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參與民俗文化旅游發展研究

何靈　諶立平

[提要] 社區參與旅游是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對于豐富旅游產品、推進民族地區民主政治和經濟發展都有重要意義。在我國特別是經濟相對落后的民族社區，受到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限制，社區參與旅游普遍存在參與層次低、范圍窄，旅游帶動社區居民脫貧致富效果不明顯的特點。相對傳統的生態資源觀光旅游，民俗文化旅游在拓展社區參與旅游的層次、范圍，改善旅游利益的分配格局等方面更具優勢。通過對黔東南斗牛產業的個案研究，提出基于社區參與視角下我國民俗文化旅游發展建議。

關鍵詞：社區參與旅游；民俗文化旅游；黔東南斗牛；可持續發展

基金項目：湖南省教育廳一般項目：“民族地區社區參與式旅游發展研究——以張家界景區為例”（項目編號：15c1104）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社區參與視角下民俗文化旅游發展研究

收錄日期：2017年3月9日

社區參與旅游的理念最初在1985年由美國經濟學家墨菲在《旅游：一種社區的方法》中提出，肯定了旅游發展中社區的重要性。我國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對社區參與旅游有所研究，進入新世紀后隨著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在該領域也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對社區參與旅游的內涵、影響因素、保障機制、實踐模式都作出了大量的研究。受我國現階段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客觀條件影響，實踐中社區參與旅游都表現出層次低、范圍窄的特點。民俗文化是指民間民眾的風俗生活文化的統稱，也泛指一個國家、民族、地區集居的民眾所創造、共享、傳承的風俗生活習慣，是在普通人民群眾的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非物質的東西。本研究認為民俗文化由于其內在的特征，相對于生態資源的觀光旅游，發展民俗文化在各個方面都能更好地促進社區的參與。針對經濟落后而又有保存良好的民俗文化的民族地區，應該充分挖掘民俗文化資源，充分利用其在推動社區參與上的優勢，在實現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同時，改變民族地區落后的面貌。

一、社區參與旅游的價值

（一）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聯合國在1997年6月頒發的《關于旅游的21世紀議程》中將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定義為“在保護和增加未來機會的同時滿足現時旅游者和東道主的需要”，認為旅游業可持續發展離不開社區的參與，社區參與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但是，商業化的旅游開發模式常常忽視景區原居民的存在，旅游業沒有融入到當地人的生產生活中，旅游產業成為所謂的“飛地經濟”。社區居民的訴求沒有得到重視，合理的物質利益也沒有得到滿足，對當地旅游業逐漸產生消極甚至敵對的情緒。在現實中不乏社區居民與旅游管理方發生沖突矛盾的群體性事件，以及部分社區居民在經營活動中惡意侵害游客利益的案例。這些矛盾沖突的存在造成旅游景區的社會環境和生態環境遭到破壞，景區的旅游發展喪失可持續性。社區居民通過參與景區的規劃設計、景區的運營管理，對各項制度措施提出合理化的建議，并分享旅游發展所帶來的物質利益，這樣可以增加社區居民對旅游業的認同感，支持景區的各項政策，構建良好的景區人文環境和生態環境，進而實現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二）豐富旅游產品的主要途徑。旅游產品按照資源的類型可以分為自然生態資源和人文資源，現階段我國旅游資源的開發側重于對自然資源的開發而忽視對人文類資源的開發。國內著名的景點都是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觀，例如有“天下第一奇山”美譽的黃山，山青、水秀、洞奇、石美的桂林“四絕”，而不同區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習俗的旅游價值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人文資源同樣具有開發價值，各個民族各具特色的節日歌舞、民族特色技藝表演，使游客在欣賞風格各異的文化習俗時獲得滿足感。人文類旅游資源開發可以為游客提供更多可供選擇的旅游產品，單一的自然景觀使旅游業態停留于觀光型的旅游形式，通過開發人文類旅游資源，在豐富旅游產品的同時使旅游業向體驗型、參與型旅游發展。

