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道路”中的女性角色沖突1
——以丁玲延安時期的創作為中心（1939-1942）

黃曼旖

（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2）

“延安道路”中的女性角色沖突1
——以丁玲延安時期的創作為中心（1939-1942）

黃曼旖

（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2）

“延安道路”包括了前線戰爭和陜甘寧邊區基層建設。丁玲延安時期的創作繼續關注和思考女性問題，同時又有了一些新的變化。她在創作中討論了延安女性參與革命的困境，嘗試提出解決性別問題的一種出路——“新人”再造。其小說中女性形象較少具有性別特征的外貌描寫，個體的“失貞”象征國家淪陷。丁玲在女性主體意識和國家敘述之間的糾結，造成女性、知識人、革命者三重身份認可度的消長，最終對女性角色沖突的討論落腳于政治問題，完成了思想上的自我改造。

丁玲；女性；革命；“延安道路”

從時代女性被建構成社會價值與家庭責任相統一的角色開始，女性面臨現代自我與傳統家庭倫理所賦予的為妻為母的職責間的矛盾。在傳統的“革命+戀愛”小說之后，延安時期的女性小說進一步探討女性如何在自我、為妻為母和革命者三種角色之間尋求平衡。丁玲作為延安女作家群中的佼佼者，身兼“公家人”身份，以女性獨有的敏銳和細膩，在1939年到1942年間集中發表了以女性為主人公的小說和關注女性問題的雜文［1］682。這對討論“延安道路”①中的女性角色沖突，尤其是在民族主義話語、女性主義話語、啟蒙主義話語的頡頏中，延安女性如何處理個人訴求、革命需要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文章主要以丁玲在1939年到1942年間創作的《新的信念》《在醫院中》《我在霞村的時候》《夜》中對女性角色的書寫為切入點，結合1942年創作的雜文中對女性現狀的思考，管窺丁玲如何借助小說和雜文思考“延安道路”建構中的女性角色沖突。

一、女性參與革命的困境

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交通不便、環境閉塞，既要抗擊日本軍隊的侵略，又要防范可能來自重慶的攻擊。由于戰爭和當時強調“現實主義”、“體驗生活”的創作傾向，許多作家的創作圍繞戰爭和邊區建設。戰爭邏輯強調男性主體力量，但此時丁玲筆下的女性形象還沒有女革命者“雄化”傾向，基本保留了性別特有的敏銳、細膩和傳統家庭秩序中的社會角色。男性中心秩序主導的戰爭和革命話語下，“女同志”在生理性別上處于劣勢，參與革命時面臨重重困境。

（一）性別的原罪

不論是知識女性還是基層農婦，大多邊區婦女都希望能為抗戰和邊區建設做貢獻。但“在政治名義的遮蔽下，這樣的女性依然繼續著傳統的性別角色，成為一種隱型的男性消費物［2］156-160”。革命話語中“男性話語傾向”既體現在女同志身上有關“作風問題”的桃色謠言，極端地表現為拒斥年輕女性身體。

丁玲筆下的女革命者總會遭遇桃色謠言。陸萍到了醫院后，熱心助人、工作，希望邊區醫院能更“衛生”一些。當閑話僅限于她對醫院的建議時，“縱使她的話還有反響，也不能成為不可饒赦，不足以引起誹謗［3］245”，無力得連“敏感的陸萍卻一點沒有得到暗示［3］245”。她為了手術險些缺氧致死，卻傳出她跟鄭鵬在戀愛的桃色謠言，“甚至連指導員也相信了那些謠傳而正式地責問她，為戀愛而妨害工作是不行的［3］252”。病人也覺得她過分浪漫而變得冷淡。由此可見，道德而非工作引發的謠言更能激化對個體的懷疑。

