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的“外人”

侯如綺

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隨同政府的大批官員、軍人、眷屬，浩浩蕩蕩的自中國大陸退守到這曾長期被日本統治的島嶼。因為和原居住民（本省人）有別，因此他們被冠上“外省人”的稱號。這原是區分你/我的說法，但日久他鄉即故鄉，數十年過去了，此一說法成為臺灣內部區分族群類別的一種習慣性稱呼，也已經不具當初所有的判別意義。

臺灣原本人口六百多萬，土地僅有三萬五千平方公里，這批來臺人士的人數雖然說法不一，但經人口學家估計，約莫是一百二十萬人之譜。這樣龐大的人口進入臺灣，首先所要面對的就是居住問題。由于當時的房舍有限，現有的廟宇、學校、工廠、倉庫、防空洞、日人遺留的居所等等空間，都成為這批離散者的居住之地，又或者是另行搭棚，因陋就簡，只求遮蔽，居住條件相當艱苦。長期下來，無法勉強地去解決居住問題，自然要有更進一步的規劃。所以國民政府自20世紀50年代便針對軍眷及其眷屬開始建設軍眷、興建眷村，至1967年為止，平房式眷宅已共興建十期，分布臺灣各縣市，總計共三萬八千一百棟，這便是臺灣眷區的由來。

眷村的居民都是大陸來臺軍人及其眷屬，他們依照軍種、兵種和階級被安置在眷區。由于這特殊的歷史聚合，因此也生產出獨特的文化。眷村的人們來自于中國的各個省份，五湖四海，各有不同的故鄉與地方文化，本不是一個群體，但是戰爭的推進，使他們因緣際會地聚攏在一起。由于相近的意識形態、相同的職業身份，甚至彼此之間就是同事，相對本省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加上離散來臺的相同際遇和歷史經驗，使他們成為同舟共濟的群體，擁有共同的生活圈、生活形態以及獨特的感覺結構；而如此亦使得他們不被“圈圈外”的人所體會，和一般“老百姓”有一定程度的隔膜。

眷村的特殊性在臺灣的文化場域已經被談得很多。70年代中期，先有朱天心《長干行》與孫瑋芒的短篇小說《斫》書寫眷村，爾后便方興未艾，80到90年代，眷村文學的書寫浪潮達到高峰。與此同時，也有許多非文壇作家的眷村人，共同書寫散文以記眷村點滴。電影、舞臺劇亦搬演眷村與其相關的故事，如《小畢的故事》《老莫的第二個春天》《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黑暗之光》《我妹妹》等。

直至2000年之后，各地方政府重視歷史資產的保存，出現許多口述歷史、田野調查、回憶錄、照片、雜文等等，眷村故事開始在電視媒體上搬演，如紀錄片、單元劇，到中視《光陰的故事》成為暢銷連續劇，之后引起一連串的效應，例如舞臺劇《寶島一村》的演出、《光陰的故事》續集、眷村菜的流行等等，眷村以“懷舊”“通俗”的姿態再度被廣泛認識與接受，成功投合觀眾脾胃，獲致良好的票房。

從嚴肅文學的領域來說，眷村小說的創作動機不無焦慮，此焦慮一是來自眷村的改建，勢必毀壞原有的生存形態；二是來自眷村子弟的成長和必然的遠離；三是來自族群記憶消失的恐懼，其中更不乏對于本土派成為主流，造成文化排擠效應的戒心。文學領域中眷村作品的大量出現，比后來通俗性的電視電影作品出現來得早上許多，經過通俗戲劇的傳播，眷村相對于以往已經沒有那么的陌生與神秘。所以，2011年當張耀升以報道文學的方式來書寫眷村，那么該用何種和以往有別的形式來寫作眷村？這其中又包含何種期盼和文化能量呢？

《告別的年代：再見！左營眷村》（以下簡稱《左營眷村》）以左營海軍眷村為主體，其中十個眷村人的故事，也是本書最觸動人心之處。眷村女兒徐譽庭溫暖善良的母親、趙廣文勇敢邁向偏鄉綠島的付出奉獻、憑著眷村人相互幫助而成長的獨居兒童張力、李靜君苛刻但又疼愛女兒的父親、因保家衛國而忘記家的模樣的軍人徐忠國、失聰仍努力不懈而成為人生導師的作家吉廣輿、在保守封閉的社會里跳上世界舞臺的舞蹈家吳義芳等等，他們的故事或是關于家庭糾葛、或是在顛簸中尋覓方向的奮斗人生、或是堅持不懈終究成功的勵志故事、或是群體間的友愛扶持……這十個眷村故事間并不相連，每一個故事都是深情的人生速寫。眷村是人生的重要場所，是故事的起點，也是深深影響生命前進的力量。本書整體以正面態度來看待眷村，所采訪的人物都是用正面角度陳述眷村對于他們的意義。

