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標準書號的起源與發展：從SBN誕生到ISBN修訂

【摘 要】國際標準書號（ISBN）是國際出版業和圖書貿易通用的標識編碼，歷經50年發展演變，已被全球160余個國家和地區廣泛采用，為出版業界所熟知。但學界對國際標準書號的歷史研究仍有諸多不足。本文在厘清國際標準書號發展歷史的基礎上，糾正了相關文獻中的訛誤，補充了1970年以前英國標準書號（SBN）的發展歷程，明確了國際標準書號的設計者及SBN的校驗碼算法，并深入分析了國際標準書號升位的原因。

【關 鍵 詞】國際標準書號；英國標準書號；設計者；校驗碼算法

【作者單位】王俊琴，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有關國際標準書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ISBN）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類：介紹、應用、影響及對策。國內外學界對ISBN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后兩類，而對ISBN史料的發掘和整理一直未給予足夠重視，以致ISBN的介紹性研究基本囿于ISBN的內部結構，對ISBN的歷史認識不足，對ISBN起源知道不多，對其發展存在的訛誤不甚了解。其實，ISBN的起源與發展經歷了“SBN誕生—ISBN萌芽—ISBN修訂”的演變過程。

一、新技術的應用與SBN的誕生

新技術的應用對產業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書業當然也不例外。1960年，晶體管計算機剛被成功地運用在某些商業領域、大學和政府部門，美國著名的鮑克（R.R.Bowker）公司負責人、大書商梅爾徹爾便敏銳地提出了為圖書統一編號的建議，但沒有結果。1962年，美國哈瑞爾等人又在《圖書館方法與技術服務》雜志冬季第二卷上發表了《為現行出版物設計一個全國號碼的建議》，亦無果[1]。這些建議在1960年之后長達五六年的時間內一直沒有結果的根本原因在于：（1）計算機在商業領域的應用還十分有限，前景尚不明朗；（2）尚未設計出合理、詳備的圖書編碼方案，建議更多地還是停留在闡述意義及呼吁的層面。

1964年，計算機的發展進入了第三代集成電路時代。同時，操作系統的出現使得計算機在資源管理、程序控制和人機交互等方面表現出色。1965年，英國最大的圖書和文具零售商WH史密斯（WH Smith）宣布其將在1967年把位于倫敦朗伯斯（Lambeth）的圖書和文具配送中心遷至斯溫頓的同時，實現貨倉的計算機化管理。為此，他們希望能有一個針對所有圖書的標準編碼系統，并聘請了英國出版者協會和一些圖書貿易專家擔任顧問[2-3]。

1966年，英國出版者協會對在英國圖書貿易中采用標準圖書編號系統的可行性開展調查，而調查的結果就是，當前圖書貿易確實有引入圖書標準編號系統的明確需要。該系統的引入將會給貿易鏈中的各方帶來實質性的好處，并且倫敦經濟學院計算方法教授弗雷德里克·戈登·福斯特專門設計了一種9位數的標準編碼用以唯一標識每一種圖書，即SBN（Standard Book Number）[4]。SBN由出版者前綴（the Publisher Prefix）、書序碼（the Title Code）和校驗碼（the Check Digit）三部分組成，并為將來標準的國際化預留了擴展空間[5]。正是弗雷德里克·戈登·福斯特的這一創舉，為全球書業至今50年里安定有序的大繁榮奠定了基礎。

1967年，在戴維·惠特克（David Whitaker）的積極促成下[6]，由英國出版者協會、英國國家書目委員會（the Council of the British National Bibliography）、出版商惠特克（J. Whitaker & Sons）公司共同成立的英國標準書號中心正式設立在惠特克公司，并由其下屬的一些辦公室負責日常管理工作[7]。同年，英國標準書號中心頒布了統一的圖書編號方案，由惠特克公司率先引入SBN并試行[8]。

其中，SBN的校驗碼的算法如下：

表示SBN中的第i位數字，MOD為求余函數。當C9=10時，校驗碼以X替代之[5]。 后來的10位ISBN的校驗碼算法即源于此，只不過稍作調整和改動罷了。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ISBN只是SBN的擴充升級版，設計版權依然歸弗雷德里克·戈登·福斯特。

