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紅利來自“非必要不干預”

劉春雷

近來唱衰東北之聲不絕入耳。難道在這個“淺閱讀”時代，東北真的被“刷屏”為最沒有前途的區域？不迷失于“信息繭房”，不被用“真相”堆壘的“真實謊言”所欺騙，首先得破除“數據”、“指數”迷信，探尋完整的事實與真相。當然，不贊同唱衰論，并不等于拒絕所有關于東北地區的負面意見和建議。

一、東北地區亟待市場經濟啟蒙

如果說東北地區給唱衰者提供了什么口實的話，那么市場經濟發育、市場經濟觀念明顯落后于東南沿海地區算是最突出的。比看得見的資金、項目等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東北地區亟待市場經濟的啟蒙。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信用意識薄弱，制度費用高到無法完成市場交易，服務的商品化程度低，“官本位”意識強，講究行政級別，凡事找熟人，體制內就業的極度偏好等等。當然，東北地區的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這類問題。也許有人疑惑，從1992年“南方談話”算起，那時出生的嬰兒今天都已經走上工作崗位了，怎么還有市場經濟觀念啟蒙問題呢？要知道，思想觀念上的改變絕非一日之功。著名物理學家普朗克曾有這樣的觀點，“一個新的科學觀點和方法得到科學界認同，往往并不是由于新觀念戰勝了舊觀念，而是因為它的反對者退出了歷史舞臺?！倍F在的情況是，計劃經濟末期或者轉軌時期出生的一代成長了，并不比那些經歷過計劃經濟年長的人更相信市場經濟，特別是有了大數據，包括互聯網達人在內的一些新新人類甚至還覺得自己可以預測、駕馭經濟了，這種想法十分幼稚。

市場經濟當然離不開政府，但對于中國這個告別計劃經濟還不長久的國度來說，在糾結于簡政放權阻力重重的今天，大談“有為”政府，無異于請有網癮的青少年常去網吧慢慢戒除惡習。多研究政府干預之“不能”，多抑制計劃配置資源的沖動，遠比強調所謂的“有為政府”更有現實意義。比如限薪，就屬于政府干預之“不能”，要用市場化的思維和手段，解決國有企業領導人的薪酬問題。即使國有獨資企業，其高管薪資也應市場化，而不是簡單的行政干預。當然，那些業績與管理層的市場化程度相關度較小，而與成本費用、自身廉政程度相關度更大的企業，比如高速公路收費、自來水公司、城市供電公司、煤氣公司等，管理層薪資應更多參照體制內模式，而不是以市場化模式進行管理。而對于競爭比較充分的領域，政府或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資管理機構更應該關注的是資產保值增值等更高層次的出資人產權實現，即管資本問題。如果企業管理層能夠在領取高薪的同時，為企業創造更多的業務收入和利潤，那么，包括政府在內的股東利益不是更大嗎？降薪潮甚至在從體制內企業蔓延至混合所有制企業。顯然，國有企業當前的主要矛盾不是國企管理層所拿“名義工資”多與少的問題，而是如何以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堵住灰色收入乃至黑色收入的問題。

“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之間的關系，也就是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本來已清清楚楚，無需再進行什么“創新”研究了。但今天這個問題之所以依然成為問題，就在于今天的政府干預之手足夠強、足夠長！強是就政府控制的國有資產和財力而言的，長是就政府的手段而言的。今天的政府有“互聯網+”的技術手段，管理的觸角、微觀的程度已遠非二三十年前所能比。正是因為這兩個“足夠”，今天的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干預經濟的沖動。節制而不是縱容“看得見的手”，是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前提和保障！

二、“非必要不干預”在東北地區更有現實意義

也許有人問，要求政府盡量不干預經濟，難道不怕出問題？少一點政府干預，是針對當前干預過多、過濫而言的，絕非捆住政府“看得見的手”。簡政放權與優化政府職能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看得見的手”伸向哪里，如果說這個問題在改革開放之初更多的還是思想認識問題，那么，今天則更多的是部門利益、局部利益甚至是一己私利的問題。時至今日，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沒有解決好“種市場田、荒自己地”的問題。政府的資源也是有限的，無所不包、過于分散配置怎么能不失效呢？在真正市場失靈的領域，“看得見的手”應該一直伸出來，不存在停下來的問題。比如正在推行的“河長制”，就是政府分內的事，因為對于像水污染治理具有極強的外部經濟效應屬于市場失靈的常態領域，政府干預、調控本來就應該是常態的。但這里的癥結是，在市場失靈領域，政府部門往往覺得費力不討好，確切地說，是不討特定受益主體之好，因為沒有企業愿意為潔凈的空氣去游說政府干預的。于是，政府一窩蜂地去分配本可以市場配置的資源，在市場有效的領域大展身手，抑制了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即使一些地方在改革開放之初，政府干預的效率可能優于市場，的確極大推動了經濟增長，也不能證明今天在全社會范圍內政府替代市場配置資源的合理性。

