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致劉淞芙書札編年辯證

夏劍欽

摘 要：王夏剛著《譚嗣同與晚清社會》之第五章有《譚嗣同書札編年》，本文據史實和相關文獻對其中致劉淞芙書札十四通中之十一通的編年進行辨析訂正，以拓展和深入對譚嗣同的文獻研究。

關鍵詞：譚嗣同；劉淞芙；書札；編年辨證

近年因箋注晚清維新志士和詩人劉善涵（字淞芙）的詩文《劉善涵集》，而較多地關注譚嗣同致劉淞芙存世14封信的研究狀況，發現2015年出版的王夏剛著《譚嗣同與晚清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一書，可說是對譚嗣同研究別開生面，創獲良多。該書采用實證研究方法，立足文獻，以譚嗣同文獻說譚嗣同，尤其對譚的學術撰述和信札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梳理和深入探討。如對《譚嗣同全集》中所收《報劉淞芙書》一、二和《致劉淞芙》十二通的研究和引用，就不僅將譚嗣同早期維新活動的研究引向深入，且使劉善涵這位幾乎被人遺忘的維新人士首次如此受到重視。如該書《緒言》開篇的一、二段概述譚嗣同，就四次引用譚《致劉淞芙》中的言論，其中尤以甲午戰后他斷言“數十年來，大臣專務相難相攻，置天下存亡于不顧”，丙申年（1896）北游訪學后認為“時事較之未亂前，其茍且涂飾尤為加甚，豈復有一亳可望者哉？……三品以上，則無人矣”，這些針砭時弊的驚世危言，不是對自己篤信不疑的直諒契友，豈能如此“屏除客氣，純用直率”地傾情吐訴？這些言論的挖掘，不僅更直透譚氏的內心人格，也反襯出譚氏對契友的俠氣豪情。這樣以譚嗣同文獻說譚嗣同，編《譚嗣同年譜》，自然就能使譚嗣同的言行、思想、神情更真實、更豐滿，而不會像某些著作那樣虛泛、粗疏（如出版于上世紀50年代的楊廷福編撰《譚嗣同年譜》，僅在1893年的“譜主事略”中言“友劉善涵淞芙。集中有《致劉淞芙書》七通”，似乎那七封信都發生在1893年，至于那些信中所涉及的人和事以及與作者譚嗣同之間的關系等則全然不顧，當然更忽略了劉善涵這個人）。

該書第五章《譚嗣同研究文獻整理》之第二節《譚嗣同書札編年》中，對譚嗣同《報劉淞芙》一、二和《致劉淞芙》十二通均作了編年考證，其中數通較為允當，但礙于研究資料的欠缺和《譚嗣同全集》等文獻的綜合利用，仍有不少值得商榷并加以辨析訂正者，本文即主要對此謹效綿薄。

一、譚、劉二人初相交之光緒二十年（1894），僅存譚致劉書札四通，即《譚嗣同全集》中《報劉淞芙》一、二和《致劉淞芙》十二通之一、三，且當以十二通之一為譚嗣同首次復劉善涵書。這一點雖自先師鄧潭洲先生與黃彰健、王夏剛先生等均大體一致，但于四通之先后次序仍有辨論之必要。

譚嗣同與劉善涵在龍君齋頭的初次“晤語”，是在1893年11月其父譚繼洵奉命赴四川查案之后而譚嗣同留守武昌管理家政“居恒邑邑”的度歲之后。據譚嗣同1894年初寫給友人沈小沂的信中說：“近自家大人使蜀，頗富閑暇，忘其專輒，粗欲有事捃拾。而官事轉捩，時復與達官往還，哇言尸貌，實違鄙心。署中度歲，薪米要會，性尤不近，論說之友，又終闕如，以此居恒邑邑?！保ā蹲T嗣同全集·與沈小沂書二》）正是在此缺少論說之友，“居恒邑邑”，“所與處者，類皆盅盉軟美，久于官場之俗吏”的情況下，遇到“禮讓彬秩，言莊容肅，商榷術藝而終無一語及世俗事”的儒雅君子劉善涵，譚嗣同自然私下認為“大可以覘彼此之志趣學養。自此愈益欽畏，亦愈益愛慕，延企箴警，用萌侈心”（《報劉淞芙書》二）。而劉善涵作為一個出身儒門、飽讀詩書的寒家子弟，能偶然相遇而結識一位出身豪門且桀傲不凡的同邑世家子弟，當然也是一件人生難得的幸事。因而在初相識之后，他以駢文先頒，主動向譚嗣同表示自己的欽敬和愛慕之心，由此而引發了二人之間較為頻繁的書信往來。

