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圖書館《四庫全書》存本考

李士娟

[摘 要] 乾隆三十八年開設“四庫全書館”開始編纂《四庫全書》，歷時十三年完成，先后共繕寫七份分貯七閣，由于歷次戰亂多份被毀。本文作者在整理清宮遺存典籍時，發現故宮圖書館仍然留存有文淵閣、文津閣以及南三閣《四庫全書》存本。對此，作者對這些書籍的留存原因及其特殊的文獻價值一一進行了考校，且對研究《四庫全書》的編纂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故宮；《四庫全書》 存本；考證

[中圖分類號] G25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16）06—0025—06

Abstract：Siku Quanshu were selected and compiled by the imperial Institute of Siku Quanshu，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773 （the 38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It took about 13 years to complete the compilation of the whole series of books，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seven different versions of Siku Quanshu and separately stored in seven places from north to south of China. Large parts （ four out of seven ） of books were destroyed during the wars later on. The author surprisingly found that some Siku Quanshu books which should be stored at Wen Yuan Ge， Wen Jin Ge or Nan San Ge had been yet left at the Palace Museum Library when she sorted out ancient books preserved from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represents an extensive analysis on why these books are preserved at the Library and what kind of unique literature value they embrace. It make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Siku Quanshu.

Key words： the Palace Museum； Siku Quanshu；version；research

《四庫全書》是清代乾隆皇帝親自組織編纂的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叢書。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下詔開設“四庫全書館”開始編纂《四庫全書》，一共繕寫了七部，分貯七閣。乾隆三十九年（1774）下詔興建藏書樓文源閣、文淵閣、文津閣、文溯閣（即“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續抄三部，分貯于文匯閣、文宗閣、文瀾閣（即“江南三閣”或稱“南三閣”）。時至今日，各閣書籍多部在戰火中被毀，只存三部半的藏書也是飽經滄桑。文源閣本在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火燒圓明園時被焚毀。南三閣書，鎮江的文宗閣首罹兵燹，文宗、文匯閣本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先后被毀?，F存完整的文淵閣本運到臺灣、文津閣本存國家圖書館、文溯閣本存甘肅省圖書館。文瀾閣本在戰亂中散失三分之二，后經配補三次才齊全，現存于浙江省圖書館。

筆者在整理編目清宮遺存典籍時，發現故宮圖書館仍然留存有多閣《四庫全書》，由于各種原因存藏下來。對此，筆者對這些存本逐一進行考證，分析探討其留存原因以及這些《四庫全書》存本的特殊文獻價值及意義。

一 文淵閣及《四庫全書》存本

清乾隆年間建置文淵閣，地點選在文華殿之后、明代御藥房辦公之所的圣濟殿舊址。據《欽定日下舊聞考》載，清代本無此閣：“謹按舊文淵閣在內閣傍，當文華殿之前，明時已毀于火，乾隆四十年皇上命于文華殿后度地創建藏書之閣仍名曰文淵”

清朱彝尊撰，朱昆田英廉等補訂：《欽定日下舊聞考》卷62，清乾隆年武英殿刻本，第6頁。。文淵閣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建成，閣名沿襲明代文淵閣之稱，但并未采用明文淵閣的磚城式樣，而是以浙江鄞縣范氏天一閣的輪廓開間為藍圖修建的一座莊重華貴，別具風格的兩層建筑。在“七閣”中是第三個建成，貯藏最先告成的第一部《四庫全書》。為了便于查檢翻閱，還特別繪制了《四庫全書排架圖》一并放置其中?！端膸烊珪愤B同《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入藏文淵閣，按經史子集四部分架分層放置。以經部儒家經典為首共22架和《四庫全書總目考證》、《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放置一層；二層放史部書33架；三層子部書22架、集部書28架。所有書籍分別貯藏在楠木匣中。

