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比較
——“同一”關系：“決定”內涵，“同創互補”過程

黃光秋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北京 100872)

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比較
——“同一”關系：“決定”內涵，“同創互補”過程

黃光秋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北京 100872)

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的“決定”為切入點進行分析，回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不難看出，馬克思、恩格斯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的論述是同一、一致的。他們都體現出明顯的“決定”論思想。這里的“決定”是指前提、條件、基礎，產生、創造、根源，制約、規定、支配，是指原因與結果里的原因、內容與形式里的內容。這些就是“決定”這個判斷詞(判斷關系的概念)的內涵和實質。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經濟“決定”了政治和文化。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是一種經濟決定論，不是政治決定論、文化決定論。通過梳理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形成史，不難看出，他們共同創造了這種科學思想。他們的思想經歷了一種“同創互補”的過程。

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決定；同一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如何理解這個“決定”？或者是，在“決定”這個判斷詞(判斷關系的概念)形成之前，那么只能說，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者馬克思、恩格斯對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之間關系的論述有哪些，這些論述能否梳理和概括出一個描述三者關系的判斷詞？按照這個思路，我們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進行分析，發現他們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論述體現出明顯的“決定”論思想。這里的“決定”是指前提、條件、基礎，產生、創造、根源，制約、規定、支配，是指原因與結果里的原因、內容與形式里的內容?！皼Q定”就是判斷詞，而這些就是“決定”這個判斷詞的內涵和實質。以“決定”為切入點進行分析，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論述是同一、一致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經濟“決定”了政治和文化。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是一種經濟決定論，而不是政治決定論、文化決定論。通過梳理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形成史，不難看出，他們共同創造了這種科學思想。他們的思想經歷了一種“同創互補”的過程。

用“決定”來表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認為經濟決定政治和文化，總是遭到一些人的極力反對?，F在，面對經濟、政治、文化領域及其問題，他們熱衷于政治和文化領域，關注政治研究以及文化研究。自然而然，經濟領域和經濟研究的重要性被遮蔽了。在處理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之間關系的時候，總想拋開經濟，從而凸顯文化、政治的重要性?？梢哉f，現在的一種明顯的情況就是變成不能講經濟了。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關系中，居然不能講經濟，講經濟的重要性，講經濟的決定作用，這是對待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一種現實。這種現實是不正常的。這也應該促使我們回到馬克思、恩格斯那里，解讀他們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理解“決定”的內容和實質。由此觀之，以“決定”為切入點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不僅有著極為重大的理論意義，而且有著十分迫切的現實意義。

一 論證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同一”關系的進路、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關系是同一、一致的。如何判斷和論證這種觀點？這種思想“同一”關系的論據和論證，一要看思想是否可以定性，即看是否能有判斷經濟、政治和文化關系的判斷詞(概念)，二要看思想史，即他們是否經歷同創互補過程。這兩種進路、方法是相輔相成的。對于論證思想的同一關系來說，它們不能偏廢、缺一不可。它們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無懈可擊的論證體系。

所謂看判斷詞(概念)，這是指馬克思、恩格斯用哪些詞語來表述、闡釋經濟與政治、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這些詞語體現什么判斷，是否包括在一個概念(判斷詞)中？其實，他們關于經濟、政治、文化三者關系的判斷詞就是兩個字：決定。找出這個“決定”到底包括哪些內容，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梳理和概括的過程。而至于思想史，這是指梳理他們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歷史。從這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分析他們對經濟、政治和文化之間關系的理解，揭示他們這種思想是否經歷了一種“同創互補”的過程。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也是有對這三者關系的這種“決定”意思上的概念判斷的。但是，這是側重于從一個過程來看的。也就是說，一個從“決定”這個判斷關系的概念的內涵入手，一個從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關系的思想形成史展開，這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同一”關系論證的兩個進路?？傊?，這是兩個不同的進路和方法，共同構成對“同一”關系的論證。