綜合考察二人初相識的譚致劉書札四通，當以《致劉淞芙》十二通之一為譚答謝劉來書并饋贈詩篇和禮品的第一封信。其關鍵語，一是開篇的“相違咫尺，邈若山河”，指劉善涵雖自光緒十七年（1891）即已考入兩湖書院，與譚府近如咫尺，但三年來都與同鄉譚嗣同無緣相見，一直沒有往來，好像遠隔著高山大河，直到1894年春（疑為正月）才在“龍君齋頭晤語”相識。二是譚說自己“不識酬酢，深居簡出”，直到現在才“知有叔度同里”，即至今才知道有東漢黃憲（字叔度）一樣品學超群的人原來還是自己的瀏陽同鄉。這些話都是二人初相識后首次復函的明證。于是，譚嗣同不僅也以駢文申酬，且“謹具舊墨八丸，烏箑一柄，用答厚貺”，并在信中贊劉“見贈之篇，入元和韓、孟之奧；《瘞玉》之作，突初唐四杰之前”。

接下來第二封當是《報劉淞芙書》一。其關鍵語，一是開篇的“乃者奏記申酬，辭渫義陋。將以博孫郎帳下之嗤，何意蒙季重東阿之答”，可知這已不是譚的首次酬答之書，而是前已申酬之后又見到譚的復函并“藝文數通”后的再次致書。二是書中的“三十之年，行見舍去”，可證此書作于譚臨近30歲的1894年春二月。因為譚生于清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陽歷3月10日），書云“三十之年，行見舍去”，則作書時尚未滿30歲。在此書信中，譚嗣同第一次率真地向朋友傾述了自己10歲至30歲的非凡經歷，成了我們今天了解早期生平經歷的一段珍貴文字。

第三封當為《報劉淞芙書》二。此書末署“初九日”，內容仍在申述譚劉二人初會印象和“日思直諒忠諍之人，時時敷陳古誼，因其不逮而督責之”的思賢若渴之情，可知當作于1894年初，或二月初九，或三月初九日。書中內容由二人初相識之互訴衷腸，已進而討論學術，如論陶、論本縣詩人、論詩文韻語等，日益相知相投。

第四封為《致劉淞芙》十二通之二。理由正如王著《譚嗣同書札編年》所云，信中有“去年鄧貞女完節之日，嗣同正在都門，友人征文，未有以應”，“據《三十自紀》，光緒十九年譚嗣同正在都門，此函當寫于光緒二十年”。但仍有當申述者：鄧貞女，名聯姑，死于光緒十九年8月20日，紀念她的詩文刊于是年十二月，故譚嗣同曰“未有以應”；又信中“《筆識》草創”，指《石菊影廬筆識》草創，“夜來忽有興會，遂得歌行一篇”，即《莽蒼蒼齋詩卷第二》之《鄧貞女詩并狀》。這些都是譚嗣同作于1894年的“三十以前舊學”作品。

