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研究

錢華生

摘要：本文根據常州376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數據，運用多元回歸分析方法，分析了常州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滿意的生活條件，如住宿條件、文化休閑以及生活便利都會對常州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有正向影響；從工作情況來看，工作時間越長，城市融合意愿越低，而工資越高，城市融合意愿越高；從工作保障情況來看，養老保險對城市融合有正向影響，但住房公積金卻產生負向影響。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工作保障

0.引言

“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是王春光2001年首次提出，這個群體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長和受教育于80年代，基本上于90年代外出務工經商，受教育水平較高，務農經歷較少。劉傳江、程建林在《第二代農民工市民化：現狀分析與進程測度》則使用“第二代農民工”這個概念。本文使用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定義較廣，泛指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戶籍在農村而在城市就業的人群。

大量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居住的時間越來越長，出現“長期化”、“常住化”的現象。按我國的政策居住半年以上的為“常居人口”規定，這些新生代農民工事實上已成為所在務工城市的居民。隨著經濟的發展，這一現象愈演愈烈，部分經濟發達地區的城鎮外來務工人口比例超過本地人口，地處蘇南的經濟重鎮常州外來務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分之一。

針對這一現象，2010年的中央1號文件將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鎮化問題作為一個重要內容提出來，2016年的中央1號文件又提到要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落實1億左右農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的目標，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工與城鎮居民有同等權利和義務，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

1.文獻回顧

目前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文獻主要集中在社會學的定性研究和管理學的問卷調查定量研究的方法上。社會學主要借鑒西方移民的理論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現象進行分析，而管理學在借鑒社會學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量化。

王春光2001年在《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的關系》一文中從社會認同的視角分析了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城鄉融合的決定因素在于他們的身份認同、職業認同、鄉土認同、社區認同、組織認同、管理認同和未來認同。任遠、鄔民樂（2006）借鑒國外移民理論，認為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融合受到社會資本、社會排斥、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市場狀況的影響。王佃利、劉保軍、樓蘇萍（2011）借鑒西方移民理論，從經濟融人、社會融人、制度融人、文化心理融人等維度構建了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人的分析框架，并列舉了四個維度的分析指標。

在利用管理學方法進行的研究上，秦昕、張翠蓮等（2011）對北京的農民工發放了500份問卷，運用結構方程模型，提出農民工城市融合影響模型，模型中因變量城市融合由鄉土認同、城市社區認同、政府認同和生活滿意度四個部分構成。張蕾、王燕（2013）在2010年對杭州市的新生代農民工發放問卷390份，運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了三個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經濟整合、行為適應和心理認同，并結合新生代農民工融人程度隔離型、選擇型和融入型進行了分析。周密、張廣勝等（2015）通過對遼寧五城市的636份問卷調研，運用得分傾向值匹配（PSM）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規模下人力資本積累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決定的影響。張宏如、李群（2015）構建了員工幫助計劃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人的模型，在深圳、北京、常州和重慶發放問卷600份，自變量為心理資本、職業生涯規劃、職業價值觀和人文關懷環境，因變量為經濟融人、社會融入和心理融入，使用結構方程對其進行了分析。其他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上。市民化與城市融入密切相關，但還是有一定的區別，因為市民化可以直接測量，但城市融人不好直接測量。所以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相關文獻沒有納入本研究中。

社會學文獻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人提供了理論基礎。在管理學相關研究中，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人的影響變量進行研究卻相對較少。另外，不同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政策實施有異，所以不同地區（并不僅僅是不同規模城市）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影響變量也是有所差異的。

2.分析框架與理論假設

本文的因變量城市融合借鑒王春光的社會認同理論和秦昕、張翠蓮等的農民工城市融合影響模型，將城市融合分為身份認同、鄉土認同、社區認同、政府認同和生活滿意五個維度來表示，身份認同、鄉土認同和生活滿意各有一道問題，社區認同和政府認同有兩道問題。

自變量在充分考慮管理學中不同研究者的研究變量后，將其分為個人特征、工作情況、勞動保障、生活條件和人力資本五大類自變量。個人特征指的是年齡、性別、婚姻和籍貫，其中籍貫是按江蘇省和外省進行區別的。工作情況指的是月工資、工資按時發放、天工作時間、加班、克扣工資和工作職位；勞動保障是指勞動合同、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住房公積金和勞動保護；生活條件指的是住宿條件、生活便利性和文化生活；最后一個人力資本指的是學歷、企業工作時間和培訓。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在個人特征變量上，年齡越大、女性、已婚，和江蘇省籍貫城市融人的傾向越高。因為年齡越大、已婚者、經濟情況都比較好，同時女性在擇偶上具優勢，本地籍貫（江蘇省內）具有地緣優勢。

H2：在工作情況變量上，月工資高、工資按時發放、天工作時間短、加班少、無克扣工資、工作職業高，城市融人的傾向越高。

H3：在勞動保障變量上，簽訂勞動合同，充分享有養老、醫療、工傷和失業保險，有住房公積金的城市融入的傾向越高。

H4：在生活條件變量上，住房條件好、生活便利和文化生活滿意城市融人的傾向越高。

H5：在人力資本變量上，學歷高，企業工作時間長，培訓多，城市融入的傾向越高。

3.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3.1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的調查范圍涵蓋常州五區，包括新生代農民工比較密集的武進高新技術開發區和新北高新技術開發區。本次調查采取隨機抽樣與按區分層抽樣相結合的方式，主要樣本來自大中型制造企業。調查對象為80年以后出生的，戶口為非常州籍的人員，調查時間為2016年7月至8月間。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412份，回收率82.4%，其中有效問卷375份，有效率75.2%。

