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欣賞阿里破譯阿里文史之謎

馬麗華

本土發聲

破譯文史之謎

迄今為止，當代人寫阿里的圖書，我所見者不下一二十本，從旁涉獵的更多，體裁也不限于文字，畫冊和紀錄片都有，尤其攝影作品每見發表，從山水的奇異美到服飾的古典美，無不耀眼且養眼。須知這都是20世紀80年代結束了新疆代管時期，這一地區被重新“發現”以及“阿里熱”延續二十年的部分成果，之密集推出，甚至可用“爆發式”來形容了。至于作者，來自不同行業領域，考古學家、藏學家有之，記者、援藏干部等公職人員有之，職業寫手反倒不太多，共同特點是對阿里一見傾心并滿懷驚奇的外來人。

所以當古格·次仁加布先生將《傳奇阿里》書稿提交中國藏學出版社的時候，我的心情和表現用“迫不及待”形容沒錯：迫不及待作為第一讀者看稿，迫不及待寫下一篇小文忝為代序，題目就叫“且聽本土發聲”，意在檢示自己也知會朋友，從前在哪些方面有過誤讀誤解，本書作者怎樣為之匡正糾偏，從而使我們對于阿里的認知深入一些，或者進一步接近真實。

這就說到初識阿里時，因為陌生而生發的諸多之“謎”，其中首推延續了六七百年的古格王國何以突然消亡。后來才知這一提問實屬孤陋寡聞——先是格勒博士提醒說，“古格滅國記”在西方藏學界并非神秘事件，來龍去脈都在17世紀二三十年代傳教士信件里寫著哪！繼之中譯本《魂牽雪域》出版，一眾關注阿里的人通過此書得出印象：由于葡萄牙傳教士的到來，末代古格王意欲改宗信仰，內部矛盾激化，終致滅亡。一時間，“導火索”論占了上風。

然而次仁加布先生不認同此說，遍查典籍文檔，未見該時期傳教士活動跡象記載，他認為這首先說明其影響甚微，不足以掀起改變歷史進程的巨浪。那么古格何以終結，藏史或早有定論：“獅虎結合導致了古格的滅亡”。這其中的前因后果說來話長：藏傳佛教后弘期幾百年間，噶舉派率先開辟了神山岡仁波齊作為修行圣地，一派獨大的勢力久據古格和拉達克等西部西藏。后來局面有了變化，在古格王室支持下，以托林寺為首的多座寺廟歸入新興格魯派麾下，從而引起拉達克王室不安。及至1618年，即傳教士到來的前幾年，末代古格王扎巴扎西德盛情邀來后藏扎什倫布寺四世班禪大師，弘法授徒，一住三年，所到之處，莫不頂禮，格魯派傳播達致高潮。由于格魯派代表了前后藏政治勢力的滲透，拉達克王森格朗杰深感威脅——拉達克仍為竹巴噶舉傳統領地，該派大師達倉不僅被奉為上賓，身為國王上師，同時負有輔政之責?！吧瘛笔恰蔼{子”，“達”是“虎”，被時人視為一對不可戰勝的“獅、虎”組合。當這二人與古格內部反叛勢力聯起手來，正如歷史的完成時：古格在劫難逃。

當然，一個政權的垮臺往往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如果說導致古格覆滅之因尚可繼續討論的話，那么，對另一段歷史人事的考證，似可一錘定音了。

古格立國早期的拉喇嘛益西維（947—1019）是藏傳佛教“上路弘法”的一面旗幟，經由后世多部藏文史書傳揚，其舍身護法的故事深入人心：古格王益西維不僅自己舍棄王位出了家，還影響到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做了僧尼。當他與“黑衣大食”作戰被俘后，面臨或改宗信仰或以等身黃金贖身的選擇，皆被堅拒，他還囑托家人用贖金做聘金，前往印度迎請佛教大師阿底峽，自己則從容赴義。

這個故事于后世被寫進史書，不是一兩本，是兩位數的多種版本，以至于借助口碑，在西藏幾乎盡人皆知?？墒谴稳始硬甲⒁獾桨⒗锶俗珜懙?、成書年代更早的事主生平中，拉喇嘛益西維既從未參戰，何來被俘？而是終其一生虔心事佛，壽終正寢于托林寺。于是以學者的嚴謹予以深究，查閱史籍不下二十部，厘清了故事原委，最終還原的史實是：主人公實為益西維侄孫維德，在與“竹夏”人作戰時被俘，其弟江久維施救，等身贖金已籌集大部、僅差頭部時，可惜功虧一簣，維德客死異鄉。之后，阿底峽大師確由江久維迎請而來。

