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外交學課程與教學考察
——以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為中心

張晶萍

(中共中央黨校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民國外交學課程與教學考察
——以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為中心

張晶萍

(中共中央黨校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創立于1930年，在教務主任羅家倫和系主任徐謨的主持下，外交系課程的基本框架得以建立，且因時局變化外交系課程得以不斷地進行調整和充實。其外交系課程教學與課外活動之間互動頻繁，形成了以課程為基礎、教學為主體、課外活動為補充的外交人才培養機制。通過考察政校外交系課程設計與教學運作，有助于進一步審視民國外交學的學科化進程。

政校外交系；課程設計；教學運作；民國外交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一門以研究戰爭與和平為主的新型學科——國際關系學首先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成立。隨著上世紀20年代國民外交的興起，國際關系與外交等相關科目的教學在中國本土也相繼展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等諸多高校在政治學系內添設外交與國際關系課程，在1930年代左右，南開大學、暨南大學和中央政治學校還先后分別成立了“國際事務系”“外交領事科”和“外交學系”，開設課程既有深厚的政治學烙印，又重點突出外交、國際法、國際關系、國際組織等內容，這一點與西方國際關系學頗為相似。從學科意義上講，外交學或國際關系學已在中國建立。當前學界對多從學術史角度研究民國外交學，對外交學科的發展變遷及具體開展鮮有論述。本文以中央政治學校外交學系為中心，重點考察外交學系的課程變遷與教學研究互動，以期勾勒外交學在民國開展的真實圖景。

一 外交學科在政校的初創

1929年7月，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改組為中央政治學校，本科之下分設政治、財政、地方自治、社會經濟四系(1932年5月，政校校務委員會決議：改本科名稱為大學部，經呈奉中央核準備案)，[1]修業期限為4年。按照校務委員羅家倫等人的構想，政校要區別于一般的大學教育，不僅要“顧全政治上的實際需要”，政治需要即是培養實用型人材，還要注重學生畢業后派遣的用途，即“使學生知研究的方向易于專精”，“使教員授課選材知所注重”，[2]99-101于是修訂各系課程，根據學生將來的工作去向對各科系進行分組，并制定詳細的分組辦法。政治系被分成法律、行政和外交三組，設置外交組的初衷是“注重外交問題之研究，并養成使領館人才”，[2]103該組特別重視對學生中外法律知識、中外各國歷史、國際關系、商業關系和外國文等知識的灌輸與訓練，要求也極其嚴格，規定外國文基礎差的學生不得進入外交組，計劃于1930年下半年試辦。

正在外交組積極籌備之際，1930年7月，政校重新厘定學系并實施分組辦法，調整為行政(由原政治系與地方自治系合并而成)、財政、社會經濟、教育、外交、法律六系。[3]經過這一調整，系組雖未做大幅改動，但在隸屬關系上略有變更，外交組獨立成為外交系。外交系得以正式建立，部分緣于羅家倫對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和法國巴黎政治學校的推崇，倫敦政經學院的學術水準為世界所公認，而法國巴黎政治學校在普法戰爭之后培養出許多政治外交上特殊的人才，復興了法國的第三共和國。法國巴黎政治學校設置有外交、行政、經濟、財政、經濟社會及普通等五個科系，[4]15政校外交系的創設即以法國政校外交系為藍本。

外交系招錄的第一期學生是從在讀的二年級同學中甄選出來的，經過嚴格的英語筆試及口試測驗，最終選定朱建民、蕭作梁、吳德露等11人進入外交系學習。因該系中途創立，為了使學生有充足的時間研讀必修的科目，還將修學時間延長一年，于是第一期外交系學生在校學習5年才得以畢業。[5]1931年7月，政校學系再經厘訂，設政治、法律、財政、社會經濟、外交、教育六系。此后，政?？葡惦m幾經調整，但卻始終有外交系一席之地。

二 外交系課程設置：倡導實用與專精

政校大學部第一學年為共同必修階段，配置的基本課程較多，著重于黨義的了解、中外語文的訓練、治學工具的學習、中外歷史地理的探究以及政治、經濟、財政、社會科學等科一般原理的講授。第二學年開始分系，課程以各學系必修為主，第三學年系以下不再分組，各系組進行專門訓練，開授課程以理論與實務為主。這樣的課程設置是為了使學生有充分的時間了解個人性向，課程規劃從基本到專門，循序漸進。外交系在不同階段所開課程均有其側重，外交系設置伊始，該系課程參考了同一時期法國政治學校外交系的課程計劃，這也是羅家倫在考察理論研究與政治現實需要兩者關系之后做出的選擇，他如是論述道：“中國政治，需要實際專門人才，已為了解政治者所公認。中國辦理政治法律教育雖已有年，但多半注重于外國學者之理論與外國政治之組織，對于中國實際情形，殊多忽略。對于中國實際問題，亦鮮有研究具體之解決辦法者，吾人非謂理論之研究為不重要，但政治實際之需要，亦斷不可忽視。如法國政治學院之課程，即系注重實際專門問題者，其對于法國政治貢獻，實為重大。故中央政治學校有鑒于此，竭力向此方面注重?！盵6]