關于女性個人生活的謠言是常見的，往往能造成嚴重傷害?！叭欢?，延安的女同志卻仍不能免除那種幸運：不管在什么場合都最能作為有興趣的問題談起。而且各種各樣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應得的非議。這些責難似乎都是嚴重而確當的［4］60”。在軍事管制下的延安，女性解放和地位提升實際上以消除性別差異為前提。生理上無法與男性比肩，社會地位上不及男性，空有“男女平等”的口號不過是對女性的傷害，由此，她們更容易受謠言影響。

另一方面，“凝視”女性身體另一極端便是對女性身體、尤其是年輕女性身體的拒斥。失貞的貞貞與老太婆面臨不同的待遇。老太婆在村中宣講自己的恥辱：“她把自己的恥辱也告訴別人，她在敬老會里什么事都干過，她替他們洗衣服，縫小日本旗……［3］173”，演講提及的她為日本軍隊處理瑣事的舉動卻未招致譴責。與此相反，年輕的貞貞一言不發，受普通村民鄙夷，農婦更以她的屈辱作為自己純潔的確證。同是受辱，老婦受到同情，少女被眾人唾棄，背后是革命邏輯對女性年輕肉體的拒斥。

（二）賢妻良母與革命者的身份沖突

家庭倫理與革命訴求的矛盾在延安女性付出巨大代價后，戲劇性地回到原點：知識女性逃離原生家庭奔赴延安，卻不得不在參加革命后面臨為妻、為母的職責與投身革命的沖突?！丁叭恕惫澯懈小芳斜憩F了“婦女解放”在實施過程中造成對女性的變相壓迫。

延安新女性面臨對女性生育“落后”的貶斥?！爸劣谏奶炻?，不但男子瞧不起這件事情，就是女子自己，也誰都認為是最倒霉的，因為理由很充足：它妨礙學習，妨礙工作［4］116-117”。 邊區物資緊缺、生活動蕩，母親在照顧孩子上有心無力；兼之勞動力匱乏，政治道德對女性回歸家庭的鄙夷，讓很多女性不愿生孩子，或者生而不教?！八齻円参┛钟小浜蟆奈ｋU，她們四方奔走，厚顏地要求托兒所收留她們的孩子，要求刮子宮，寧肯受一切處分而不得不冒著生命的危險悄悄地去吃墮胎的藥［5］61”。但長期戰爭造成人口銳減，政府鼓勵生育，為新生兒提供津貼。生育的實際需求與道德評價存在矛盾?！耙粋€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還能犧牲自己的事業去作一個賢妻良母的時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頌，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62”。這背后是粗暴的道德判斷：投身戰爭（特別強調前線戰斗和政治工作）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余工作往往是“落后”的。大多數情況下，賢妻良母和革命者的身份沖突是無法調解的：“不結婚更有罪惡，她將更多的被作為制造謠言的對象，永遠被誣蔑［5］60-61”。在男多女少的延安，結婚與離婚成了政治任務，1939年開始實施以干部級別為基礎的、由領導介紹批準的婚姻制度［6］195。女性或許能避免生育，卻無法完全避免結婚。女同志既要兼顧家庭責任，又要保證在政治上不落后，勢必付出更多的努力。

（三）娜拉不走怎樣

丁玲在提出革命道路的問題時常涉及兩性關系。貞貞被辱后，回歸傳統的霞村，必然面臨家庭觀念的影響。作為革命者的她在兩性關系中占據制高點，本應作為支配者的夏大寶反而哭哭啼啼做女兒狀。村指導員何華明年輕、進步，老婆卻衰弱、“落后”。何華明羨慕鄉長的年輕老婆，與婦聯會委員侯桂英有曖昧，卻囿于“影響”沒有拋棄糟糠之妻?；橐龅拇嫱鲆愿锩枰獮闃藴?。身為上門女婿的何華明在傳統的鄉村家庭倫理中不占優勢，卻在革命話語的籠罩下重振夫綱。革命倫理與鄉村倫理的強弱象征關系引人深思。

