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禁書年代

楊渡

買下第一本禁書

“如果你好好地在圖書館里走一走，幸運的話，你就會發現他借過的書，借書單上寫著‘李敖兩個字。這時候，你不要猶豫，先趕緊借出來，不要管它是什么書，先借了再說，因為，這樣你就可以在借書單上他的名字下面，簽上你的名字。想想看，你的簽名就跟在李敖的簽名后面，多有學問！你可以對別人說，你和李敖看過同一本書！像我，就已經簽過好幾本了?！?/p>

那是1973年，我16歲。進入臺中一中的第一學期，一個愛吹噓的地理老師就用一種非常神秘的口吻，在課堂上這樣講著。許多同學相互打聽李敖是誰，還有許多人追問李敖到哪里去了。

后來我們才知道，傳說中的李敖在就讀臺中一中的時候，就翻遍了學校圖書館里的藏書，后來他去臺灣大學讀歷史系了。一個被一中的師長們譽為“最有才華的人”，因為“思想有問題”，寫了一些批判當局的文字，被關進了監獄。他的媽媽還曾在臺中一中任職，好像在教務處還是什么地方。

神秘的李敖成為我們的偶像。許多人走遍圖書館，尋找他看過的書。

而且，我們很快就聽說在第二市場附近的一家書店，可以找到他的盜印書：《沒有窗，哪有窗外》和《傳統下的獨白》。

我們平時就在這家書店買參考書，所以與老板還算熟悉。但要去問有沒有禁書，我還是非常擔心，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因為看禁書、思想“有問題”而被抓起來。去買書的那一天，我站在書店里東看看、西翻翻，徘徊了一個多小時，等到老板身邊的人少了，才上前低聲問：“老板，有……有沒有《傳統下的獨白》？”

書店老板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外地口音，面容白白凈凈，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坐在高高的柜臺后面，用一種陌生的眼神打量著我。一個穿卡其色高中制服的男生，沒有買參考書，居然要買李敖的書，似乎有點奇怪。他沉默了片刻，然后面無表情地說：“是你要看的嗎？”

“嗯?！蔽尹c點頭，裝得像一個好學生，心里只覺得非常害怕，像在被盤問。

“你知道這是禁書嗎？”他的口吻變得稍稍溫和了一點兒，雖然不像在盤查，但語氣依舊冷淡。

“我知道?！蔽依蠈嵳f。

“那，還有另外一本，你要不要？”他依然面無表情。

我心底跳了一下，算算口袋里的錢，就說：“好?！?/p>

他沒有回話，起身走到書店后面的倉庫，拿了兩本書，用報紙包起來，再用橡皮筋套上，面無表情，但先觀望了一下四周，才塞給我。眼睛透過厚厚的鏡片盯著我看，低聲說：“200元?！毕噍^于當時那些平裝本的口袋書，如水牛文庫、文星書店的平價書，這樣的價格簡直貴了一倍。但我連想都沒想，立即從口袋里掏出錢，迅速付了，像生怕被發覺似的，將書塞到書包里，藏到最深處厚厚的一堆參考書下面。走出書店，我才發覺自己心跳得非常厲害。

即使已經坐在公交車上，我還是不敢把書打開。我四下張望，生怕有人跟蹤?；氐郊依?，背著父母，我才悄悄地把書打開。粗糙的黃色封皮，黑色的一行書名，沒有印作者，內頁一樣是簡陋的紙張和印刷，有些字體的油墨還會粘在手上。但我卻用一個晚上就看完了一本。

這是我第一次買禁書。第一次看禁書的感覺，和第一次跟女生約會沒什么兩樣。微微暈眩，心跳加速，向禁忌的地方不斷摸索前行。

買禁書成了我們的樂趣。只要有人說起某書是一本禁書，我們就會立即搶購，怕買晚了書就會絕版。陳映真的《將軍族》就是這樣買來的。當然，同時購入的還有《第一件差事》。

暗娼街的羅曼·羅蘭

臺中一中附近還有一個可以買到禁書的舊書攤，靠近福音街的路邊。書攤老板是一個退伍老兵。那個年代，似乎有特別多的退伍老兵散落在校園附近。不是賣豆漿燒餅，就是賣綠豆稀飯；要不就開一個舊書店，或者小說出租書店。他們可能原本是讀書人，只因戰亂來到臺灣。退伍之后不知怎么謀生，就在街邊開起了舊書攤。

福音街是臺中著名的暗娼街，街上有放16毫米黃色小電影的地方，也有招攬客人的“三七仔”皮條客。那些暗娼會在黃昏的時候，坐在賣陽春面的攤子前，蹺起雪白雪白的大腿，點兩三道小菜，呼呼地吸著面條，一雙堆滿濃厚脂粉的眼睛，無神也無懼地望著街道上過往的行人。

17歲的我站在那個舊書攤前找書，卻往往被那些暗娼的身影所惑，忍不住瞇了眼睛偷偷去瞧。舊書店的老板似乎也了解這個現象，賣的多是黃色小說，或者《花花公子》之類的舊雜志。那時的黃色小說印刷非常粗糙，與李敖的盜印書沒什么兩樣，我在初中三年級的時候已經看過，興趣不大。但是柏楊的書這里也在賣。此外還有郭良蕙的《心鎖》，李宗吾的《厚黑學》，D.H.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以及據說是全本的《金瓶梅》。

有趣的是，這老板不知道怎么進來的書，竟還有許多蘇聯文學作品，從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爾斯泰、契訶夫。