二、國際圖書貿易與ISBN萌芽

目前，國內外學界比較統一的觀點是將1966年11月在柏林舉辦的第三屆國際圖書市場研究與圖書貿易合理化會議作為國際標準書號登上歷史舞臺的起點[9]，當時聯邦德國克萊特（Klett）出版公司的艾勒（H. J. Ehlers）提出了制定一種國際通用的圖書編號系統的倡議[10]，這是圖書國際標準編碼問題在國際性會議上首次提出。

1967年，莫斯科召開的國際標準組織技術委員會會議，正式宣讀了有關SBN的論文。至此，ISBN已經具備了萌芽的所有條件：一是日益頻繁的國際圖書貿易，需要一種國際通用的圖書代碼，以加速出版發行信息的傳遞，并減輕編制書單等事務性勞動，這是ISBN萌芽的內部動力；二是計算機技術在非數值計算領域的推廣使用，使得圖書實行代碼化成為可能，ISBN的萌芽也因此具備了成熟的外部條件；三是SBN的誕生及其原始設計中前瞻性的國際化擴展方案，為ISBN的推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于是，1968年，國際標準組織第46技術委員會（ISO/TC 46）正式下派工作組調研在國際圖書貿易中采用英國SBN作為國際書號標準的可行性，并在倫敦召集了一次由來自丹麥、法國、德國、愛爾蘭、荷蘭、挪威、英國和美國的代表和一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觀察員參加的會議，其他一些國家則提供了書面建議或表達了相同的訴求[3]。1969年4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國際標準組織工作會議上，國際標準組織第46技術委員會進一步討論并決定采用SBN，同時采取增加前綴語區號的方法，將原本9位數的SBN拓展為10位數的ISBN，并起草了定于1971年起在全球范圍內實施的國際標準書號方案。而此時，英國基本完成了對國內所有出版社歷年出版的西文圖書的統一SBN編號工作。

此后，國際標準書號的推進工作得以大幅加快。1970年，ISO 2108《國際標準書號》頒布，1971年，ISBN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推廣，1972年，國際ISBN中心在德國柏林國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內成立。從此，ISBN的發展翻開了嶄新的篇章。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ISBN脫胎于英國的SBN，英國也在1971年頒發了新的標準BS 4762《圖書編號規范》推行ISBN[7]，但實際上直到1974年，SBN才退出了英國的歷史舞臺[11]。根本原因在于書號升位轉換涉及成本問題：第一，新舊書號的編碼方式是否相容，第二，采取何種轉換方式才能把代價減到最小。由前所述，ISBN脫胎于SBN，只是在SBN的基礎上增加了前綴語區號，所以ISBN與SBN的相容肯定沒問題。那么，問題便集中在書號最小代價的轉換上。

在SBN轉換為ISBN的過程中，英語區優先采用了代碼0，這使得英國書號的升位工作異常簡單，只需要在原來圖書SBN的前面加上語區前綴0即可，甚至不必擔心原SBN最后一位校驗碼可能需要重新計算的問題。相對三十多年后國際書號的再次升位（由10位編碼變為13位編碼），這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優待。

三、出版業繁榮與ISBN修訂

ISO 2108《國際標準書號》先后于1978年和1992年進行了不涉及書號結構和本質的修訂，并于2005年6月進行了第三次修訂。正是第三次修訂，國際書號從2007年1月1日起由原來的10位升為現在的13位，在原10位編碼前增加3位EAN·UCC前綴后，國際標準書號的結構變為由EAN·UCC前綴、組號、出版者號、出版序號和校驗碼五部分組成，其中校驗碼由模數為10的算法得出。關于此次ISBN修訂的主要原因有四點[12]。

（1） 為使國際標準書號在編碼結構上能夠保證有充足的容量滿足未來出版量的需求，同時又能與國際EAN·UCC（物品編碼協會）體系兼容。

（2）印刷類出版物、電子出版物和其他非印刷出版物越來越多地使用國際標準書號標識。隨著新型傳播媒體大量增加，這些出版物需要一種新的、多年后仍然具有包容力的、13位標識符的EAN/Book land標準。

（3） 國際標準書號分配使用時，應由出版者提供出版物的基礎描述性信息，這一點已得到越來越多的共識。國際標準書號系統的用戶提供出版物的描述性信息或元數據應當用標準來規范。

（4）國際標準書號系統的管理，應該包括國際注冊管理機構、國家或地區注冊管理機構的責任確定以及系統運行經費的籌集等問題。認真分析后，我們不難發現，并軌擴容和管理重置是這次修訂的關鍵。