無論是對強勢的貞貞還是失聲的何妻，在故事的邏輯中，婚姻的結合被視作男子的施舍、女子的出路?！白摺被颉安蛔摺?，為戰爭或家庭犧牲的“娜拉”都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四）困境的解決：“再造”新人

丁玲描繪了女同志參與革命后的種種困境。不論女性如何與革命發生聯系，都面臨性別身份的障礙，最終要去“新的地方”完成再造?！靶氯恕痹僭斓闹黝}被放置在性別與革命的場域進行討論，或許表明丁玲也陷入女性參與革命的困境，只能以“離開”弱化矛盾；而對“光明”、“新的事物”的期待，也體現了丁玲堅持“延安道路”的基本認識。

小說文本中的“新人”再造，表現為女同志去延安學習。貞貞被擄后傳送情報→去延安學習；陸萍從上海輾轉跑到延安→在抗大學習→下基層后“再去學習”……在意識形態的要求下，革命者需要不斷學習以成為符合需要的“新人”。從女性困境的探討直接變成“學習”與改造，暗示了性別問題最終落腳于政治問題，在“延安道路”中不具備獨立討論性別議題的空間。

模糊了兩性生理上的差距后，延安女性的性別主體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家庭角色與革命者的身份，給延安女性提出了更嚴苛的要求。丁玲敏感地發現了戰爭-革命語境下的女性困境，卻無法提供具體的討論方向。

二、女性如何革命

陜甘寧邊區②的“革命”有兩層內涵：一是等同于抗戰；二是以“反對封建束縛”的名義推行法令法規?！芭尽敝甘苎影仓醒胝嗾J可的女革命者。戰爭需要大量勞動力、兵源，往往對體力稍弱的女子有拒斥心態。如果女性要成為政黨承認的“有價值的”革命者，除了要有高度的信仰之外，還強調在體力勞動中向男性看齊的去性化。

（一）女性參與革命的方式

男性在武力抗擊外來侵略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也不能忽視婦女在前線和后勤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拔矣X得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中，我們中國人民、中國婦女的犧牲太大了。許多人死去了，不只是肉體的死亡，在精神上、心靈上也遭受嚴重的損傷［7］290-291”。在丁玲延安時期創作的小說中，女性角色的塑造保留部分性別特征，參與革命的方式有：宣傳苦難；受難；參與后勤工作。

《新的信念》中，老太婆宣傳自己在戰爭中經歷的苦難，“在這里她得著同情，同感，覺得她的仇恨也在別人身上生長，因此她忘了畏葸［3］172”。在以此為唯一材料的講演和日常交流中，“一家人，倒有了從未有過的親熱和體貼［3］177”。傳統鄉村倫理被遺忘，家庭關系被消解，只剩下“新的感情”——抗戰。這種非正式的講演以婦女會的名義變相獲得合法性。在慶祝游擊隊勝利和紀念“三八”婦女節的大會上，動員的方式之一便是讓衰弱的老太婆“殘酷地描寫她受辱的情形”。邊區婦女聯合會制定的“三八”婦女節宣傳大綱指出，紀念婦女爭得自由解放的“三八”婦女節，就是“要爭得民族的自由與解放，配合起全國各部分的抗戰力量，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斗爭?。?］”在號召女性解放的節日，以國族的要求變相地羞辱女性。

其次，女性受難也能成為參與革命的契機?！断即濉分胸懾懕蝗哲娝鶕?，期間試圖逃跑成功，卻自愿回到敵營：“后來我是被派去的，也是沒有辦法，我在那里熟，工作重要，一時又找不到別的人［3］224?！睕]有足夠的體力上陣殺敵，女性也能以身體為工具傳送情報，直至身患性病。以“抗戰”為名的犧牲蕩滌精神，卻不能使肉體免于災難。

