鮮族黃鳳龍以及東鄉族和漢族作家代表，以及中央民委、《文藝報》《人民日報》等單位代表參加了會議。這次座談會有三個重要成果：一是文學領導層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視達成一致；二是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人們所熟知的《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三是《人民文學》《文藝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少數民族作品發表數量、評述的文章顯著增加。

1956年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上，老舍作了《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這個報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面介紹和評價少數民族文學的報告。報告從“民族文學遺產和新文學興起”“開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翻譯問題”“克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四個方面，介紹了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基本情況和存在問題，指出，“有文字的民族，像蒙古、維吾爾、哈薩克，與朝鮮等族，已經有了新時代的現實主義文學。沒有文字的民族也產生了用漢文寫作的作家。多民族的文藝已不是一句空話了”。

針對過去對少數民族重視不夠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報告”提出了8項具體措施。

(1)推動各文藝團體的各級領導重視兄弟民族文學工作，加強領導，鼓勵搜集、整理、翻譯與創作。大力培養搜集整理兄弟民族文學遺產的干部，培養翻譯人才與作家。(2)中國作家協會和各分會應吸收兄弟民族有成績的作家作為會員。以會員為中心，兄弟民族的作家們應有經常聯系、定期學習的組織。(3)商請人民文學出版社與民族出版社擬定出版兄弟民族的古典文學和新的創作的計劃。協助有關出版社做好漢文文學作品譯成各兄弟民族文字和各兄弟民族互相翻譯作品的工作。中央與各地方的文學刊物應多發表兄弟民族作家的作品。(4)選取兄弟民族青年作家到文學講習所學習。(5)成立中國作家協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及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等分會。(6)中國作家協會成立民族文學委員會，負責組織發展兄弟民族文學的工作。(7)有步驟地創辦各兄弟民族文字的文學創作刊物。(8)中國作家協會號召漢族作家到兄弟民族地區去體驗生活，進行創作和幫助兄弟民族作家進行創作。

這個“報告”以及“報告”中的8項具體措施，是作協主席團在給瑪拉沁夫的“回信”中所承諾的“措施”的具體化。所以，沒有費孝通、張壽康等人呼吁，沒有瑪拉沁夫給中國作協的信，就沒有關于兄弟民族文學的第一個報告，也不會有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學的8項措施。事實證明，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少數民族文學的快速發展(包括作家培養、文學組織、文學期刊)，都與之密切相關。

三、總結與規范：第一次研究高潮與第二個“報告”

1959年，“建國十周年慶典”是本年度的關鍵詞。各行各業對建國十周年取得的輝煌成就的“展覽”熱潮，催生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涌現出郭光《建國十年來的兄弟民族文學》*郭光.建國十年來的兄弟民族文學[J].開封師范學院學報，1959(2)：69-73.、昌儀《兄弟民族文學的巨大成就》*昌儀.兄弟民族文學的巨大成就[J].文學評論，1959(6)：112-115.、《文藝報》的《突飛猛進中的兄弟民族文學》*黃秋耘.突飛猛進中的兄弟民族文學[J].文藝報，1959(18)：45.等成果。這些成果將少數民族文學“新文學”的發展，看成是黨的正確領導的結果?！敖y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少數民族文學作家的生長和勞動人民出身的作家的出現”，是“我國文學發展中值得特別注意的大事，是我國文學在社會主義時代嶄新發展”*參見《文學評論》1959年第5期。?！段乃噲蟆穭t用“突飛猛進”來形容十年來的少數民族文學各方面的發展情況：“許多兄弟民族都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新文學，產生了用本民族文字寫作的或者用漢文寫作的新作家和新詩人；很多民間老歌手重新獲得歌唱的生命”，“我們也把曾經是‘一窮二白’的兄弟民族文學領域改造成萬紫千紅、爭妍斗麗的大花園。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現象”*參見《文藝報》1959第18期。。此外，邵荃麟在對新中國文學全面總結的《文學十年歷程》中，也將少數民族文學投放在多民族國家社會主義新文學以及中國文學發展歷程之中，特別提出中國各民族“在文學上也第一次出現多民族文學的共同發展與繁榮”。毛星在《對十年來新中國文學發展的一些理解》中，也將“新中國成立后”少數民族文學“古典文學遺產挖掘和整理”，和少數民族作家的生長稱為“我國文學發展中值得特別注意的大事，是我國文學在社會主義時代的嶄新的發展”*毛星.對十年來新中國文學發展的一些理解[J]. 文學評論，1959(6)：1-14.。

