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歷史事實？

歷史事實*歷史事實的英文表達有fact of history、historical fact或historic fact。一般情況下，這些表達都可以通用，尤其是前兩個表達。比如，撰寫《什么是歷史事實？》一文的卡爾·貝克爾曾在無差別的情況下使用了fact of history和historical fact：“從內涵的意義上講，歷史事實(facts of history)在來源上已經有了陳述；歷史學家如果將心思沉沒并窒息在散亂的狀態中，不把歷史事實(facts of history)加以整形而能重新陳述，便會搞成一種表面工作，那就是把人類經驗的一切意義剝奪干凈。如果任其自然，事實是不會說話的；同時如果任其自然，事實是不存在的，確實是不存在的，因為就實際目的而言，除非有人加以確認，便不會有什么事實。對于任何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歷史學家至少能做選取和確認的工作。去選取和確認即使最簡單的一堆事實，便是去給它們在某種觀念模型內以某種地位，僅僅如此便足以使它們取得一種特殊的意義。無論怎樣鐵硬或冰冷，歷史事實(facts of history)畢竟不像磚頭或木片，具有一定形狀和清晰而持久的輪廓的實在物質。歷史事實(facts of history)羅列畢竟不能同一車磚頭的傾卸相比擬。磚頭隨便被放在何處，始終保持它的形式和壓力；而歷史事實(facts of history)的形式和實質既然僅在文字陳述中取得一種可以兌現的存在，便會隨著用來傳達它們的文字而變異?！眳⒁娍枴へ惪藸枺骸度巳硕际撬约旱臍v史學家》，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580頁。歷史“事實”一詞在西文中的詞源，參見[德]斯特凡·約爾丹主編：《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辭典》，孟鐘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50—252頁。是史學理論最核心的概念之一，關于歷史事實，普遍存在如下說法：“歷史事實是歷史學的基本素材，歷史研究需要以歷史事實為基礎”，“歷史事實讓歷史學有別于文學，沒有歷史事實，就沒有歷史學?！备叛灾?，上述說法都意在強調歷史事實是歷史學的根本，是歷史認識客觀性最重要的保證。然而，就是這個在歷史學領域流傳甚廣的概念，其含義卻含混不清，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重新厘清這一概念。*參見陳啟能：《論歷史事實》，《史學理論研究》1987年第4期；陳新：《論歷史敘述研究中的歷史事實概念》，《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張耕華：《歷史哲學引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俞吾金：《歷史事實與客觀規律》，《歷史研究》2008年第1期；王興斌：《歷史事實的結構》，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彭剛：《敘事的轉向——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考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陳先達：《歷史唯物主義的史學功能——論歷史事實、歷史現象、歷史規律》，《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卓立：《論歷史事實的概念及其理論誤區——關于重建客觀史學理論基礎的反思》，《史學月刊》2014年第5期。

一、事實與歷史事實

在探討“歷史事實”之前，我們先來討論“事實”概念?！笆聦崱币辉~在日常生活和現代文獻中通常具有多義：一是指現象，事物和事件本身被稱為事實；二是指對事物及其特性的感覺和知覺；三是指用來論證和反駁某種東西的理論原理。*轉引自彭漪漣：《論事實》，《學術月刊》1991年第11期。究竟何謂“事實”，筆者同意彭漪漣的看法，“事實乃是呈現于感官之前的事物(及其狀況)為概念所接受，并由主體作出判斷而被知覺到的。所以，事實乃是關于感性經驗的一種知識形式”。*轉引自彭漪漣：《論事實》，《學術月刊》1991年第11期。在《再論事實》中，彭漪漣又指出：事實之所以是事實，不可能是純粹的自在之物。一個自在之物要轉化成事實，必須具備兩個必要環節：第一，作為感性呈現，并為主體所覺察；第二，為主體已有概念所接受，并由主體對之作出陳述(判斷其具有什么性質或與他物具有什么關系等)。就此而言，事實只能是經驗事實，不可能是自在的。*彭漪漣：《再論事實》，《學術月刊》1994年第7期金岳霖更明確地說：“用句子或名詞表示的東西或事體就是事實?！?金岳霖：《知識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613頁。由此可知，事實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對事物及其狀況的一種感性經驗的認識。