最后，女性更多是在后方從事后勤工作，如醫護人員陸萍?！爸Р繒泚碚宜勗?，小組長成天釘著她談”，到離延安四十里地的一個剛開辦的醫院去工作，陸萍只是無奈地服從“黨的命令”。她更希望“以一個活躍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現”。在“戰爭高于一切”的延安，軍事、政治工作更受重視?！耙话阏f起來，‘女同志’的好勝心理，都超過男的，她們惟恐受到‘弱者’的批評，所以尤其要表示她們倔強的性格［9］90”。醫務工作不能給陸萍足夠的職業成就感。陸萍對基層醫院的抱怨體現了她認真的態度和潛意識對醫護工作的排斥。

（二）模糊的性別特征

與早期左翼小說相比，延安時期的丁玲似乎盡量避免男性中心的凝視，描寫女性外貌時并不強調第二性征，而是著重描寫年輕女子的眼睛，由此引發對純潔性格的聯想。

“穿著男子的衣服”遮蔽了陸萍的性別魅力，卻以中性的活潑神情描寫表達丁玲對人物的喜愛之情。在邊區，“革命”已經指向整齊劃一、消除差別的邏輯，只有健康的身體、樸素的外表和堅定的信仰才是女革命者應有的特征?！拔闯赡甑暮⒆铀频摹钡碾[喻，一方面暗示了陸萍作為女性、與孩子一樣在男性中心秩序面前的矮化，另一方面也為下文陸萍一片赤子之心卻“沒有策略”的特立獨行做鋪墊。同樣地，貞貞眼中透露的純潔氣質，與她失去貞潔的遭遇形成對照，突出了“革命”對身體的凈化作用。

與“女同志”身上旺盛的生命力相比，留在家庭的“娜拉”不具優勢。何妻年老色衰，在年幼的兒女夭折后喪失了生育能力；思想“落后”，無法贏得丈夫的歡心。夫妻間“青壯/老弱”、“革命/非革命”的對照，反證了“不參與革命”的女性依舊面臨生活困境。

“女同志”外貌描寫的中性化，與當時延安強調“男女平等”的風氣息息相關，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男性中心主義秩序的嵌套?！耙话闩?，很少嬌柔的做作。在服裝上，和男人差別很少。如果夸張一點說，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9］56”。此外，“女同志”身上旺盛的生命力與普通農婦的衰敗形成鮮明的對比，在藝術創作層面強調了參與革命對女性的正面影響。

（三）個體“失貞”的家國隱喻

女革命者離開家庭以奔赴革命，沖擊了傳統的家庭倫理。女性也因其在男性中心主義秩序中的被動地位，與當時國家在抗戰中的被動局面同構。陳家老太婆與貞貞都喪失了貞潔——傳統貞節觀中的污點卻成為政治資本，指向“動員”或“新生”。她們為人母/為人女的社會身份無限縮小，代之“革命”的符碼。

文本的縫隙在于失貞后，對女性的描寫自相矛盾。老太婆受盡凌辱之后回家，連嗅覺靈敏的家犬都認不出?！耙魂囼}亂之后，這失去知覺的東西已經換了干燥的棉衣，躺在熱炕上了。拖著蓬亂的幾縷頭發，投過來空洞呆呆的眼珠……［3］170”“這東西”“它”與前后“奶奶”“她”等的稱呼不同。人稱使用上的物化強調了受辱者的異質性，說明老太婆正處于傳統倫理觀念的審視下。此后拋卻尊嚴的受辱經歷講演，她在動員中重新收獲尊嚴、在革命倫理的審視下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貞貞“我覺得我已經是一個有病的人了，我的確被很多鬼子糟蹋過……總之，是一個不干凈的人了”［3］232的內心剖白，到結尾就馬上變成“到了延安，還另有一番新的氣象。我還可以重新作一個人”（下劃線為筆者所加）。傳統倫理觀念導致的頹喪到革命倫理帶來的生命力，體現了不同的價值面向。但直接跳過中間的轉變過程，成就光明的結尾。傳統倫理觀念與革命倫理在小說中造成的敘事縫隙，隱含了丁玲女性主體意識的回光返照。