這些評價都指認了一個基本事實——沒有國家的推動，沒有少數民族文學被納入一體化的社會主義“新文學”體系，就不可能有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

在這一總基調下，郭光的《建國十年來的兄弟民族文學》分別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蒙古族、朝鮮族當代文學進行了全面總結和評價：維吾爾族“跨過了以詩歌為主的歷史時期，出現了小說、電影劇本、報告文學等新的文學體裁”，艾里哈木的《欲望的波浪》、鐵依甫江的詩歌、祖農·哈迪爾的小說《鍛煉》、劇本《喜事》，“不僅歌頌黨、歌頌毛主席、歌頌漢族人民對兄弟民族的無私援助，而且也反映了新中國成立以后新疆各方面的輝煌成就和兄弟人民精神面貌的新的巨大變化”；哈薩克族“以民族為形式，以社會主義為內容的愛國主義新文學開始涌現”，布哈拉電影劇本《哈森與加米拉》、哈吉胡麻的中篇小說《在幸福的道路上》、熱合木吐拉的劇本《訂婚》、卡吾·蘇勒罕短篇小說《開端》，“大都表現集體生產的優越性和在這條道路上所涌現的新生力量”；蒙古族民間說唱藝人毛依罕、歌手爬杰，詩人納賽音朝克圖、巴布林貝赫、朋斯克，瑪拉沁夫、烏蘭巴干、安柯欽夫、扎拉嘎胡、敖德斯爾、劇作家超克圖納仁等蒙古族作家，描寫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和斗爭，人民的新生活，新的精神面貌。朝鮮族李旭歌頌近百年來朝鮮人的英勇艱苦斗爭，表現了朝鮮族人民對黨的感謝和歌頌。在對民間文學的評價中，郭光特別指出《阿詩瑪》已經進入世界的文庫之林，是全國人民的珍寶。

與郭光相比，昌儀《兄弟民族文學的巨大成就》從黨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視、少數民族作家文學創作、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和文學史編撰、少數民族文學期刊在繁榮少數民族文學中發揮的作用等方面，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情況進行了更為全面的總結，對具體作家作品(如傣族詩人康朗甩、藏族詩人饒階巴桑、侗族詩人苗延秀以及仫佬族包玉堂出現的意義)，也進行了更為細致的分析和評價。該文還特別指出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對兄弟民族文學研究的意義。此外，昌儀對各地期刊為推動少數民族文學所做的努力給予了高度評價。如《文藝報》1959年第2期“兄弟民族文學特輯”；《天山》《延河》《邊疆文藝》《草原》等開辦的“兄弟民族文學專號”等等*昌儀.兄弟民族文學的巨大成就[J].文學評論，1959(6)：112-115.，該文反映出作者嚴謹扎實的學風和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細致觀察。

此外，袁勃《云南各兄弟民族文學的新發展》*袁勃.云南各兄弟民族文學的新發展[J]. 文藝報，1960(15):34.、《塔里木》編輯部的《建國十年最光輝、最美麗的文學作品》(維文)*《塔里木》編輯部.建國十年最光輝、最美麗的文學作品[J]. 塔里木，1958(12)：1.、王岳《萬花壇中的一朵美麗的花—維吾爾族文學簡介》*王岳.萬花壇中的一朵美麗的花——維吾爾族文學簡介[J].文學知識，1959(6)：7.、郭思九的《勤勞勇敢的民族 豐富多彩的文學——略談彝族文學》*郭思九.勤勞勇敢的民族，豐富多彩的文學——略談彝族文學[J]. 思想戰線，1978(5)：25-30.、孟和寶音的《繁榮發展的內蒙古文學》(蒙文)*孟和寶音.繁榮發展的內蒙古文學[J]. 花的原野，1959(12)：1.、莫·噶日瑪《蒙古族文學是祖國文學的一部分》(蒙文)、納·賽音朝克圖《興盛發展的蒙古文學》(蒙文)、任曉遠的《延邊文學的童年時期》(朝文)、玄南極《延邊文學的回想》(朝文)等，對地域多民族文學和族別文學進行的觀照，拓展了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領域。

