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書號管理制度：功能、效果及反思

高海濤

【摘要】書號在本質上是出版物的標識符，在我國，書號被賦予了更多功能。文章通對中國書號管理制度的歷史進程進行梳理，探討了書號在我國扮演的角色和承擔的功能，并對我國書號總量控制政策的意圖、產生的效果進行分析。從如何促進產業更健康發展的角度對書號管理制度需要考慮的問題進行梳理，希冀對我國出版事業發展有所助益。

【關鍵詞】書號 總量控制 效果 反思

【中圖分類號】G2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6687（2021）7-013-06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7.002

書號在本質上是一套用于出版物管理的編號系統，基本功能是為每種出版物設定一個唯一的代碼，作為其在市場上流通的專用標識符。[1]在我國，書號不僅是標識符，更是出版物合法出版的標志，具有一定的資源屬性和市場準入屬性，是國家對出版業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從我國書號管理歷程看，書號管理制度呈現寬松—收緊—再寬松—再收緊的趨勢。2018年開始，我國的書號管理再次進入收緊的歷史周期。那么，我國書號管理的歷史趨勢是什么？書號在我國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功能有哪些？日益收緊的書號管理政策對于出版業意味著什么？本文首先對我國書號管理制度的歷程進行回顧，對書號的功能進行總結，在此基礎上對書號總量控制政策的影響進行分析，最后對書號管理制度在我國出版業結構調整、高質量發展等方面需進一步考慮的問題進行了梳理。

一、我國書號管理制度的歷史演變

中國的書號管理制度大致經歷四個時期：出版商各自編號管理時期、統一書號管理時期、中國標準書號管理時期和國際標準書號管理時期。

1. 出版商各自編號管理時期（1956年之前）

書號的產生源于管理便捷化的需要，隨著出版圖書品種逐漸增多，在進行出版、發行統計和日常管理時僅靠書名進行區分，不僅工序繁復而且效率低下，于是一些出版商紛紛建立自己的分類系統。據林振岳的考證，為取閱方便，中國古書往往在書根處寫上書名及冊序、卷序。[2]我國古書不僅使用數字編號，也使用以文字為序的方式，如干支紀年、八音紀聲、二十八宿紀星，甚至還有采用詩文熟語作為編號的。這個階段圖書的編號比較隨意，數字和文字并用，缺乏統一的標準。

2. 統一書號管理時期（1956—1986年）

1956年2月， 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頒發并實施《全國圖書統一編號方案》，標志著我國進入統一書號管理時期。我國統一書號由圖書分類號、出版社代號和圖書序號三部分組成，圖書分類號按照知識部門分為17個門類，出版社代號由文化部統一規定，圖書序號按照圖書初版先后次序排列。統一書號是我國專門用以出版事業管理的制度，在圖書的分類、發行和統計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這一時期的書號管理尚未進入數據庫管理環節，書號除了17個分類外沒有任何公共信息，關于圖書的其他信息都是通過手工抄寫的方式完成的。

3. 中國標準書號管理時期（1987—2001年）

1970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專門為識別圖書等文獻設計國際編號，即ISO 2108國際標準書號（ISBN）。該標準是在1967年英國J.Whitaker & Sons有限公司及1968年美國R.R.Bowker公司采用的圖書編號系統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由10位數字組成，包括組號（國家、地區、語言的代號）、出版者號、書序號和檢驗碼四個部分。[3]1982年，我國正式加入國際ISBN組織，1986年正式頒布《中國標準書號》國家標準（GB/T 5795），由國際標準書號和圖書分類·種次號兩部分組成。國際標準書號是中國標準書號的主體，可以獨立使用。圖書分類號是由出版社根據圖書的學科范疇，并以《中國圖書館分類法》中圖書的基本分類為基礎編制，種次號是同一出版社所出版同一類圖書的流水編號，由出版社提供。隨著計算機的使用和普及，書號管理進入計算機時代。通過在計算機上輸入標準書號，就可以看到該圖書在版編目內容及相關信息，極大地簡化了圖書訂購、庫存控制、賬目管理等出版發行流程。

4. 國際標準書號管理時期（2002年至今）

2002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修訂《中國標準書號》，刪除了圖書分類·種次號的部分，使中國標準書號的使用和表述方式與國際標準書號完全一致。2006年10月，國家標準化委員會正式頒布《中國標準書號》（GB/T5795-2006），我國出版物使用的書號與世界同步，由10位升至13位。中國標準書號與國際標準書號的完全統一，為出版物的國際交流帶來便利。

