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學視野下的川陜蘇區文化探析

蒲東恩

(中共達州市委黨?？蒲胁?，四川達州635000)

發生學視野下的川陜蘇區文化探析

蒲東恩

(中共達州市委黨?？蒲胁?，四川達州635000)

川陜蘇區文化作為川陜邊地區特色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其主要內容包括紅軍的戰斗足跡、蘇區建設的系列舉措、紅軍石刻標語和方言革命歌謠；促使其生成的原因主要包括先進理論的指導、深厚的歷史底蘊、革命的社會氛圍以及相對穩定的政權保障；其呈現的方式是以黨的宗旨路線與傳統文化、傳統軍事謀略與游擊戰爭、意識形態改造與社會動員、傳統表現形式與革命覺悟相結合。

川陜蘇區；文化建設；紅軍精神

川陜蘇區是紅四方面軍在鄂豫皖蘇區反“圍剿”失敗后，不得不戰略轉移到川、陜兩省邊界地區，與當地原有革命武裝——川東游擊軍共同建立的一塊根據地，從所轄區域和人口看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個大區域。[1]川陜蘇區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其在文化方面也塑造了具有川陜邊地區特色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我們稱之為川陜蘇區文化。川陜蘇區文化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自紅四方面軍入川開始至離開這段時間內創造的，是反映川陜邊地區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土地革命，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武裝斗爭保衛新型政權的新型區域革命文化。

一、川陜蘇區文化的主要內容

川陜蘇區文化是我黨在巴山蜀水的戰斗生活的積淀，由于當時特定自然經濟政治社會軍事環境，保存和延續至今的文化形態主要有：

(一)紅軍的戰斗足跡和“紅軍精神”

毛澤東曾說，十年的紅軍戰爭史，就是一部反“圍剿”史，紅四方面軍在川陜也是如此。時任紅四方面總指揮的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回憶，“紅軍在從進入川陜邊區到撤出根據地近兩年半的時間里，幾乎有兩年的時間都在進行戰爭”，可見川陜蘇區戰爭之頻繁。在這樣環境下誕生的川陜蘇區文化自然與戰爭緊密相連，很大部分都是與戰爭相關或圍繞戰爭所開展的一系列活動，在文化上主要體現為信念、意志、影響力等精神力量的較量。其中影響最久遠的就是1934年11月1日至9日，紅四方面軍在赤江縣(今通江縣)委駐地(毛浴鎮)召開了黨政軍工作大會，將全軍各部隊軍訓訓詞進行了規范，統一為“智勇堅定，排難創新，團結奮斗，不勝不休”，也就是今天川陜蘇區的“紅軍精神”。軍訓詞通俗明快，瑯瑯上口，適合戰士們操練時呼喊，逐漸演化成了紅四方面軍不朽的軍魂。正是在這種精神的鼓舞和激勵下，川陜蘇區的面積和人口在當時都只僅次于中央蘇區。紅軍正規部隊由入川時的4個師1.4萬人，發展到5個軍15個師8萬余人；[2]建立蘇維埃地方政權23縣1市，總面積達到4.2萬平方公里，人口約500萬；殲敵達10萬之多，沉重打擊了四川軍閥的有生力量，僅反“三路圍攻”的殲敵，就大致與中央紅軍第二、三、四次反“圍剿”和四方面軍在鄂豫皖蘇區的第三次反“圍剿”殲敵數的總和，成為我黨我軍早期戰史上的亮點之一。正是有這種精神文化和如此不顧一切踴躍參軍支前的蘇區人民，才有一系列戰斗的勝利，今天留下的這些戰斗的遺跡是我們尋覓川陜蘇區文化極其重要的資源。