值得一提的是，《文學評論》1959年第6期出版的“兄弟民族文學研究專號”，是這次研究高潮的標識性事件。專號發表了《苗族的文學》《僮族的近代文學——鴉片戰爭至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傣族古代的幾部長篇敘事詩》《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論傣族史詩〈梅葛〉》《尹湛納西及其作品》《康朗甩及其作品》《談祖農·哈迪爾的創作》《試論白族龍的神話的產生及發展》《兄弟民族文學的巨大成就》十篇論文，涉及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全面概括，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古代文學、近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各個學科領域以及作家作品，其中民間文學中史詩得到重點關注。雖然“編后記”中稱這些成果“遠不能概括全國各兄弟民族的文學面貌”，但從學術史的角度，所發文章反映了本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基本格局和重點領域，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學術體系雛形已經顯現。

然而，“建國十周年慶典”語境“展覽”的話語范式，并不意味著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和研究不存在問題。實際上，無論是創作還是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搜集整理、文學史編寫和文學研究，都存在或出現一些新問題，如民間文學搜集整理中的亂改問題、大漢族主義與地方民族主義此消彼長的問題，文學史編寫中斷代問題、用什么標準來界定民族文學問題等，都需有統一的規范。另外，從中國作協的角度，也有必要對1955年以來發展少數民族文學的措施的落實情況進行評估。于是，便有了1960年老舍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理事(擴大)會議上所做的《關于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

該《報告》有兩個板塊，一是總結“十年來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發展概況”，二是“提出一些有關今后進一步發展的問題”?！秷蟾妗贩?個部分：(1)“全面躍進，百花齊放”全面總結了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創作以及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少數民族文學組織、民族語文學期刊、少數民族母語文學作品出版、少數民族作家隊伍和群眾創作運動等方面取得的成績；(2)“各少數民族新文學的興起與文學隊伍的成長”；(3)“搜集、整理古典和民間文學作品，批判地繼承文學遺產”；(4)“互相學習、文學交流、培養干部”；(5)“我們的光榮任務”。

《報告》對少數民族文學的性質、功能、指導思想、少數民族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系、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原因、特點，都做了進一步明確：(1)“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每個少數民族文學事業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祖國整個文學事業的一部分。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學都不能離開祖國的文學事業而孤立地發展，我們必須互相學習”。(2)“我國各少數民族中都出現了嶄新的社會主義文學”，少數民族文學“豐富著祖國文學！在加強民族團結，在提高人民政治覺悟與共產主義道德品質上，在促進各民族文化的繁榮上，這些新文學都發生了不容忽視的作用！”。(3)少數民族文學的“顯著優點和特點”：“一般地說，這種新文學一開始就是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導下，遵循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進行創作的。許多優秀作者一開始拿筆，就以社會主義文學的建設者自期的。這些青年花朵是在黨的雨露滋養下開花結果的”。(4)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充分地證明了黨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與文藝政策的正確性”。

《報告》同時指出了少數民族文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在作家文學方面，少數民族文學對新生活反映的力度，對各民族的階級斗爭的表現的深刻性，都“還不能夠有力，還不能夠深刻！而且有些作品無論在思想內容或藝術形式上都還存在著一些缺陷”；存在大漢族主義及地方民族主義；民族文學遺產整理中粗暴亂改；少數民族文學母語文學翻譯存在的翻譯人才短缺。等等。