二、王著《譚嗣同書札編年》（以下簡為《編年》）中的致劉淞芙書，誤為1894年所作的書札三通辨證。

其一為《致劉淞芙》十二通之二?！毒幠辍吩疲骸霸摵┦稹呷?，此信談到甲午戰爭，當寫于光緒二十年。黃彰健先生懷疑此信寫于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苯癜?，書中“昨接山海關來電，廿四、初六，宋帥連戰牛莊，甚不得手”，所言“宋帥”即四川提督、幫辦東征軍務的宋慶，在日軍偷襲牛莊時他實際上不在牛莊，而戰斗在大平山；而發生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二月初六日（3月2日）的日軍侵占牛莊以及清軍為保衛牛莊進行的頑強戰斗，主要是魏光燾所部新湘軍（武威軍）與道員李光久所率的老湘軍。故此信所言雖有誤傳信息，但從牛莊戰事發生時間及末署“十七日辰刻呵凍草叩”，均可斷定為牛莊之役前的光緒二十一年（1895）一月十七日（2月11日）所作，而切非尚未發生牛莊之役的光緒二十年（1894）。

其二為《致劉淞芙》十二通之四，末署“廿三夜”，《編年》據信中談算學事，論定為“當寫于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按此信當聯系譚嗣同《上歐陽中鵠》之七末署“乙未除夕”及其附言“致劉淞芙信乞交之”，則可確定此書作于乙未年（1895）除夕寫信給歐陽師之前的十二月二十三日（1896年2月6日）夜。

其三為《致劉淞芙》十二通之五，末署“十九”?！毒幠辍窊胖嘘P于科考八股文的內容，認為“當為譚連續兩次鄉試的體會，……此函當為光緒二十年鄉試落榜后所書”，即定為1894年作。今按，此書內容討論八股文，且表示自己決計不鉆研八股文，并言“去年敗鱗殘甲，略存存段，附上一笑”，則當作于1894年鄉試落第之后之1895年。先師鄧潭洲先生又據書中所言“貝元征自陳州伏羲陵拔取蓍草一束”事及《武昌開河記》等，綜合考定此書作于1895年四月十九日（5月13日），自當確信無疑（見先師所遺存《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482頁之鉛筆遺墨）。

此外，《致劉淞芙》十二通之十，《編年》認為“此信探討經學、算學、輿地、金石學”，“內容與《報劉淞芙書》一、二相應，當寫于光緒二十年”，即定為作于1894年。這一論斷雖較為允當，但尤有當申辯處。此書未署日期，但末尾有“為驟寒所中，體中小不適”之語，則書可肯定非作于譚劉初相交之1894年春寒之期，也不是作于是年夏秋季。內容讜論學術，反對學術上的保守，尚未涉及辦算學之類維新改革，但已言及算學、輿地為有用之學，又斥“鄉試闈藝，牛鬼蛇神，無奇不有”，則當作于甲午鄉試，即譚第五次鄉試落第之后的1894年冬或1895年初，更為妥當。

三、據史實與旁證材料，書札所作年月日考證更當精確訂正者三通。

其一為《致劉淞芙》十二通之八，《編年》據書中“武岡賊平”事和“天寒不似暮春”，推斷為當作于光緒二十一年三月（1895年4月）。今按，書中“武岡賊平，而湘鄉復有事”，分別指光緒二十年（1894）三四月平定的邵陽武岡、湘鄉會黨首領彭十五聚黨眾千余人起事和1895年四月十八日（5月12日）湘鄉縣哥老會首領朱老八（名達聰）等立大營于武岡山門祭旗起事二事（可參見《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則此書作于朱老八起事之1895年5月無疑。又“天寒不似暮春”，正說的不是暮春三月，因湖南天氣春末夏初多寒潮，出了暮春三月還會出現奇異嚴寒，故農諺陰歷四月有“四月八，凍死鴨”之說，這也旁證此書作于是年陰歷四月（陽歷5月），而切非陰歷三月。

