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性別差異的理論犯罪學解讀

摘 要 從犯罪現象的層次上來說，犯罪率或犯罪類型的性別差異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如何解釋這一現象背后的原因或機制，則是理論犯罪學的工作。除了最早的生物學角度以外，現代犯罪學中的一般緊張理論和女權主義犯罪學為此提供了新的視角。

關鍵詞 犯罪 性別差異 一般緊張理論 女權主義犯罪學

作者簡介：王麗薇，中國刑事警察學院。

中圖分類號：D91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2.141

一、引言

自官方犯罪統計在西方國家出現以來，犯罪性別差異從現象層次上似乎已經成為犯罪學視野中的經典“事實”之一；而且隨著被害調查、自述調查等非官方犯罪統計方法的發展，犯罪性別差異規律得到了較為一致的“證實”。另一方面，傳統的犯罪學理論及實證研究并未充分關注到隱藏在犯罪性別差異規律背后的原因機制。

一般情況下，在犯罪原因理論或實證研究中或者根本不考慮性別差異，或者只是將性別當作普通的控制變量之一。正如Leonard（1982）在《女性、犯罪與社會》中寫到的：“盡管解釋犯罪的著作汗牛充棟，但是與犯罪有關的最重要因素——性別——卻幾乎被忽略了” 。

例如，在美國，盡管從被捕人口的性別來說，男性犯罪嫌疑人顯著地多于女性，但是近幾十年來被捕的女性犯罪嫌疑人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在1988年至1997年期間，男性犯罪嫌疑人的逮捕增長率為11%，而女性犯罪嫌疑人的逮捕增長率則高達40%。類似地，在德國，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犯罪嫌疑人中的男女性別比例是5：1；而到了1990年，這一比例下降為3：1。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轉型，中國大陸地區的犯罪主體結構也呈現出一些新的規律性。具體而言，從官方犯罪統計來看，女性犯罪的增長速度更快，從而使得女性犯罪人的數量在官方犯罪統計所占的比例逐漸提高；而且不同性別的犯罪主體在社會人口學變量以及犯罪行為特征等方面表現出較為穩定的差異性規律。以天津市各監獄內服刑犯罪人的調查數據為例，女性在監獄人口中的比例從1990年至2002年期間從2.1%增長至6.1%，增長了近三倍。但是，如何解釋犯罪的性別差異，可以從不同的犯罪學理論視角加以解讀。換而言之，在這些性別差異規律背后可能存在著更為深刻的、不同的原因機制。

二、以犯罪生物學理論為視角

1893年意大利犯罪學派的創始人龍勃羅梭在其著作《女性犯罪人》中首次對女性犯罪的原因進行了人類學解讀。龍勃羅梭發現在當時的歐洲社會女性犯罪的數量普遍少于男性。他發現女性與男性犯罪人的數量之比僅為1：5；在嚴重犯罪中女性犯罪人只是男性犯罪人數量的1/16左右。龍勃羅梭繼續用自己提出的“天生犯罪人理論”解讀了女性犯罪的原因。他發現在男性犯罪人中出現顱骨、耳朵、牙齒、毛發等異常狀況的比例高達40%至60%之間。相比之下，在女性犯罪人的，這種異?，F象僅占10%到20%。龍勃羅梭重點研究了賣淫女這一特殊的女性犯罪人群體，結果發現她們在解剖和機能方面表現出的退化特征和犯罪性比男性犯罪人要高，而且她們往往更加追求犯罪的滿足感，例如，安逸、墮落、無禮等?？傮w而言，在龍勃羅梭看來，“天生的”女性犯罪人更為少見。相對于男性犯罪人，女性犯罪人的退化痕跡較弱，這是她們不活潑的天性、以及女性的進化過程較男性緩慢所致。

另一方面，現代的犯罪生物學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的身體機能以及激素的分泌情況也會影響犯罪率及犯罪類型的性別差異。男性在荷爾蒙分泌異常的情況下，易產生暴怒的情緒，在這種情緒的觸動下易發生暴力犯罪事件。而女性在每個月生理期到來的時候，影響了體內激素的分泌，也會影響女性的正常行為，易發生越軌行為。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骨骼上、肌肉上的構成不同，也導致了男性易發生與力量相關類型的犯罪如暴力犯罪等，而女性由于心思細密易發生有預謀的犯罪行為。

三、以一般緊張理論為視角

傳統的緊張理論認為文化目標與制度性手段之間的斷裂可以解釋低下階層的犯罪率較高這一現象問題。然而，從西方社會的經驗來說，盡管女性“是任何一個西方社會中最為貧困的群體” ，但是她們的犯罪率卻顯著地低于男性。

某些學者認為犯罪的性別差異可以由美國當代犯罪學家Agnew提出的一般緊張理論得到更好的解釋。它提出了更廣泛的緊張來源，并容許行為人采取不同的適應方式。具體來說，一般緊張理論提出了三種類型的緊張：第一，當事人受到某種阻礙因而無法實現正向價值目標，即“求而不得”型緊張；第二，當事人原本擁有的正向價值刺激被移除，即“得而復失”型緊張。第三，當事人被施加負向價值刺激，即“揮而不去”型緊張 。犯罪學實證研究發現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為性虐待、情感虐待和身體虐待的對象 。