（三）旅游扶貧的關鍵。旅游扶貧是我國為改變貧困落后地區居民生活面貌的一項重大舉措，通過旅游業的發展帶動地區經濟發展。旅游扶貧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旅游業的發展；二是社區居民脫貧致富。而市場經濟主導的旅游業發展過程中，旅游業的發展并不必然地改變社區居民的經濟狀況。市場本身具有盲目性會產生馬太效應，加劇貧困地區的貧困差距。市場的原則是按照貢獻的大小進行分配，而社區居民在經濟條件、能力素質以及信息的獲取能力上都處于不利的位置，在整個利益分配鏈條中處于最后一環，難以實現脫貧致富的目標，在旅游業發展中不斷被邊緣化。要同時實現旅游的發展與社區居民的脫貧致富，就必須從各個方面提升社區居民參與旅游的深度和廣度，社區居民能夠分享旅游業發展所帶來的收益是旅游扶貧的關鍵所在。

二、社區參與旅游現狀

（一）參與的范圍窄、層次低。雖然社區參與旅游的重要性在理論上得到了廣泛的認同，早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許多學者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受到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影響，在我國經濟落后的民族地區，社區參與旅游表現出層次低、范圍窄的特點。社區參與旅游應該包括旅游的決策、開發、規劃、管理和監督等旅游發展的全過程，在旅游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實現社區的全面發展。而在我國現階段大部分旅游景區的社區居民很難參與到旅游的決策、開發和規劃等環節，主要的參與形式是在景區從事個體商戶的形式從事經營性活動，在旅游公司、景區管理公司從事務工等活動。從參與的環節來說，表現出范圍窄的特點，羅培等（2013）對華鎣山大峽谷地質公園的調查發現，79%的人從未參與公園規劃和任何決策，僅有5.5%的員工和政府人員參與過規劃決策，近60%的人不了解規劃或者認為資源開發的規劃和決策不合理，41%以上的人直接表示規劃和決策完全沒有考慮居民的利益；劉檬檸（2015）對貴州省黔東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縣的考察發現，當地居民表示政府決策從未參考過當地居民的意見，直接政府單方面做出決策。從參與的層次來說，表現出參與層次低的特點，從事個體經營活動和在企業務工是武陵源景區居民參與旅游的主要形式，有45%的居民家庭從事商品經營，主要包括家庭旅館、農家餐館、旅游紀念品及特色產品的銷售。在相關旅游企業就業的社區居民占到26%，并且大多從事沒有專業技能要求的普通崗位，當地居民很難參與到管理決策層的事務。

（二）勞動報酬低。偏遠的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各方面社會事業都發展滯后，許多社區居民特別是中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有限，同時民族地區大多地處偏遠，遠離區域經濟中心，與外界信息的交流少，思想觀念比較保守，接受新事物能力差。大多數居民長期從事農業生產，難以滿足相關企業對招聘人員的基本素質要求，大多只能從事環衛、安保等簡單工作，所得到的報酬相當微薄，處于整個旅游產業價值鏈的末端。陳佳娜等（2012）通過云南景洪市孟罕鎮曼春滿村寨的研究指出，村民所從事的工作基本上屬于基層操作且參與旅游開發的人數少，男性主要從事保安、園藝、環衛等工種，而售票、開電瓶車游園等相對輕松的崗位很少會聘用當地居民，至于管理工作崗位更是很少涉及。張玉蓉（2010）指出，三娘灣社區居民參與旅游業主要為“擺攤設點”和“家庭住宿”兩種形式，還有部分居民從事游艇服務和清潔工作，總之絕大多數居民都是從事服務型工作。