二、書號在我國圖書出版中的角色和功能

1. 身份證：作為出版物區分標識的書號

作為一種標識符，書號的基本功能是使每一種出版物具有唯一代碼，該代碼是專用性的、永久性的，在出版物訂購、發行、銷售中充當著信息紐帶的作用，尤其是在計算機已經普及的當代。國際標準書號的總管機構設在德國柏林國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負責向下一級地區機構分配地區號碼。一般國家的地區機構都設在各自的國家圖書館，但一些大的國家和地區由企業負責，如美國是鮑克公司，英國是惠特克公司。我國的書號發放機構是國家新聞出版署，由出版機構提出申請，新聞出版署根據計劃進行分配。

2. 指揮棒：作為出版行政主管部門調控手段的書號

我國《出版管理條例》規定，出版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全國出版活動的監督管理工作，“指導、協調出版產業和出版事業發展”。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一種手段，書號被賦予調控出版產業和出版事業抓手的角色。在我國，一本書是否身份合法，取決于其是否有書號和圖書在版編目（CIP）信息。依照“一書一號”的原則，書號的總數就是出版物的種類數。任何文獻要正式出版，首先需要申請書號，出版行政主管部門通過規定書號發放的數量、對象、時間等，調節出版物的規模、流向及流量。出版行政主管部門還將書號作為對出版單位進行調控的手段之一，對書號的撥給分為正常發放、增發、獎勵和罰減，以此指導出版社經營管理。[4]通過對書號的掌控，出版行政主管部門實現了對出版市場的宏觀調控和出版單位微觀經營活動的現實管理。

3. 準入證：作為具體出版單位合法出版物的書號

在實行書號實名申領之前，書號在申領時并不需要有確定的書稿作為前提條件，易造成圖書出版質量的參差不齊。為提高我國圖書出版質量，引導出版單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提升，2009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布《書號實名申領管理辦法》，明確規定出版單位在完成書稿“三審”程序后才能實名申領書號。這意味著書號是出版單位的具體出版物完成規定出版流程后進入市場的準入證，書號成為特定出版物合法出版的標志（見表1）。

三、我國書號總量控制政策的意圖及實施效果

1. 我國書號管理總體趨勢

從歷史演進看，我國的書號管理經歷了寬松—收緊—再寬松—再收緊不斷調整的過程。1994年之前，我國書號的申領使用不受限制，書號使用數量逐年激增，圖書出版市場良莠不齊。為凈化圖書閱讀環境，1994年，國家開始實施書號總量控制，要求當年新書書號總量在前三年平均數基礎上減少10%，并按照出版社檔次和年度出版計劃分配定額書號。自此，書號管理開始收緊。1998年，新聞出版署發布《關于加強書號總量宏觀調控的通知》，指出需根據出版社上一年度的表現情況，決定書號的發放數量。2009年，國家新聞出版署宣布改變此前的攤派式書號分配制度，全面展開網上書號實名申領。這對于規范市場秩序、遏制低俗圖書出版、規范出版行為、提高效率等具有重要意義。[5][6]這次改革突破了此前對出版單位書號數量的限制，書號管理開始走向寬松。2018年，國家新聞出版署再次收緊書號，2018年發放的書號總量在2017年的基礎上削減了30%，2019年依次削減，我國的書號管理進入收緊周期。

2. 書號總量調控的政策意圖

通過對歷年發布政策文本的內容分析可以發現，書號總量控制的根本目的是嘗試引導我國出版行業從規模數量型增長向質量效益型增長轉變。無論是1994年的《關于對書號使用總量進行宏觀控制的通知》，還是1998年的《關于加強書號總量宏觀調控的通知》，再到2018年實施的書號總量控制舉措，政策意圖是一以貫之的。具體來說，這一舉措的目的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優化選題，調整出書結構。通過控制總量以及重點投放，保證“那些深入研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直接為經濟建設、科學技術發展服務，弘揚社會主義主旋律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圖書的出版”。二是合理配置資源，打造精品，提升質量。通過控制書號的總量，促使出版單位將有限的資金和物資優先用于優秀圖書的出版，讓編輯出版人員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集中于開發精品。三是壓縮低質平庸品種，減少重復浪費，擴大印數，發揮印刷業的規模效益。