3.2變量描述性統計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下表1。從下表1可以看出，因變量城市融合是由五個維度構成，每個維度選編碼為1的計1分，編碼為0的計0分，其中社區認同有二個題項，第一個是，你覺得享受與當地人同樣的待遇嗎，即相同待遇認同，第二個為是否經常與本地居民交往，取值范圍為0和1，結果分數相加越高，認同越高，得出數值除以2為社區認同；政府認同也為二道題，遇到困難是否會想到政府部門的幫助和政府部門是否會將自己與本地居民一視同仁對待，取值范圍為0和1，所得分值除以2為政府認同。這樣五個維度的計分加總為城市融合的分數，所以城市融合最高分為5，最低分為0。

在個體特征上，平均年齡為26.11歲，男性占54%，已婚占54%；在工作情況上，工資的均值為2.39，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工資能達到3500以上，工資按時發放的比例為87%，克扣工資的行為較少，只有18%，新生代農民工的日平均勞動時間為9.17小時，節假日偶爾有加班，職位以普通基層員工為主，均值為1.34。在工作保障變量上來看，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工傷保險的均值依次為0.82、0.67和0.6，失業保險和住房公積金均值較低，為0.46和0.38，勞動保護相對充分。從生活條件變量來看，住房條件的滿意度為61%，文化休閑滿意度70%，79%的人認為生活便利。從人力資本變量來看，初中及以下為34%，高中及中專為35%，大專及以上為31%，很少和沒有參加企業技能培訓的為82.4%，在企業的平均工作時間為2.11年，表明流動性較高。

3.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被解釋變量是城市融合，由于城市融合是由五個維度的計分加總而成，所以是個連續變量。所以本文采取多元回歸模型進行研究。本文將影響城市融合的五大類21個自變量納入多元回歸模型，并進行多分類自變量參照組設置，然后對數據進行分析。

4.研究結果

4.1估計結果

考慮到各個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相關性，因而有必要在模型估計之前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本文使用容忍度（Tolerance）與方差膨脹因子（VIF）指標來檢查多重共線性問題。結果顯示，所有解釋變量的容忍度指標在0.385和0.811之間，遠遠大于0.3，方差膨脹因子小于2.594。這說明各個解釋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使用SPSS 22.0軟件多元回歸模型進行估計，回歸結果見下表2。

4.2結果分析

從上表可以看出，影響常州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意愿主要是全部生活條件變量和部分工作保障和工作情況變量。從生活條件來看，文化休閑在1%的水平上顯著，對常州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產生正向影響，生活便利和住宿條件都在5%的水平上顯著，且都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產生正向影響，這表明新生代農民工越來越重視工作之外的生活質量，如住宿條件、生活便利性以及文化休閑活動。這些變量的滿意能顯著提升常州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的意愿。

從工作保障上來看，主要是養老保險和住房公積金兩個變量。養老保險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產生正向影響，這很好理解，因為只有養老保險才有在城市定居融合的可能。而住房公積金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產生負向影響，這一點很不好理解，因為住房公積金可以幫助新生代農民工買房，助其在常州安家定居，然而事實上是，有住房公積金反而影響其城市融合的意愿。其可能的原因是住房公積金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中被貨幣化了，貨幣化的意思是公司向員工提供兩種選擇，第一選擇住房公積金，但要從其工資中扣除；第二選擇不要住房公積金，工資不受影響。在這種政策的導向下，新生代農民工肯定會選擇現金，雖然住房公積金享受免稅優惠，然而使用起來受到眾多政策限制。

從工作情況來看，主要是工資和日工作時間兩個變量。從工資上來看，與參照變量2500元以下工資相比，5000以上的工資在1%的水平上顯著，3501-5000在5%的水平上顯著，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合產生正向影響，這表明工資越高，城市融合的意愿越高。日工作時間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產生負向影響，這表明新生代農民工隨著日工作時間的增加，城市融合的意愿就會降低。日工作時間的變量與文化休閑變量結合起來看，日工作時間越長，文化休閑時間越短，城市融合意愿越低。這表明常州新生代農民工既重視經濟基礎，也重視物質文化生活。

5.結論與啟示

5.1主要結論

從判定系數來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解釋面不大，這表明還有很多的影響變量沒有納入多元回歸模型之中。但本文對常州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的影響因素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從分析結果來看，工資、工作時間、養老保險與公積金都與工作相關，這表明工作因素在常州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合中占據了重要地位。而生活條件中，住宿條件與生活便利變量也是新生代農民工有效工作的基礎。這些變量都屬于物質基礎層次，只有文化休閑變量除外，這說明，影響常州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合主要變量還是與工作相關的物質基礎層變量。

5.2啟示

常州市政府應圍繞著與新生代農民工工作相關的變量，進一步完善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保護，改善農民工公寓住宿條件，以提升常州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的意愿。就住房公積金而言，一方面加強對企業執行情況的檢查，一方面要大力宣傳住房公積金有利于新生代農民工方面，以增進新生代農民工對住房公積金的了解，避免住房公積金的貨幣化。在文化休閑上，一方面要求企業嚴格遵守勞動法，減少工人工作和加班時間，一方面加大農民工公寓文化休閑活動設施的投入，以改善其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