(一) 可知覺性與不可知覺性

自然科學意義上的“事實”，通常是指研究者對目測到或通過儀器設備觀測到的確定無疑的現象的陳述，比如在某氣壓條件下，水沸騰了，當然有時候也可以指某些規律，比如萬有引力定律等。鑒于其可觀測性，可以說，自然科學意義上的“事實”具有可知覺性。

談及“歷史事實”，情況則復雜得多，對于親歷者或目擊者而言，歷史事實具有“可知覺性”的一面，即歷史事實是親歷者或目擊者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之后得出的判斷。在此意義上，歷史事實與自然科學意義上的事實具有相似性。但對后來者而言，歷史事實則具有“不可知覺性”，他們不可能像親歷者或目擊者那樣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當時發生的事情，他們只能通過口傳、書信、日記和遺存等原始材料來間接確證過去的某個歷史事件。在歷史學領域，歷史事實都是通過這種間接確證的方式確立起來的。比如，關于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事實，更多是戰后通過相關審判以及通過相關的證物和證詞間接確認的。

黑格爾在《世界史哲學講演錄》的開篇提出三種論述歷史的方式，第一種是原始的歷史學，第二種是反省的歷史學，第三種是哲學的世界史。在原始的歷史學中，歷史學家就是事件的親歷者或目擊者，他們所記述的歷史事件都是他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在反省的歷史學中，由于歷史學家與其記述的歷史事件已經存在一定的距離，所以他們的寫作具有反省的性質，需要間接利用一些更原始的記述。*[德]黑格爾：《世界史哲學講演錄，1822—1823》，劉立群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1—20頁?？偟膩碚f，在原始的歷史學中，可知覺性表現得更為明顯，其記述也更形象和直觀，而在反省的歷史學中，非知覺性就逐漸突顯出來。

(二) 時間性

嚴格來講，自然界的事物也具有時間性，也有其過往，但我們看到，自然界的事物從t1到t2、t3或t4的變化通常被視為非本質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往往被自然科學家忽略。

但在社會歷史領域，時間性至關重要，一般認為，自然界的事物從t1到t2、t3或t4的變化并非無關緊要的變化。即便對某一個事件或人物而言無關緊要的變化，但對另一事件或人物而言則可能是至關重要的變化。此點提示我們，歷史事件在時間之流中具有某種獨特性。自然科學意義上的事實都通常只是樣本，而歷史事件則因其獨特性而與其他歷史事實共同構成某段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歷史整體的意義依賴于單個的歷史事件。

本文強調每個歷史事件本身的獨特性，所以不贊同歷史規律說。歷史上的確存在一些相似的事件，但要論證歷史是可以重復的卻并不容易。退一步說，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我們才可以說歷史是有規律的，歷史有可能重演。*張耕華：《試論歷史的“重演”與歷史學的“預言”》，《史學理論研究》1997年第1期。

此外，我們在此強調的是歷史事件的獨特性，而不是強調歷史事實的獨特性。歷史事實是語言層面的判斷，比如，“屈原投江而亡”這個表達是一個歷史事實。這表達本身的真實性是沒有時間限制的，不管在何時何地由何人表達出來，就其可知覺性一面而言(有人目擊了屈原投江或后來在汨羅江找到屈原遺體而判定屈原投江而亡)，是沒有任何區別的。但在具體的語境中，比如將屈原投江與其報國聯系起來，這一歷史事實就具有了不同的意義(meaning)。就此而言，歷史事實也具有時間性。