（三）經營利潤微薄。在景區內選擇自主擇業是社區居民在操作層面參與旅游的一種重要方式，從事旅游紀念品的銷售、交通運輸、飲食住宿等工作。由于社區居民投入資本有限、進入門檻低，整個行業競爭激烈，同質化嚴重，收入有限。此外，景區內經營戶收入受景區管理方的相關政策影響較大，例如提高商鋪的租金，對擺攤設點進行規范化整治等都對商戶的經營帶來不確定性，而且景區的商鋪經營收入隨著旅游淡旺季轉換波動幅度大，經營風險大。趙翠（2012）在全國5A級武陵源風景區調查發現，居民主要通過家庭式的經營參與旅游，家庭收入的45%來自經營收入，主要經營形式包括家庭旅館、農家餐館、旅游紀念品及特色產品店鋪，同業競爭激烈，市場秩序混亂，存在欺客宰客、索要高額回報的現象，影響整個市場形象。

三、民俗文化旅游對推進社區參與的意義

（一）社區居民就業上具有天然優勢。民俗文化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形成的共同價值觀念及行為規范，在特定區域的人群中延續和傳承。發展民俗文化旅游就必然需要相關人員的參與，帶動一部分勞動力的就業，社區居民由于在居住地離工作地點具有天然的便捷性，相對于外來勞動力具有天然的優勢。更為重要的是，民俗文化旅游要保持其原真性，才能夠保持其對游客的長久吸引力。過度商業化破壞文化生態環境，盲目照搬仿造，降低民俗文化的品位，使代代相傳的傳統生活方式和習俗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原真性逐漸喪失，最終導致民俗旅游目的地失去對游客的吸引力。民俗文化根植于社區居民的生產生活中，只有社區居民才能將本土的民俗原汁原味地表現出來。要想給觀眾帶來真實的感受，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吸納當地社區居民參與到民族文化的活動中。

（二）有利于專業技能的參與。如前所述，許多保留原生態民俗文化的旅游景區大多經濟欠發達，社區居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接受新知識的能力差，因此離開傳統的農業產業尋找新的工作崗位缺乏競爭力，只能從事對專業技能要求低的簡單勞動，所獲得的工資報酬相當低。但是，當民俗文化作為旅游產品開發時卻可以改變當地居民只能從事無技術要求工種的現狀，社區居民參與旅游時不再是簡單勞動力，而是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人員，因為民俗文化的表現往往和某種特定的技能聯系在一起。有些專業技能是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學習掌握，不需要專門的系統化訓練，社區內大部分居民都可以掌握，例如民族節慶活動的舞蹈為大多數社區成員掌握，而有些技能則是依靠家族傳承，在一個自然村落只有個別家庭成員有機會掌握，需要進行長期的專門化的訓練。通過對這些稀缺民俗文化的開發，可以使其成為區域旅游產品的亮點，同時可以吸納大量民間藝人的加入，由于其表演技能的高度專業性，其工資報酬要高于普通勞動力。

（三）有利于社區居民管理能力的參與。民俗文化作為旅游產品的開發是一個系統的工程，不僅僅是前臺的表演，應該包括產品的設計、專業人才的培養、工作人員的管理、企業的經營管理等方面。民俗文化的傳承在歷史上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組織方式，特別是一些集體性的節慶日的民族歌舞表演，長期實踐中社區居民中會自發地產生一些組織管理能力強的社區成員作為整個活動的組織與策劃者。在民俗文化進行商業化開發運營時，這些在長期實踐中自發產生的民間組織者可以轉型成為相應活動的企業管理人員。相對于外部聘請的管理人員，社區內部成員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首先，社區成員對本民族的文化有更清楚的認知，在民俗文化進行商業化開發時為整個項目的策劃提出有價值的建議；其次，來自于本土的管理人員與社區群員具有天然的聯系，彼此之間的溝通更加便捷，可以提高整個團隊的工作效率。