1933年，華北局勢動蕩，為避免侵華日軍的掠奪和破壞，故宮博物院文淵閣《四庫全書》隨大批文物被迫南遷，清宮存藏的16萬冊古籍被輾轉運到臺灣，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從此故宮所藏皇室圖書分置兩地。文淵閣現如今也已是書去樓空架還在。據清室善后委員會及故宮博物院民國十八年（1929）七月刊行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中記載，文淵閣內當時登記的物品有：“硬木雕花書案1張、硬木書案1張、木書架111個，木架2個”，現在這些書架依然原狀陳列在閣里，書架上清晰地刻著“欽定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各部排架的字樣，依稀可見當年閣滿《全書》的壯觀景象。

（一）文淵閣存本介紹

南遷到臺灣的閣書據吳哲夫統計，“今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本，經過清點，共計36381冊?！?/p>

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 1990年6月，第157頁。按說文淵閣書已經全部裝箱運往臺灣，但本文作者在整理清宮遺存典籍時，卻發現仍有留存閣書，《天學會通》和《天經或問前集》共2種2冊。這兩冊書同裝在一個原配楠木書匣中，書匣上刻有“欽定四庫全書 第三千四十一函，子部，天經或問前集，天步真原，天學會通”字樣。書匣內有兩層隔板，每書之間附有夾板。從書匣上所鐫刻的目錄上看，匣內還應該裝有：“《天步真原》和《天經或問后集》”，但書已不在匣中，書籍所在位置空出，或是當年裝箱被帶走或是存放它處，總之，現存故宮圖書館的只有2冊在書匣中。

1.《天經或問前集四卷》存一卷

該書為子部-天文算法類。建寧游藝撰，存1卷（卷4）1冊，清乾隆年四庫全書朱格抄本。舊藏昭仁殿。該書為藍色綢面，墨筆楷書，書寫工整，開化榜紙。開本長31.7厘米，寬20厘米、欄長22.5厘米，寬15.5厘米。卷端書：“建寧游藝撰，天經或問前集卷四”，首頁卷端鈐“文淵閣寶”印，末尾頁沒有鈐蓋印章。卷前副頁黏有黃色題簽2個，上書“詳校官欽天監天文生臣司廷棟、靈臺郎臣倪廷梅覆刊”。卷末副頁書：“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校對官五官靈臺郎臣陳際新，謄錄監生臣顧九包”。

卷前無提要，有目錄：“分野、年月、歷法、霄霞、風云雨露霧霜、雪霰、雹、雷電、霾、彗孛、虹、日月暈、日月重見、風雨徵、天開、地震、海、咸水、溫泉、潮汝（汐）、望氣、野火、占候、四行五行、地理、數、星降生”

清永瑢、紀昀等編纂：《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天經或問前集》卷4目錄，故宮圖書館藏《欽定四庫全書》抄本，第1頁。。目錄共有27個條目，其中“汐”寫成“汝”，顯然是繕寫人員的筆誤。

是書為天文學科普讀物，書內有諸多氣象學知識，因此，該書也被譽為“中國近代氣象學啟蒙之作”。該書簡要解釋了各類氣象要素、大氣光象、風雨預測的知識?！端膸烊珪喢夸洝吩唬骸啊短旖浕騿柷凹木怼?，國朝游藝撰。是書凡前后二集。后集多支離汗漫之談；此集于天道運行皆設為問答，一一推其所以然，頗有理致，其不談占驗，由為精識?！?/p>

清永瑢等著：《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上，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407頁?？傋牍偌o昀評述該書曰：“凡天地之象、日月星之行，薄識朒朓之故，與風云雷電雨露霜霧虹霓之屬，皆設有問答，一一推闡其所以然，頗為明晰。至于占驗之術，則悉屏不言，尤為深識?！?/p>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17頁。

2.《天學會通一卷》

子部-天文算法類。青州薛鳳祚撰，1卷1冊，清乾隆四十六年四庫全書朱格抄本。舊藏昭仁殿。該書為藍色綢面，墨筆楷書，書寫工整，開化榜紙。開本長31.6厘米，寬20.2厘米、框22.5厘米，寬15.5厘米。卷端書：“青州薛鳳祚撰”，首頁卷端鈐“文淵閣寶”印，末頁鈐“乾隆御覽之寶”印。卷前副頁黏有黃色題簽2個，上書“詳校官欽天監天文生臣司廷棟、靈臺郎臣倪廷梅覆勘”。提要末書“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總校官臣陸費墀”，卷末副頁書“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校對官五官靈臺郎臣陳際新，謄錄監生臣趙輿昱”卷前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提要、目錄。