(三) 可拆分性

自然界的事物的差異不具有本質性，與此相對應，關于這些事物的事實就沒有拆分(或者說詳述)的必要性。比如，在18世紀，很多化學家都試圖了解燃燒這一眾人皆知的現象，他們對這一現象直觀的觀察大同小異，他們的重要差別在于，如何來解釋空氣中的燃燒現象。德國醫生、化學家斯塔爾提出燃素說，認為物質在空氣中燃燒是物質失去燃素、空氣得到燃素的過程，而拉瓦錫則提出了氧化說，認為物質燃燒是物質與空氣中的氧氣相互作用的結果。

歷史事實在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可以進一步拆分。比如，“公元前49年，凱撒率軍渡過盧比孔河”是一個歷史事實，但這個歷史事實還可以拆分為，凱撒為什么要渡河、如何渡河以及由此造成的結果等歷史事實。歷史事件本身極其復雜，對應的歷史事實也是多樣化的。對于一個復雜的歷史事件，我們可以簡單地一句話概括，也可以不厭其煩地詳加描述。中國古代史學典籍《春秋》和《左傳》就可以用來佐證歷史事實的可拆分性。兩部典籍論述對象相同，但據統計，《春秋》僅18000字左右，而《左傳》的“經”和“傳”加起來有20萬字左右。由此可見，對于同一事件的記述，《左傳》遠比《春秋》詳細。*茲舉一例，以便讀者直觀了解二者的差異。(《春秋·宣公二年》【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冬十月乙亥，天王崩?！蹲髠鳌ば辍贰緜鳌浚憾甏?，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窠戚`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睂?，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迸c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于是刑孰大焉?！对姟匪^‘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彼稳艘员嚢俪?、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佯，曰：“子之馬然也?！睂υ唬骸胺邱R也，其人也?！奔群隙鴣肀?。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笔蛊潋壋酥^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鼻貛煼x，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斗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蹦巳ブ?。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腸熊蹯不熟，殺之，置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比M，及溜，而后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被锥鴮υ唬骸叭苏l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对姟吩唬骸也挥谐?，鮮克有終?！蛉缡?，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苎a過也。君能補過，兗不廢矣?！豹q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庇|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彼旆鲆韵?，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倍非页?，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笔持?，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笔贡M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置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眴柶涿?，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币允居诔?。宣子曰：“不然?！睂υ唬骸白訛檎?，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毙邮冠w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為余子，其庶子為公行。晉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惫S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經傳部分參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650—666頁。

要描述一個歷史事件，每個歷史學家都可能出于各自的寫作目的而采取不同的視角，視角不同，選取的歷史事實自然也就有所不同。以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與藍詩玲的《鴉片戰爭》為例，茅書的宗旨是“分析中國決策者‘究竟犯了什么錯誤以及如何犯錯誤’”，而藍書的宗旨則是“譴責英國”，因為是英國人“故意去攻擊中國，而中國沒有出兵到英國去”。*羅志田：《“天朝”怎樣開始“崩潰”——鴉片戰爭的現代詮釋》，《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英]藍詩玲：《我不認為鴉片戰爭源于文明的沖突》，《鳳凰歷史》，http：//news.ifeng.com/a/20160408/48396571_0.shtml，2016-4-8。由此可以想見，兩部著作在歷史事實的選取方面必定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別。

二、歷史事實與非歷史事實

(一) 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

“法國大革命爆發于1789年”，“一戰爆發于1914年”，“二戰結束于1945年”，這些是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在歷史學領域，但凡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都需要有充分的證據來說明，比如，“一戰爆發于1914年”可以根據各參戰國的宣戰書來證實，“二戰結束于1945年”則可以根據交戰國之間簽訂的停戰協定來證實。