(二)為民務實的蘇區建設系列舉措

蘇區黨和政府始終以實實在在的為民務實措施，來贏得蘇區人民的真心支持和擁護。一是大力興辦各級各類各層次紅色學校。一種是針對適齡兒童或成人識字班的大眾普及教育，如列寧學校；另一種是專門培養各種革命人才的學校，如黨校、紅軍大學、彭楊軍事學校、蘇維埃學校等。正是大規模地建立了適應蘇區形勢發展和革命需求的學校，極大地提升了蘇區各類干部及黨員的文化、政治、軍事等素質。二是大幅提高蘇區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為了阻止蘇區當時流行的爛腳病、痢疾、皮寒等疾病的蔓延，先后創辦了紅四軍方面總醫院、川陜省工農總醫院等蘇區醫療衛生機構，還成立了“中醫學術研究會”，推動了蘇區社會文明健康的進步。三是廣泛開展有益身心的社會改造運動。當時川陜邊成年男子百分之九十以上吸食鴉片，紅軍入川后制定了戒煙政策，成立戒煙機構；發布各項公告，禁種鴉片；開展多種形式的戒煙運動，采取強制措施禁絕吸食。四是不拘一格引入和使用各類具有一技之長的人員。川陜蘇區各級黨委、政府為了團結更多的知識分子，積極在政治上關心、經濟上關懷，動用一切資源發揮他們的技術專長和業務能力，尤其是在宣達戰役后，建立了紅軍自己的兵工廠，很多技術人才都是原軍閥兵工廠的人才，生活上積極幫助、協助各種人才解決婚姻和住房問題。[3]

(三)極富地方色彩的紅軍石刻標語

紅四方面軍在創建、鞏固和發展川陜蘇區過程中，充分發揮川陜邊地區地域文化與工農革命思想的相互融合作用，以通俗易懂、當地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開展政治宣傳工作。其中在巨大的巖石上鐫刻革命標語和文獻，就是川陜蘇區特有的宣傳形式。散落在大巴山各地的紅軍石刻文獻、標語、對聯等，數量龐大，內容也很豐富，有政治宣傳標語、軍事紀律、土地政策等。不管是從形式上，還是數量規模，在全國都享有極高的知名度，極具文獻和文化價值，是紅色文化特殊的保存形式。這些紅軍石刻標語充分利用自然優勢，在深山邃谷之中，在大小渡口、要隘之舊石碑、懸崖石壁、石牌坊、石匾，甚至農村房基石、石缸上刻寫革命文獻和標語?，F在保存下來的川陜蘇區紅軍石刻內容仍然十分豐富，有反映黨和政府政治主張與法律的，有反映蘇區軍民擁護馬列主義、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有擁護中國工農紅軍，擁護蘇維埃政府、打倒軍閥的，有工農專政、實行土地革命的，有發展蘇區經濟的，還有工會、年青、婦女文教工作的。這些石刻標語文字通俗，富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多層次、多角度反映了川陜蘇區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下，開展土地革命戰爭、進行以發展和建設農村為主的革命歷程和文化，全面記錄了川陜蘇區當時所面臨的歷史環境、斗爭歷程和當時的國內、國際形勢，也是川陜蘇區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文化發展史的一個縮影，是刻在石壁上的紅色史詩，具有十分重要的黨史價值和豐富的革命文化內涵。[4]

(四)蘊含四川方言特色的革命歌謠

紅軍為了宣傳革命、鼓舞勞苦大眾，創作了大量的紅色歌謠，是當時非常適用的戰斗武器。這些紅色革命歌謠的語言大多是采用川東本地方言，讀起來朗朗上口、易懂易記。如“太陽出來一把火，把人曬得焉妥妥”中的“焉妥妥”就是萬源地區的方言，非常形象地把那種沒有精神的樣子描繪出來了。紅色革命歌謠的句式多變，風格多樣。有七言的，如《扎在窮人心里頭》“紅軍北上抗日走，路過村邊插棵柳。柳樹發芽扎深根，扎在窮人心里頭”；有五言的，如《活捉這只狼》“巴山闖進狼，軍閥是惡狼。喝盡窮人血，搶光窮人糧。霸占窮人妻，燒毀窮人房。打到成都去，活捉這只狼”；有十言的，如“我劉湘坐重慶，神魂不定。想從前思今后，珠淚長傾?；诓辉撐耶斈?，整治窮人”；也有八言的，如《打的劉湘鉆土巴》；有的歌謠在一首之中就有多重句式的運用，句式多變，運用靈活。而且一般情況下，這些革命歌謠都是按照律詩的韻律來用韻的。如《見紅軍》：“太陽出來照石巖(讀：áī)，唱起山歌上山來。一眼看見紅軍哥，樂得心頭山花開?！边@些革命歌謠是那個時代的歷史見證，也是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5]

