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捕獲：方法與探索

□王建剛 杜義飛 謝 瑜

[電子科技大學 成都 611731]

政策捕獲：方法與探索

□王建剛 杜義飛 謝 瑜

[電子科技大學 成都 611731]

政策捕獲是評估決策者如何利用可獲取的信息來做出判斷的方法，已被廣泛地應用于決策與判斷任務的研究，但國內仍然缺乏對政策捕獲以及如何實施政策捕獲研究的認識。在介紹政策捕獲以及如何實施政策捕獲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悖論視角，對政策捕獲的實施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嘗試與探索，以促進有效地揭示企業為何以及如何不斷地釋放潛在。

政策捕獲；悖論視角；潛在釋放

引言

當前許多組織研究從事決策（decision-making）或判斷任務（judgment task），也被稱為政策捕獲（policy capturing），被普遍用來執行研究設計與數據分析[1]，連接了微觀與宏觀領域的研究[2～3]，即跨越眾多個體而體現在組織層面決策的總體趨勢或規律。當前，各個研究領域，如營銷、組織行為、戰略領域，都已使用政策捕獲的方法來理解個體或組織的決策，以及影響企業管理者決策的因素。政策捕獲研究的最終目標是確定哪些是影響個體或組織決策的最有影響力的信息或因素[4]。當前戰略管理領域已廣泛使用政策捕獲的方法，如戰略形成[5～6]、聯盟合作伙伴的選擇[7～11]、績效評估[12～13]、技術合作[14]、技術獲取[15]、組織治理模式[11,16～17]等。除了戰略領域，組織行為領域的研究也已利用政策捕獲的方法來研究個體的決策，如付小費的決策[18]、薪酬決策[19～20]、工作選擇[21～22]、工作績效[23]、工作場所的性騷擾[24]等。

政策捕獲研究在研究個體或組織的決策或行為尤為具有優勢，盡管如此，當前仍然缺乏對政策捕獲以及如何實施政策捕獲研究的統一認識[4,25]，尤其是在國內，對政策捕獲研究的認識與理解更為有限，運用政策捕獲來開展的研究極為有限。本文期望通過對政策捕獲及其如何實施政策捕獲研究的介紹，可以讓更多的研究者利用該方法深入對組織決策或行為的研究。同時，通過政策捕獲研究，可以為研究者帶來一些新的有趣的研究發現，本文將結合悖論視角來深入探討對政策捕獲研究的再認識與理解，并通過政策捕獲研究來更有效地解釋企業為何以及如何不斷地釋放潛在。

一、何為政策捕獲

政策捕獲是評估決策者如何利用可獲取的信息來做出判斷的方法[25～26]，以推斷不同的影響因素對決策者的決策或判斷所產生的影響[27]。該方法的目的是捕獲影響決策者評估決策的因素，即決策者如何權衡、組合、整合信息[26]。具體地，讓決策者根據由不同的因素所構建的一系列的情景來做出判斷，以響應所需要做出的決策或解決的問題，從而可以讓研究者定量地回歸分析這些決策結果與影響因素間的關系，進而可以推斷出決策者的判斷政策[4,28]。在政策捕獲研究中，可以將決策者的決策結果視為構建一系列情景的影響因素的數學函數[29]，可以解釋決策者當前的判斷，并幫助決策者預測未來的決策結果。

當然，政策捕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也存在自身的優勢與劣勢[4,25,27]。政策捕獲的優勢在于[4]：對影響因素系統的抽樣，也可以有效地控制混雜效應，排除對結果的競爭性解釋。這是因為不同的研究者所關注的側重點有所差異，這可以讓研究者聚焦于一些特定的因素或因素的組合，從而可以有效地控制其他因素或刺激的影響。Tomassetti等[30]研究表明，與傳統的自我報告的研究工具相比，政策捕獲更能夠降低社會期望回答（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即給出正向的自我描述的傾向），從而保證了問卷的效度。而政策捕獲的劣勢主要在于其可能缺乏現實性，這是因為研究者僅僅考察了部分的影響因素，以及一些假設的情景[12]。換言之，政策捕獲研究不能夠提供一個與現實情況完全相一致的情景，也不能夠把所有的影響因素或信息考慮進所構建的一系列情景。另外，政策捕獲研究屬于橫截面的研究，無法有效地捕獲個體或組織的縱向的決策過程。