相比較而言，1956年的《報告》重在“發現”“介紹”“措施”，而1960年的《報告》則重在“總結”“定位”“規范”“任務”。具體包括：(1)更加明確地從“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角度，界定少數民族文學的性質、地位、價值和作用。多民族文學共同發展的整體意識的進一步明確，這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2)以“少數民族文學”取代“兄弟民族文學”，標志著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逐步規范。(3)進一步規范了對各民族文學關系的表述?！皾h族文學是我們多民族文學的主體”，但“漢族文學曾吸收、現在還在吸收各民族文學優秀成果”，少數民族文學應該更多地學習漢族先進的文學。要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4)規定了各民族文學遺產搜集、整理、研究的具體原則和方法：一是搜集、整理、研究的目的是“創造與發展社會主義文學，教育千千萬萬讀者”，“吸取其中有益于我們的精華部分，有助于我們今天的創作”；二是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態度，“鑒別精華與糟粕，從而吸取其中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營養。不該無條件地拜倒在遺產之前”；三是“不贊同對民族遺產隨意加以粗暴的刪改”甚至“用知識分子的主觀要求篡改勞動人民的生活實際，損害了原作的優美風格”；四是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規范是：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必須與整個祖國的社會主義文學的共同性結合起來。

從學術史的角度，1956年的“報告”表明，國家雖然將少數民族文學納入“新中國文學”的整體格局，但對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缺少系統化的具體措施，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矛盾。1960年的《報告》表明，國家從統一的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高度，重視少數民族文學的國家意識更加強烈和堅定，少數民族文學國家話語的屬性更加突出。而且，1960年的《報告》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總結，與此時期學術界的總結和評價標準高度一致，由此形成了本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基本范式。此外，1960年的“報告”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相關規范，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如民族文學遺產整理中的粗暴亂改，大漢族主義與地方民族主義等。從意識形態的角度，這些規范的目的，是確保少數民族文學話語與其他國家話語如政治、文化話語高度一致；從文學本身而言，相應的規范則是為了 “使少數民族文學能夠逐漸達到漢族文學的發展水平”，從而保證社會主義新文學的高度一體化。

四、知識與范式：三部中國當代文學史*本時期以作為教材編寫的當代文學史，還有黑龍江大學中文系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當代部分》，1960年編印，未刊行。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當代部分綱要》，未刊行。

文學史具有國家知識的屬性。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必然需要統一的多民族文學史來佐證。前者催生了作為“當代史”的中國文學史，后者使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國家文學的合法化主體身份入史*而在此之前，少數民族文學要么以“異族”的身份進入，要么“去民族”身份后進入。。而在此之前，少數民族文學要么以“異族”的身份進入，要么“去民族”身份后進入，這便是1960年的《中國當代文學史(1949—1959)》*該書分上中下三冊，1960年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文學史》)、1962年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以下簡稱《史稿》)和1963年的《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編寫組編，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該文學史1958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指示下，由何其芳主持編寫。(以下簡稱《新中國文學》)。

《文學史》和《史稿》是作為高等學校中國當代文學知識(教材)編寫的。二者分別在該書在“緒論”或“導論”中，對少數民族文學的地位、價值、意義和取得的成績進行了高度概括。這些概括綜合、借鑒了《關于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以及《兄弟民族文學的巨大成就》《突飛猛進中的兄弟民族文學》的觀點，或直接引用了《關于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中的有關概括。如“一支新的各兄第民族的文藝隊伍已經形成”，“11年來，各兄弟民族的文學創作，無就是小銳、詩歌或戲劇都出現了百花齊放、欣欣向榮的局面，初步地建立了自己的社會主義的新文學。各兄弟民族作家的作品，出色地反映了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斗爭，特別是反映了新中國成立以后在黨領導下各族人民建設事業的光輝成就以及他們精神面貌的變化，熱情地歌頌了黨和國家的英明的民族政策。作品反映的生活面是廣闊的，內容是豐富多彩的。在形式上，繼承和發展了自己的文學傳統，富有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深為各族人民所熱愛?！?華中師范學院.中國當代文學史稿[M].北京：科學出版社，1962：34.“各兄弟民族文學從衰落的狀態得到了新生，從新生得到繁榮”，“這種發展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因為我們有黨的正確領導，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有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方針，這些都保證了各兄弟民族文學的發展，促進了它的繁榮?！?華中師范學院.中國當代文學史稿[M].北京：科學出版社，1962：35.體現了國家對少數民族文學的一致認識。