論證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的“同一”關系、“同創互補”過程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這種重要性在于，他們的這種思想、理論關系到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以及整個馬克思主義的形成，對這種思想、理論的同一性的理解直接關系到對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這種思想的“同”，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關系則“同”，這種思想的“異”，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關系則“異”。這種思想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是由它在歷史唯物主義以及整個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決定的。這種思想地位、作用和意義如何？一些學者把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進行了從宏觀到微觀、從總體到細節的比較。這里的“思想”包括很多內容，按照通俗的劃分，就是指經濟學、哲學、科學社會主義等。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美學、宗教、道德、軍事等領域。以至于，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關系顯得極其復雜。其實，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分別是他們各自最重要學說、觀點，這種思想最能代表和體現他們各自的整個思想體系。這是因為：該思想解釋社會現象、揭示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內容和核心部分；該思想貫穿整個思想體系三個部分，凸顯整個思想體系的理論本質和最終價值。故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同一，則各自的思想體系的關系就同一，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相異，則各自的思想體系的關系就相異。當今，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并不是一致、同一的，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不能概括為歷史唯物主義，更不能稱呼為馬克思主義。這是說，馬克思、恩格斯各有其說，說法各異，截然對立。在國內，受國際研究的影響，我們也是越來越質疑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同一關系，“同一論”的觀點有所削弱，“對立論”的聲音有所增強。要打破“對立”的質疑和聲音，我們最先要做的就是從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入手，論證這種思想的同一、一致，然后指出他們各自的整個思想體系的同一、一致，最后明確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創建了歷史唯物主義以及整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所以，本文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方面的對立、差異或同一情況。對他們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做出同一或對立的判斷，特別是對此作出“同一”的論證就顯得刻不容緩。

我們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的制造自有其原因、實質和方法。但是這種對立，只不過是“在應該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看成一個人，即同一種理論的共同創造者的地方，他們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看成兩個人，即兩種理論，兩種主義”[1]。的確，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不是兩個思想、理論，而是一種思想、理論。在對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的理解上，他們就猶如一個人，然后創造出一種理論。毋庸諱言，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論述存在一些差異和特點，但是，這種差異是融合的，互補的，他們共同創造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

綜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各自最為重要的思想。我們說，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思想關系是“同一”的，這突出地體現在他們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方面。所以，分析、闡述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創造的這種“決定”論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既然判斷關系的判斷詞(概念)的內涵與思想形成史梳理這兩種方法和進路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通用方法，于是，本文就從這兩個方面來展開分析、進行論述。

二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的“決定”之內涵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F在，如果說經濟決定政治和文化，肯定會引起一些人的不舒服?？雌饋?，“決定”本身好像就不是一個什么好詞語。的確，當它被用來解讀、解釋歷史，有論者就表示出強烈不滿。他們認為“決定”二字過于極端，有預示的嫌疑，有歷史宿命論的后果，于是，他們反對歷史是一種決定論的說法，比如，波普爾的反歷史決定論思想。波普爾完全否定社會規律的存在和預測社會歷史的可能性，他的重要觀點是社會歷史無規律、社會歷史不可重演、社會歷史不可預測，所以，“決定”二字絕對不能用?；氐浇洕A與上層建筑這里，經濟決定政治和文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許多論者對這種觀點的批駁也是相當激烈的。理由同上。此外，即使有論者肯定經濟、政治和文化之間是一種“決定”的關系，但是，他們反對經濟決定論，認為這是一種把經濟絕對化的思想，是還原論、機械唯物主義。比如，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時候，一些資產階級學者認為，政治和文化對經濟也有決定作用，政治、文化并非僅僅是“被決定”，這種決定是屬于相互決定。那么，這里的問題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決定”是這些意思嗎？

其實，馬克思、恩格斯的“決定”內涵相當豐富，也是極其明確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只存在經濟對政治、文化的“決定”作用，反之就錯。這里的“決定”是指前提、條件、基礎，產生、創造、根源，制約、規定、支配，是指原因與結果里的原因、內容與形式里的內容。這里既是對“決定”內涵的不同方面的展示，有些也表達出在“決定”程度上的差別。