法國政治學校將國際法和外交史作為必修科目，并要求學生在其他30余門課程中選擇5門課時為一學年的課程或者多門課時為半學年的課程，這30余門課程包括現代之歐洲及歐洲各國對外之利益、中歐與東歐種族問題、現代之合眾及英格羅薩克遜之集團、歐洲各國及南美各國之內政、十九世紀英國政治思想與輿論之動向、十九世紀德國政治思想與輿論之動向、太平洋外交問題、海軍軍備、比較商法、比較海商法、貨幣信用與兌換、現代貨幣經驗、經濟地理、法國經濟政策、列強商業政策、現代大工業、十九半紀歐洲社會主義發達史、國際政治與殖民政策、 殖民地經濟問題、麻羅哥總研究及比較殖民政策、阿熱利問題、迪尼西問題、依斯蘭問題、關于安南遠東及太平洋之政治經濟問題、非洲黑種民族、 印度洋殖民地及美洲殖民地、經濟地理、外國語英文、 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在卒業考試前修習課程總數必須達到13門。[4]16-17因此，政校外交系在成立之初安排的法律課程特別多，以1932年外交系的課程表為例，國際公法、國際私法、民法概論、比較憲法、商事法等均為必修科目(參見表1)。此外，外交系選修課程偏重于政治學方面，這也與外交學脫離政治學獨立成一個新的學科不久有關。曾主持過政校教務工作的劉振東對政校的課程安排充滿溢美之詞，“有許多課程，確實講授精采，當時吾校課程之美，流譽全國?！盵7]

表1 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外交組課程表(1932年)

資料來源：根據以下資料編制而成：《外交系課程表》，中央政治學校編；《中央政治學校課程一覽》，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出版，1932年，第79-80頁。

羅家倫在政校建立之初便確立了兩個方針：一是“選聘教員首以學識為重，絕不講情面”；二是“選拔學生應以成績為準，決不憑保薦”。[8]外交系最初聘請的教師以留美、留法學生為主，教師多為既有學問兼具經驗的一時之選，教授有阮毅成、薩孟武、陳石孚、趙蘭坪、廖徳珍、徐凌云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廖徳珍與徐凌云均畢業于法國政治學校外交系，該系堪稱國際一流，其畢業生也基本都屬諳熟外交教學的精英，由其培養的畢業生前往政校外交系任教，無疑將提高政校外交系整體教學水平。政校利用地理優勢可以就近聘請外交部專門人才去外交系兼任，如外交次長徐謨、歐美司司長劉師舜、亞洲司司長沈覲鼎、情報司司長李迪俊等。外交系正式建立后便由時任外交部常務次長的徐謨兼職系主任，直到1941年他出使澳大利亞才另由他人接替。徐謨早年畢業于北洋大學法律系，1919年通過北洋政府司法官及外交官考試，被選派至駐美使館實習，同時在華盛頓大學攻讀法律并獲碩士學位。[9]回國后，徐謨先在南開大學政治系任教兼文科主任，教授政治學概要、比較政體、政黨概論、比較憲法、國際公法以及中國外交史等課程，這些課程“大量吸收借鑒了歐美最新科學資料和研究成果，內容、體系和方法都較先進”，[10]在當時處于學科前沿，這一教學經歷為其日后主持政校外交系工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徐謨多年來一直負責對外交涉，外交實務及司法經驗頗為豐富，因此在設計外交系課程時，能夠兼顧理論與實際、廣博與專精的原則，制定出順應外交學發展趨勢及符合中國外交實際需求的課程。同時，徐謨還參照了美國外交?？茖W校的做法，為外交系設計的課程“應有盡有”。[11]88徐謨親自講授外交文牘一科，他亦十分重視國際法慣例及成案在實際交涉中的重要意義，因此便力邀劉師舜講授“國際法案例研究”一科，劉師舜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專業博士，師從著名法學家摩爾(John Bassett Moore)教授。[12]