不能以完美主義的態度看待資源配置，總企圖以政府之長補市場之短。殊不知，政府之短也可以害市場之長。市場配置資源是一個整體，我們不可能剔除其不完美的部分而保留其完美的部分。容忍市場的階段性低效率，也是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的題中之義。經濟自由與政府干預對立統一，但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乃至未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經濟自由應該是主旋律。比如在金融領域，由于信息標準化程度高、可追溯性強，政府往往居于信息不對稱的有利一方，過度、過濫的監管往往稀釋了有效的監管，如同廢話過多的報告淹沒了有價值的觀點一樣。也許有人說，簡政放權中難免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惡性循環。其實，無數“一放就亂”的案例，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放得不徹底，或者放到了市場以外的地方，沒有落地，懸在空中，比如因“二政府”的出現，拿走了本該屬于市場參與者的天然權力，公平競爭環境缺失。像火車站前、機場等地的出租就是這樣的情況，管理秩序的人不被監管，成了黑車的中介者?！皝y”成了尋租者獲取“租金”的借口。這個時候，就有一個理性政府職能優化的問題，簡政放權后續管理問題，即持續關注所放之權是否到位，是否又被市場主體之外的人或組織拿走了。

三、放下東北地區昔日“輝煌”的“包袱”

東北地區的較大城市，比如長春，昔日的輝煌并非脫胎于市場競爭，而是與20世紀上半葉地緣政治格局息息相關。新中國成立之初的1953年9月到1954年6月間，長春還一度成為直轄市。坐落在長春的一汽就是1950年代蘇聯對中國援建156個重點項目之一，被行政命令配置到長春，是典型的計劃經濟產物。正是這個原因，與之一步之遙的范家屯，自然也成不了一汽的零部件基地?？梢哉f，長春沒有成為德國的斯圖加特（奔馳、保時捷總部均在此），不是長春的錯，是計劃經濟的錯。以計劃經濟時期長春曾經的輝煌責難今天的所謂“沒落”是不公平的！因為一旦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經濟時期的資源優勢在轉軌階段可能就成為劣勢，甚至變成沉重的包袱。東北人較強的體制內就業觀念與計劃經濟時期延續至今的工業布局不無關系。面對這種以幾代人之間的“代際”轉型，人們總是顯得急躁不安，總是以地方政府任期的“屆際”周期考慮問題，犯了數量級上的錯誤！答：發展不拘泥于GDP增速、不迷信GDP，不等于坐失發展良機。有條不紊做大GDP蛋糕仍是未來相當長時期的發展要務，同時發展地方經濟又不盲目攀比。中國版圖的東北部，物流量肯定不能與處于物流集散地區的城市媲美，這是沿邊而不沿海的區位特征及其周邊地區的資源稟賦的結果，與地方政府的工作狀態無關。處于經濟轉型期的老工業基地，即使出現過GDP的零增長、負增長也沒有什么大驚小怪的。

政府干預、調控刺激下的增長，既不是可持續的增長，也不是高質量的增長。一個地區GDP的增速下滑，既要看產業、企業層面的問題，更要關注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問題，也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到底有沒有真正得以發揮，市場經濟的巨大潛能是不是被抑制了。這一點，尤其值得東北地區反思。所謂投資不過山海關的戲言，其中可能還真的有幾分道理值得反思。投資環境不理想，歸根到底是市場經濟發育不充分。

比當年GDP更重要的是，往年的GDP是否轉化為真實有效資產，是否轉化為一國、一個地區賴以持續發展的財富。也就是說，非市場化配置資源所產生的GDP，有多少是無效的GDP？有多少是負資產？如馬路拉鏈工程創造的GDP是沒有意義的經濟增長。長期以來，地方政府領導迷信“看得見的手”的威力，總是傾向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讓政府及其有控制力國有經濟，充當經濟增長的火車頭，這種經濟思維方式在東北這樣的民營經濟相對不發達地區尤為流行。增長失速、經濟下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府過度干預經濟的“后遺癥”引發的持續失速。政府官員不做事，經濟增長就立竿見影失速的地方，往往就是國有經濟成分過大且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方。企業特別是體制內的企業（也包括國有直接、間接控股的上市公司）都得看政府臉色行事，經濟活力怎么會不成問題？在經濟增長乏力、GDP底部盤整過程中，尤其需要保持定力，不胡亂伸出“看得見的手”，把有限的資源，特別是政府的行政資源用在市場失靈領域。比如，社會保障、環境保護、污染治理、信用體系建設與維護、城市規劃、安全生產等具有明顯“外溢”特征（如天津港8·12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其危害外溢，政府、社會被迫為之埋單）。此外，在制度供給與需求的所謂“交易”上，市場也是失靈的，更多、更徹底釋放制度紅利，離不開政府的持續干預。而對于市場能夠配置資源的領域，盡管可能一段時期效率不夠高、效果不明顯，也要有足夠的耐心和信心，涵養市場活力。倘若如此，高質量的高增長將成為常態?，F階段的簡政放權還不夠，清單式的簡政放權可能永遠放不完，因為細分的審批“產品”或“品種”清單是無窮的，還要刪除不必要的審批功能。當然，簡政放權，放總比收好，據地方政府官網報道，長春加快推進民營經濟綜合配套改革，行政審批項目從823項減少到249項，值得稱道。