另外，越是具有可知覺性的歷史事實，往往越具有無可爭議性，比如發生在目力所及范圍內的歷史事件，就很容易判定為歷史事實。如上文所述，公元前49年1月，凱撒率領自己的軍隊渡過盧比孔河。但“希特勒最后在地堡自殺”，究竟是不是歷史事實尚存在爭議，目前關于希特勒的下落還眾說紛紜，不過，如果找到充分的證據，這種說法很快就可以被證實或證偽。與此相反，涉及某個歷史人物內心想法的東西或無法獲得直接證據支持的東西就比較難以判定為歷史事實，前者如對希特勒心態的刻畫，后者如司馬遷對“霸王別姬”的描述以及羅馬史家薩魯斯特對喀提林密室密謀的描述，這兩種情況都很難證實或證偽。

當我們說“歷史事實是歷史學的基本素材，歷史研究需要以歷史事實為基礎”時，顯然是指那些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對歷史學極其重要。而歷史學家的準備性工作就是弄清楚那些還需要進一步尋找證據支持的歷史事實。

(二) 存在爭議的“歷史事實”

“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到底是歷史事實還是非歷史事實，如果說不是，那是因為在哥倫布到達美洲大陸之前，那里已經有比較發達的文明存在，若改為“哥倫布于1492年第一次達到美洲大陸”則無可爭議。當然，當某些歷史學家聲稱“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時，也可能包含這樣的意思：當時的歐洲人并不知道有美洲的存在，當他們第一次達到此地，用“發現”來表達也不是無稽之談。但是，從原住民的角度來看，歷史學家的這種說法始終存在很大的爭議。我們看到，在美國，意大利裔每年10月初舉行的哥倫布紀念日游行也遭到了原住民的反對，因為這種游行有美化殖民侵略的嫌疑。*參見《哥倫布日：美國最具爭議節日，原住民反對紀念》，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1012/c1002-27687729.html，2015-10-12。同時，“美洲”這一稱謂也是為了紀念最早繪制美洲地圖的意大利制圖師亞美利哥，想必這一定不是印第安人對美洲的稱呼。

當我們使用“人文主義”這一概念來概括古希臘的基本精神時，我們就預設了很多觀念，比如，古希臘人是以人為本的。不過，很多歷史學家可能反對這樣的概括，最新的研究表明，雖然古希臘人重視人，但是是在神的觀念下對人的重視，換言之，某種神圣的觀念在社會生活中起著更重要的作用，人是附屬于神的。*參見張?。骸短貖W格尼斯的印章——古風希臘詩歌與智慧的傳達》，《外國文學評論》2008年第1期。

對于南京大屠殺問題，中日雙方尚未完全取得共識，特別是在遇難者人數方面。中國官方認為，日本軍隊在1937年攻陷南京城以后，屠殺了30萬中國軍民；而日本右翼政治家則根本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日本部分學者則認為，南京大屠殺的被害人數不可能達到30萬。*參見[日]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殺之虛構》，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中國學者的反駁，參見程兆奇：《南京大屠殺研究——日本虛構派批判》，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

(三) 非歷史事實

電影《趙氏孤兒》的情節原貌：晉成公之子晉景公在趙盾死后，想剪除趙家勢力，所以除掉了趙盾的兒子趙朔，還有趙氏的趙同、趙括等，趙朔遺孀莊姬夫人為景公的姑姑，她在此次動亂中幸免，生下了趙氏孤兒趙武。在電影中，故事發生在成公之時，趙盾尚未去世，而且成公身上又有驕奢淫逸的晉靈公的影子。這就是典型的虛構，非歷史事實。

當代作家李洱創作了一部小說，名為《花腔》(2002)，這是一部看起來像歷史著作的小說。*李洱：《花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其主角葛任是一個完全虛構的人物，但作家故意虛構了他與紅軍長征、整風運動的聯系以及他與陳獨秀、李大釗的交往。為了讓讀者覺得這是一部嚴謹的歷史著作，作家還在小說中編造了書信、日記和回憶錄等原始資料，試圖將真實與虛構雜糅在一起，以便營造一個真假難辨的氛圍，來表達他對歷史與現實、真實與虛構的思考。

