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的敘述方式其實是一種理想

■龍平川

優秀的敘述方式其實是一種理想

■龍平川

“陰歷八月十五的晚上，大雨滂沱。

“陳增起被雨聲驚醒了。初秋晚上的風很涼，雨聲和水聲嘩嘩地在天地間流淌。陳增起起身的時候面對的是家里的墻，土坯墻。不用點油燈，借著微弱的光線他看見墻上的泥皮一塊一塊地往下砸，砸在地面的水中激起水花。他直著嗓子喊：房子要塌了……一家人爬起來慌慌張張地跑出了門，剛出門，身后的房子轟然一聲坍塌了，坍塌的土墻很快被雨水澆成一攤爛泥。他們在雨水中看著這堆爛泥顫顫地站了很久……

“那是1961年發生的災難，此后房屋轟然倒塌的聲響就一直回蕩在陳增起的記憶里。那時候他才15歲，但是從那以后所有坍塌下來的東西陳增起都用自己的肩膀扛住了?！?/p>

這是我2000年12月14日發表在 《檢察日報》的整版作品 《當苦難浸入骨髓》的開頭文字。這段文字所包含的細節以及細節所揭示的時代背景和生活圖景，是人物得以漸漸成形的肇始。

我為什么喜歡寫人物傳記——包括長篇通訊、報告文學、敘事散文，甚至有時候是這三者的結合，是因為你從一個鮮活的人物身上讀到夢想，讀到現實。從采訪到醞釀，從與人物的互動到寫作，到最終稿件的完成，以及刊發出來之后的反思與回味，這個過程猶如在做一個永遠不能完成或者永遠達不到完美的拼圖，告訴你這個世界應該是什么樣，生而為人，應該怎么樣。是拒絕這個世界數百年以來人類共同的文化和文明的成果，還是讓這個成果惠及盡可能多的人們？這是評價人之為人最恰當的一條標準。唯其如此，我們的文字才有了諸如人文精神、人道主義這樣的內涵，否則只是空洞的文字。而給予我這一點的，始于斯蒂芬·茨威格 （1881-1942）的名著 《異端的權利》，1986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版。

偉大的斯蒂芬·茨威格是奧地利小說家、詩人、劇作家和傳記作家。資料顯示：茨威格的傳記文學作品主要是兩大部分，一是以 《世界的建筑師》為總題的文學家傳記，其傳主有巴爾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荷爾德林、克萊斯特、尼采、卡薩諾瓦、司湯達、列夫·托爾斯泰。這個名單，幾乎就是一部19世紀的歐洲文學思想史。二是一系列歷史人物傳記，其中包括四百年前的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拍案而起、反抗宗教改革家卡爾文思想統治的瑞士勇敢學者卡斯特里，16世紀蘇格蘭女王瑪麗·斯圖亞特和18世紀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等。 “無論是敘述傳主的生平，還是評價其地位與功過，不管是刻畫其心理與行為，抑或是描述其命運與得失，都是從人道主義出發，肯定自由理念和人道情懷，抨擊思想禁錮和專制獨裁，表達了茨威格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015年，三聯書店重新出版了茨威格的多部作品，不僅包括 《人類的群星閃耀時》，還有 《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隨筆大師蒙田》《三大師》《三文豪》《異端的權利》《鹿特丹的伊拉斯謨》《羅曼·羅蘭》等，而其中，我認為經典中的經典是 《異端的權利》，它也是陪伴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大學末期最主要的書籍之一。

《異端的權利》至今仍然是各大圖書網站銷售的熱門圖書。這些網站不約而同引用了這樣一段介紹： “《異端的權利》揭示了一段歷史的真相：當作為異見者的新教徒企圖獲得自己應有的地位時，他們遭到了羅馬教廷的無情迫害；而當作為新教運動代表人物的加爾文控制了一座城市之后，他在迫害異見者方面卻顯得更為果決而殘酷。這就產生了一個 ‘蒼蠅與大象之間的戰爭’的故事，一部 ‘為失敗的事業而戰斗’者的泣血傳記。當整個時代沉淪于歇斯底里的無邊黑暗之際，卡斯特里奧，一個堅持擁有獨立信仰的小人物，無懼無畏，挺身直面 ‘日內瓦新教皇’加爾文的殘暴摧殘。盡管最終在貧病交加中寂寞地死去，但是，他的精神勇氣，他的寬容氣質，使他的名字在人類歷史上璀璨奪目。思想挽救了個人的渺小，蒲葦般脆弱的生命因此獲得了存在的尊嚴。在這場 ‘權威’與 ‘異端’的較量里，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人類歷史一次次重演瘋狂與屠殺的根源……”