二、川陜蘇區文化的生成動因

(一)馬克思主義先進理論的指引

20世紀30年代，在封閉、貧困的川東北秦嶺巴山地區，絕大多數人口都是文盲，普通群眾仍然對傳統封建宗族倫理思想深信不疑，根本談不上信仰什么主義，了解和渴求救國救民的道理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川陜蘇區開辟之后，經過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治理，蘇區的面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普遍有很大提高，在革命知識分子的引導下逐漸開始接受階級、政黨、國家的詞匯和政治概念，漸漸明白了為何要反對帝國主義才能實現民族獨立的道理，樹立起實現社會平等、工農民主的執著追求，進而在較短的時間內有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堅定信仰。也正是由于有堅定的信仰作支撐，蘇區群眾才以極大的犧牲精神鼎力支持，才使革命運動得以持續。川陜蘇區鼎盛時轄區4.2萬平方公里，人口600萬，有23個縣和1個特別市蘇維埃政權，有8萬多人參加紅軍，10余萬人參加游擊隊等地方武裝。川陜蘇區人民如此擁護中國共產黨，為了贏得新生活而甘愿拋頭顱、灑熱血，這些凝聚著血與火的蘇區文化無不是因信仰了馬克思主義而產生的覺悟，因此說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是川陜蘇區文化生成的理論淵源。

(二)巴人遺風奠定了深厚的歷史底蘊

巴人是一個神奇的民族，在春秋戰國受鄰國的擠壓，逐步沿長江向西遷徙，最終落腳在長江中上游地區，這里惡劣的自然條件鑄就了這個單純而又具有豐富性格的民族。首先，巴人具有勇敢頑強、堅韌不拔的性格，表現在對自己所處的惡劣環境不屈不撓的改造。由于巴人所處自然條件非常惡劣，不得不與野獸搶奪生存的空間與資源，不利的自然條件導致了巴人不得不勇敢地面對大自然，不得不勇敢地與大自然做搏斗，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可以生存下去，這從一個側面也激發了巴人潛在的拼搏精神，在世世代代與自然界作斗爭的過程當中，練就了勇敢頑強、堅如磐石的民族性格。其次，“尚武精神”也是巴人的一大性格特征。巴人在長期的征戰中，表現出了勇猛頑強、堅韌不拔的精神。關于這點從巴人傳說中就能證明，巴國君廩君就是憑投劍能中石穴的高強武藝才當上國君的?，F在考古發掘出的早期巴人使用的劍，不但樣式多種多樣，其風格也與其它地方不同，因而被人們命名為“巴式劍”。由此可見，巴人尚武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些慷慨悲歌的文化因子就是巴山風骨，正是這些文化淵源構成了川陜蘇區文化生成的歷史底蘊。

(三)革命運動提供了革命實踐的土壤

川東北地區建立黨組織后，我黨領導了一系列武裝起義和斗爭，沉重打擊了四川的反動勢力。其中影響較深、規模較大的有：一是遂寧大石橋起義。1929年6月，國民革命軍第28軍第7混成旅，在代旅長地下黨員曠繼勛等領導下樹起了“中國工農紅軍四川第一路軍”的大旗，攻占蓬溪縣城，成立了蘇維埃政府。二是廣漢起義。1930年10月，國民革命軍第28軍第2混成旅，接受共產黨員的策反宣布起義，但由于受“立三路線”的影響，未得到廣大農村的響應。三是升(鐘)保(城)暴動。升保暴動是在黨的領導下，發生在川北南部的一次農民武裝起義。1930年，升保地區在黨的領導下，革命形勢迅速發展，農民協會等革命組織如雨后春筍，抗捐抗糧的斗爭不斷爆發。四是通南巴地區的抗捐斗爭。受革命大環境的影響，通南巴地區的抗捐、抗糧活動的聲勢浩大，到1932年下半年，已發展成為規模巨大的群眾革命運動。這些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雖然影響的范圍有限，但從客觀上打亂了軍閥統治的根基，激發了人民的革命激情，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提供了實踐土壤，也為紅軍入川和川陜蘇區文化的形成提供前期實踐的機會。[6]