繼續追問后世史家移花接木的動機，結論是，由于新興格魯派完成了政教一統，已將阿底峽尊為先哲祖師，借由拉喇嘛益西維名人效應，安排了大師轟轟烈烈的出場——一個壯烈，一個輝煌，相得益彰。翔實考證一似抽絲剝繭，把幾百年里如何添枝加葉的“重構”演繹過程逐層揭示，看故事怎樣漸漸豐滿完整，終成傳奇。

通過這一事件，還讓我得知所謂“黑衣大食”原是“竹夏”，藏語習稱的“竹夏”實為巴爾蒂斯坦，巴爾蒂斯坦古今別號“小西藏”，曾經歸于吐蕃又游離開去，現屬巴基斯坦北部地區。竹夏人本與西藏人同文同種同信仰，16世紀時全面伊斯蘭化。

對于古格之后兩場戰事的記述很有必要，也很到位，緣起，過程，結局，前因后果。至少在我，原先只知其大概，現在得以明晰，并且加深了對其意義的認識和對阿里人的感佩之情。一次在20世紀80年代，從拉達克手中收復阿里；另一次在1841年，抗擊外敵入侵。都是保家衛國性質，都取得了勝利，不同處在于，前者以拉達克為敵，后者與拉達克結盟；前者是在古格滅亡半個世紀后，拉達克聯合不丹等地的竹巴噶舉派，欲以阿里為跳板，向西藏腹地的格魯派發難。貌似宗派之爭，然爭奪屬地屬民，實與領土和世俗利益交關。這在當時也許還算是內部糾紛，可是聯系到諸地后來的命運，收復意義就非同一般了。

由此我們還“順便”得知為時三百余年的阿里“噶爾本”機構，因何得到“帳篷政府”雅號，何以各有冬、夏駐地的噶爾雅莎和噶爾昆莎，就因為收復阿里的將軍并做了阿里第一任行政長官的甘丹才旺本是蒙古族，他把游牧人生活方式引進了官府。據說遍布阿里的千年城堡從那時起便被荒廢，對此作者次仁加布難免遺憾。

待阿里收復，歷經康乾盛世，拉達克作為大清藩屬之地，與近鄰阿里相安無事。卻不料鴉片戰爭前后，共同經歷了一場生死存亡考驗：印度境內具有帝國主義背景的查謨地區信奉錫克教的道格拉人——藏語稱其為“森巴人”，先是攻占了拉達克和巴爾蒂斯坦，繼而入侵阿里。三地揭竿而起，不分佛教伊斯蘭教、噶舉派還是格魯派，救亡時刻結成統一戰線，歷經浴血奮戰，結局卻是大不同：阿里保住了，拉達克和巴爾蒂斯坦淪陷了。保住阿里的不光是英勇的阿里人，更是動員了整個西藏的力量，來自駐藏大臣、噶廈政府的意志和全體軍民萬眾一心的信念。這在當時清政府抵御列強連遭敗績、無暇西顧之際，為維護國家統一，確保西南邊陲無虞，得建如此奇功，實在了不起。西藏人民由此做出的歷史貢獻，值得全中國銘記。

次仁加布先生復述了森巴戰爭始末，將這一史跡彪炳史冊，告知今人，同樣成就了大功一件。這得益于他對所存檔案原件不辭辛勞的查閱整理。關于同一場戰爭在拉達克和巴爾蒂斯坦兩個戰場上的表現，近年間中國藏學出版社接連推出譯著《巴爾蒂斯坦（小西藏）的歷史和文化》《巴基斯坦北部地區史》，均有涉及，可以參看比較?？傊?，當筆者從中了解到這段歷史，后怕之余是慶幸，尤其感念：我們之所以能夠在此欣賞阿里，暢言阿里，憑什么？若無當年的流血犧牲，恐怕不排除某種可能：阿里一如拉達克，迄今仍深陷克什米爾爭端中——在國力衰弱的百多年前，類似的失地并非一例兩例。

被歷史選中，為阿里代言。這位出生于阿里的學者在《傳奇阿里》中再現了一部古格興衰梗概，包括介紹名人名剎及王統的篇什，同時也記述有民間生活。在此筆者想特別提到必讀的兩篇，一為對狩獵文化那一逝去風景的追記，二為源遠流長的鄉土神崇拜。二文忠實記錄并本質反映了與高原人類生活史同樣綿長、以山水崇拜為表征的自然觀——永遠守望于此的山川大地、自然萬象，才是人類家園的真正主人。人生在世，無非過客，“借宿”期間，難免多有打擾，必得心存敬畏歉意；對天賜之物若有取用之需，必得經過準許，以感恩之心分享，而無權糟踐，遑論占有。