該書卷前提要曰：“是書本穆尼閣《天步真原》而作，所言皆推算交食之法。按推算交食，凡有兩例。一用積月積日以取應用諸行度數，由平三角、弧三角等法逐次比例，而得食分時刻方位者；一用立成表，按年月日時度數，逐次檢取角度加減，而得食分時刻方位者。鳳祚此書，蓋用表之例，殊為簡捷精密。梅文鼎訂注是書，亦稱其以西洋六十分通為百分，從授時之法，實為便用，惟仍以對數立算不如直用乘除為上法。惜所訂注之處，未獲與之相質云。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p>

清永瑢、紀昀等編纂：《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天學會通一卷》卷前提要，故宮圖書館藏《欽定四庫全書》抄本，第1-2頁?！端膸烊珪喢夸洝吩u曰：“是書以表算法求交食，蓋本穆尼閣天步真原，而推演其術?！?/p>

清永瑢等著：《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上，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407頁。

（二）存本與原閣本之比勘

1.《天經或問前集卷四》

筆者在把故宮圖書館現藏的《四庫全書》存本《天經或問前集卷四》與現藏臺北故宮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葘χ?，發現有幾處不同。

第一，存于臺北故宮的文淵閣本卷端題書名《天經或問》，而北京故宮藏存本著錄書名《天經或問前集》；第二，臺北故宮藏本卷端作者項著錄“閩中游藝撰”。而北京故宮本作者項著錄“建寧游藝撰”；第三，臺北故宮本末頁書“總校官編修銜臣朱鈐，校對官教習臣倪廷梅，謄錄監生臣沈曾傳”。北京故宮本卷末副頁書：“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校對官五官靈臺郎臣陳際新，謄錄監生臣顧九包”，與臺北故宮本不同。第四，臺北故宮本有提要，北京故宮本沒有提要。

鑒于以上四點不同之處，筆者推測結論有兩點：

第一，故宮圖書館現所藏存本《天經或問前集》應是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的又一部抄本，該書完整本應為四卷本，現只存一卷卷四，其中缺失的部分或遺失或焚毀。臺北故宮文淵閣本《天經或問》應是北京故宮存本的修改本。該書應是在已經繕寫并完成裝潢之后，又進行了修改，在經過四庫館臣們磨勘修改后，把原書名《天經或問前集》改為《天經或問》；撰者項地名“建寧”改為“閩中”，并取消了卷首目錄，最后重新繕寫一部題名《天經或問》裝箱運到臺北?，F藏臺北故宮的文淵閣本即是最后定本。

第二，此書卷末還沒有鈐蓋“乾隆御覽之寶”。由此，我們也可以推論鈐蓋印章的時間不同。四庫各閣書在完成繕寫后，首先鈐蓋各閣的藏書印，如“文淵閣寶”，最后校定完所有《全書》之后再鈐蓋上“乾隆御覽之寶”。書的前、后兩枚印章并不一定同時鈐蓋。

此版本發現的意義在于，北京故宮存本《天經或問前集》保留了此書修改前的原貌，亦可以說讓后人了解了《天經或問》修改之前版本的情況，確是《四庫全書》編修過程的難得版本，珍惜罕見。此書再經過四庫館臣修改之后的版本更為簡單、清晰。

2.《天學會通一卷》

此書經與臺北故宮本比對基本一致，唯有兩處不同。

第一，臺北故宮本末頁書“總校官中允銜臣王燕緒，校對官五官靈臺郎臣陳際新，謄錄監生臣張泰”。北京故宮存本末頁書“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校對官五官靈臺郎臣陳際新，謄錄監生臣趙輿昱”。兩個本子唯有總校官、校對官、謄錄監生不同。