(四)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1932年12月紅軍從巴中通江縣兩河口入川，以迅疾之勢推翻當地國民黨反動政權，建立了以現在的巴中市為中心的23個縣和1個特別市的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政權始終秉持把人民的政治、經濟解放擺在首位，積極推進蘇區各項建設工作，大力普及文化知識，使蘇區人民在精神上獲得洗禮。蘇區政府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讓人民群眾不僅在政治、經濟上翻身得解放，更在于在文化上得到解放，讓廣大青壯年、婦女兒童從此擺脫了封建文化的禁錮。為實現這一目標，蘇區政府大力開展文化建設，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啟發群眾的政治覺悟，并培養革命的后代和接班人。由于黨和蘇維埃政府高度重視，文教工作在整個蘇維埃運動中占據了極其重要的位置，蘇區各縣各地創辦了各類文化教育設施陣地，如黨校、蘇維埃學校、紅軍大學、彭楊軍事學校、童子團學校、院壩課、夜校識字班等，給蘇區人民群眾提供了參與文化教育活動的廣闊舞臺。

三、川陜蘇區文化的衍生方式

川陜蘇區文化是受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熏陶，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領導下，發展產生起來的文化形態，其產生和發展都其特定的生成方式。

(一)傳統文化與黨的宗旨路線的結合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傳統文化可謂博大精深，但一直占據主流地位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崇德”“尚禮”，且特別強調個人的修養與境界，講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國共產黨在開辟和建設川陜蘇區的過程中，非常注重思想文化的作用，要求每個黨員干部都要加強黨性修養，崇尚節儉的風氣，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傳統儒家思想強調國家大一統，視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兑捉洝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就是關注現實、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的集中體現。傳統文化中也有“有道伐無道”的革命思想，要求人們不要怨天尤人，要去克服困難勇于實踐，有知難而上的精神。蘇區當時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發動一切力量，捍衛來之不易的革命果實，異常艱苦的環境和無私奉獻的情懷造就了蘇區黨員干部的良好作風，這也是構成川陜蘇區文化的民族基礎。黨的思想路線之所以在能在蘇區扎根，這與傳統文化中的大同追求緊密相聯，為川陜蘇區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營養和啟發，是川陜蘇區文化的重要淵源。

(二)傳統軍事謀略與游擊戰爭的結合

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蘇區千里轉戰到川東北，這里山高林密路險，且資源相對富足，非常適合建立作為戰略后方，采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與敵周旋，先后取得了川陜蘇區一些列進攻和反圍攻作戰的勝利。尤其是反“六路圍攻”中戰略戰術運用最為嫻熟。在強敵進攻時，依托有力地形收縮陣地，避其鋒芒；在運動中尋找戰機，利用有利的地形，對孤軍深入之敵集中優勢兵力以殲之，消耗其有生力量?？傊?，在整個反“六路圍攻”中，很好堅持了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在運動中阻擊和消耗敵人，積蓄自己的力量，最后反攻。具體戰術方面：一是選充分有利地形進行積極防御。占據有利地形阻擊敵人進攻，大量消滅敵人于陣地前，根據具體情況實施陣地反擊。如在萬源保衛戰的一線的堅守防御中，我軍利用有利地形擊退了敵人的多次大規模進攻，并及時抓住有利戰機實施反擊殲滅了大量敵人。二是尋找各路進攻之敵的空隙，大膽穿插向敵人側翼和后方出擊，調動和殲滅敵人。如1934年1月1日的西線反攻，西線紅軍乘敵不意，穿插到敵人的側后方儀隴城南五里墩，向敵反擊殲敵六百余人，取得西線反攻的勝利。三是充分發揮我軍擅長夜戰、近戰的優勢。在整個反“六路圍攻”作戰中，夜戰、近戰發揮了重要作用，除幾次主動出擊外，幾乎都是由夜襲開始的，并都取得勝利。如1934年1月23日夜襲慶云場，8月9日夜襲青龍觀等。[7]