(一)從前提、條件、基礎這些方面來論述經濟

馬克思、恩格斯確認經濟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把經濟看成是政治、文化的前提、條件和基礎。比如，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說，“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2]250，家庭和市民社會“它們是國家的……必要條件”[2]252。在恩格斯的文章中，他有時也把經濟稱為前提和條件。比如，在《反杜林論》中，他說，“……沒有什么東西比陸軍和海軍更依賴于經濟前提”[3]181-182；也在《反杜林論》中，他說，“軍隊的全部組織和作戰方式以及與之有關的勝負，取決于物質的即經濟的條件……”[3]186至于把經濟視為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都有大量的論述。他們的基礎有單獨出現，也有與上層建筑一起出現?；A與上層建筑是一對借用的概念，它們具有比喻義?；A與上層建筑用來比喻經濟與政治、文化的關系。限于文章的篇幅，不再詳列。很明顯的，這里的基礎是指經濟，不是指政治和文化，而上層建筑這個概念也不會落到經濟的頭上。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把經濟比喻為前提、條件和基礎。前提、條件和基礎這三個詞語的意思并沒有差異，可以用其中的一個詞語來解釋其他的兩個詞語。政治和文化需要經濟這個前提、條件和基礎。沒有經濟作為前提、基礎和條件，就不會有政治和文化。前提、條件和基礎有一種“決定”的味道，前提、條件和基礎屬于“決定”的內容。當然，這種表述并不能完全包括經濟決定政治和文化的內涵。也就是說，這種對經濟的論述并不能明確看出經濟決定政治和文化，前提、條件和基礎沒有明顯的“決定”色彩，更不是決定的同義詞；不過，“決定”肯定包括前提、條件和基礎這些內容。

(二)從產生、創造，根源、發源地，產物來論述經濟與政治、文化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經濟產生了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經濟的產物。根源和發源地這些詞語只能屬于經濟，不能屬于政治、文化，經濟是政治、文化的根源和發源地。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論述是比較多的。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說，“國家是從作為家庭和市民社會的成員而存在的這種群體中產生出來的”[2]252-253，“這些現實的關系絕不是國家政權創造出來的，相反地，它們本身就是創造國家政權的力量”[4]377-387。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說，“這個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臺”[4]40。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說，法、國家等等“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概括為‘市民社會’”[5]8。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說，“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產物”[6]。恩格斯也有這些相同的論述。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恩格斯說，“……相反的，政治辭句和法律辭句正像政治行動及其結果一樣，倒是從物質動因產生的”[5]527；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說，“以往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些互相斗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3]28-29。又如，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說，任何學說“它的根源深藏在經濟的事實中”[3]19。

產生、創造、根源、發源地、產物，這些表述屬于“決定”的范疇。這些表述與前提、條件、基礎的表述有相通和相同之處，不過這些表述更加突出經濟的地位和作用。這些表述比起前面的前提、條件、基礎的表述在程度上有所遞進。政治、文化不能產生經濟，政治、文化不是根源和發源地。這些用法的確表述了經濟對政治和文化的“決定”關系。但是，同樣的，這些表述不能包括“決定”的全部內涵，并且，這種“決定”的程度還不是很高。我們如果強行認為這種論述表達一種極其強烈的決定關系，還是有些勉強的。比如說，即使是父母生育了子女，這種父母對子女的“決定”性和“決定”作用又有多少？可見，這些表述是“決定”的內容，但是，決定性的程度不高，也就是說，還沒有達到必然性的程度。

(三)從制約、規定、決定、支配來論述經濟與政治、文化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經濟、政治文化的三者的關系中，經濟制約、規定、決定、支配著政治、文化。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就批判了黑格爾的觀點，他說，黑格爾想使‘自在自為的普遍物’——政治國家——不為市民社會所決定，而相反地使它決定市民社會”[2]358。所以，馬克思指出，這“留下一種錯覺：似乎政治國家是規定者，其實它卻是被規定者”[2]369。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說，“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7]121。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認為，“……已經充分證明資產階級的發財致富絲毫也不決定于政治，而是政治完全決定于資產階級的發財致富……”[4]415-416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作了精辟的論述和明確的斷定，“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5]8。 這些論述明確指出經濟決定政治和文化。

