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朝天，文章禮樂

李敬澤

我在榆林一座劇場看過《米脂婆姨綏德漢》。

那個劇場是我所喜歡的，是童年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影院風格，破舊簡陋，但是有人氣。觀眾進進出出，不衫不履，嗑瓜子，扇扇子，煙癮犯了站起來大搖大擺走到大堂抽煙，活生生的百味雜陳的人間。

但大幕啟處，是熱血男兒，是柔腸百轉的女子，是藍格瑩瑩的天和莽莽蒼蒼的地，是悲歡離合，是響遏行云低若游絲的歌。

這樣的戲正是人間的戲，戲里人深愛人間，于人于事于物都有情有義。他們走在這俗世里就如遠遠地走在黃土高坡上，心里是有勁兒的，踏實而敞亮。他們是英雄兒女是俗世男女，也能隨時從戲里走出來，走進臺下人群。

這是難得的境界。

這戲的作者是阿瑩先生。后來我認識了他。

阿瑩先生屬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投身文學的那一代人。那一代人中，很多人隨著時勢之變放棄了文學的志向。他們沒有錯，對文學來說，讀的人無論如何應該比寫的人多。寫作和創造，這注定是少數人的事。而阿瑩先生屬于堅持下來的少數?！皥猿帧币辉~其實也不確切，他不是堅持——順便說一句，我也不喜歡一個在這種情況下常用的詞——堅守，“堅守”就有一種自我悲劇感。但愛文學的人何須堅持或堅守，比如阿瑩先生，以文學的方式與自我相處、與世界相對，這于他不是一件苦事，不過是“悠然見南山”“相看兩不厭”罷了。

在這三十多年里，阿瑩先生一直在寫，小說、報告文學、戲劇和散文，特別是戲劇和散文，卓然有成。

同時這三十多年里，他也由一個工人一路走來，經歷很多事，做了很多事，成為一個高級干部。

談論阿瑩先生的創作，其實都免不了要在做文和做事之間下筆，但這其中的關系似乎又很難說清，大抵也就是止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擠出時間寫作”云云。

現在，我試著說一說。

三十多年來，阿瑩先生的寫作從未中斷，但從另一方面看，他對中國文學在這三十多年間的種種潮流、風尚似乎不甚在意。即以他后來專注的散文為例，他寫鄉土，寫親情，寫歷史文化，寫藝術和人生，放在同類題材的書寫譜系中，都有一種大道朝天、我自獨行之感。他的寫作沒有“為賦新詞”的糾結，沒有尋常文人或知識分子的強裝和弄險，而是腳下一條路，坦然走過去。讀他的文章，你不會驚艷和稱奇，你會觸動、感動，感到沉靜、沉著。

“做文”，包含著一層人工勝天然的意思，要做，常常就不免強做，語不驚人死不休。這當然很好，但事情還有另一面，就是，驚人之語常常不免強行扭曲事物。這在詩歌中或許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在散文中，就有可能變成辭勝于意，變成了對世界與人生的不負責、不誠懇。

所以，我有時很怕除了寫散文什么也不干的散文家，因為他只對他的文章負責，對他們來說，做文最重要，而潮流和風尚就是判卷子的老師，不得不時時窺伺風色、揣摩眾意，文章就難免浮浪。但如果，散文家在寫文章的同時還做著事，不管是大事還是小事，不管是擺個小攤還是負一方重任，他們都會知道，事自有事理，不可輕褻，寫文章當然要把話說漂亮，所謂言而無文，行之不遠；但把話說漂亮并非為文的目的，為文是為了體人情、明事理。他們的文字是對自己負責、對世界負責的，也許不那么眩目妖嬈，但于人心、于世界都更貼切、更親近。

“修辭立其誠”，這個“誠”字是真誠，也是誠懇。詩歌的寫作與世界的關系可能首先是藝術的，而散文的寫作與世界的關系肯定首先是倫理的，是一個人懇切地說自己的所知、所感。李白是好詩人，李白卻不一定是好的散文家。當然，如果活到現在，李白也盡可在網上發帖子，天馬行空，呼風喚雨。

所以，像阿瑩先生這樣，一邊做事，一邊為文，對事負責，也對文負責，也就正可以不看潮流，不觀風向，只寫自己眼前心底的文字。

這部書名為《大秦之道》，起自《石鼓山之謎》，結于《三秦之游》，五十二篇文章，一以貫之，是一個人的路。阿瑩先生在陜西這片土地上一路行去，尋幽探勝，撫今追古。一邊走著，有所見、有所感、有所思，行諸筆底，蔚為大觀，一個人的路竟被他走成了“大秦之道”，大道朝天，所通者古今之變、文明之理。

新時期以來，寫歷史、寫文化已成為散文巨流，不僅是發思古之幽情，也不僅是重啟私家著史、文人論史的傳統，更重要的是，對歷史、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和看法，在中國依然是一個尖銳迫切的現代性難題，百多年來聚訟紛紜，大概還會爭論下去。時至今日，“自我吊打”仍然多見，“翻案文章”“修正史學”也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隨著國人自信的增強，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如錢穆先生所言，對歷史懷著同情的理解，對傳統存著溫情禮敬之心?！洞笄刂馈?，便是如此。

所謂“同情”，不是以后知之明看當局者迷，而是設身處地，懷著一份體貼的善意，憂古人之所憂，樂古人之所樂，從中領會出先人在他們的條件之下的所以然。由此而生理解，理解先人的艱辛與開創，理解他們的局限與宏闊，由理解而生禮敬之心，在簸蕩紛亂的世界上，認同祖國與家園。

這一部書便是溫情禮敬之書。

阿瑩先生是陜西生人，他寫這一切時，心中先存著桑梓之念，這是吾土吾民，是生我養我之地，先人的血在我身上流著，所以，放眼望去，觀一切皆有情。

文人論古，常見之病是飛揚跋扈、任性好辯，役古人如奴仆，視萬物如芻狗。此病難治，因為病在無情，于古人不親，并不認他是我的先人。而《大秦之道》為有情之文。于古人先賢有情，于山水有情，于時光有情，于一粥一飯有情，于殘碑剩瓦有情……

因為有情，所以有義；因為有義，于這世間擔著義務和責任，所以阿瑩先生行于大秦之道，便如同老農面對田園生計，目光清明，不任情、不濫情，一切只是珍惜、端正。情中應有理在，他的文是通情達理之文。阿瑩先生博聞強識，于鄉邦文獻多所留意，又曾管過文物、旅游，縱三千年、橫八百里，披襟當風，指點今古，這書里有的不僅是知識，更有見識，知識容易見識難，因為這見識斷不能靠抄書得來。

情與理，這是散文的根本命題。所謂通情達理，做到很難。古人認為，情動于中，但還要約之以禮。這個“禮”，竊以為就是“理”，就是行于世間的正當和由此而來的表達與書寫的得宜。比如阿瑩先生的文章，于世間深切用情，但他的看人看物、看山看水、看書看字，其藹然、肅然，其細膩與脫略、放達與執著，都浸潤著誠摯、禮敬。這是性情，也是修煉。情之深淺合度、情之遠近得宜，此情與彼情的聯類、掩映、平衡，等等，自有疾徐輕重的節奏和韻律，這或許就是情達于禮和禮和樂的地方。

阿瑩先生愛樂，此書中暗自有樂，有大秦之道上的古風。

——終究是寫了《米脂婆姨綏德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