有一次，我竟在舊書攤的角落里找到羅曼·羅蘭著的兩冊精裝本《約翰·克利斯朵夫》及《巨人三傳》。這些翻譯書都沒寫譯者，但《約翰·克利斯朵夫》與《巨人三傳》譯筆之優美，令人愛不釋手。后來我才知道，在那個充滿禁忌的年代，無論是作者還是譯者，如果1949年之后留在了大陸，沒隨國民黨一起撤退，他們的書一律查禁。而羅曼·羅蘭作品的譯者傅雷，正是那個年代最好的譯筆。

那個舊書攤老板特別有趣，又胖又壯，戴一副老花眼鏡，老是坐在書架旁一張竹子編的躺椅上兀自看著書，偶爾瞧一眼來逛的買書人。

我拿著書問他價格，他就拉下眼鏡，斜吊著眼瞧我一眼，再看一眼書，然后再戴上眼鏡，看也不看地說出價格。那些黃色書籍應是營生之用，賣得特別貴，這些世界文學經典反而非常便宜。我有時候不免好奇：他到底懂不懂文學，為什么會進這些其他舊書攤子上找不到的書？為什么賣得這么便宜？但我不敢問。因為每一次我拿書去問他，他總是一副“你要就拿去看”的酷模樣。

在那個禁忌的年代里，不僅是傅雷，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也一樣，出版時都不敢寫上作者的名字，要不就是改名。例如鄭振鐸改為鄭西諦，而巴金所翻譯的克魯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與自由》《我的自傳》，譯者都寫著“巴克”。只因巴金是因崇拜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與克魯泡特金而取筆名為巴金，既然有禁忌，就變成了“巴克”。

被查禁的金庸

在舊書攤上尋禁書還不滿足，我們就進了臺中省立圖書館。不知道為什么，那里還保留著許多已經被查禁的書。而早期的《文學季刊》《現代文學》《文星》《自由中國》等，也可以在這里找到，只是某些期刊可能已被查禁，就找不到了。

多年后我在葉榮鐘的雜文里才讀到，20世紀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他曾在圖書館工作，工作的具體內容就是把圖書館里關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沒有撤退來臺的作家出版的作品，以及“日據”時期有社會主義、社會運動、社會分析、“左”傾色彩的書，全部找出來銷毀。他一本一本地查，一本一本地向那些或平裝或精裝的、飽含了思想和文學內涵的書告別。一個讀書人啊，還有什么能比從事這項工作更痛苦的呢？

然而臺中省立圖書館始終保留著某種開明的風氣。因為像李敖、柏楊等人的書并非每一本都查禁，他們人已入獄，一般的圖書館都全面禁了，唯有臺中省立圖書館只拿下了被禁的書，其他書籍還保留著。比起我后來在其他圖書館所見到的模樣，簡直好得太多了。

臺中省立圖書館對面是一排老眷村，搭著矮小平房。那里有一家武俠小說出租店，老板五十歲開外，是個東北大漢，個性帶著大兵的直爽。有一日，我聽說金庸的小說亦是禁書，平日從來不看武俠的自己也忍不住去租。一看非同小可，竟連續租了好幾部，看了一個多月。當時的武俠小說是用報紙的紙張印刷的，裝訂成小冊子，一套《神雕俠侶》，竟有20多冊。礙于押金太高，我得分兩次租，才能看完。但武俠小說看到一半，如同約會中斷，心癢難當，如何能停止？于是往往熬夜看到天明，一早就去續租。

因為查禁，金庸的許多武俠小說都用了別名?！渡涞裼⑿蹅鳌繁桓拿麨椤洞竽⑿蹅鳌?，最有趣的是《鹿鼎記》被改名為《小白龍》，“韋小寶”被改名為“任大同”，作者還寫作“司馬翎”。

多年以后，臺中省立圖書館已經全面改建，所有的書肆與風景早已不再。我重新想起這場景，才想到，1949年的時候，隨著國民政府遷徙來臺的200多萬人中，究竟有多少知識分子、多少讀書人、多少大學生和世家子弟？他們飄蕩來到這個小島，無以為生，仿佛也就只能以租書店、舊書肆寄托此生。

讀大學之后到了臺北，第一件事就是去明星咖啡館前，看周夢蝶獨坐街道邊的一排簡單的書架前，獨自翻看著書，仿佛與世界隔絕了一般。這景象真的太熟悉了，從臺中的福音街到明星咖啡館，到臺大前面的舊書攤，他們的身影，仿佛是一個寂寞的、流離飄蕩的時代的縮影。

在街道邊獨坐閱讀，以賣書為生，他們背負著流離千萬里的身世和故國的舊夢，最終在書堆中，是想要尋找一個思想的出路，還是一個武俠的幻想世界來遺忘人間的痛苦？或者是要靠著文學的安慰來度過這殘損的歲月？

禁書也是一種對知識的壟斷。已經查禁，你便找不到了。擁有者如同擁有武林秘籍《九陰真經》，他引以為傲，自己在家苦練，出來炫耀武技，經常引用兩句。你卻看不到，心癢難耐，痛苦難當。恨不能去他家偷出來看看。而愈是不傳，愈是讓人好奇。

因為是禁忌，得來特別困難，我們也讀得特別起勁，有如在練功。仿佛擁有秘籍，再加上苦練，總有一天會練就一身絕技。

看禁書與玩禁忌的愛情一樣，是會上癮的。你越查禁，我越是要看。而且越禁越要偷偷摸摸，越偷偷摸摸越是有趣。

現在回想起來，才知道影響自己最多的，可能不是那些學校規定的書，也不是正經八百的書，而是禁書。沒辦法，禁忌之愛，永遠有著致命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