四、基于社區參與的民俗旅游發展建議

（一）民俗文化旅游與生態資源旅游相互促進。從旅游產品的供給來看，長期的生態資源開發使得景區品質難有提升的空間。隨著旅游業的不斷發展，從旅游產品的需求來看，游客的旅游心理不斷成熟，單調的走馬觀花式旅游越來越缺乏吸引力。通過民俗文化旅游產品的開發可以創造景區更多的旅游產品，豐富游客的旅游體驗，增強景區的吸引力，為旅游產業的長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因此，旅游景區在開發生態資源時，對當地的民俗文化要給予同樣的重視，挖掘當地的民俗文化，通過生態資源旅游帶動民俗文化旅游。同時，也可以通過具有特色民俗文化旅游來帶動自然景觀旅游，兩者互相促進，以多樣化的產品豐富游客的旅游體驗。在旅游產品設計時，結合現代的旅游營銷理念將兩者巧妙地結合起來，實現多方的共贏，即游客獲得更好的滿意度，旅游有關企業獲得更多利潤，社區居民增加經濟收入。

（二）民俗文化產品開發要權衡利弊。民俗活動展現方式要符合現代商業的運營模式，傳統上約定俗成的做法就需要做出改變。例如，黔東南斗牛，對于意外傷亡事故的解決主要依賴普遍接受的民族習慣，即活動期間被斗牛踏傷、打傷一切后果自負。傳統上的意外風險的處理態度顯然不能為游客所接受，與我國現行法律有關規定相悖，而且這樣的解決方案也會使游客有所顧慮。但是，在這種民俗文化的變革中又存在一種風險，即為迎合觀眾而使其表現形式喪失民族性，甚至對淳樸的民情風俗扭曲，出現庸俗化的傾向。這樣的作為不僅傷害社區居民的情感，而且一味地迎合觀眾使得民族文化喪失其民族的獨特性，在短期中或許能夠吸引觀眾，但是在長期中這些民俗文化產品將由于其同質性和庸俗性而喪失對游客的吸引力。因此，對具有悠久歷史的民俗文化進行開發要權衡利弊，一方面對民俗文化表現形式予以創新，以適應新的時代要求；另一方面對民俗文化要有度，保持其民族性和獨特性，不能夠淪落為貼著民族標簽而充斥現代商業文化的產品。

（三）政府部門的引導和管理。在經濟相對落后的民族地區尚處在農業產業占主導的階段，民間社會組織發育不成熟，社會各項事務都由政府以及直接由政府領導的村集體組織主導，發展民俗文化旅游以及在此過程中推進社區參與，都離不開政府部門的支持。首先，政府可以利用各種方式發布信息，加強宣傳。對內可以宣傳旅游總體規劃，鼓勵更多的社區居民參與旅游，對外可以宣傳地方特色旅游產品，擴大旅游產品的影響力；其次，在旅游規劃決策過程中，可以采取各種方式讓社區居民參與到決策過程中來，例如舉行座談會，邀請居民代表參加某些決策過程等，讓社區居民的愿望得到充分的表達和尊重；再次，開發民俗文化旅游具有較強的正外部性，不僅具有文化傳承上的意義，對于旅游產業鏈條其他環節也都具有較強的溢出效應。這就決定了政府部門應當提供必要的資金扶持，在人才培養、基礎設施建設、經營稅收等各個方面都給予幫助或者是優惠的政策。

（四）金融信貸的支持。資金的缺乏是經濟落后民族地區的社區居民參與旅游的一個主要瓶頸。當一個地區旅游業逐漸發展起來以后，外地人可能憑借在資金、管理經驗等方面的優勢迅速占領市場，甚至成為當地旅游業的主導力量，而社區居民則難以分享旅游業發展帶來的紅利。對于民俗文化旅游也是同樣，外來者憑借其在資金、管理經驗上的優勢而成為企業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而社區居民則是打工者，大部分的利益被外來資本賺取，而社區居民只能拿到勞動報酬。要解決社區居民資金上的不足，除了政府部門給予扶持以外，主要必須依靠銀行信貸資金解決。充分發揮國家政策性銀行的作用，例如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向社區居民發放低息的優惠貸款；利用國家最新的農村土地抵押政策，抵押宅基地、承包經營土地獲得商業性抵押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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