3. 書號總量調控的效果

圖1是2000年至2018年全國新版圖書數量增長情況和增長率。從圖1可以看出，2000年至2018年，我國新版圖書的數量呈逐步增長的態勢，2000年為84 235種，2016年到達峰頂，為262 415種，然后開始緩慢下降。從增長率看，增長速度較高的年份出現在2009年、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增長速度分別為12.2%、12.5%、10%和16.6%。這幾年新書出版數量的增長與2009年國家新聞出版署改變書號分配制度，采用網上書號實名申領有緊密關聯。此后幾年，新版圖書的增長率快速下降，2013年到2018年的增長率分別為5.8%、0.00%、1.8%、0.8%、

-2.9%、-3.1%?？梢钥闯?，在2018年書號收緊之前，新書出版量在總體趨勢上已連續六年下降，且下降幅度不斷加快。

2018年，從全國報送選題的增長情況可以看出，國家對書號大幅收緊，進一步加速了新書出版數量的下降（見圖2）。2016年至2018年全國報送圖書的選題呈逐年增加狀態，且增長較為平穩，但2019年報送選題數量出現下降，比2018年減少2.99%，比近10年新版圖書種數最少的2016年還減少了2.2%，2019年的降幅超過了2016年、2017年、2018年三年累積的增幅。[7]

2018年實施的書號總量控制舉措對書號的削減幅度較大，行業內的出版企業基本上都面臨著書號短缺的問題。根據筆者對十余家中央級出版社調研的情況，各出版社在2019年均大幅提升了圖書出版的費用，普遍高達40%，其中固然有成本上漲、出版周期變長等原因，但最主要的因素是書號出現了較為嚴重的短缺。從2019年度選題申報總體情況看，選題報送集中度明顯。2019年561家出版單位選題數量分布見下頁圖3。選題報送超過

2 000種的達到15.62%，從分布區域看，205家中央出版社單位占據選題數的53.85%。

四、對書號總量控制政策的反思

1.書號總量控制與小眾圖書出版

書號的大幅收緊促使出版單位將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集中在比較優質的選題上，將更多精力用于創造具有較高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出版物，這有利于出版單位打造精品圖書，促進出版業的高質量發展。然而，按照長尾理論，“文化和經濟重心正在從需求曲線頭部的少數主流產品和市場向需求曲線尾部的大量利基產品和市場加速轉移”。[8]商業和文化的未來不在于傳統需求曲線上那個被人們關注的、代表暢銷商品的頭部，而是那條經常被人遺忘的、代表冷門商品的長尾?；ヂ摼W時代，消費者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日益凸顯，互聯網解決了實體書店的存儲和展示空間不足的問題，搜索引擎技術則幫助消費者快速找到所需要的商品。依據長尾理論，出版企業應該盡可能滿足這種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打造多樣的利基產品，擴大出版市場的長尾。

2. 書號總量控制與出版業產品結構調整

出版物學科種類構成比例體現了出版信息流的比重。從某類出版物種數占當年出版物總數的比例可以大體了解該類圖書的出版情況。比如，2018年各類新版圖書的占比存在明顯的差別，如自然科學類、航空航天類占比不足0.2%，而文化類、科學類、教育類、體育類占比超30%。[9]“十四五”期間，我國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10]為促進我國的科技強國建設，在進行書號總量調控時，出版行政管理部門有必要根據出版物的學科種類和專業領域進行科學規劃，增加自然科學類、航空類圖書在新版圖書總量中的占比，促進這類圖書的出版。

3. 書號總量控制與出版業高質量發展

如前所述，書號總量控制的政策目標是多元的，提升出版物質量、打造精品只是其中一個目標，且總量控制僅是實現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抓手之一。從2019年全國圖書報送選題看，各種機械化生產的作品仍然顯見，同質化和重復出版的問題仍然存在，選題低水平重復現象仍比較嚴重，選題中依然缺少思想性、學術性、藝術性和現實性強的原創優質作品。[7]事實上，出版業提升質量的關鍵在于全面貫徹“三審三?！敝贫群屯性u議機制?！叭龑徣！敝贫仁菚鴪罂霭鎲挝粌热菥庉嫮h節的基本制度，是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生命線。作為中國出版業的品牌標桿，商務印書館歷來就重視編校質量，其“三審”制值得其他出版企業學習和借鑒。商務印書館的每一個選題都得先通過“三審”制，選題要先通過每一個編輯部門的選題小組審核，再報主管副總編輯審核，最后報全社的選題小組論證。不僅如此，在選題論證中還增加了匿名專家評審的環節。選題“三審”制后，還有書稿“三審”制、編輯加工“三審”制、付印“三審”制。我國出版物市場盡管目前整體向好，但在一些出版社的審校流程中，仍出現了以審代編、以編代校，審讀意見空洞無物、流于形式，甚至業務外包、審校缺失等諸多問題，“三審三?！敝贫缺贿吘壔?、弱化、空轉化情況突出。[7]事實上，出版行政主管部門也認識到審編工作的重要性。2017年8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發《關于重申“三審三?！敝贫纫篝唛_展專項檢查工作的通知》。短短兩年之后，國家新聞出版署再次下發通知，就出版單位“三審三?！敝贫葓绦星闆r開展專項檢查。