感動之余，不禁想道，沒錯，我們都是“借宿者”。在發展進步已成主題的今天，現代文明的種種好處伴隨著問題和危機紛至沓來，不由人不左顧右盼。在這種時候，重溫古訓，學會謙卑，從古已有之的思想資源里汲取，是否可以增益現代人的觀念體系，在更高層面上，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發掘阿里

考古迭有發現

20世紀世紀二三十年代，藏學界前輩、意大利學者杜齊教授到訪阿里，面向古格的廢墟群，留下這樣一段文字：

“今天，人們似乎看到荒原正從山谷以緩慢的速度堅定地攀緣而上，但又想在它光禿禿的黃色山峽上留下偉大過去的痕跡?！?/p>

許多年過去，歷經陽光風雨剝蝕，雖然荒原有所擴展，但這片土地上“偉大過去的痕跡”依舊，并且已經和正在抖落塵埃；曾經的存在被發現和重新發現，被認識和重新認識；不因某些謎底的揭開而魅力稍遜，恰恰相反，更多史前未知如同迷蒙霧靄迎面而來，人們對這一地區的興趣和向往不減反增。

持續了數十年的“阿里熱”中，特別值得稱道的是作為推波助瀾者的考古業績。起初有兩支隊伍，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四川大學歷史系，長時期與西藏和阿里的文物部門合作，與藏族考古工作者一起，發掘古格也發掘象雄，發掘幾千上萬年前的新、舊石器時代，不時從阿里的這里那里，發現了這個，發現了那個，阿里古文明3000年來的空白被一點一點充填——地處古代南亞、中亞和中原的環圍之中，多種文明交會之地，它的歷史地理一定不同尋常，不同尋常的歷史地理之發現一定會讓今人驚喜驚異驚詫，而事實上果真如此：何曾“化外”過，簡直太“文化”！直到最近這些年，聽說偶然發現了年代久遠的絲綢，聽說又有金面具重見天日，就連象雄都城穹隆銀堡也傳說成真，不是一處是兩處，分別位于札達縣達巴鄉曲龍村和噶爾縣門士鄉的卡爾東，為此引發了業界爭議，甚至吸引了非專業人士參與發現和討論，可見熱度不減，越發為其添加神秘光環。

后續跟進的考古隊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的專家們，他們是被同在噶爾縣門士鄉古如甲木寺前隨葬有絲綢和茶葉的古墓地吸引而來。與西藏文物和阿里文化部門合作，對于這片古墓群包括曲踏墓地連續三年的發掘，以大量古象雄舊物的出土，上榜“2014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

與“王侯”文字、鳥獸圖案絲織品一道出土的疑似茶葉之物，是由中國科學院地質所呂厚遠研究員確認的。2013年在阿里首府獅泉河鎮召開“象雄文化論壇”，他出席并演示了利用茶葉中的植硅體和植鈣體等微化石新技術的鑒定過程。絲綢和茶葉的發現意義重大，說明起碼在1800年前，絲綢之路南下支線已然存在。繼續往前追溯，古代交通的開辟或許更早，西部高原自有人類活動以來，越過喜馬拉雅天然屏障，兩側的人群就有了交往，連接中原內地的古道就已貫通。

根據次仁加布先生提供的線索，孢粉學家呂厚遠研究員前往古格王城遺址一側山地考察，希望證實傳說中“國王米田”的存在，并希望借此可以發現旱稻產地的世界最高海拔紀錄。相傳這兒曾有一片稻田，所產之米專供王室享用。然而實驗室分析結果，該地土壤中并未發現稻米孢粉及植硅體，傳說還是傳說。圖為呂厚遠研究員在兩位當地人協助下采集土壤樣品。

有時不免就想，考古工作者充當了“阿里熱”先導角色，其實很寂寞很沉默，倒是我們這些尾隨其后的人，記者、作家、藝術家和旅游者，亦步亦趨地跟進著，激賞著，喧嘩著——或說“起哄”著，我自己就是。

從稍嫌功利的旅游眼光看來，阿里擁有多項極品級旅游資源，是上佳旅游目的地。其極品特質不只體現在哪一條山脈哪一座湖泊，哪一處遺址哪幾樣民俗風情，它其實是整體的全方位的，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歷史地理，甚至超越了可見的存在，直達屬于想象力所能及達的邊際，或說是漫無邊際。