第二，提要繕寫時間不同。臺北故宮本“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北京故宮本提要撰寫時間是“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兩本提要經比對內容完全相同，沒有任何紕漏，并且書本身內容亦完全相同。

經比對可得出結論，舊藏昭仁殿的文淵閣存本《天學會通一卷》，應是文淵閣本的重復本。從提要繕寫時間上看北京故宮文淵閣存本，比臺北故宮文淵閣本繕寫時間早一年，該書是繕寫完后直接放置在昭仁殿了，并沒有入藏文淵閣，因此文物南遷裝箱時此書沒有被裝入箱中。

昭仁殿是清朝皇帝讀書的地方，乾隆九年（1744），皇帝下詔從宮中各處藏書中選出善本呈覽，列架于昭仁殿內收藏，并御筆書“天祿琳瑯”匾掛于殿內。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成書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該書應該是在繕寫完就被進呈到此。清室善后委員會留下的編目書簽上記錄也是該書舊藏于昭仁殿。嘉慶二年（1797）十月，乾清宮失火，殃及到昭仁殿，《天祿琳瑯》珍貴藏書大多被焚。嘉慶三年（1798）昭仁殿重建。而《天學會通一卷》一書上提要撰寫時間是“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應為乾隆時期繕寫，顯然該書是火中殘余，幸存下來的書籍。

該書發現的意義在于，幸存下來的文淵閣存本《天學會通一卷》與臺北故宮文淵閣本完全相同，讓我們知曉，此書文淵閣本并不只抄寫了一部，最起碼是抄寫了兩部，所以才有了完全相同的兩個本子。那么，其它書還有沒有重復本，有待再發現。

二 《四庫全書》撤出本

《四庫全書》撤出本是在《四庫全書》已完成編纂、繕抄多部并已分貯各閣之后，依然檢查出有“違礙字句”，而再行撤出或銷毀的書籍。

（一）撤出原因

乾隆皇帝通過編纂《四庫全書》采取了所謂“寓禁于征”的策略，即通過編纂《四庫全書》采取大規模征集圖書的舉動，銷毀不利其統治的書籍。禁毀因程度不同可分為全毀、抽毀、篡改、撤出等措施。據有記載的各種違禁書目及辦理四庫全書時的檔案統計，僅列為銷毀之列的就有3000余種，10萬余部，另外還銷毀書版6萬余塊。但如歷代禁書一樣，朝廷不可能將所謂違礙書籍完全禁絕，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乾隆帝在抽閱進呈的書籍時，隨即發現了本文所撰述的《四庫全書》撤出本。

（二）撤出書籍

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十七日，軍機大臣查得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錄》內悖妄之處，傳續辦三部書提調，詳加詢問，并查取文淵閣所貯此書及其余二部書，以及原書底本，詳悉核對，再行擬寫將總裁、總纂、校對等分別議處治罪諭旨進呈。十八日，乾隆帝下令將文溯、文津閣藏貯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錄》一書，掣出銷毀。十九日，內閣奉到上諭稱：“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錄》書內，稱我朝世祖章皇帝與明崇禎四事相同，妄誕不經，閱之殊甚駭異。李清系明季職官，當明社淪亡不能捐軀殉節，在本朝食毛踐土已閱多年，乃敢妄逞臆說，任意比擬！設其人尚在，必當立正刑誅，用彰憲典……其所著書籍悖妄之處，自應搜查銷毀，以杜邪說而正人心。乃從前查辦遺書時，該省及辦理《四庫全書》之皇子、大臣等未經掣毀，……所有辦理《四庫全書》之皇子、大臣，及總纂紀昀……其咎更重?！兴拈w陳設之本及續辦三分書內，俱著掣出銷毀。其《總目提要》，亦著一體查刪?！?/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92頁。于是，連同李清所著《南北史合注》、《南唐書合訂》、《歷代不知姓名錄》，也一并遭到撤毀。