張耀升的小說《縫》與《彼岸的女人》風格冷峻魔幻、詭譎黑暗，全然不是《告別的年代》中樸實的寫真筆調。在《告別的年代》中他收起小說家張耀升的樣貌，而讓所采訪的人物說他們自己的故事。但這并不代表張耀升在寫作上不具備鮮明的意識，張耀升在序中自道，由于執行清境農場的墾荒老兵口述歷史的過程中，他發現我們對于族群的刻板印象常影響我們對于他人的深刻理解。尤其并非是每個人都有溝通以及書寫的能力或位置，像是弱勢者或者無法用他人能理解的方式溝通等，都會造成無法溝通的誤會。每個個體都是不同的生命、有著獨立的個性，因此他選擇用“故事”的方式，讓非眷村人來理解眷村人。張耀升不是高雄人，亦非眷村人，他清楚地將自己站在“外人”的立場：“我們需要故事，而且最好是由不同族群的人來寫對方的故事”，“因為這些故事不只是給予我們同樣的人看，更重要的是，給予我們不同的人看”。（《左營眷村》第23頁）他預設的讀者是和他一樣的，所以他將自序命名為“給予我一樣的外人”，表示他把自己定位在一個溝通者的位置，而這也形成他寫作本書的一種角度和方式。

因為本書站在一個溝通的位置上，也因此書中會出現“對話”或是“提醒”的語言，以引導有刻板印象的讀者重新思考對外省人或眷村人的認識。另一方面，對于選舉而訴諸族群動員的狀況相當警醒，而連帶回溯過往外省人和本省人的相處情況。例如描述眷村居民心系家鄉，冒著“通匪”罪名的危險也要寄信、轉信時，連帶敘述“許多人指責眷村居民老是想著故鄉，而不認同臺灣，這樣的說法是狹隘不公的……懷鄉思鄉本是人之常情，更何況是一個失卻的，無法回去的家園。當初非自愿的離開，一隔便是五十年，五十年間對于家鄉的感情變化比外人所以為的還要復雜”（《左營眷村》第70頁）；或是敘述眷村經濟狀況時：“在那個年代，眷村居民的境遇并沒有比較好，除了窮苦普遍存在于臺灣各族群，眷村家庭還有不為人知的問題必須面對”（《左營眷村》第59頁）；描述張力求學時的狀況時：“小學生眼中并沒有實際的省籍觀念，反而因為在那個年代，人人都少有接觸住家以外的環境的機會，籍貫與自己不同的同學反而給來一種異地的向往，使人更想與之親近”（《左營眷村》第124頁）；又有受訪者趙廣文說道：“所謂的外省，并不是一個省份，而是五湖四海東南西北各個省份……對于某個族群的刻板印象一旦存留在內心，在對待與來往上便蒙上一層顏色，無法客觀看待?！保ā蹲鬆I眷村》第182頁）如此表示作者有預設的讀者對象與時空環境──非外省人、并且很可能對于外省人有“不愛臺灣”的省籍偏見、把外省人視為無個體意識與歧異的一個整體。尤其是在臺灣頻繁的選舉，反復的動員、操作下，“外省人”身份似成為選舉勝負的籌碼，抑或是不斷被提醒壓迫/被壓迫、族群生死存亡等等的關系，使得族群關系變得緊張，而因此作者不憚于殷殷叮嚀。

當然，如此的預設也有著落入另一種刻板印象的危機，但我認為作者在態度上是善意、正面的，他有更大的期望主宰著此一視角——而此期盼正來自于作者對臺灣本土的熱愛，奠基點在于臺灣內部的愛、包容、了解與和諧的期盼。我們自作者苦心經營的章節安排方式即可看出。

本書的結構雖以左營眷村為核心，但是章節的訂定乃是自“認識左營”開始。接著每一章節都是以與左營眷村關系緊密的學校單位展開：水手服學校、孿生學校、前高雄市立一中、臺灣豫劇團、海軍軍官學校。在每一章中再夾以各海軍眷村敘述，如勵志新村、明德新村、建業新村等等。住在眷村的人們和這幾所學校都有密切的連系，從學校歷史的考察出發，再進入個人的生命歷史，接著又轉進各別眷村的文化敘述，是本書的主要結構。

如此的結構與敘述方法，表示每一個眷村個體是含納在臺灣之中；而每一段學校由簡陋破敗，到師生們胼手胝足的建設校園，直至到今日的模樣，也都是臺灣社會變遷的過程。本書第一章先是簡單的由明鄭時期左營開始敘述，才進入左營海軍眷村的說明，到以下幾章也是維持這樣的基調，這與只是懷舊式的用大環境來襯托眷村故事，最后進入眷村敘事主體而忽略大環境很是不同。