盡管政策捕獲存在自身的劣勢，以及使用過程中的風險，但其優勢也讓大量的研究者選擇該方法，這是與其所研究的問題相關聯，如決策者的決策判斷，而政策捕獲本身就是要捕獲影響決策者判斷的信息或因素。同時，嚴格執行政策捕獲的程序也可以幫助研究者有效地避免使用政策捕獲的危險點[27]。如在戰略管理領域，大量的研究已使用政策捕獲的方法來研究企業的戰略決策，見表1。

表1 戰略管理領域的政策捕獲研究

二、如何執行政策捕獲

政策捕獲是一種準實驗的研究方法，Aiman-Smith等提出了執行政策捕獲的五個步驟：研究設計、研究執行、分析、結果解釋、報告結果[4]，見表2總結。

（續表）

表2 政策捕獲的步驟

（一）研究設計

政策捕獲并不是適合于所有類型的問題，而是更適宜于關于個體或組織決策的問題。因而，在政策捕獲研究設計中，首先，研究問題的確定。研究者應該明確所要研究的問題及問題的性質，這決定了后續的數據收集、分析和結果的解釋。Aiman-Smith等指出[4]，政策捕獲研究可以捕獲兩類性質的研究問題：一是關于獨特的個體性質問題(idiographic)，檢驗個體的決策結果；二是關于常規性質的問題(nomothetic)，檢驗許多決策者的決策所反映出來的一般性或總體性的趨勢。第一類性質的問題大多集中在組織行為的微觀研究領域，如Zhou和Martocchio[20]研究了中國企業管理者的兩種薪酬激勵決策，他們發現，中國管理者表現出與美國管理者不同的決策結果，中國管理者的獎金激勵決策依賴于員工的個人需求，但不強調其工作績效；而非貨幣激勵決策更多依賴于員工與同事、上級的關系。第二類性質的問題則聚焦于較為宏觀的研究領域，如戰略管理。杜義飛等[15]通過調查后發企業管理者的技術獲取決策，而發現了后發企業的技術獲取的偏好。其次，具有代表性、現實性的實驗設計。實驗設計的代表性和現實性要求研究者的決策問題是現實存在或發生的，而不是在現實環境中不可能發生的[25]。同時，所設置的研究情景也應符合現實情景，盡管研究情景并不能包含所有影響因素，但應該包含那些顯著影響決策結果的因素。此外，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對決策研究也非常重要。如后發企業面臨技術與市場的雙重劣勢，杜義飛等[15]則開發了后發企業的資源雙依賴情景，選擇了89位后發企業的管理者，檢驗了后發企業在這一情景下的技術獲取決策，即技術購買還是技術模仿。同樣地，Hitt等[8]研究了轉型制度環境下，企業在聯盟合作伙伴的選擇上如何決策？他們選取了63位中國企業管理者和58位俄羅斯企業管理者，比較了同處于制度轉型期的中國與俄羅斯企業聯盟合作伙伴選擇的戰略決策。

在具體的實驗設計過程中，研究者還需要關注一些關鍵事項，如情景因素的選擇、情景因素間的關系、所設置的情景數量等。

1.在情景要素的選擇上，研究者可以從現有文獻、訪談、焦點小組甚至來自新聞媒體的信息來確定情景因素。如杜義飛等[15]通過與一個典型的后發企業的管理者的訪談，同時結合現有后發企業的技術獲取的文獻，開發了一個后發企業技術獲取的決策情景，所選擇的情景因素包括技術、顧客、競爭對手和企業自身能力四個層面，共計14個因素，見表3所示。

表3 政策捕獲研究的情景示例

2.情景因素的賦值與情景間的獨立性。每個情景下的因素的賦值則可以通過重復的隨機賦值來實現（從1到5，1代表最低，5代表最高），但應該確保情景間的相關性達到最低，從而避免多重共線性的問題[8～9]。如Hitt等的研究中的情景中的兩兩要素間的最高的共同方差為0.13。同時，所有情景因素的方差應該保持相對一致的水平，這可以確保所有因素具有相對等同的概率對決策結果產生影響。Tyler和Steensma的研究中的情景因素間的超過96%的雙側相關系數值低于0.4[9]。杜義飛等的研究中雙側r＜0.4的數據則達到總數據的97.8%[15]。這些都表明，情景間的相關性較低，代表了所建構的情景之間具有較大的可區分性，避免了情景間的重疊。