科學發現

冰期動物起源地

舉凡以上種種，還只屬于歷史人文范疇，已是眾所周知了。在這里，我很樂意傳遞來自另一領域的信息，理科的，更長時間尺度上有關阿里的自然科學發現。對于此地較大規模的考察始自1976年，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阿里分隊來過，從此多學科研究不曾間斷。經由他們，我們得知了這一地區波瀾壯闊的自然史，怎樣由海洋而陸地而“世界屋脊”之“脊”；相關地理地貌地層的科學描述，從此與神話傳說、與歷史考古揭示的文化堆積相映生輝。另外，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領域間，大幅度跨學科的合作研究也在進行中，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幾年前中美合作在阿里實施“西部西藏2500年以來氣候變化”項目，屬于環境考古內容，意在揭示從象雄到古格的文史興衰與氣候環境變化之間的關聯，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隨著2003年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在拉薩掛牌、2007年該所在日土建立“阿里荒漠環境綜合觀測研究站”，標志著阿里地區環境科學研究從此常態化、正規化。很榮幸，就在2012年夏季，我跟隨青藏所的專家們出野外，親見他們在納木那尼、瑪旁雍錯和四條國際河流的源頭，分別布設了自動氣象站。這是一項國際計劃的部分內容，監測環境變化現代過程，也是為了重建過往，預測未來。

在這里尤其要提到札達土林。作為稀缺景觀給予的視覺沖擊力，讓我們充分認識到它獨具的審美和旅游價值，但在我們的想象力之外，它還是自然科學的天賜寶地，別具知性魅力。札達盆地沉積物——土林，厚達800米，曾在廣袤湖水覆蓋之下，沉積年齡距今610萬年至40萬年。鑒于札達盆地在青藏高原隆升研究中的重要意義，漸成科研競技場，目前國內多個科研團隊在此開展工作，聽說至少有4個課題組對它進行了古地磁年齡測定，各自從沉積層中辨讀信息，借以恢復本地區千百萬年以來的氣候環境變化，重建高原隆升過程各時段。其中有豐富的古動物化石出土，讓我們大開眼界：當年青藏隊率先在土林中發掘到長頸鹿化石，后由中國地質大學發掘了三趾馬化石，2006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的專業團隊來了，與美國同行一起，多地點、多層位、多批量，主要集中于札達土林觀景臺下方一帶，短短兩年里就出土了二十多種動物化石，包括460萬年前的三趾馬、370萬年前的披毛犀，等等。重要成果之一，是確認我們的札達盆地為北半球冰期動物的“搖籃”，故鄉——現生動物雪豹和巖羊、絕滅動物披毛犀最原始的祖先類型化石，就是在這里找到的。本來藏羚羊的祖先，名叫“庫羊”的，也一同出現在札達動物群中，只不過在柴達木盆地發現了更原始的化石，札達庫羊于是成為藏羚羊早期演化史上的一環；本來分子生物學即DNA證實了牦牛、盤羊、藏野驢同樣起源于高原，目前只差化石證據。為此，地層古生物學家鄧濤等專家2011年發表在國際科學界頂級刊物美國《科學》雜志的論文《西藏札達盆地發現的最原始披毛犀揭示冰期動物群的高原起源》，以來自札達盆地的證據，一舉修正了國際上流行很久的冰期動物“北極起源”假說，并使札達名滿國際地學界。而阿里旅游資源中，又多出一張“冰期動物起源地”名片。

——說到為什么欣賞阿里，也許每一過客會有不同答案，在我看來，就因未知太多，這一地區內涵的豐度廣度和厚度深度，又通常在經驗之外，從而能夠持續地提供驚奇。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文理科研究者的前方，還會有許許多多的驚奇在等待。

當年那位在阿里從事歷史和藝術考古的先驅者，面向古格遺址贊嘆了“偉大的過去”之后，又朝向未來望了一眼，這樣寫道：

“雖然他們要經受艱難困苦，但古格會成為世界上最漂亮和最健康的地方之一?！?/p>

最初讀到這里還有些困惑，不知道他為何要這樣說，現在似乎有些明白了。進而聯想到，通過杜齊教授的愿景，顯見前輩對于阿里再度復興頗具先見之明，不過即使在漫無邊際的想象力盡頭，也未必預見得到今日盛世、盛事之盛，包括象雄文化節，包括各方學者齊集一堂，談象雄，論古格，講杜齊，還有三趾馬和披毛犀。

十年前在札達土林觀景臺下出土的古生物遺存研究又有新進展。繼雪豹、巖羊、披毛犀之后，就在最近三年里，從中相繼確認了北極狐、豹鬣狗、豺和盤羊的祖先種。每有新成果發表，札達盆地總被重復提起，各路媒體紛紛冠之以冰期動物“搖籃”，稱史前動物“走出西藏”說又添新證云云。除個別已滅絕物種外，幸存者的后裔如今廣布于亞歐大陸、北美洲和北極圈，遷徙路線可真長，走得足夠遠。盤羊俗稱“大頭羊”，剛剛發現的祖先種命名為“喜馬拉雅原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