(四) 介于歷史事實與非歷史事實之間的事實

一種是在特定語境下才能認定的歷史事實?！摆w盾弒其君”，對孔子和董狐而言，對當時的君臣倫理而言，算是不可移易的歷史事實，但對現代的歷史學家而言，則未必是歷史事實。所以，有的歷史事實也可以理解為“歷史性的事實”，也就是會隨著時代變化的歷史事實。

據《春秋·宣公二年》記載：秋，趙盾弒其君夷皋。晉國太史董狐直書“趙盾弒其君”，這被視為中國古代“直書”的典型，但如果純粹按照經驗主義的角度來看，它完全違背了歷史事實，因為真正殺死晉靈公的是趙盾的親戚趙穿而非趙盾。雖然如此，孔子卻贊譽董狐為“古之良史”。按照現代歷史學的標準，這句話就根本錯誤了。而后來的《左傳》和《史記》都沿襲了“趙盾弒其君”的說法。同樣是在春秋時期，又有“崔杼弒其君”的說法，崔杼同樣是由于縱然他人殺死齊莊公而被太史寫為“弒”君。針對這種比較特殊的情況，有學者專門將歷史事實區分為“事形之實”與“事義之實”*陳金海：《〈春秋〉經傳中的歷史事實問題》，《第二屆青年史學家論壇論文集》，2015年，第391—403頁。，“趙盾弒其君”和“崔杼弒其君”就屬于“事義之實”。

另一種則是因語境的變化而受到歷史學家關注的事實。對于西方古典史學而言，最重要的是政治軍事史，因為它們對歷史具有重大的影響，而寫作者也想以此來保存歷史的功業。對于中國的二十四史而言，帝王將相的歷史遠勝于平民百姓的歷史。到了19世紀，歷史學家開始倡導“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既注重研究思想文化，又開始注重研究社會經濟史。梁啟超在20世紀初提倡“新史學”，也就是要突破傳統的帝王將相史。在20世紀，歷史研究的對象，由上層社會轉移到下層社會，由重大的社會經濟活動轉向普通的日常生活，于是下層社會的生活逐漸成為歷史學家關注的對象，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歷史事實。

三、歷史事實與后見之明

對后來者與事件的親歷者或目擊者而言，歷史事實具有不同的意味。后來者將過去某個時間t1發生的事件，與后來某個時間t2、t3或t4……發生的事件聯系起來通盤考慮，由于能看到在t2、t3或t4等時間發生的事件，他們再回頭去看在t1時間發生的事件，眼光自然會有所不同。

對歷史學家而言，這種后見之明有利有弊。羅志田曾用“倒放電影”這個形象的說法來闡述歷史學家的后見之明的利弊，在他看來，“‘倒放電影’這一研究方式的優點在于結局已知，研究者容易發現一些當時當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則是有意無意中會以后起的觀念和價值尺度去評說和判斷昔人，結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時代的判斷?！?羅志田：《民國史研究的“倒放電影”傾向》，《社會科學研究》1999年第4期。但需要說明的是，后見之明會影響歷史學家對歷史事件的理解和評價，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會改變歷史事實。比如，“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這一歷史事實并不會因為后來發生推翻波旁王朝、雅各賓派專政和拿破侖戰爭以及歐洲范圍內的革命而改變。發生改變的是諸如此類事件在整個歷史脈絡中的意義。

對正在經歷法國大革命的當事人而言，他們既不知道這場“革命”會是后來所謂的“法國大革命”，也不清楚這場革命是從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獄開始的(當時巴士底獄壓根就沒幾個犯人)，更不明了整個事件對西方歷史乃至世界歷史造成的影響。如果他們能未卜先知，現在估計，很多市民和手工業者也許就不會參與大規模的騷動和游行了，因為其中很多人后來被送上了斷頭臺或者由于參與革命軍隊而戰死。又如義和團運動那一段歷史，對當時那些義和拳乃至外國傳教士和八國聯軍都是陌生的，因為他們當時并不清楚整個事件的走勢和結局，義和拳不知道他們后來會被慈禧出賣，而八國聯軍也未必清楚戰事對他們是如此有利。就此而言，歷史學家都是事后諸葛亮。