在《新的信念》的戰爭敘述中，除了部分殺戮場景的描述之外，極力渲染女性受辱的場景、尤其是身體上的傷害。不論是老太婆話中的“胸脯上也有血，流到腰上，流到肩膀上，他們咬掉了她的小奶頭［3］171”，還是她對自己代表慰安婦經歷的傷痕的勛章式展示：“她總得勒上她的衣袖，解開她領際的衣襟，那里有一條長鞭痕，而且她還給人‘睡’了［3］173”，都是動員群眾抗戰的“典范”，傳統倫理帶來的羞恥感早就被拋擲在腦后。這在沖擊傳統貞節觀之外，也體現了女性身體與國家在受辱方面的同構：受辱的女性身體之于男性，飽受蹂躪的祖國之于入侵者，都是低一等級的他者。女性在保留性別特質的前提下，既無戰爭所需的陽剛氣質，又因弱者的形象成為宣傳或傳播情報的工具。

丁玲選擇書寫的女性“失貞”故事，是深入川口村采風的結果，與她響應當時“深入群眾”、“體驗生活”的號召有關，也彌補了國族主義話語下歷史敘述的缺失。

（四）治愈者與患者的地位倒置

在疾病治療中，醫生與患者存在地位高低的區別。性病往往在身體傷害之外，還受到道德譴責?！耙驗椴粌H濫交，而且某種特別的被認為反常的性‘實踐’被點明更具危險性，通過某種性實踐而感染艾滋病，更被認為是故意的，因而也更是咎由自?。?0］102”。貞貞在村民口中成了本來就“風風雪雪”的“缺德婆娘”?！凹膊〔粌H是受難的史詩，而且也是某種形式的自我超越的契機［10］111”。在丁玲筆下，疾病的“自我超越”借革命倫理得以實現。

老太婆與貞貞作為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在革命倫理中占據道德制高點，有著向往新生的“能量”。產科護士陸萍身為黨員，在疾病和信仰的等級序列中地位較高，卻顯得懦弱：“她已經完全清楚，她需要靜靜的睡眠，可是被一種不知是什么東西壓迫著，忍不住要哭要叫［3］250”,甚至連病人的臧否都會使她傷心。而信仰的力量可以顛覆疾病中心的等級秩序。懵懂卻堅定的信仰帶來堅不可摧的內心：療救老太婆和貞貞的不是醫生，而是“講演”或“延安”。陸萍將“黨的需要”視為“鐵箍”，為治療行為本身所傷。病人貞貞與老太婆的激情源于革命。陸萍的軟弱反證了力量來源于內心的信仰，而非政治身份。

綜上所述，女性在保留自身性別特征的同時參與革命，不可避免地被戰爭邏輯支配下的“延安道路”邊緣化。丁玲筆下的“女同志”基本上屬于革命倫理的規范，但同情女性與向往革命的心態體現為革命倫理與傳統觀念的拉鋸。

三、丁玲的糾結：女性主體與革命話語

1939-1942年間，丁玲在小說創作中塑造了陳老太婆、陸萍、貞貞、何妻等女性形象，探討如何“延安道路”中的女性困境?；ㄩ_兩朵，各表一枝。不妨回歸丁玲的思想變化，按照創作的時間順序梳理丁玲1942年創作的雜文，去發現丁玲的女性主體意識是如何一步步地被革命話語置換。