3.情景因素的數量。受到全要素設計(full factorial design)的限制[25]，研究情景無法全部包含所有影響個體或組織決策結果的因素，因而采用部分設計的方式(fractional design)應該是一種更更可行的方法[35～36]。相比全要素設計方法，部分設計的方法也可以獲得與全要素設計方法相同的結果，而同時又能夠降低被試者填寫問卷的疲累或厭煩[36]。當前政策捕獲研究并未就最低可接受的情景數量達成一致，組織行為領域與戰略管理領域在選擇情景因素的數量上不同，如組織行為領域的政策捕獲研究的情景因素一般5～9個為宜[4]，而戰略管理領域的研究則一般設置13～21個情景因素，如表1所示。

4.情景因素間的獨立性?？紤]情景因素間的相關關系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數研究采用了正交設計，因為這可以產生對回歸系數最穩當和明確的估計[25,37]。正交設計要求各情景因素之間保持獨立性，不存在相關關系。Karren和Barringer在回顧的37篇政策捕獲研究中，有22篇采用了正交設計[25]。盡管如此，要保持研究情景的代表性和現實性，研究者則更傾向于考慮使用非正交設計，即各情景因素間存在相關關系，如Tong等[17]、Reuer等[11]的研究。

5.對于情景數量，Aiman-Smith等建議最好不要超過80個[4]。Stewart則建議控制在25～40之間[28]。盡管如此，Karren和Barringer認為，情景數量或問卷長度應根據個體的情況而變化，而預測試可以幫助研究者確定測試者可接受的最大數量的情景個數[25]。如在戰略管理領域，一些學者根據研究問題，并通過預測試而最終確定了30個研究情景，對被試者可能是最合適的[5,7～8,11,15～16]。

（二）研究執行

研究情景被設計完成之后，研究者可以形成完整的調查問卷，調查問卷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包括了潛在的情景，這一情景通過不同的決策標準來描述，即解釋變量；另外一部分是對決策結果的評估，即被解釋變量，見政策捕獲的研究情景示例。另一部分為人口統計調查，主要是對企業與個體回答者相關信息的調查。然后，研究者來具體實施數據收集，最重要的是，研究者應該讓被試知悉研究目的，確保被試者理解政策捕獲的任務，這可以給予被試者以完整的調查問卷使用說明，如提供給被試者關于研究情景的文本信息，以使被試者能夠真正理解所建構的情景。在數據收集過程中，研究者應確保被試者持續回答完所有的情景，Aiman-Smith等建議，整個數據收集過程持續大約1小時左右[4]。此外，在正式的調查之前，研究者可以通過預測試來調整問卷。如Hitt等通過預測試可以檢驗政策捕獲工具的效率，即研究情景的感知效度、使用說明是否清晰、變量及其界定是否清晰以及完成調查所需的時間等，進而可以讓研究者可以及時地調整調查工具[8]。

（三）分析

問卷數據收集后，研究者可以對數據進行診斷，以評估數據的效度。同時，對問卷中的分類變量(categorical variables)可以進行虛擬變量的編碼。大量的統計方法被用來分析收集的數據，最被常用的多重回歸方法，如OLS、GLS、logistic回歸等[5,13]，除此之外，分層線性模型(HLM)[7～8,17]、混合模型[10]、似不相關回歸模型[11,15]等。同時，研究者也應該關注不同的回歸方法的優勢與劣勢。如Tong等[17]使用分層線性模型(HLMs)作為統計方法，這是因為其收集的數據是多層面的，具有嵌套的性質。由于每個被試者的30個觀察值并不是獨立的，同時需要檢驗情景變量對兩種不同的決策結果間差異的影響，Reuer等[11]、杜義飛等[15]采用了似不相關回歸模型。

（四）解釋結果

Aiman-Smith等指出[4]，對于回歸結果的解釋，首先，研究者應承認，研究模型不可能包含所有影響決策結果的變量。其次，研究者應該將對分析結果匹配所研究的問題?；貧w結果對不同類型的研究問題的理解是不同的，如對于獨特的個體性質問題(idiographic)，回歸結果可以幫助研究者有效地理解個體的決策過程。對于常規性質的問題(nomothetic)，研究者可以從回歸結果來理解跨越所有個體決策者所體現出來的總體趨勢。如杜義飛等[15]通過對后發企業管理者的技術獲取偏好的調查，發現，后發企業表現出技術購買的主行為傾向和技術模仿的次行為傾向；在技術購買與技術模仿的權衡中，當顧客需求較強時，后發企業更傾向于技術購買；當后發企業本身的技術轉化能力較強時，后發企業更傾向于技術模仿。