其二為《致劉淞芙》十二通之九?！毒幠辍窊袃热輸酁椤爱攲懹诠饩w二十一年（1895）”，顯然是缺乏相關考證的錯誤。此書未署日期，由書中“昨有書答紱丞兄，兼致閣下”，知當作于1896年九月二十日譚嗣同作《報唐才常書》（《譚嗣同全集》第247—251頁）之后一日，即1896年九月二十一日（10月27日）。譚嗣同是年雖北游訪學，六月返回上海，“七月朔到金陵，頗孤寂無俚，旋往蘇州，今于九月返江夏”（見上《報唐才常書》），但其間為瀏陽礦務官辦、私辦之爭，“八月曾接淞芙書，稱歸官辦”（同上《報唐才常書》），九月初一又接唐才常書。為化除唐、劉二人之間的爭論不休與矛盾，譚于九月二十日作《報唐才常書》專論此事，并在書末附言：“淞芙處亦欲作一詳信，不識寫得及否，乞以此書示之?！辈灰鈩傋魍辍秷筇撇懦?，又收到劉淞芙書（即十二通之九所云“昨奉手教，欲歸之意”）“不求聞達”，意欲歸隱的信，于是第二天就寫了這封旨為勸導劉善涵切勿過早歸隱，而當以憂時感世為本業的信。瀏陽礦務官辦、私辦之爭，不僅弄得劉善涵憤而辭職，重返兩湖書院肄業，且有隱退居家之心，連唐才常也有退避之意，故譚在《報唐才常書》中批評云：“足下不求與淞芙詳剖天下之事理而進及于教務，妄欲引嫌退避，見識于此，亦差一著也?！鼻以谛胖姓f：“若夫近日所自治，則有更精于此者，頗思共相發明，別開一種沖決網羅之學?！边@礦務之爭與譚準備創作“沖決網羅”之《仁學》一書等事，都不是發生在1895年，而當是1896年北游訪學回鄂后的九月無疑。因而此書作于1896年九月二十一日是確鑿不移的。

其三為《致劉淞芙》十二通之十二，《編年》據《上張孝達督部箋》斷為“當在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也是一種旁證不足的誤判。該書雖未署日期，但由譚嗣同作于1897年正月廿五日的《上歐陽中鵠》書信十三“去臘在鄂曾上一箋，以事遲延至初十日始克啟行，沿途兵船淺擱，至十七日到金陵”（《譚嗣同全集》頁470—471），可知此書作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二月初九日。這是一封迎請劉善涵“本日登舟”，明日（十二月十日）與譚嗣同、黃穎初等乘船同往南京（課其侄兒譚傳煒，王著中《譚嗣同年譜》誤作“侄女傳贊”）的短信。劉善涵《蟄云雷齋詩存》中有《譚復生太守丈乘楚材兵輪，由湖北之官金陵，余與黃穎初隨行，至九江，舟膠累日，迄不得行，太守以詩見示，勉酬二律，藉以自廣，時十二月十四也》二首，亦證此事。然詩之開頭“十月十日武昌發，五日仍滯潯陽湄”二句自相矛盾，其中“十月十日”顯系謄錄者筆誤，而當為“臘月十日”。因為“十月十日”至十二月十四日至九江，切不是“五日”，且兵輪機動船，自武昌順長江之流而下，至九江僅數日工夫，也切不是自“十月”起的數月。至于《編年》所云“說見《上張孝達督部箋》”，該箋是譚嗣同乘張之洞提供的楚材號兵輪抵達金陵后的謝箋，箋中“頃于十七，徑達金陵”僅說明十七日到達金陵，并未說明年月（光緒二十二年臘月），則所據之箋語不足為信。

以上是筆者對王著中的《編年》之譚嗣同致劉淞芙書札編年發表的辨析意見，不一定全都正確無誤。正如王夏剛先生在其著作的《緒言》中所說：“譚嗣同在世的時間短，存世的資料并不豐富，開掘新的資料非常困難，如何充分利用好現有資料進行研究，是一個重點，也是一個難點?！蔽覀冎皇窃谶@個研究的“難點”上盡力作了一點發掘，以求對譚嗣同文獻的研究有所發現，不當之處尚望方家指正。

（編校：余學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