《“三八”節有感》討論了延安女性的婚戀和生育狀況，表達對女性個體的同情和理解?！八齻儾粫浅瑫r代的，不會是理想的，她們不是鐵打的?！@對于來到延安的女同志說來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著很大的寬容來看一切被淪為女犯的人的［5］62”。所有討論都以“個體”與“當下”為前提，與文中提及的對女性回歸家庭、生育的“落后”譴責相對照，隱晦地表達了丁玲的態度：女性承擔家庭責任不應該受到譴責。更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受到譴責不是因為行為不當，而是“被淪為女犯”。延安輿論對“女同志”的要求以及女性在延安的遭遇，都是“被”動的，直接點明了女同志的地位。文章最終落在女性如何提升自我，盡管沒有政治層面的突破，卻以強調女性主體意識為延安性別問題的探討撕開了一個口子。行文疏離“首先取得我們的政權”的“大話”，反而以生活瑣碎的叮嚀勸告女性?！八汀段以谙即宓臅r候》一樣，以一種曲折的方式講述女性的意義和民族國家的意義之間的嚴重對立［11］19-39”。女性的意義與民族國家意義之間并非全然對立。丁玲在這里只是嘗試在涌動的國家敘述的洪流中，提出對女性的期望，但這些期望放在男性身上也可以成立?？偟膩碚f，這些對女性的同情進而對女性提升的期望，在改造話語之外提出了“個人提升”的模式。

在1942年3月31日高級干部學習會上，丁玲經歷了對《“三八”節有感》的批評［12］278-279。此后作品透露的感情更為復雜。女性意識在“延安道路”中的不適在抒情《風雨中憶蕭紅》中更突出——女性、革命者、知識人身份合一的“個體”的內心苦悶。她不諱言女性的軟弱：“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純潔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時顯得軟弱的緣故吧［13］135-136?！标懫?、貞貞可以說是“女人”的某個側面。雖回憶的是蕭紅，但更多的篇幅在懷念“無妨礙、無拘束、不須警惕著談話”的氛圍。這與后來丁玲、趙超構的談話：“在延安，形式上的檢查制度是沒有，替代它的是作者自動的慎重和同伴的批評”［5］138互相呼應。丁玲感到一種“無言的寂寞”：“能夠耐苦的，不依賴于別的力量，有才智、有氣節而從事于寫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3］136-137”此時，她依舊對知識女性的知識人特點感到自豪，甚至忍受著關節炎在進行創作。風雨大作的背景下，滿篇文字重復著“頑強地活著”“支持下去”的呼告，可以看作她對自身處境的憂慮和自我砥礪。

文中出現“大我”敘述的影子：“人的靈魂如只能拘泥于個體的偏狹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13］137”，因此必須要“做出偉大犧牲”。女性特質、知識人的自豪、革命者的犧牲精神、個人的杞憂等等，構成了《風雨》一文的復雜回響。結尾放晴后的微笑既可以看作對開頭風雨大作的呼應，亦可看作“光明的尾巴”對丁玲的影響。

兩個月后，敏感地發覺延安文藝座談會前的緊張空氣，丁玲討論性別問題時的復雜面向逐漸為整齊劃一的革命話語所替代?！蛾P于立場問題我見》回應了“黑暗”和“光明”的爭論，也體現她趨近意識形態：“既然是一個投降者，從哪一個階級投降到這一個階級來，就必須信任、看重新階級，而把自己的甲胄繳納，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視為無物［5］69”。這時的丁玲已經弱化知識人話語，努力克服“舊有的情緒”。除此之外，作家堅持自己創作立場的方式還有：到群眾中去，以“受苦的決心”去接受“改造人格的磨練”；進行馬列主義的學習。

文中也不乏對《霞村》《在醫院中》部分情節的解釋。例如：“這里一定也會有對你的誤解，損傷你的感情的地方，錯誤也不會完全在你，但耐心些［5］69”,陸萍被病人、同事誤解，當然錯不全在她，但她在無腳人的啟發下，或許將借辛勤工作做無聲辯解。由此，盡管她愿意受話語的統一約束，仍不自覺地透露出雜音。