對于歷史學家而言，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進程和義和團運動的經過都是比較清楚明了的，他們需要做的，就是在對事件有了整體把握的情況下，根據歷史事實來敘述歷史。正因為歷史學家是事后諸葛亮，所以他們能根據后來的情況來認定當時的事件的性質和意義。攻占巴士底獄的時候，誰也未曾料到后來會出現一個蓋世無雙的拿破侖。義和拳在攻打東交民巷的時候，誰也沒料到慈禧事后會加罪于他們。當時的法國人更不可能看到法國大革命拉開了整個歐洲乃至世界的自由憲政改革或革命序幕，而當時的清廷和滿洲貴族更不可能知曉八國聯軍侵華是壓垮清朝統治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們還妄圖通過改革來挽救統治。而我們現在從各種歷史著作中看到的對法國大革命和義和團運動的評定以及賦予它們的意義，是歷史學家在其中發揮作用。

對于現代歷史學家而言，后見之明似乎已經成為其展開工作的前提條件。確定歷史事實是歷史學家的基礎工作，但歷史學家最重要的任務是將各種歷史事實組合起來，如果缺乏后見之明，他們是很難將較長時期內發生的歷史事件有意義地編織起來的?，F代史學早已超出了歷史事實的層面，而是追求對歷史本身的總體把握。

四、歷史學超出歷史事實

(一) 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

在客觀主義史學理論中，歷史事實被視為自在的，與歷史解釋涇渭分明。但隨著其基本觀點被顛覆，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之間的密切關系又重新獲得了肯定。

關于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的關系，尼采曾言：“沒有事實，只有解釋?！?參見Nietzsche，S?mtliche Werke：Kritische Studienausgabe，Vol.12, Hrsg.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Berlin：de Gruyter，1980，S.315?？肆_齊指出：“一件事實只有當它被人思想時才是歷史的事實，……而一件非歷史事實則是一件沒有被思想過的事實，因而是不存在的，而誰也沒有遇見過一件不存在的事實?！?[意]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傅任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83頁。羅蘭·巴爾特認為：“歷史的話語，若不考慮其內容的實質而僅根據其結構來看，本質上是意識形態闡述的一種形式，或更準確地說，是想象的闡述……因此，歷史‘事實’這一概念在各個時代中都是可疑的了?！?參見Roland Barthes，“The Discourse of History”, in The Rustle of Language，trans.by Richard Howar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138。

歷史事實與概念性解釋。安克斯密特在《敘述邏輯：對歷史語言的語義學分析》中提出了“敘述實體”概念?！皵⑹鰧嶓w”寓于作為整體的敘述文本之中，它通過隱喻的意義賦予一組陳述句子以融貫性。敘述實體是歷史學家就如何看待特定歷史給出的“建議”，是歷史學家所建議的看待歷史的最佳“視角”。不同的歷史學家對于同一段歷史會給出不同的“建議”，因此，敘述實體之間存在競爭，但通過審美標準可以從中評選出最優者。*F.R.Ankersmit，Narrative Logic：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The Hague：M.Nijhoff，1983.當我們說“法國大革命”爆發于1789年，或辛亥革命爆發于1911年時，我們就預設了“法國大革命”或“辛亥革命”的觀念，而對于攻占巴士底獄的人而言，他們并不知道所謂的“法國大革命”肇始于他們原初的行動，而武昌起義的新軍也不知道他們的行為將揭開中國歷史新的一幕。歷史學家使用“法國大革命”和“辛亥革命”等概念，就表明他們已經對這段歷史有所理解。又如，1840年爆發的那場戰爭，中國稱之為“鴉片戰爭”，而當時的英國則稱之為“貿易戰爭”，可見這場戰爭對中英雙方的意義各不相同。再如，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英文一般稱之為“清日戰爭”。雖然表述稍有不同，但這樣的表述背后卻隱含著一些基本的傾向和判斷。

