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民黨：因何而強

毛克疾

盡管印度人民黨在2014年的全國大選后組成了1984年以來首個單獨多數政府，但印人黨卻仍無法獲取印度聯邦院（議會上院）的多數席位。然而，今年3月上旬印人黨在北方邦立法會選舉的勝利則發出了新的強烈信號：印人黨在印度一黨獨大的時代可能真的要降臨了。雖然印人黨目前仍無法把北方邦大勝立刻轉化為在聯邦院中的優勢地位，但憑借北方邦擁有的多達31名的聯邦院議員席位，印人黨的優勢將隨著聯邦院兩年一次的換屆（每次改選三分之一）而逐漸顯現。

印人黨強大的政治能量來源于其背后的國民志愿團體系。志愿團所提供的組織和意識形態戰斗力，再加上莫迪的“發展主義”所提供的合法性，使得印人黨相對于印度其他政黨的優勢地位很可能會進一步鞏固。

國民志愿團帶來的嚴密組織和意識形態戰斗力

印人黨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國民志愿團體系”為其提供的組織架構功不可沒。印人黨背后的志愿團有著龐大而嚴密的全國性組織：以印度教民族主義為意識形態，以數萬專職干部為核心，志愿團在全國城鄉發展了5萬多個活躍的支部，吸收了超過600萬名志愿者，并建立了包括印度工人聯合會、印度農民聯合會、婦女志愿團、全印學生總會、全球印度教大會等在內的社會組織。

2017年1月14日，印度加爾各答，國民志愿團的參加者舉行集會，一起做操。

反觀印人黨的對手，有的具有全國性的組織，但卻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內核，如國大黨;有的具有意識形態核心，但活動范圍卻局限一隅，如濕婆軍、泰盧固之鄉黨等地方政黨;有的既有全國性機構也有意識形態內核，但卻沒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如印度共產黨等左翼政黨。在這種情況下，依托志愿團的印人黨就獲得了極大的優勢：以改良后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為意識形態核心進行對內整合與對外宣傳;通過全國性樹狀組織進行人力、物力、財力的全國性調配;通過龐大的附屬組織體系進行廣泛的群眾工作和政治動員。

志愿團對于印人黨更為關鍵的支撐來自干部隊伍。國民志愿團的專職干部政治素質較高。一般來說，志愿團的專職干部必須是志愿者中經歷過多重考驗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其中一項基本要求便是要宣誓為組織奮斗終身，且終身不婚——莫迪本人在18歲與妻子相處三個月后就一直過著獨身生活。志愿團的專職干部有著很強的奉獻精神，他們往往不領取工資和福利，僅靠生活補貼過活;他們還以印度教苦行僧的要求節制飲食、娛樂，這也是印人黨領導層得以維持“廉潔奉公”形象的原因;這些干部常常要負責多個支部組織的協調工作，還常常被外派、借調到志愿團的附屬組織中，這就使他們具備了過硬的組織能力。莫迪本人就曾是志愿團的外派干部，而除他之外的印人黨高層也大多具有志愿團背景。正因為以上的因素，印人黨的組織也具備著更強的政策執行能力，這使其得以實施更為靈活精準的策略。

志愿團轉向政黨政治：并非一蹴而就

既然國民志愿團能為印人黨提供如此強大的支持，那為什么印人黨直到最近幾年才強勢崛起呢？其實，志愿團和印人黨的政治合作關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志愿團多次轉型的結果。

國民志愿團1925年創立，其宗旨是通過印度教徒的個人修行達到印度斯坦社會團結和印度文明復興的目的。然而，和其他民族主義組織大相徑庭，志愿團創始人赫德格爾嚴重懷疑和排斥政黨政治，認為這些活動使人工于心計、自甘墮落，因此最初的志愿團對于自上而下的國家建設和政治動員并不熱心。與此相反，志愿團致力于自下而上的推進工作，在全國各地設立了眾多的支部，以對其信徒個人進行宗教灌輸、體能鍛煉和意志塑造，來達到整合印度社會文化的目的。

然而由于其強烈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和潛在暴力傾向，志愿團曾于1947年被禁。在圣雄甘地遭印度教極端分子（志愿團成員）暗殺以后，印度政府逮捕了志愿團首腦，并于1948年頒布了第二次取締令。雖然此后志愿團恢復行動自由，但作為交換條件，其只能作為“文化組織”存在，嚴禁插足政治。除了組織限制以外，意識形態因素也是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當時難獲廣泛政治支持的原因。