恩格斯也有這些表述，表達相同的意思。他認為在經濟、政治、文化三者關系中，經濟制約、規定、決定、支配著政治、文化。比如，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指出，“……‘直接的政治暴力’，反而是完全受經濟情況支配的”[3]188；也在這里，他說，“軍隊的全部組織和作戰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勝負，取決于物質的即經濟的條件”[3]186-187。又如，在《關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中，恩格斯說，“……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8]247。所以，恩格斯認為，“絕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8]247。 在晚年，恩格斯始終堅持這個觀點，比如，《恩格斯致符·博爾吉烏斯》一文中，他說，“我們認為，經濟條件歸根到底制約著歷史的發展”[9]。

制約、規定、決定、支配，這些論述突出體現和展示“決定”的內涵和實質。在“決定”的內容中，這些表述的程度是最高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經濟與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單向性的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經濟是決定性因素，經濟決定政治和文化。馬克思、恩格斯不是既承認經濟的決定作用，又承認政治、文化的決定作用。他們并非持相互決定論。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這種政治和文化的力量多么強大、作用多么巨大，經濟對于政治、文化的優越、優先地位是明顯的。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表述強調了經濟對政治、文化的必然性，從而解釋了經濟與政治、文化之間的矛盾運動，從而揭示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發展的社會發展根本規律。

(四)從原因與結果，內容與形式來論述經濟與政治、文化的關系

原因與結果的關系，內容與形式的關系，這是表達決定與被決定關系的兩對范疇。馬克思從內容和形式角度來論述經濟與政治、文化，恩格斯從原因和結果這個角度論述經濟與政治、文化。馬克思、恩格斯從不同論述角度對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進行闡釋。很少看到馬克思從原因和結果的角度來進行論述，而恩格斯主要是從原因和結果這個角度對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論述。當然，恩格斯也有從內容和形式的角度進行論述，但不是很直接，是從必然性和偶然性、從目的和手段這個角度來論述，其實這個角度也可以說成是從內容和形式的角度來論述的?？偟膩碚f，恩格斯從內容與形式的角度進行的論述不是很多，而從原因和結果的角度就比較多，很有特色。換言之，馬克思、恩格斯對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論述也有自己的各自特點，但他們都是“決定”論者。他們認為，經濟與政治、文化就是體現了一種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

馬克思把經濟形容成內容，而把政治和文化形容為形式。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說，“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7]121。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說，“國家……是該時代的整個市民社會獲得集中表現的形式”[4]70-71，也在這里，馬克思說，“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4]70-71。1846年，在《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中，馬克思說，“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一定的政治國家”[10]。馬克思從內容與形式的角度論述經濟與政治和文化的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

恩格斯用原因與結果的關系來說明經濟與政治、文化的關系。經濟是原因，政治和文化是結果。原因決定結果，所以，經濟決定政治和文化。1876年，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說，“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3]292。他指出，“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這些經濟條件、經濟因素、經濟關系是原因，它們的“變更”決定社會發展和政治變化；“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是結果。又如，1890年，在《恩格斯致康·施密特》中，他說，“……哲學和那個時代的文學的普遍繁榮一樣，都是經濟高漲的結果”[11]；1895年，在《<卡爾·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中，他說，“……從而按照作者的觀點，把政治事件歸結于終究是經濟原因的作用”[12]。恩格斯不滿意的是，在判斷當前發生的個別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時，總是不能探索出終極的經濟原因。

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的關系中，經濟是原因，而政治、文化是結果，原因是決定結果的。不可能出現經濟是結果，而政治和文化是原因的情況。當然，在恩格斯的晚年書信中，也有出現政治和文化是原因這種論述。這些論述一般是出現在分析整個社會歷史發展的時候。這時，經濟是原因，政治和文化也是原因。也就是說，對整個社會歷史發展起作用的，既有經濟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但是，對整個社會歷史發展起作用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的地位和力量是不同的，經濟的力量最為強大，經濟占據主導地位和發揮決定性作用。