李清著作撤毀事件發生不久，乾隆帝翻閱文津閣《四庫全書》，又發現其中有訛謬甚多之處，遂下令復校已歸藏四閣的《四庫全書》。經過幾個月的查校，紀昀檢出潘檉章《國史考異》等有“應毀及語意可疑”之處，列為“應行撤毀、刪削及毋庸議”。八月十一日，乾隆帝再發諭旨：“現在復勘文淵閣等所藏四庫全書，據詳校官祝堃簽出周亮工《讀畫錄》、吳其貞《書畫記》內有違礙猥褻之處，已照簽撤改矣?！?/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57頁。

在乾隆帝的嚴厲斥責和時常親加檢查下，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月三日，由《四庫全書》總裁官紀昀領銜報告檢查結果，并列出應行撤毀、抽毀、刪削各書名單9種，其中包括《國史考異》，引錢謙益之說甚多，應行撤毀。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月二十四日：軍機大臣奏查四庫書內應行撤出銷毀各書情形片（附清單一）

查四庫書內應銷毀各書……續辦三分書繕進之一分內，未照底本刪去?！珪鴳獨В骸啊赌媳笔泛献ⅰ?，此書系李清撰，應毀?！赌咸茣献ⅰ?，此書系李清撰，應毀?！读写恢彰洝?，此書系李清撰，應毀。（注：據故宮撤出本卷端著錄為《歷代不知姓名錄》，該書即《列代不知姓名錄》）?！稌嬘洝?，此書系吳其貞撰，因書內所載《春宵秘戲圖》語涉猥褻，奏明應毀?！蹲x畫錄》，此書系周亮工撰，因詩內有“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余”，語涉違礙，經文源閣詳校簽出，奏請銷毀，并將周亮工所撰各書一概查毀。此系文淵閣繕進之本，其違礙語句，已經原辦之總校挖改。全書應毀?！堕}小記》，此系周亮工撰，應毀?！队∪藗鳌?，此書系周亮工撰，應毀?！秶房籍悺?，此書不著撰人姓名，內多引用錢謙益辨證，奏明應毀。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44頁。這樣，在乾隆帝的監督下，已入藏各閣之書，又一次遭到撤毀、抽毀及刪削。

上述諸書因各種原因的“語涉違礙”被撤出，其中清初人周亮工的著述占5種，再加上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首先撤毀的李清和潘檉章著作共11種。這幾種書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大都有收藏，唯缺《諸史同異錄》。該書經查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未有著錄，查閱其它圖書館館藏書目也未見有著錄，只在纂修《四庫全書》相關檔案中有一些記載該書的少量文字。應該說《諸史同異錄》已被全毀，是銷毀最徹底的一部。

（三）故宮存藏撤出本

至今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經檢點收藏有10種撤出本，每種又藏有多部不等。經鑒別，這些撤出本分別從不同閣中撤出，是準備放到武英殿銷毀，而未及時銷毀的書，留存至今實屬幸運。

二部南三閣

撤出本發現的意義在于，我們可以看到《四庫全書》對于抽毀書處理的大致情況。以上十種《四庫全書》撤出本沒有從文淵閣撤出的，應該說文淵閣是查禁最徹底的，違禁之書全部被銷毀了。這些撤出本主要是從文津閣以及南三閣撤出的本子，也可以說明一點，南三閣查禁不嚴格。上述十種四庫撤出本筆者經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以及其他館藏目錄核對未見有收藏，主要都收藏在故宮圖書館，均為海內外孤本。而這些書籍經過百年之后完整地保存下來，留存至今，已成為纂修《四庫全書》過程的歷史見證。書內留下的刪改記錄，為今天更加深入探討其撤毀原因提供不可多得的資料依據。

三 《四庫全書》原抄本

故宮圖書館藏一部《大清一統志》為《四庫全書》原抄本。該書應為五百卷，現存一卷一冊，卷四百二十四，和珅等纂 ，為乾隆四十九年四庫全書抄本。舊藏方略館。該書清室善后委員會編目著錄為“四庫原抄本”。開本長31.5厘米，寬15.5厘米、框22.2厘米，寬15.5厘米。太史連紙。此書卷端著錄“欽定四庫全書，欽定大清一統志四百二十四”。書籍前后沒有鈐蓋任何印章，沒有纂修、校定以及謄錄人名。藍色綢面，墨筆楷書，書寫工整。