四、減少無效制度供給，釋放制度紅利

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比較優勢已經不可能來自資源優勢和區位優勢，只能靠制度創新釋放制度紅利?，F階段最好的創新，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制度創新就是減少無效制度供給。

從2003年提出振興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戰略至今，為什么鮮見成效？期間增長乏力的東北經濟還曾一度名列孫山，并不是因為東北的資源不夠豐裕，也不是東北的勞動力素質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除了思想觀念層面的問題，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東北地區比其他地方更需要市場經濟的制度供給！這個基礎性的制度供給是不受到額外的、過多的干預的市場交易與信用體系，還包括不“種市場地、荒自己田”的相對理性政府。沒有基礎性的制度供給，僅僅在技術層面零敲碎打振興搞老工業基地，即使再投入幾萬億人民幣，也是緣木求魚。因為制度這一稀缺資源只能內生，不能像其他可貿易資源那樣由其他地區輸入。比如，東北某市發生的“天價魚”事件的核心問題就在于，地方政府平時對不守規矩的經營熟視無睹，飯店里的交易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誠信的。市場交易的底線受到了挑戰。因此，最應該反思的是地方政府，而不是老工業基地那些兢兢業業工作的普通勞動者。政府應該像難以忍受頻繁發生重大刑事案件或重大生產事故那樣，平時就對損害地區聲譽的非公平交易零容忍，而不是在媒體曝光后的記者招待會上零容忍的口號。

資源配置效率很大程度上與政府制度費用相關聯。制度復雜性疊加引致的制度成本是驚人的，制度的技術含量也并不表現在表面的復雜性上。一個負責的地方政府應當消除復雜性制度崇拜。與市場經濟改革要求極不相稱的是，一些人卻在千方百計疊床架屋，人為地進行復雜性制度設計，一個復雜的制度，必然有N個更為復雜的制度與之配套，耗損著大量的制度費用。如果我們的GDP中更多地包含著這類“產品”，那GDP的質量就大打折扣了！因商標局“缺紙”，商標注冊證被延遲將近半年發放，但要想追究具體的責任人還真的困難?？赡苓€真的沒有人故意制造了這種紙張短缺，如此奇葩的事情，只能“正當地”來自無數規章“層壘”出的“規范”程序！對此，地方政府應舉一反三，比如，寧可教育資源閑置，讓留守兒童在偏僻的農村接受所謂的正規教育，也不肯降低一點兒標準（繁瑣的復雜的而不一定是科學的標準）批準新增城市農民子弟學校。留守兒童的深層次問題也是復雜性制度崇拜問題。再比如，一些有毒物質的確不在現有的國家標準檢測范圍之內，但當有毒土地已經散發著刺鼻的氣味，那些“神圣”檢測標準的信奉者仍無動于衷，與其說是在演繹現代版“鄭人買履”，不如說是在濫用制度?？梢?，減少無效制度供給，是最容易得到的制度紅利！大道至簡，既要簡政，又要減政！

制度紅利還是最好的廣告。必須通過超常規的改革力度和制度創新，快速釋放制度紅利。比如，徹底清除阻礙勞動力自由流動藩籬，讓勞動力資源會源源不斷涌入中心城市。在東北范圍內實現醫?？ǖ幕ヂ摶ネ?，并且實現每一個公民先看病、后支付；在教育方面，給每一個中國人以平等的教育機會。入學、入托其實很簡單，被教育管理者有意無意弄復雜了，連就近入學這么簡單的事情都落實不了。不徹底解決城鄉二元結構中的復雜性制度崇拜問題，即使發布一千個文件進行修修補補也不頂用，甚至可能南轅北轍！子女在勞動者工作的地方，與城市原居民子女平等享有同樣質量的教育，本來是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一部分，是勞動者的“先天”權利而非通過辦理居住證獲得的“后天”權利。

振興東北，需要擯棄一劑靈丹妙藥治療多個病癥的簡單化思維。東北地區未來發展既非窮途，亦非坦途。套用《資本論》序言里的那句名言，走東北的路，讓唱衰者去說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