綜上，“決定”的內涵可以包括前提、條件、基礎，產生、創造、根源，制約、規定、支配，原因與結果里的原因、內容與形式里的內容。前提、條件、基礎這些論述，產生、創造、根源這些論述，制約、規定、支配這些論述，原因和內容這些論述并不沖突、并不排斥，它們統一于“決定”的內涵與實質之中，“決定”完全可以成為一個界定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關系的具有判斷性的判斷詞。我們也可以看出，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論述中，論述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三者關系時，多是用前提、條件、基礎，產生、創造、根源這些論述；而在他們的后期的論述中，多是用制約、規定、支配，原因和內容這些論述。這反映了他們對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關系的認識上的深入和表達上的豐富。當然，在他們的后期，在論述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關系的時候，他們也會用到前提、條件、基礎這些表述，但是，他們在用完這些表述之后，為了深入闡釋三者關系，一般都會用制約、規定、支配、決定這些表述來加以強調和明確。

三 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的“同創互補”過程

上文中，筆者分析馬克思、恩格斯對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關系的理解，論述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決定”論思想。這個判斷關系的“決定”判斷詞(概念)有豐富的內容和意思。對“決定”判斷的梳理與概括，這是一個論證、論述的方法、進路。在下文，筆者簡要論述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創造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的歷程，從而闡明他們關于該思想的“同一”關系。這種論證方法與前一種方法相輔相成，互相支持，它們是各有說明和互為補充的關系。

西方世界，研究馬克思學說的某些人，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差別和特點夸大為理論上的對立。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既是兩個人，又是一個人，“從理論角度來說，他們是一個人，是同一學說、同一理論、同一主義的共同創造者”[13]。他們共同創造了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歷史上從無合作共創理論達到如此完美境界的，馬克思、恩格斯做到了。他們共同創造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共同誕生了歷史唯物主義。正如恩格斯說的，“當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訪馬克思時，我們在一切理論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一致，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共同的工作”[8]247-248。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社會發展的運動規律，而這個規律就在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之中。也就是說，他們指出決定社會發展的原因、動力在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與上層建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就在這種關系中形成規律，就在這種作用中決定人類歷史的發展。

這種思想的創立大概在《德法年鑒》時期，即1844年左右。這時，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得出同樣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鑒》(1844年)里已經把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絕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系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而不是相反”[8]247-248這是極具顛覆性的。因為，在《德法年鑒》時期之前，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政治和文化的東西決定經濟，經濟的位置放在政治和文化之下，經濟的作用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于只談論政治和文化；而在此之后，他們認為經濟是最重要的，經濟決定政治和文化的東西。這就是說，在此前后，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這時，并不是思想的一種發展和深化，也不是思想的修修補補，而是思想的“斷裂期”。稱之為顛覆和斷裂，并不為過。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從此開始撥開迷霧見青天，開辟了一個新天地。這種斷裂的實質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不同，是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從這個角度來評判，我們可以把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分為早期和晚期，早期的思想是不成熟的思想，晚期的思想是成熟的思想。早期的思想是不科學的思想，而晚期的思想是科學的思想。一些學者抬高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的思想而貶低晚期的思想，這是錯誤的，他們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據。

在這個時期，馬克思、恩格斯寫了一些文章，比如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包括導言)以及《論猶太人問題》，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及《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它們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這也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思想的開端。對此，馬克思、恩格斯都有說明。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曾回憶說，“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5]8-9。這里的物質的生活關系就是“市民社會”，就是后來形成的生產關系概念。要求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理解和解釋法、國家等的秘密，這是對經濟、政治、文化之間關系理解的一種顛倒。同樣的，恩格斯在回憶他與馬克思的思想歷程的時候也有這種論述。在《關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中，恩格斯回憶說，“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歷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8]247-248。他凸顯了物質利益、經濟的重要性，與自己以往的思想有所不同。這是一種斷裂。稱之為斷裂，名副其實。