(三)意識形態改造與社會動員相結合

川陜蘇區文化是川陜蘇區人民在在黨和紅軍領導下，反映川陜蘇區黨和紅軍、蘇維埃和人民群眾的文化，既有我們黨的意識形態因素，也有川陜地域文化的社會動員因子，是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反映黨、紅軍和蘇維埃的政策主張、社會影響、價值觀念。正因為很好地結合蘇區群眾易于接受傳統文化因素，加上一些反映群眾需求的政策主張，在川陜大地的影響甚為廣泛，也因此吸引了大批有識之士加入到革命之中。川陜蘇區文化作為一種帶有區域性的革命文化，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宣傳黨的主張，推動黨和紅軍的社會影響力，展示蘇區建設的成就和經驗，動員和激勵黨員干部群眾，同時也是打破專政文化禁錮的重要武器。因為川陜蘇區文化是馬克思主義與川陜蘇區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文化反映，是反映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文化。這種文化有了馬克思主義的內核，其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夠把松散的人民群眾，緊密地團結到黨的周圍，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去參加革命和蘇區建設工作。這種文化還能激勵和動員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為革命事業、為共產主義奮斗，也能促使群眾樹立革命意志、共產主義信仰，造就不畏艱難困苦、敢于犧牲奮斗、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在具體實踐中激發無限的創造能力。

(四)傳統表現形式與革命覺悟的結合

為了打擊敵人，蘇區干部群眾利用戲曲、歌謠、教材、標語等傳統表現形式加上一些自我創作的的內容，達到歌頌共產黨的領導和打擊敵人的目的。川陜省委、省蘇維埃和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出版的《共產黨》《川北窮人》《戰場日報》等機關報，除了揭露敵人的陰謀和屠殺人民的罪行，更多的是組織廣大軍民起來反擊敵人的消息、通訊、言論等，也有反映川陜蘇區軍事、政治、經濟、文化、衛生、教育等方面的社論和文章等內容，同時刊登蘇區新面貌、打勝仗等內容。少共省委機關報《少年先鋒》為適應青少年讀者特點，圖文并茂，除了短小精悍的文章、報道，還有吸引人的繪畫和歌曲，以及宣傳青少年加緊識字學習、老人送子參軍和消滅劉湘的報告。川陜省委宣傳部和劇團編輯通俗易懂的歌謠幾千首，不定期出版《工農小曲》歌曲小冊子。劇團編演的《送郎當紅軍》《十勸夫》《擴紅謠》等深受軍民歡迎，流傳廣泛。特別是以“送郎當紅軍”為主題的歌謠、劇曲最多，諸如《巴山重逢再結婚》《妹愿等哥九十九》《送郎當紅軍》?！秳⑾孀試@歌》通俗易懂、詼諧幽默，深受群眾歡迎。[8]

[1] 尹家福.川陜蘇區何以成為第二大蘇區[J].中國老區建設，2003(2)：33.

[2] 編寫組.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長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33.

[3] 畢瑛濤.為民務實：川陜蘇區根據地治理的重要特點[J].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14(1)：9.

[4] 譙長衛.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石刻概述[J].四川檔案，2011(3)：33.

[5] 蒲仁勝.萬源紅軍歌謠的藝術特色及傳承利用初探[C]//孟兆懷.四川革命老區發展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3：63.

[6] 蒲東恩.紅四方面軍入川時環境的社會生態學分析[J].達州新論,2012(3)：47.

[7] 盛學仁.川陜蘇區反“六路圍攻”的勝利——兼談徐向前的指揮藝術[J].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2)：43-47.

[8] 王發禎.淺談川陜蘇區紅色文化與蘇區精神[C]//孟兆懷.四川革命老區發展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3：72.

[責任編輯 范 藻]

Culture Study of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in Embryology

PU Dongen

(Research Section of Party School of CPC's Dazhou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The culture in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was a unique New Democratism culture, whose contents include the Red Army's fighting events, numbers of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slogans on stones and songs for revolution in dialect. The culture was formed by the advanced theory, long history, revolutionary society circumstance and stable regime. It shew itself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Party's principl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and guerrilla wars, the idiology reform and society mobiliz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forms and revolutional awareness.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culture construction; Red Army spirit

2017-04-15

四川革命老區發展研究中心一般項目“中國共產黨在川陜蘇區的法制實踐研究”(SLQ2016B-17)

蒲東恩(1984—)，男，湖北利川人。講師，主要從事中共黨史研究。

D231

A

1674-5248(2017)04-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