（五）報告結果

遵循Aiman-Smith等[4]和Cooksey[35]的建議，報告一個完整的政策捕獲研究，需要包括足夠詳細的信息，以使讀者能夠理解研究的背景和過程，也能夠讓讀者復制研究。具體地，應該詳細描述產生情景的過程；描述所選擇的情景因素和決策結果，以及對它們的測量以及相關關系等；描述所選擇的被試者，包括被試者對所實施的判斷任務的熟悉程度等。

在政策捕獲研究中，理論視角(theoretical perspectives)成為研究者建構情景的重要來源，正如前文所述，所建構的情景無法包含所有影響決策結果的因素或變量。因而，研究者所選取的理論視角成為情景構建的關鍵，指引研究者在特定的理論視角下識別出對決策結果影響最為顯著的因素或變量。如Reuer等在檢驗中國企業管理者對國際合資的評估中，采用了資源基礎觀、交易成本理論、信息經濟學和實物期權理論四個理論視角而構建了研究情景[16]。

在戰略管理領域，政策捕獲方法被廣泛用來研究合作伙伴選擇[7～8,10]、組織治理模式[11,17]、知識獲取模式[15]、市場導向[33]等的研究。這些研究考慮了在不同樣本之間、不同的決策結果之間的比較，從而可以揭示不同的決策者的偏好的差異，如表4所示。

表4 政策捕獲中的比較研究

三、一些新的嘗試與探索

政策捕獲研究比較能夠揭示出一些新的研究發現，如Du和Wang[34]在研究后發企業的技術獲取決策時，通過構建資源依賴的情景，揭示出了后發企業在現有的兩種技術獲取決策之外的第三種技術獲取決策，即當后發企業具有較強的研發能力時，它們既不傾向于技術購買，也不會傾向于技術模仿，與不愿意技術模仿(NOT imitation)相比，較強的研發能力可以使后發企業更傾向于不去技術購買(NOT purchase)，這又揭示了后發企業潛在的釋放，即突破了原有情景而呈現出的原有決策結果之外的一種存在。悖論視角下，后發企業可以建立并利用組織雙元性，如當面臨國內顧客需求的壓力以及具備吸收能力時，后發企業可以同時傾向于技術購買與技術模仿?？梢?，悖論視角下，政策捕獲可以幫助研究者更有效地揭示企業的雙元行為以及企業如何釋放潛在。

隨著外部環境變得日益動態與復雜，企業也日益出現悖論的感知[38]，悖論視角作為元理論視角[39～40]，要求企業能夠應對悖論，即矛盾但又相互關聯的要素，它們是隨著時間持續存在的[41～42]。悖論給企業帶來的持續的活性，而企業也要承載悖論的活躍，從而可以持續地促進企業的適應系統與存在系統形成良性循環，進而又可以促進企業潛在的釋放。如企業可以在適應系統與存在系統（即企業的動態能力）之間形成動態的循環互動[43～44]。

政策捕獲研究可以揭示企業如何在一定的情景下對兩種矛盾的決策結果進行選擇，悖論視角為應對這些矛盾的決策提供了新的理論洞見，也為企業涌現意想不到的方式或模式提供了可能，這又是企業潛在的釋放，也即企業在突破原有情景而涌現出的新的存在方式或模式。結合悖論視角，本文嘗試將悖論視角融入政策捕獲研究之中，從而能夠更有效地發揮政策捕獲的優勢。首先，在確定研究問題的同時，研究者也將明確具體的決策結果，也即因變量。悖論視角下，我們可以確定兩種矛盾但又互補的決策，以研究企業如何平衡這些矛盾但又互補的決策。如杜義飛等[15]在其研究中確定了后發企業的兩種類型的技術獲取決策：技術購買與技術模仿。他們發現，國內顧客需求與后發企業的吸收能力都使其同時偏好于這兩種決策。正如前文所述，悖論視角可以使企業同時應對對立但又相互關聯的要素或方面，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悖論形式[39,45]，如探索與利用[46]、穩定與變革[47～48]、誘導式戰略與自主式戰略[49]等，這也給政策捕獲的研究者提供了這樣既矛盾但又互補的決策的來源。反過來，決策結果的選擇與確定又決定了情景的建構，