在19世紀40年代初期，馬克思就形成了這樣的觀點，即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就是明確了經濟與政治、文化的關系。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不是黑格爾那樣子的認為，黑格爾的觀點是錯誤的。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指出，“黑格爾想使‘自在自為的普遍物’——政治國家——不為市民社會所決定，而相反地使它決定市民社會”[2]358。 馬克思對此進行了批判，這不過是“一種錯覺：似乎政治國家是規定者，其實它卻是被規定者”[2]369-370?？傊?，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首次提出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基礎和前提的唯物主義觀點。也就是說，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法哲學的過程中，得出市民社會是國家和法的基礎和前提的結論，這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發端。馬克思從一位唯心主義者變成一位唯物主義者。這個時候，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國家從基礎變成了上層建筑，而經濟成為經濟基礎。這是一個顛倒，決定者變成了被決定者，“規定其他東西的東西變成了被規定的東西，產生其他東西的東西變成了它的產品的產品”[2]252，“倒因為果，例果為因，把決定性的因素變為被決定性的因素，把被決定性的因素變為決定性的因素”[2]369。顯然，這是一個質變，可以視為理論上的“斷裂”。這種思想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因為，它對一切過去的思想進行了一番顛倒。這種顛倒符合社會歷史，揭示社會發展規律。

恩格斯自認是第二小提琴手，但是，恩格斯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上比馬克思這個第一小提琴手毫不遜色。1843年，恩格斯在《德法年鑒》上發表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44年發表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闡述了經濟的決定作用，物質利益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再次，恩格斯闡述了自己的經濟決定政治、文化的觀點。與馬克思一樣，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故而，馬克思有一個論斷，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他說，“自從弗里德里?！ざ鞲袼古薪洕鷮W范疇的天才大綱(在《德法年鑒》上)發表以后，我同他不斷通訊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5]9-10。并且，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的形成中，恩格斯在有些方面給予馬克思非常重要的幫助。對此，馬克思也曾經有過一些論述。在《弗·恩格斯的小冊子<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法文版導言》，他說，“弗里德里?！ざ鞲袼埂?844年就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引起了注意?！玫挛膶懥恕队と穗A級狀況》(1845)，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義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作了充分的估計”[14]。

恩格斯有自己的實踐經歷、理論思考和思想進路。恩格斯在英國工業中心曼徹斯特接觸無產階級，觀察到經濟事實是決定性的歷史力量，是現代階級對立得以產生的基礎。他成為唯物正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恩格斯指出物質、利益的重要性。1842年，在《國內危機》一文中，恩格斯說，物質利益“而總是有意無意為指出歷史進步方向的原則服務”[2]547，這是強調物質利益在歷史中的作用，又如，“這個革命的開始和進行是為了利益”[2]551，所謂革命無非是追求利益。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他是處處“從經濟關系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2]247-248，因為，恩格斯在分析英國經濟狀況和社會狀況的時候，發現經濟事實、經濟利益是形成現代階級對立的基礎，是政黨形成和黨派斗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歷史的基礎。1885年，在《關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中，他說，“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歷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8]247恩格斯指出，國家決定市民社會，不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而正確的觀點應該是經濟事實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即經濟事實在社會歷史發展中起決定性的作用。

的確，青年的恩格斯深刻影響青年的馬克思。這時的恩格斯與這時的馬克思的關系不是亦步亦趨、緊隨其后。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在有些方面具有特定的價值和特殊的作用，可以說，青年的恩格斯是青年的馬克思的重要啟發者。特別是在經濟學批判上，恩格斯達到的程度是非常高的。當時馬克思用哲學分析的形式對社會問題進行考察，而恩格斯則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分析，于是，從另外一條道路得出了與馬克思同一的結論。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我們看出，恩格斯對經濟學文獻分析非常熟悉，對經濟分析的能力非常強。這里的原因在于恩格斯擁有馬克思所沒有的東西，即恩格斯有工廠實踐的經歷和經濟方面的巨大的信息。以至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其中一些論述、觀點走在了馬克思的前面，對馬克思產生了重大影響，甚至說，成為馬克思一系列的經濟學研究和經濟學著作的前導。沒有恩格斯這方面的幫助，馬克思不可能做到對于資本主義體系的精確闡發。不過，這種分析并沒有否定馬克思在整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中的第一位作用，馬克思還是“第一小提琴手”。