歷史事實與敘述性解釋。歷史學家把歷史事實按照某種模式和意義重新進行組合和排列，于是就會產生新的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出現如下情形：單論歷史學家所說的每一句話，似乎都是確定無疑的歷史事實，但將諸歷史事實組合起來，就產生了“被歪曲的”歷史畫面。對于歐洲近現代史而言，即便到了1800年左右，資產階級發揮的力量都是有限的，此前，他們并非歷史舞臺上的主角，那些唱主角的人是王室和貴族，要講述那段歷史，我們就必須清楚歐洲各大王室的譜系及其政策，比如，需要了解在16和17世紀統治現在的西班牙、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和捷克的哈布斯堡家族，統治法國的波旁家族，統治英國的都鐸家族和斯圖亞特家族。

“給定的成分”。海登·懷特在《元史學》的中譯本前言中區分了“事件”與“事實”，在他看來，事件是指時空中發生的事件，而事實則是以判斷形式出現的對事件的陳述。他強調，“我并不是說，‘事件’只是一種語言學上的存在。我想強調的是，在我看來，歷史事實是構造出來的，固然，它是以對文獻和其他類型的歷史遺存的研究為基礎的，但盡管如此，它還是構造出來的?！?[美]海登·懷特：《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陳新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中譯本前言第6頁。懷特這一表態拉近了他與傳統史學理論的距離，在很多層面(如強調事件的獨立性，強調歷史事實需要以文獻和歷史遺存為基礎)，他并不是絕對激進的，與傳統史學理論相比，他只是更強調歷史事實的構造性以及由此造成的“虛構性”。

沃爾什曾在《歷史哲學——導論》一書中提出，歷史事實中包含著“給定的成分”，它們是“過硬”的，是不容反駁的。*金岳霖的“所與論”與沃爾什的“給定論”有相似之處?！八c”和“給定的”成分都可以用the given表示。所謂“所與”，既是正覺對外物的客觀呈現，同時又是外物或外物的一部分。二者在正覺基礎上統一起來。所謂“正覺”，即是“正常的官能者在官能活動中正常地官能到外物或外物底一部分”?！岸@‘正?！鸫a有兩個含義。其一，它是對外物的官覺。有些官能活動不是與外物有直接接觸的活動，假如眼睛有毛病把一張桌子看成兩張，官能活動雖有，而兩張桌子之中有一張不是外物。這樣的官能活動就不是正覺。第二，它是某一類官能者所普遍具有的官能活動?！Ｊ菍τ趥€體說的，可是，一正常個體底正常是相對于它直接所屬的類而說的?！眳⒁娊鹪懒兀骸吨R論》，第123—125頁。盡管懷特強調歷史事實中的虛構成分，但他也不太可能完全否定沃爾什所謂的“給定的成分”。關于這種“給定的成分”，沃爾什有如下論述：

我們是要否認歷史學家對于過去能知道任何絕對確定的事實這一命題的，并且是站在融貫論的一邊在論證著，一切論述都是相對的；然而同時我們卻又在同意符合論觀點的擁護者們，肯定在歷史學中，正如在知覺中一樣，有著一種要勾勒出獨立現實的企圖。而且我們應該認為，這種論斷不是無緣無故的；因為歷史判斷，不管它的上層建筑如何，都要以一種特殊的經驗作為它的基礎，在那種經驗之中我們可以接觸到過去，盡管我們對過去并沒有直接的印象。事實上，在歷史思維中有著一種給定的成分，哪怕那種成分不可能被孤立出來。我們不可能實現符合論的全盤綱領，因為我們不可能考察過去，去看看它是什么樣子；但是我們對它的重建卻并不因此就是隨意的。歷史思維是對證據必須做到公正這一需要所支配的；雖說這并不是以某些人想要使我們相信的那種方式被固定下來的，然而卻也不是由歷史學家所制造出來的。它里面有著某種“過硬”的東西，那是辯駁不倒而必須老老實實加以接受的。無疑正是這種成分，才引導符合論的擁護者們試圖去發現那種能與對獨立的已知事實的陳述相一致的對歷史真實性的檢驗標準。*[英]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何兆武、張文杰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91頁。

