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組織協調合作的挑戰與機遇

王茜++張磊++夏藝華

2016年7月22日，備受矚目的“1+6”圓桌對話在北京舉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勞工組織（ILO）、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以及金融穩定理事會（FSB）主要負責人齊聚一堂，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共商國際經濟大事和應對之策。

這六大機構是國際上最主要的經濟機構，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極具權威性和代表性，承擔著協調全球經濟秩序的重要任務，它們曾為戰后國際經貿治理秩序的重建和維護作出了重要貢獻。但進入21世紀，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和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這些國際組織遭遇了包括發展戰略、治理機制在內的多方面困境，并引發國際社會對改革其治理機制和加強協調合作的諸多討論。

在經濟全球化成為當今世界主要特征，國家、經濟體之間金融貿易聯系逾加緊密，金融風險傳導機制多樣且擴散迅速的情況下，防范風險，減少負面溢出效應更需要各國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和協調。作為全球經濟增長最主要的發動機之一，中國協調推進國際組織之間的合作，共同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的穩定發展，通過國際組織的協調合作改革來引導全球經濟邁向更加公平的新平衡，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國際組織協調合作制度存在的問題

1.WTO爭端解決執行難

十余年來，多哈回合貿易談判一直沒能取得有效進展，已直接影響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在各國政府首腦眼中的地位。與此同時，雙邊及區域自由貿易協定（FTA）蓬勃發展。

另一方面，作為“世貿組織皇冠上的明珠”——爭端解決機制（DSU）面臨執行難的困境。當事方經常延長執行期間，爭端解決機構（DSB）無法有效監管敗訴方的履行行為，而確定合理執行期限（RPT）的時間安排過長，也會影響敗訴方的執行。

2.經貿規則碎片化

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和某些高調的單邊貿易改革一樣，成為貿易自由化的主要形式。在1994年，只有47個FTA生效。到了2000年，這個數量已經增長到93個，到目前這個數字激增到了283個。

雙邊FTA的興起導致了國際經貿規則呈現碎片化的發展態勢，在2007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后，這種碎片化的趨勢就更加明顯。由于WTO談判陷入僵局，美國和歐盟相信，至少在中短期內，超級FTA是增加商業利益的一種更好的選擇。這些協議也可能幫助應對FTA盛行所造成的“意大利面條碗”現象，并且能盡可能地在諸多貿易中增加監管規則。然而，最終將FTA演變成為一個全球性協議的基礎還不明朗。很多發展中國為了能有一席之地，用他們的經濟和地緣政治打賭，因此樂意與歐盟和美國簽署高要求的FTA，以區別歐盟和美國其他的貿易伙伴。

3.國際組織間缺乏協調合作范式

共享信息是國際組織之間協調合作的基礎，信息交換可以增強合作的信心，實際參與其他國際組織的決議，真正做到相互協調。但目前，國際組織間的信息共享模式尚未健全。

首先，信息共享的范圍較窄。2016年4月19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聯合國和世界銀行聯合公布在稅收問題上加強合作——稅收合作平臺，這是目前國際組織間協調合作發展最為突出的一個，不僅有討論平臺，還有OECD與WTO合作的數據庫。而在其他的問題上，國際組織的協調合作和信息共享更多停留在相互設置觀察員的程度。

其次，即使存在加強協調合作的官方協定，但國際組織提供的數據質量存在隱患。例如，在IMF和世界銀行已有的協調合作協定下，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國際組織間信息交換的質量無法得到保障。雖然各個國際組織的工作核心不同，但還是存在交叉和競爭，在存在分歧時國際組織不承認其他機構信息的關聯性而作出獨立的評估，同樣由于競爭，國際組織在向其他機構提供信息時會先做策略性的選擇。因而最終影響數據的質量。

此外，由于國際組織間不存在統一數據統計的標準，各個國際組織提供的數據口徑不一，單位不同。

構建國際協調合作機制的意義與影響

1.提高國際組織的工作效率

國際經貿治理中的任何一個經濟現象或者國際社會問題，都需要從多個角度分析、多個方面考察。單一的國際組織雖然有負責各個領域的部門，但仍然很難搜集到全面的信息，反而有可能顧此失彼，違背組織自身的目標而遭質疑。

協調合作機制能為國際組織提供信息，有助于在信息不完整、不對稱的局面下減少不確定性，因而減少達成協議過程中存在的風險，降低有關不確定性問題，提高工作效率，并能保持國際組織在機制框架內的可持續性合作。例如，在研究全球價值鏈問題上，WTO和OECD聯合推出的貿易增加值（TiVA）數據庫，在貿易基礎數據的核算方面為分析全球價值鏈提供了便利。而IMF對全球價值鏈的研究以貿易增加值有效匯率測算見長。

2.統一和落實國際經濟治理規則

各國際組織專業領域的不同，例如WTO負責對世界貿易的監管，IMF主要關注匯率波動，金融穩定委員會致力于金融穩定，但是同樣都是經濟領域的重要方面，而且相互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匯率的變動會影響貿易領域傾銷幅度、反補貼的計算；匯率的波動直接影響金融的穩定。協調合作機制可以為WTO、IMF和FSB提供交換信息、相互咨詢服務，以避免規則的沖突和矛盾。