就是由于馬克思、恩格斯的各自的研究和共同見解，他們合作了《德意志意識形態》(寫于1845-1846年)一文。當然，這篇重要著作不是他們思想的轉變或思想的開始，它僅是馬克思、恩格斯較早就已經形成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的一種系統表達?！兜乱庵疽庾R形態》絕不是所謂的思想的斷裂，它是思想的延續和發展。對此，恩格斯曾有這樣一個論述，說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思想早在此之前相當長的時間里就已經形成。在《<共產黨序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說，對于經濟決定政治和文化的思想，“我們兩人早在1845年前的幾年中就已經逐漸接近了這個思想?！堑?845年春我在布魯塞爾重新會見馬克思時，他已經把這個思想整理出來，并且用幾乎像我在上面的敘述中所用的那樣明晰的語句向我說明了”[8]408。正如上文所講，恩格斯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訪馬克思時，他們在一切理論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一致，從此就開始了他們共同的工作。對此，在《關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中，恩格斯已有一個相同的說法，他說，當他們1845年春天在布魯塞爾再次會見時，“馬克思已經從上述基本原理出發大致完成了發揮他的唯物主義歷史理論的工作，于是我們就著手在各個極為不同的方面詳細制定這些新觀點了”[8]247-248。

1845年至1846年這段時間，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合作了《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他們系統論述了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認為經濟決定政治和文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表明該思想得以系統形成。這些無須多說。1859年1月，馬克思寫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概括了他們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緊隨其后，1859年8月，恩格斯寫了《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闡述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解，也是對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的呼應。恩格斯引用馬克思的論述，認為“這個原理的最初結論就給一切唯心主義，甚至給最隱蔽的唯心主義當頭一棒。關于一切歷史性的東西的全部傳統的和習慣的觀點都被這個原理否定了”[5]527。馬克思、恩格斯他們共同闡述了一致的觀點、思想。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解，恩格斯從來沒有偏離馬克思，而馬克思也從來沒有否定恩格斯的闡釋。以至于，19世紀60、70年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他們的論述也是相同的。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馬克思都親自寫了其中一章，并且，恩格斯把整篇文章通讀與馬克思聽。顯然，馬克思是完全同意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的內容。甚至可以說，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寫就的?！斗炊帕终摗吠ㄆ头浅Ｃ黠@的，明確的表達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思想。

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堅持、捍衛他們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特別是在晚年書信中，恩格斯捍衛和豐富了他們的這種思想。在這些文章中，恩格斯把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關系論述的非常透徹。恩格斯還是認為經濟決定政治和文化，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他認為這種決定關系是絕對不能顛倒的，即經濟的這種“決定”性是確定無疑的。不能認為政治、文化決定經濟、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這是恩格斯一貫堅持的觀點。這種觀點也就是馬克思始終秉持的觀點。當然，恩格斯與馬克思一樣，認為政治和文化對經濟有反作用，即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恩格斯的晚年書信包括給布洛赫的，給博爾吉烏斯的，等等，都討論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這種相互作用。筆者簡單關注一下這些書信中提到的一些說法，比如“反作用”、“互相作用”，特別是提到“政治、文化也是前提，政治、文化也是原因”，政治、文化也起著“決定”作用。但是，這些表述并不是對經濟決定作用的推翻。其實，恩格斯在晚年書信中的論述，還是一個基調，一個聲音，還是一個意思，那就是，經濟決定政治和文化，不是政治、文化決定經濟。這里的一個重要的證據是在晚年書信中，恩格斯賦予了“基礎”這個術語的“決定”內涵，關于基礎的決定性的色彩。