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國大黨頒布《曼德爾報告》，印人黨和志愿團才迎來轉機。國大黨的這份報告旨在通過配額優惠、財政補貼等方式扶持包括賤民在內的“列表種姓”、包括部落民在內的“列表部落”和包括大量中低種姓的“其他落后種姓”。但是，這卻損害了印度中產階級和中上層種姓在考學、招工領域的利益，在失望之下他們開始大規模轉投主張取消優惠政策的印人黨。與此同時，1990年以后頻發的宗教騷亂和社群矛盾——如由拆毀巴布里清真寺而引發大規模暴亂的“摩羅回歸運動”等，也使得很多印度教信眾轉向印度教特色鮮明的印人黨和志愿團。

在這樣的背景下，代表了中上層種姓的“婆羅門（教士）”和中產階級的“班尼亞（小商販）”就成了印人黨依賴的基本盤。因為這些群體的文化保守和宗教傳統傾向也與志愿團的意識形態兼容，他們也逐漸成為了志愿團的核心力量。但直到2013年志愿團才顯露出明確的政治意圖，宣布將開始主動利用其支部、志愿者和附屬社會組織為印人黨奪取全國政權服務。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志愿團第一次明確表示要把“個人—社會—國家”的個人修行與“國家—社會—個人”的爭取政權結合起來，正式統一“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路線。

莫迪的“發展主義”與黨團矛盾

既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雙管齊下能夠發揮最佳效果，那為什么志愿團直到2013年才最終明確宣布全面支持印人黨？原因在于此前印人黨的政策目標與志愿團“改造社會”的目標并非完美兼容。例如，志愿團要求取消“分裂社會”的種姓配額和少數族群優惠政策，但是迫于選票壓力印人黨必須對這些政策采取策略性支持;志愿團要新建印度教神廟，但是印人黨為了不激怒其他族群大多采取模棱兩可的平衡政策。一方面，如果志愿團貿然全面支持印人黨，則會導致其內部分裂，尤其是那些忠于“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核心成員極有可能選擇退出;另一方面，印人黨如果貿然全面倒向志愿團，狹隘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不但很難贏得選民的廣泛支持，還有可能因志愿團的一些極端表現而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果。

當前，莫迪的“發展主義”暫時調和了印人黨和志愿團之間的矛盾。莫迪的“發展主義”是強調增量的“做蛋糕”理論，而不是強調存量的“分蛋糕”理論，因此印人黨的政策就得以繞過了復雜的現存利益格局。例如，雖然志愿團在意識形態上強調“印度教社群大團結”，但并沒有提出相應的經濟和社會措施加以落實，但是莫迪卻試圖通過發展大型基礎設施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踐行志愿團的普惠式理想。在這種情況下，印人黨一方面利用志愿團提供的干部、志愿者、群眾組織和支部獲得嚴密的組織和強大的意識形態戰斗力，另一方面通過強調深化改革、發展經濟帶來的“績效合法性”廣泛吸引選民支持，擴大群眾基礎。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莫迪憑借“發展主義”化解了黨團之間的主要矛盾，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黨團之間能夠全面消除分歧。近年來，隨著印人黨執政基礎的擴大，印人黨和志愿團兩邊都已經出現了不少質疑和反對聲。例如，志愿團內的堅定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認為莫迪的政策對于印度穆斯林、基督徒和外國人過于軟弱，如果莫迪繼續實施這種“投降主義”，印人黨就將失去它原有的鮮明特色;同時，印人黨內也有人認為莫迪過于依賴志愿團，導致印人黨背上了“極端主義”的黑鍋。另外，莫迪的發展主義也不可避免地觸及了一些志愿團附屬群眾組織的利益。一些宗教色彩濃厚的地方聯盟小黨也出現了背離人民黨的舉動。

當黨內出現質疑和否定的聲音時，印人黨還是體現出了很高的組織紀律性，在莫迪和志愿團首腦的推動下“清黨”舉動并不鮮見。例如，果阿邦的志愿團領導人就曾因為反對印人黨給基督徒建設教堂的寬容政策而被志愿團開除。這雖然表明莫迪有能力執行黨紀，但是這種舉動無疑會傷害印人黨賴以立業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核心。當前，印人黨面對其傳統競爭對手已經取得了明顯的優勢，但如何在廣泛爭取支持、落實經濟發展的同時，保持其組織性和意識形態統一性也將是莫迪執政的最大挑戰。

（作者為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研究分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