另外，依靠同行評審提升圖書質量也極其重要。同行評議目前在學術期刊中的應用較為完善，學術圖書的內容評議情況不如期刊的評審系統清晰有效。學術圖書是由作者提交書稿大綱和樣章到出版社以后，出版社將書稿大綱和樣章呈送給相關評議專家，由評議專家評審選題。在此期間，評審專家僅可以看到書稿的大綱或部分章節內容，而非全部內容，這樣很難保證圖書的整體質量。作者提交書稿給出版單位后，受專業知識的局限，編輯的把關更多是關注出版物的政治導向和技術規范，較少從專業角度對出版物的內容進行把關?，F有的專家審稿，主要是大專業領域的把關。然而，目前的學科劃分非常細致，即使是同一學科領域的人，對彼此的研究也可能無法完全理解。因此，出版社需要加強各細分專業領域的專家資源庫建設，引入各個細分領域的專家，對圖書內容進行把關。這對于學術出版來說，尤為重要。

4. 書號總量控制與印刷規模效益

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理念的產生，除了出版物低水平、重復出版的問題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出版物印制成本偏高、庫存積壓問題突出。長期以來，受印刷技術的限制，印刷成本在出版物總成本中的占比居高不下。為發揮規模經濟效益，出版物必須達到一定的量才能有效降低印刷成本。這種狀況導致出版社在選題時更多關注市場上的熱門暢銷書，而輕視印數較少的小眾圖書。另外，由于無法準確預測市場的需求量，經常會出現印刷數量過多或過少的情況。印刷多了，會出現庫存積壓，造成極大的浪費，而印少了則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庫存問題是出版行業長期面臨的一個老問題，給出版單位帶來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極大浪費。

得益于數碼印刷技術和云處理系統的進步，按需印刷技術在近些年發展迅速。按需印刷技術可做到按照客戶的需求量印刷（如虎彩云印可以做到一本起?。?，且成本不變，靈活交付，打破傳統印刷商業模式下庫存過剩、加印成本高、交付不靈活等眾多弊端。按需印刷技術的進步降低了印刷規模經濟的門檻，使通過控制書號總量降低出版物印刷成本、解決出版物積壓的必要性逐步降低，可逐步緩解出版行業庫存積壓的問題。

5. 書號總量控制與傳統出版業融合發展

如今，新媒體技術發展快速，但我國書號管理標識系統尚未納入融合了新媒體技術的數字出版物。數字出版物可以嘗試從照片、文本到視頻音頻甚至是沉浸式體驗的VR/AR等形式，多方位、立體化地呈現書籍內容，具有集開放、交互、智能等于一體的特征?！秶H標準書號》工作組認為，當前版本所包含的數字圖書出版產品已經不能僅僅局限于電子書，數字化文本、移動出版物、開放存取出版物、網絡原創文學作品、維基類網絡百科全書等數字產品也應包括在內。[11]

目前，我國的書號管理制度對于數字出版物的命名和管理還存有空白地帶，我國出版社采取的只是將紙質版轉化為電子版的圖書后，沿用紙質的書號系統，海量的數字出版物無法被標識。對此，有學者提出“改造現有的ISBN系統，通過附加碼形式區分不同出版主體出版的電子書和不同類型（包括不同格式）的電子書，修訂申領流程和條件;開拓ISBN以外的電子書標識系統，如國際上積極探索的DOI和ISBN-A等;甚至自主研發全新的電子書標識系統”等。[12]出版物正在從圖書信息、物流信息的數字化轉向出版內容的數字化。在數字化時代下，數字出版物的書號管理變得極其重要。從業者需要針對當前的出版物形式對書號管理制度做出相應的調整。

結語

總的來說，鑒于我國的實際情況，對書號進行必要的控制和管理是必需的，取得的成效是顯著的。但與此同時，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應該根據我國出版業的發展趨勢和發展規律，針對書號總量控制政策的實施結果以及與此相關的一系列問題，進行更加全面的分析，統籌兼顧，促進出版產業的健康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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