但是，在結構上，二者都將“兄弟民族文學”與將小說、詩歌、散文、戲劇電影、兒童文學等文類并置，從而在知識架構的邏輯層面出現錯誤。因為，“兄弟民族文學”并不是“文類”。但由此形成的“1+55”的中國當代結構模式，不但為后人廣為采用，也為后人廣為詬病。

此外，雖然《文學史》《史稿》在談論少數民族文學時，都以“多民族國家”作為敘事合法性的前提，甚至《史稿》還使用了“多民族的文學”概念，但在具體的敘述時卻使用都使用了“兄弟民族文學”，由此產生的歧義在于：多民族文學等于少數民族文學，或者多民族文學只有在談論少數民族文學時才被使用，反映了編者對少數民族文學與中國文學關系，存在著結構性認知的模糊。

與《文學史》和《史稿》不同的是，《新中國文學》*也是作為對建國十周年“文學成就”的總結，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組織編寫的，1959年啟動的， 1962年8月完成。朱寨、賈芝、王淑明、鄧紹基、毛星、樊駿、王燎熒、卓如、陳尚哲、陳伯吹、肖玫、陶陽、路坎、井巖盾、夏勒、賈文昭、孫劍冰、陶建基等20余人參加編寫。該書由“緒言”統領，下按“小說”“詩歌”“話劇和新歌劇”“散文”“兒童文學”文類作為結構體例，容量僅為《史稿》的四分之一?！缎轮袊膶W》在“緒言”中并未言及少數民族文學。但卻將少數民族新民間文學和小說、詩歌等，置入民間文學、小說、詩歌、散文等相關文類。而后，在每一文類中，按民族進行逐一敘述。這種“融入式”的結構方式，顯然優于《文學史》和《史稿》“1+55”并置或文類與民族混雜，客觀上呈現了少數民族文學與主流文學思潮相互響應，共同發展的總體特征。當然，這與也與何其芳、賈芝等人對相關問題的思考深度有關。

之所以將這3部“當代”文學史視為本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重要關捩，是因為，1958年由國家推動并相繼完成的《白族文學史》《納西族文學》以及《傣族文學史》《云南楚雄彝族文學史》《云南紅河彝族文學概略》《哈尼族文學發展概略》《云南僮族文學概論》《云南苗族文學概略》《廣西僮族文人文學史初稿》等，僅僅標志著這些民族終于有了本民族文學史——本來這些民族就有自己的文學歷史，那么，這《中國當代文學史稿》《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史》盡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少數民族文學的“登堂入室”，打破了中國文學史原有知識體系和話語范式，初步奠定了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文學史知識體系和格局的地位，這在少數民族文學發展歷史上，無疑是一個重大的事件。

〔責任編輯：都媛〕

Somekeypointsonstudiesofethnicliteraturefrom1950sto1970s

Li Xiaofeng

(InstituteofNationalLiterature，DalianNationalitiesUniversity，Dalian116600，China)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national minority literature study in China, there are two landmarks from 1950s to 1960s, which advance the whole course significantly. Zhang Shoukang’sColletionsofEssaysonNationalMinorityLiteratureand Malaqinfu’s letter to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raised the urgency of national minority literature study in China, boosting “Report on Fraternal Nations’Literature Work” and some concerned policy measures.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triggered the first climax of national minority literature study in China. That is to say, “Report on National Minority Literature work”is regarded as the summary and standards as well; the publication ofHistoryofChineseContemporaryLiteratureandChineseLiteraturefrom1949-1959 marked national minority literature in China debuting as a member into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system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Minority Literature in China; multinational country; multinational literatur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cademic history

10.16216/j.cnki.lsxbwk.201706082

2017-03-20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史(1949—2009)”(13&ZD121)

李曉峰(1962- )，男，內蒙古赤峰人，大連民族大學教授，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理論、少數民族文學學術史研究。

I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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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751(2017)06-00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