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思想發展來看，《德法年鑒》時期是一個斷裂。從此之后，就是思想的一種繼續和發展的過程。也就是說，從這個時期開始，到馬克思逝世，到恩格斯逝世，他們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都是一以貫之的。這里沒有改變和否定，只有堅持、捍衛和豐富、發展。在思想的形成、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偉大合作、共創互補。他們關于經濟、政治、文化的論述、闡釋都是一樣的。他們是兩個人，又是一個人。當然，在他們的思想的形成、發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的是，一種新思想的出現的確會有一個不斷成熟和完善的過程，這種成長的痕跡還是非常明顯的。但是，這里的區別無非在于他們關于這種思想論述的簡單與詳細，生澀與熟練，隱晦與明確而已。

四 結語

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思想意義重大，理解“決定”的內涵顯得尤為重要。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產生之后，很多人進行解讀，思想的歷史境遇顯得非常的豐富、曲折。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的思想關系如何？他們都是肯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決定”論者嗎？對經濟與政治、文化關系的探討，對決定的理解，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英美馬克思主義的重點內容。其中，文化馬克思主義從經濟入手，以文化為立足點，試圖揭示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關系，試圖解釋決定的含義。他們研究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涉及如何理解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如何對它們進行定義？它們之間的關系如何，是內部關系還是外部關系，是可分的還是不可分，是否有明顯的界線？等等。就是說，他們對馬克思該思想中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以及決定這些概念要一一解讀，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的術語一一重新進行界定。比如說，湯普森、威廉斯、伊格爾頓都對這些做出了自己的理解，也表示出對經濟決定論的擔憂?？傊?，這些理解和擔憂具有一定價值和合理性。這種價值在于讓我們進行思考和重讀，讓我們重新回到馬克思、恩格斯對經濟決定論的文本上。馬克思、恩格斯對經濟決定的使用、界限和定義等都有重大發現和重要論述。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解釋了社會想象、揭示出規律性的認識。

在本文中，我們以“決定”為切入點，明確決定的內容和實質，在對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決定”的論述中也對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定義有所明確。對經濟、政治和文化三者之間關系的理解，對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解，馬克思、恩格斯是沒有差別的。他們分別從前提、條件，從原因，從產生，從決定等等含義上來理解經濟，把經濟視為基礎，經濟成為經濟基礎，把政治和文化視為被經濟決定的東西，政治和文化成為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與政治、文化有各自的界限，經濟就是經濟，經濟不是政治或文化，同樣政治和文化都是如此。但是，經濟與政治、文化三者之間亦存在關系，經濟決定政治和文化，經濟與政治、文化的關系是一種“決定”性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是一種“同創互補”的關系。他們共同創造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思想，共同創造了歷史唯物主義。

[1]陳光達.《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馬克思主義[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8(1):38.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81-182.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77-378.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85.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99.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7.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89-490.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91-592.

[13]陳先達.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J].教學與研究，1995(4):8.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59.

(責任編輯 李雪楓)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arx’s and Engels’ Toughts on 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Identical” Relation:“Determining” Connotation and Cofounding and Complementing Process

HUANG Guang-qiu

(SchoolofPhilosophy，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Starting from the “determining” in “economic base determing the superstructure”,this paper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Marx’s and Engels’ related articles, finding Marx’s and Engels′ expoundations on 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are identical.Both of them embody the distinct “determing” thought.The “determining” here refers to the premise, condition,basis,cause,creation, restriction,regulation and control,and it also refers to the reason in the cause and effect, the content in the content and form. These are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the word “determining”,Marx and Engels thout the economy “determined” th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e.There is no doubt that Marx’s and Engels′ thoughts are a kind of economic determinism,not political or cultural determinism.By sorting out Marx’s and Engels’ thoughts on the formation of economic basis and superstructure,it can be easily seen that they jointly created the scientific thoughts,which experienced a “cofounding and complementing process”.

economic base;superstructure;determining;identical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7.01.006

2016-09-16

黃光秋(1979-)，男，浙江蒼南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唯物史觀，社會發展理論研究。

A811

A

1000-5935(2017)01-003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