除了在不同的經濟專門領域避免規則沖突，國際組織間的協調合作也有利于協調“南北”的制度矛盾。比如，WTO和國際勞工組織從成員組成機構、成立目標以及投票方式等方面為新興經濟體和低收入國家提供了話語權，而由于歷史、組織結構人員組成等原因，低收入國家在OECD、IMF等國際組織很難有自己的聲音。但是通過國際組織之間的協調合作機制，間接地提高了新型經濟體和低收入國家在國際經濟治理規則中的話語權。例如，在“1+6”圓桌對話中，六大國際經濟組織達成共識：“有必要根據世界經濟發展形勢不斷完善和改革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提高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

國際組織間的協調合作機制，除了有利于形成統一的國際經濟治理規則，更可以推動規則的實施。國家間的協調機制通過規則和決策程序的有形激勵促成國家履行約定，國際組織之間的協調合作機制間接的也有這樣的效果。

中國推進國際組織協調合作的戰略舉措

IMF在2016年下調了對全球經濟的增速預期，但卻將中國的經濟增速預估從之前的6.5%提高至6.6%。由此可見，中國經濟仍是世界經濟的“穩定堡”。中國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闡述發展中國家的主張和訴求，引導國際經貿治理秩序的重構，有助于促進全球經濟包容性、可持續增長。

1.構建包容協調的全球價值鏈

當前世界經濟處于深度調整期，貿易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有所減弱、便利化水平有待提高，發展的不平等、不平衡問題較為突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尚未形成，新工業革命和產業分工正在重塑全球價值鏈。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和反全球化浪潮日趨嚴重的情況下，加強全球價值鏈能力建設，找到促進貿易投資增長的有效途徑至關重要。

目前，發展中國家已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增長點，不僅在經濟總量上超過了全球經濟的40%，且貿易也占到全球貿易規模的一半，全球價值鏈是其加強自身能力建設的重要手段。同時，鼓勵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更深層次地參與全球價值鏈，全面開展經濟技術合作，縮小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差距，能有效抵抗全球價值鏈的系統性風險，有助于各類經濟體在全球生產網絡和全球價值鏈框架下，提升比較優勢、優化勞動分工，提高抗風險能力，打造有韌性和互聯互通的全球價值體系。

因此，構建包容性的全球價值鏈符合全世界的共同利益，降低全球價值鏈中的成本，鼓勵發展中國家、最不發達國家，特別是中小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不僅有助于降低全球價值鏈風險，提高全球價值鏈的韌性，對于恢復和加速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增長也具有重大意義。

2.發展G20成為協調合作的新平臺

作為維護多邊框架下協調一致的規則和標準，G20成為了避免國際經貿體系碎片化的重要平臺。作為一個國際實體，G20存在兩個比較優勢：第一，是因為G20是以國家為基礎的論壇，其成員對G20的決定具有所有權，因此成員對結果有決定性作用。由于政府會被要求履行G20的決定，相比于IMF和世界銀行的一般成員權利，G20決議更有影響力。第二，金融危機期間，G20比其他頂尖國際組織更容易達成共識。

作為2016年G20峰會的主席國，我國可以繼續通過這個重要的國際經濟合作論壇呼吁各國加強國際經濟政策的協調與合作，摒棄那些“以鄰為壑”的貿易和貨幣政策，將經濟復蘇的著眼點要放在做強實體經濟上，對內推進結構性改革，對外加強國際合作。

3.推進國際宏觀政策協調，維護和促進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穩定

隨著對外貿易和金融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世界經濟相互影響的渠道越來越多，各種經濟沖擊和金融風險的國際傳導途徑也越來越復雜，在制定經濟政策的過程中，務必要考慮本國宏觀經濟政策所產生的外溢效應，同時也要考慮國外經濟擾動特別是政策的外溢沖擊對本國調控效果可能造成的影響。當前，全球政策總體上是寬松的趨勢，各國央行都有“放水”的勢頭。然而，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的實踐證明，單靠量化寬松政策難以解決制約增長的結構性障礙，而且可能帶來負外部效應，在這樣的情況下，更需要國際經濟政策的協調，各國不能各自為政。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全球經濟增長最主要的發動機之一，在全球經濟動態調整中起著主導作用?？梢钥紤]由國務院牽頭，在國家層面建立起一種國際組織的協調合作機制，統一協調有關幾個國際組織的具體事務。此機制不公開辦公，只負責協調有關國際組織的合作和溝通事宜，將溝通常態化，定期召開機構首腦的會晤，旨在建立一種國際機構間商討國際經濟大事和應對之策的交流平臺。

編輯 王秋蓉 qiurong.wang@wtoguide.net

本文系上海高校智庫國際經貿治理與中國改革開放聯合研究中心項目、上海對外經貿大學科研平臺建設項目、上海國際貿易中心戰略研究院建設項目。作者王茜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WTO學院副教授、國際經貿治理與中國改革開放聯合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磊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WTO學院院長、教授、國際經貿治理與中國改革開放聯合研究中心主任；夏藝華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2015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