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更關心建立和維系親密的人際關系，而男孩比女孩面臨著來自外顯式成就的更大壓力，特別是物質上的成功。盡管男性和女性都可能由于緊張而導致憤怒，但是女性要比男性更有可能出現其它更為內化的負面情緒。因為男性在面對緊張而產生憤怒時，往往歸結為外部因素，然后將憤怒外化，因此男性易產生暴力行為方面的犯罪。

而女性不同，女性在經歷緊張而產生憤怒時，往往歸結為內部因素，然后將憤怒內化，歸結為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女性易出現違法行為，如酗酒、藥物上癮等其他犯罪或越軌行為的可能性。

緊張類型上的性別差異有可能幫助我們深刻地解釋犯罪率和犯罪類型上的性別差異。男性對物質報酬的重視和重大的經濟壓力可能解釋了男性在財產犯罪中的高發率。而女性，則有可能通過偷竊為其社會活動家庭成員提供經濟支持。而且，在現代社會中女性開始體驗到越來越高水平的經濟緊張。這種緊張類型可能解釋女性未成年人財產犯罪率的升高。男性更易產生的人際關系的沖突和違法性欺騙行為可能解釋了男性暴力犯罪的高發率。

女性對與人聯結和程序公平的重視也可以解釋她們在嚴重暴力犯罪和財產犯罪中的低發率。然而，不能建立關系或者實現公平目標，很可能促成自我傷害式的違法行為，比如藥物濫用和進食障礙。同樣，其他常被女性體驗的緊張類型也不會促成嚴重的暴力犯罪和財產犯罪。除性別歧視外，這樣的緊張類型還包括過度的社會控制、犯罪機會的限制。當一個人花費很少的時間在公共生活中，對孩子們和其他人都很有責任心，肩負著其他人的需求，并且所承受的壓力不容許她表現出攻擊態度時，這個人很難從事嚴重暴力犯罪和財產犯罪活動。然而這些緊張類型對自我傷害的行為如藥物濫用和與女性性別角色對應的犯罪行為如偷竊基本沒有阻礙。

四、以女權主義犯罪學為視角

女性犯罪盡管因時代和國別的不同而在犯罪數量和種類上有所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女性的解放、以及婦女參與社會活動的增多，女性犯罪呈增長趨勢 。女權主義犯罪學認為為了真正地理解犯罪或越軌行為的性別差異，必須審視不同性別的群體的人生經歷差異和社會現實。在女權主義犯罪學視角下，在研究不同性別群體的犯罪原因的時候，必須將父權制置于核心位置。在此基礎上，導致問題行為的各種變量可以歸屬于許多來源——性別角色的社會化、結構化的壓迫、易于受到男性的虐待、女性對于男性主導的反應等等。換而言之，女性和男性從事越軌行為的軌跡在部分上是基于性別的——他（她）們的發展過程存在著性別差異、問題行為存在著性別差異、社會或官方對于他（她）們的問題行為存在著不同的反應。與一般緊張理論不同，女權主義理論在解釋非法行為的原因時更加強調在兒童時期遭受的虐待可能是導致犯罪或越軌行為的重要風險因素。對越軌女孩和在押女性犯罪人的研究表明她們要比一般的女孩或婦女遭到過更多的虐待。研究兒童時期遭受虐待或忽視的性別差異的一些文獻發現在女孩中遭受虐待和忽視更加普遍、出現的更早、持續的時間更長。在心理健康方面，許多研究發現女孩經歷著更大的抑郁、更多的自殺企圖、自我概念的降低，相比之下，男孩的自我概念和自尊心更強。一項研究在訪談了一些越軌女孩之后發現這些越軌女性通常自認為女性幾乎沒有任何正向屬性，她們將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性別歧視、缺少尊重、性別雙重標準、性騷擾、虐待當作是必然的事情。盡管這些女孩將自己描述成“強悍的”，但是她們傳達出一種強烈的個人無價值感，她們希望通過得到男性的認可（如與男孩或男人保持親密關系）來改變這種感覺 。

五、結語

傳統的犯罪學理論通常并不特別解釋女性犯罪的獨特原因。但是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女性越來越多地參與社會生活，在犯罪人口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不斷增長。然而，與犯罪機會理論的預期有所不同，盡管近些年來女性犯罪的比例逐漸上升，但是無論從國際犯罪內的官方犯罪統計還是從自述調查、被害調查的結果來看，女性犯罪的比例依然非常顯著地低于男性。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犯罪學家開始思考是否有必要針對女性犯罪提出差異化的對策。然而，從犯罪學理論上解讀犯罪現象層次上的性別差異，進而提出可供實證檢驗的命題和假設，則是這一方向上的必由之路。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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