由此可見，即便歷史事實中存在懷特所謂的虛構成分，即便歷史學與文學存在某種共通性，但只要我們還堅持認為歷史事實中包含著“給定的成分”，那么歷史學就永遠不可能被等同于文學。

(二) 經典歷史著作超越了歷史事實

我們經?？吹降囊环N現象是，有的歷史著作在史實方面被后來的著作所否定或超越，但仍然不失為經典之作。比如，蘭克的《教皇史》和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等。由此可見，我們對一部歷史著作的認定和肯定，遠遠超出了事實性的因素。這些經典著作里蘊含了歷史學家對歷史的深刻洞察，這些富有時代特征和思想價值的洞察是不容易過時和褪色的。*彭小瑜：《蘭克史學：并非考據史學》，《北大德國研究》第六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1—33頁；劉耀春：《雅各布·布克哈特與意大利文藝復興——對〈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的再思考》，《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第34—50頁。

楊念群的《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1997)、《再造病人》(2006)出版之后得到了截然相反的評價：贊同者，多半是肯定其視角的新穎；批評者，則多半是因為他在引用和解讀史料時出現了諸多錯誤，對此，這位“不守家法”的歷史學家已習以為常。*《楊念群：不守“家法”做學問》，www.thebeijingnews.com，2006-6-1。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現代史學除了倚重歷史事實，范式創新也是其延續和發展所必須的，因此，評價一部歷史著作，不能僅僅看它是否符合歷史事實，還需要看它在理論和方法層面是否有所創新。

(三) 歷史的真實感依賴于歷史事實之外的因素

歷史事實是對歷史本身的“正確”描述，這固然不錯，但純粹的歷史事實組合到一起，是否意味著就能得到真實的歷史畫面呢？當然不是，歷史事實需要證據支持，而歷史上很多事件都“了無痕跡”，要借助有限的歷史事實組成蘊含無數細節的真實歷史畫面難免會捉襟見肘。比如，歷史學家目前對太平天國運動的諸多細節已有清楚的了解，但有的細節也讓歷史學家為難，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諸如洪秀全這樣的領袖都沒有留下較為真實的肖像畫，當紀念館需要為洪秀全等人塑像時，則只能依靠有限的信息進行想象。

談到肖像畫，還涉及另一個問題。神似和形似是肖像畫兼具的品質。肖像畫是不是畫得越像越好呢？從繪畫來講，未必如此。中國繪畫傳統歷來重視“神似”、“神韻”或“氣韻”，上乘的肖像畫除了形似之外，還必須具備“神似”、“神韻”或“氣韻”，此所謂“畫龍點睛”。通常，我們見到某幅畫，從局部來看，每個部分都肖似，但整體感覺就是不對勁。這就是“神似”方面有問題，缺乏某種神韻或氣韻，沒有將人物畫得活靈活現。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中有言：“若氣韻不周，空陳形似?！庇每肆_齊的話來說，我們需要活的歷史，而非死的編年史，歷史學家不能只是堆砌歷史事實，還需要善用歷史事實，這樣方能讓歷史“復活”。就此而言，歷史事實未必是呈現歷史的最佳手法。一條條“硬邦邦的”歷史事實，很難反映歷史豐富和多變的面貌。就像古埃及墓室壁畫，生硬的線條未必能增加歷史的靈動感和真實感。既然歷史已經逝去，何以能夠表現得“活靈活現”呢？不管中國還是西方，文學手法的介入和“深描”，都有利于歷史真實感的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