這段文字的風格，就是茨威格在這本書中的寫作風格，這樣的文字在本書中俯拾即是。

敘述、描寫、評論融合在一起的文字，我們讀到一幕幕悲劇無可挽回地上演。赫赫有名的宗教改革家加爾文以堅定不移的信念，不屈不撓的精神，在日內瓦清除了天主教專制統治的影響，卻建立了新教神權政治的獨裁。在如此嚴峻而又殘酷的形勢下，卡斯特里奧挺身而出，勇敢地投入了一場力量懸殊的戰爭：一方是卡斯特里奧，一個可有可無、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個在異國他鄉沒有居住權和公民權的難民，一個雙重的流亡者，除了自己的身影之外，除了擁有唯一不可轉讓的財富——一種不屈的良心之外，別無所有；另一方是加爾文，一個聲名顯赫、言出法隨的大人物，一個其教義已被日內瓦奉為法律的精神領袖，一個神權政治的獨裁者，擁有所有行政機關及其職權，又有瑞士聯邦各城市國家當權者的支持，擁有教會和教士之外，有一幫盤根錯節地抱成一團的追隨者。這是一場寬容對苛酷、自由對禁錮、人道對宗教狂熱、個性對僵化教條、良心對暴力的力量懸殊的生死較量。在這場殘酷的斗爭中，卡斯特里奧因飽受戕害、心力交瘁而不幸赍志而歿。

文字從來都不是一種單一的技巧。如果沒有濟世的情懷，如何寫得出濟世的文字？歌喉如鬼魅般的美麗絕倫，需要血性和智慧。當我們失去這兩者的時候，應該問一問，是什么消磨或剝奪了我們的血性，是什么讓我們放棄了智慧……文字其實是一種精神。文字代表的是不屈不撓，文字風格的選擇與思想的表達已經決定了作者及其筆下人物的靈魂?；蛘~媚，或孤傲；或低劣，或高尚；或畫地為牢，或自由灑脫，都可以在文字和人性中找到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果你把獨立和自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那么你付出犧牲與舍棄之后，你會有另一種收獲，千金難買。正是源于這樣的感悟，在另一個整版刊發的作品 《證實一種象征的意義》 （1999年10月）中，我曾經這樣開頭：

“手觸到的是一塊堅硬，在他身后全部的左臀，在一個正常人有著鮮活的血肉的地方，這樣的堅硬讓你確信它不該是人體上的；堅硬還讓你感覺到冰涼——是一塊鐵板的冰涼。這塊 ‘鐵板’現在是劉長江身體的一部分。

“劉長江認認真真地讓我們摸了這塊鐵板，說：看吧，沒肉了吧。他眼睛閃了閃，閃出一種詼諧的光來，還有一點別人沒有唯我獨享的得意。于是，深入我們心底的那塊鐵板和冰冷忽地融化了。

“這是手術和無數次化療之后的結果。今天，惡癥已經控制住了，但是血肉不存……”

文字的熏陶和風格的熏陶是長期閱讀的結果。如果一個寫作者經歷了常識的訓練和長期的邏輯推演，在文字上的錘煉和選擇就會自然地水到渠成。優秀的敘述方式其實是一種理想。英國著名小說家愛德華·利頓在他的劇本 《紅衣主教黎賽留》中借黎賽留之口說了著名的話： “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文字的力量勝于武力）。有人評價說： “鋼筆 （Pen）”和 “劍 （sword）”都有相似的特征——細長、頭尖、要用手握。茨威格的文字證明，一部偉大的作品有時候比一個揮舞著長劍的征服者有魅力得多。作為茨威格的鐵粉，我當然不及其萬一，但是秉承著人文情懷和人道精神，我們或可一樣讓自己的文字深邃、厚重，并且干凈。就像做人一樣。

（作者系檢察日報社文藝副刊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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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媒體是刑法修正回應民意的需要。在媒介社會化背景下，刑法修正對民意的回應，應以立法者善待媒體為前提。媒體是民意表達的重要渠道，即使是帶有偏向性的媒體報道，也包含著社會民眾對解決特定刑法問題的訴求，應當受到立法者的正確對待。進一步說，刑法修正是對特定條款進行個別調整，而個別調整時要對龐雜的社會現象進行篩選，以確定刑法修正對象。正是在修正對象的篩選環節，媒體隱含的立法供給機能發揮著積極作用。

——陳偉、霍俊閣，《當代傳播》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