等到開始批判王實味時，丁玲的主體意識已經在不斷的自我批評中消磨殆盡，完成了自我改造。在《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中，她對《“三八”節有感》做出檢討和說明：“占中國人口半數的男子不參加婦女的解放，婦女不與他們合作，要求徹底解放是不行的［5］75”。然后進一步說明了《有感》“不合乎團結要求”“對黨毫無益處且有阻礙的”［5］75。至此，性別問題的討論最終歸于政治的定性。丁玲“像唐三藏站在到達天界的河邊看自己的軀殼順水流去”的悔悟，便是看著自己的女性主體意識、知識人自豪感順水流去，堅定了革命者的犧牲精神。

短短三個月，丁玲的思想便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她對性別問題的思考也逐漸從屬于“延安道路”的實踐。四篇文章中體現的丁玲在女性主體意識與革命話語的此消彼長的變化過程尤其耐人尋味。每一次前者消退的討論中，新人再造策略預言式地驗證在她自己身上。

四、結語

縱觀丁玲1939-1942年間的創作，“公家人”進入體制后的依附傾向和對延安的特殊情感敦促她做了大方向上改變，但對女性的角色沖突依舊敏銳。她張揚個性、解放婦女的訴求又與要求整齊劃一的革命敘事相沖突?！岸×岬膯柼柕暮诵?，是民族國家（無論其建立了怎樣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否有權把女性納入某種改頭換面的但仍以男權為中心的文化秩序［11］19-39”。在轟轟烈烈的婦女解放中，女性游走在顛覆與回歸原有家庭倫理之間，受到不同程度的苛責，同時承擔職業與家庭角色的責任，或許是另一種壓迫。與現實境遇相似，丁玲所有對女性問題的討論都落腳在政治問題上，在自我批評和妥協中完成自我改造。

注釋：

①延安道路，“首先特別表示出在中國西北的黃土地區政治經濟條件下，共產主義統治下出現的杰出的軍事和政治風格，及它的綜合制度?！眳⒁姡勖溃蓠R克·賽爾登著，魏曉明，馮崇義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出版。②陜甘寧邊區，是自1937年9月6日至1950年1月19日期間，由中國共產黨統轄的陜西、甘肅、寧夏三省交界的武裝割據區域。參見井春野《抗戰時期<中國婦女＞（延安1939-1941）期刊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09。

［1］丁玲.丁玲著作編年［M］∥丁玲文集:第六卷［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682.

［2］馬彧.女性的性別失落與尷尬——試論延安時期的女性寫作［J］.南京師大學報，2006（1）：156-160.

［3］丁玲.丁玲全集：第四卷［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4］陳學昭.延安訪問記［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

［5］丁玲.丁玲全集：第七卷［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6］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195.

［7］丁玲.和北京語言學院留學生的一次談話［M］∥丁玲全集：第八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8］紀念三八節宣傳大綱［N］.新中華報，1938-03-01.

［9］趙超構.延安一月［M］.南京：新民報館，1946.

［10］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M］.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11］李陀.丁玲不簡單——毛體制下知識分子在話語生產中的復雜角色［J］.北京文學，1998（7）：19-39.

［12］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278-279.

［13］丁玲.丁玲全集：第五卷［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責任編輯：趙佳麗】

The Women’s Role Conflict on the Yen’an Road——A Study of Ding Ling’s Works in the Yen’an Period（1939-1942）

HUANG Many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Beijing，China）

Yen’an Road included the wars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Sh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In the Yen’an period,Ding Ling’s writings continued to focus on the gender issues,but changed a lot.In her works,she discussed what kind of predicament the women revolutionaries were in and tried to find a solution,new-people reconstruction.The female roles’appearance description lacked sex characters,and their loss of chastity symbolized enemy-occupied nation.Ding Ling lost in the tanglement of female subjectivity and revolutionary discourse.So in her works,the degree of identity recognition played pendulum among female,intellectuals and revolutionary.Finally,the discussion on women’s role conflict pointed to political issues.She finished self-remolding mentally.

Ding Ling；female；revolution；Yen’an Road

I206.6

A

1671-5934（2017）04-0066-06

2017-04-21

黃曼旖（1994-），女，廣東河源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E-mail：manyimanc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