（一）與閣本書之異同

此冊書籍與《四庫全書》七閣書籍裝幀、裝潢特征比對：

第一，裝幀形式不同?！端膸烊珪肪幾胪瓿珊?，分別繕抄七部，書冊裝幀全部采用包背裝，而此本《大清一統志》，裝幀采用的是普通線裝的形式。

第二，書籍開本大小不同，這一區別也是比較明顯的。四庫七閣《全書》，南三閣開本全部均小于北四閣。比如：文淵閣本《天學會通》開本，長31.6厘米，寬20.2厘米、框20.5厘米，寬15.5厘米。故宮藏文津閣撤出本《讀畫錄》，開本長31.8厘米，寬20厘米，框長22.5厘米，寬15.5厘米。故宮藏南三閣撤出本，如南三閣撤出本《讀畫錄》開本長29.1厘米，寬17厘米，框長20.9厘米，寬14厘米。

此本《大清一統志》開本長31.5厘米，寬15.5厘米、框22.2厘米，寬15.5厘米，符合北四閣開本大小特點。

第三，紙張不同。按規定內廷四閣用的是浙江開化榜紙，南三閣所用堅白太史連紙。南三閣書初繕時，主持人永瑢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二十九日擬定章程，分款具奏末條云：“伏查原奏寫書格紙，改用堅白太史連，系欲與先辦四分顯有分別，以免牽混。今由戶部取到太史連紙樣，質地尚屬堅致，惟尺幅較小，臣等按將板心略為收入，將來四面裁齊，裝釘成書，較之先辦之四分，其高矮闊狹所差不過七八分，似亦不甚懸殊?！?/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05頁。

此書《大清一統志》筆者經與上述諸閣《四庫全書》比對，發現該書不是使用北四閣的開化榜紙，而是使用南三閣的太史連紙。

（二）如何確定為四庫原抄本

根據以上幾點不同之處分析：因乾隆九年（1744）《大清一統志》已不能全面反映當時的國土情況，且其中有許多不當之處，在乾隆帝二十九年（1764）敕命重修的《大清一統志》，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告成，被收入《四庫全書》。而永瑢是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才擬定繕寫章程，統一各閣專用紙張等繕寫規定。據此可推斷，該本《大清一統志》抄成時間應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之間，是在還沒有制定繕寫、裝幀形式章程之前的繕寫本。此書雖然書內卷端以及書口均題名“欽定四庫全書”，但從繕寫時間到裝幀形式及用紙和開本大小上看，又均不屬于七閣任意一閣的本子，亦如清室善后委員會編目著錄的，亦是經過本文作者分析比對后，可確定此本為“四庫原抄本”。

此本發現的意義在于該本形式獨特，是《四庫全書》的又一種形式的抄寫本，雖然是殘本，但給后人留下難得的編修、繕寫過程的歷史見證。

四 結 語

故宮圖書館至今收藏的多部《四庫全書》存本，既是《四庫全書》編纂歷史的實物遺存，更是研究《四庫全書》編纂過程的重要資料，且版本流傳稀少，保持原書風貌，自有其特殊的文獻價值和歷史價值。在歷經乾隆皇帝大規模的禁書運動，十種幸存的《四庫全書》撤出本，保留了當時刪改及圈點的痕跡，我們亦可從中了解其刪改經過，這一遺存直觀地反映了當時書籍編修的歷史過程。文淵閣《四庫全書》存本，因其內容的修改而幸存于宮中，使我們了解了修改前的原書情況，版本實屬難得?！八膸煸尽弊屛覀兛吹街贫槍懸幷虑?，《四庫全書》抄寫的獨特形式。所有這些幸存下來的《四庫全書》存本，以其自身含有的歷史真實性更應被后人所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