海軍眷村的地理位置、屋房構造、建筑格局以及和左鄰右舍團結密切的人際關系，形成特殊的文化環境；加上左營海軍眷村之中有八個眷村都在軍區內，住戶之間沒有設置竹籬笆，只有軍區最外圍設有圍墻隔絕一般民眾，入口處設有檢查站，須有軍人身份證、居住證或軍眷證明才能進入（《左營眷村》第36頁），所以左營眷村除了內部關系緊密外，另一方面之于外界也應有高度的封閉性。然而眷村對外界的隔閡與封閉性卻不為本書所強調，反而本書會著重于左營眷村與左營眷村外的互動以及溝通、影響的層面，聯系眷村與非眷村間的關系。

即如敘述徐譽庭的母親和原住民媽媽做生意，他們聽不懂彼此的語言，但從笑容中理解對方的意思，徐媽媽用衣服和原住民媽媽換菜，善良地去理解對方的需求，表現了“早年的臺灣民間到處都有”的人情味（《左營眷村》第58頁）。描述家庭破碎的張力讀小學時曾受到本省籍孫老師的照應，孫老師幫他補習、借口陪他看電影；到就讀高雄市立二中時，張力則曾帶著同學進入左營眷村，同學們稀奇到像是出國一樣興奮。省籍或身份，從來不會阻礙他們相互幫忙、友愛、交朋友，陌生感與差異反而是一種交友的新鮮感與動力。

除了這樣實際個體間的交往互動之外，書中還有另外一種更深層的溝通和影響，突出在左營眷村此一海軍眷村的精神價值上。正如書中所說：“本書并非以個別的海軍眷村為單位陳述過往歷史，而是以過去各海軍眷村所呈現的不同文化與教育特色為主，探討海軍眷村中的人情故事，希望能從中找到某種海軍眷村的價值?！保ā蹲鬆I眷村》第38頁）所以第二個眷村故事“流浪到綠島”中的趙廣文，能本著“不斷往外闖蕩”“具有開放的心胸”的海軍特質，在畢業之后毅然的到偏遠綠島當正式老師，投入偏鄉教育；書中也強調海軍子弟的豪邁和爽朗影響左營高中的校風，使得其他學生就算不是來自左營眷村也深受影響，如第六個眷村故事“在左營蘇醒”的吉廣輿。他原住在陸軍眷村，到左營中學就讀。早期左營高中多海軍眷村子弟就讀，在軍風影響下，校風豪邁樂觀坦然，使得因失聰而封鎖自我的他改變了個性與人生態度，拋棄自卑、融入群體，日后成為老師開導無數迷惘困惑的學生。

張耀升在本書把左營眷村放進整個臺灣來看，也因此眷村并不是一個自外臺灣本土的異質與封閉空間，它對臺灣的文化影響的層面亦是廣泛而深層的。書中的第六、七、八、九個眷村故事，主角已經不是出自左營眷村的身份。像是云門舞集的頂尖舞者吳義芳，目前為“風之舞形”的舞團團長，青年時即受到左營高中熏陶、培育，日后不僅成就自我，也替臺灣的舞蹈文化開疆辟土。而書中提到早期隸屬于海軍陸戰隊，現仍隱藏在左營眷村中的臺灣豫劇團，隨著臺灣政治社會的發展幾度起落，80年代后已經和在地結合，至90年代后更吸納西方元素，成為根植于臺灣的“新豫劇”。張耀升肯定左營眷村本身所產生的正面能量，而此正面的能量展現出獨特的精神價值，它已經成為臺灣文化的一部分，并不局限于左營眷村之中，所以它也不會因為左營眷村拆除而消失。

張耀升以“外人”的視角敘述了眷村人事物的特色，也突出了屬于左營海軍眷村的精神價值，并將之置于臺灣社會，闡發出左營眷村此一生活圈之外，交融一體的互動關系。張耀升以多元文化的包容態度，尊重并認同左營眷村精彩深刻的文化，然在結構與內容上又是以“多元一體”的觀點報道書寫深化臺灣的文化土壤。也因此在寫及自助新村時，張耀升人文批判的勁道強烈；他批判兩名海青工商學生在自助新村執行圓夢計劃，只是以俗麗、粗糙的外來流行元素妝點眷村吸引觀光客，其“作品”不尊重原眷村居民，也完全失去眷村精神，眷村的“再造”反而傷害了眷村，如何活化眷村此一問題值得深思。因此在本書中我們不只看到一位企圖留存文化記憶的誠懇報道者，也看到一個站在溝通角色、介入現實、具批判意識的作者形象。

從“外人”的位置告別左營眷村，揮一揮手，并非是一種輕松的姿態，而是對過去的珍惜、未來的盼望。即使左營海軍眷村即將拆除，但我們對于眷村的理解，不應該將其視為鏟之而后快的威權時代陳跡，或是只停留在一種消費或麻痹式的懷舊，而是深刻地理解并尊重他與我們之間的關系，進而想象并實踐如何活化眷村的各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