擴容是顯而易見的，除去書號的濫用，ISBN已經用了幾十年，出版物形式愈發多樣，對書號的需求呈爆炸性增長態勢，擴容無疑是明智之舉。出版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但出版真正對人類文明的傳承起了突出作用是源于出版的產業化，而出版產業化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圖書的商品化。要進一步做大出版產業，讓圖書的流通、消費更加便捷，將ISBN與國際物品編碼并軌也是勢在必行。

并軌，某種程度上意味著需要犧牲一些東西。如對原書號校驗碼算法的拋棄，而套用比其更晚誕生的EAN（European Article Number）校驗碼計算方法。再如， EAN與國際ISBN中心達成協議，圖書作為特殊商品，其商品條碼可以有兩種不同的代碼表示：一種是利用圖書本身的ISBN，使用前綴978或979進行編碼（目前979尚未啟用）；另一種是直接將圖書按照一般商品的EAN條碼進行編碼。各國可根據實際情況選擇，不做強行規定。加入ISBN組織的160余個國家和地區的圖書條碼多數選擇了前者，如中國。在中國，圖書條碼是書號的不同識別形式，但不排除有些國家或地區根據實際情況會在圖書上直接使用EAN條碼，更何況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還有不少國家和地區尚未加入ISBN組織。

管理重置的實質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國際ISBN中心通過向下屬分支機構收取會費的形式籌集運行經費，而各國、各地區的ISBN分支機構的運行經費籌集長期以來就天差地別。有的ISBN分支機構因得到所在國家或相關基金的扶持，免費發放ISBN，如加拿大、克羅地亞和匈牙利等；有的ISBN分支機構則采取市場化運作的方式，對ISBN明碼標價，如美國、英國等[13]。在美國，鮑克公司單個ISBN的售價為125美元，10個ISBN售價250美元，100個ISBN只需575美元。此外，鮑克公司還將條碼與書號進行捆綁式銷售，1個書號加1個條碼售價150美元，10個書號加1個條碼售價275美元。

四、關于國際標準書號歷史的幾點補充說明

1.國際標準書號的起源和發展具有歷史必然性

英國SBN雖然是在個別書商基于自身發展需求的推動下誕生的，但其代表的是出版產業有序分配產業利益的需求。同樣，ISBN的產生，表面上看是技術發展和國際貿易的要求，根本原因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只要出版產業對ISBN仍有制度上的需要，只要沒有出現替代性的其他方案，ISBN仍具備正當性，仍需要不斷發展。

2.國際標準書號與生俱來的“階級”屬性

不論是SBN還是ISBN，它們誕生的初衷最主要是為了書商圖書貿易的計算機化，方便書商識別不同品種（涉及出版單位、書名、裝幀）、統計各類數據、管理和對賬等，幫助他們從繁雜的、低價值的勞動中解脫出來，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梢哉f，ISBN是為書商量身定做的。當然，ISBN的使用對圖書館也有很大幫助，但匹配的完美程度不如前者。例如，圖書館注重的是館藏，這就決定它實際上更關注圖書的內容。而同一本書的不同裝幀版本（如精裝、平裝），或者書名和內容相同，但出版機構不同的圖書，都會被標以不同的ISBN。如果圖書館在采購時僅僅依靠ISBN進行查重，無疑會有很多遺漏的圖書。所以，圖書館往往還會輔以書名、作者名等其他項目進一步篩選。

3.圖書情報工作與世界互聯的重要性

雖然英國SBN是國際標準書號的先行者，但就對圖書進行統一編號而言，中國使用統一書號其實早于英國。早在1956年2月，我國原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就頒發了《全國圖書統一編號方案》，要求全國各地的出版機構自1956年4月10日起使用全國統一書號。當時的全國統一書號由圖書分類號、出版社代號和書序號三部分組成。全國統一書號比英國SBN起步早了十年，中國在這十年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但是最終統一書號并沒有成為國際標準組織制定國際標準書號的參照，反而是英國的SBN后來者居上，這不得不讓人為之惋惜。筆者分析認為，英、美等國從1960年開始陸續呼吁建立通用圖書編號系統，不排除這些極其重視圖書情報工作的國家當時了解到了中國統一書號的一些情況。當然，統一書號也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中國最終沒能成為引領國際書號標準制定的國家，或許更多的原因是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活動參與度不高所致。由此可見，圖書情報工作與世界互聯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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