其次，悖論視角也給政策捕獲研究的情景的建構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洞見。悖論視角強調整體性原則[39,42,50～51]，而政策捕獲所建構的情景也應該遵循整體性原則。研究者通過文獻、訪談等途徑而選擇的因素應該能夠共同建構一個不同的因素間具有內在邏輯結構的整體性情景，而不是離散的結構，這樣一個整體性的情景可以讓被試者映射到自身所在的企業，進而據此做出判斷。如杜義飛等[15]建構了后發企業技術獲取的資源雙依賴的情景，即在技術上依賴于領先企業，市場上受到顧客的壓力的情景下，后發企業如何在技術購買與技術模仿上進行決策。此外，在選擇情景因素的過程中，研究者也需要重點考慮在所選擇的理論視角下哪些因素更可能同時對兩種矛盾但又互補的決策產生相同的影響？選擇這樣的因素可以進一步允許研究者在兩種類型的決策間進行比較，如杜義飛等發現[15]，國內顧客需求與吸收能力使后發企業同時傾向于選擇技術購買與技術模仿，盡管如此，與技術模仿相比，國內顧客需求使后發企業更傾向于技術購買；與技術購買相比，吸收能力使后發企業更傾向于技術模仿。

對悖論的響應可以為企業帶來卓越績效、可持續性和動態性[39～40,42,52]，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使企業越來越感知并遭遇悖論式沖突，要求企業能夠持續的適應，通過自身的適應系統來持續地承載、釋放悖論的活性?？梢?，外部不確定性是企業保持悖論持續活躍的重要動因。在政策捕獲研究的情景建構過程中，研究者也需要考慮如何保持所建構情景的模糊性，從而使情景具有活性，以及哪些因素可以被用來建構并體現情景的這種動態性與活性，從而使企業對立又互補的決策間的悖論持續活躍，進而更有助于揭示企業如何釋放潛在。情景的模糊性給被試者的認知帶來挑戰，但也可以讓被試者建立悖論式的認知框架[53～55]，進而具備悖論式思維（paradoxical thinking）[56～57]或雙元思維的能力[58]，可以幫助被試者在情景中做出矛盾的決策，從而可以讓研究者從被試者的矛盾的決策中發現一致性的規律。如杜義飛等發現[15]，當具備較高的研發能力時，與不選擇技術模仿相比，后發企業更愿意選擇不去技術購買，這可能隱含了后發企業更愿意通過自身的研發而創造新知識，而不是通過技術購買或技術模仿而從外部獲取知識，這也是后發企業潛在的釋放。他們的研究也表明，悖論視角下的情景建構也需要考慮如何保持情景的存在活性，也即情景并不是把管理者的感知框定在特定的框架之下，而應該是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從而確保情景活性的存在，可以幫助管理者突破原有的情景或場景而做出超越現有決策范圍的行為選擇，這又反映了企業潛在的釋放。

四、結論

本文回顧了政策捕獲研究的五個步驟，即研究設計、研究執行、分析、結果解釋、報告結果，以及每個步驟實施過程中的一些關鍵事項，以幫助研究者更有效地實施政策捕獲研究。在此基礎上，基于悖論視角，本文對政策捕獲研究中的研究問題的確定（即決策結果的選擇）、情景建構進行了一些新的嘗試與探索。在決策結果的確定上，嘗試選擇既矛盾但又互補的兩種類型的決策；在情景建構上，應該保持情景的整體性、模糊性，從而保持所建構情景的活性?；阢Ｕ撘暯窍碌奶剿?，本文期望能夠通過對政策捕獲研究的探索而更有助于解釋企業為何以及如何釋放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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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Capturing Methods and Its Exploration

WANG Jian-gang DU Yi-fei XIE Yu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Policy capturing is a method employed by researchers to assess how decision makers use available information to make judgment,which has been employed extensively in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judgment tasks.However,there ar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policy capturing and how to implement it in the domestic research.This paper introduces policy capturing and the five steps in a policycapturing study,at the same time,we also contribute to some new insights to policy capturing from a paradox perspective,and explore new practices in policy capturing,to reveal why and how organizations release potential.

policy capturing;a paradox perspective;potential releasing

F270

A

10.14071/j.1008-8105(2017)02-0032-09

編 輯 何婧

2017-01-03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1272131,71672021）;中央高校重點資助項目電子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團隊項目（ZYGX2015SKT01）；四川省科技廳軟科學項目（2016ZR0014）.

王建剛（1984-）男，電子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杜義飛（1974-）男，電子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導；謝瑜（1986-）男，電子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