徐謨訓誡外交系學生不僅要時刻留意社會現象與國際形勢的發展，“了解過去，明白現在，乃可推曉將來”，還要在國文及外語方面下一番苦功，對這兩方面“尤應力求精煉”。[13]他認為外交學系學生學習專業知識固然重要，但一般知識和語文能力卻更加難能可貴，本國語文和外國語文應該同等重要，“國際法不是外交官每天遇到的問題，語文則是不可一日或缺的工具”，[14]217因此，外交系在徐謨的主持下，特別重視學生國文及外國語訓練，設置了較多語文課程。

綜合來看，外交系的課程大致由基礎科學、專門學科與語文訓練三類組成，基礎科學包括中外史地、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中國政府、各國政府、中西政治思想史等科目，關注政治、經濟、社會、人文地理等基礎知識的灌輸，目的是在進行分組專業訓練前讓學生能夠對各人文社會學科有宏觀的了解和認知。專門性學科包括國際公法、國際公法成案、國際私法、國際組織與關系、國際貿易、修約論、中西外交史、外交實務、外交文牘等，重點突出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條約的理解與運用以及外交業務與技能的鍛煉，是外交系課程的主體。語文訓練除國文及應用文外，英文須修習四年，法文兩年至三年。[14]217-218另開有第三外國語文供選修，國文和外語是外交系學生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同等重要，無一偏廢，二者在課程安排里都占據相當比重。

以1935年外交系課程表為例(參見表2)，該年度的課程在1932年的基礎上，專門性課程增加了國際關系、外交文牘與新聞學等科目，這一變更也與外交系新聘教師和政校調整科系有關，如國際關系一科由畢業于哈佛大學政治系的崔書琴博士擔任，1934年崔書琴學成回國后，徐謨便向政校推薦其為外交系專任教授；再如新聞學方面課程的設置與教務主任羅家倫對馬偉(即馬星野)的力推有關，馬偉是中央黨務學校培養的第一期畢業生，1931年8月被選派至美國密蘇里大學攻讀新聞，畢業后入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繼續深造，并于1934年5月回國，在政校著手籌建新聞系，訓練新聞與宣傳人才，在新聞系未建立之前，羅家倫就安排馬偉在外交系四年級開設“新聞學”選修課，這在政校尚屬首次。經過一年的教學試驗，政校當局認為設立新聞系的時機已經成熟，于是在1935年3月新聞系正式成立。[15]此外，國文方面的課程則被細化，分為修辭及美文、學術文、作文三種，外國語文方面則主要有英、法、日三種語言，配置堪稱精良。

隨著民國政府海外領事事務不斷拓展，急需能勝任的領事人才，為了使外交系畢業生進入外交部后能盡快步入工作正軌，政校充分利用學校人脈資源和區位優勢，于1937年初為外交系四年級學生增設外交領事實務特別講演一課，并請業務精通的外交官擔任講演者[16](參見表3)。演講題目涵蓋了外交組織機構、外交官與領事官、僑務、簽證、護照等外交領事實務方面的內容，以及外交情報與對外宣傳工作，這些是即將赴外交部實習的學生們最亟需了解的基本知識，并對學生們撰寫實習報告很有啟發，更為日后畢業生步入外交坫壇打下業務基礎。

表2 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外交組課程表(1935年)

資料來源：根據以下資料編制而成：《大學部各年級各系組本學期課程規定》，《中央政治學校?？?，1935年87期，第4-6頁；1935年91期，第4頁；1935年93期，第7頁。

表3 1937年外交系四年級“外交領事實務特別講演”課程表

日期講演者講演題目12月6日涂允檀外交部與駐外使館之組織及執掌2月13日瞿常外交官就任及辭任之儀節2月13日瞿常外交官之服裝及酬酢2月20日梁鋆立外交官之優例及豁免2月27日梁鋆立領事官之委任及接待與地位包括其優例及豁免2月27日程家驊貨單簽證問題3月6日李盛錚保僑問題3月13日熊應祚護照問題3月20日李迪俊外交宣傳與情報

資料來源：《中央政治學校?？返?23期，第4頁，1937年2月11日。

抗戰時期，國內學界關于戰后世界和平機制安排、大國關系及處置日本等議題早已展開激烈討論，政校當局也密切關注著中國外交形勢的變化及外交研究的進展，外交教學更是要求理論聯系實際，因此將學界與外交界對時局的研究與看法及時傳遞給外交系學生，便尤為關鍵。為了使四年級各系學生對各種學科理論與實際都能夠融匯貫通，1944年秋，政校當局聘請學術精英與政治精英為全體四年級學生作演講報告，同時指示各系負責人，由各系制定若干項專題研究題目，分配給四年級學生進行研究，并聘請校內外專家作特別講演，以供學生參考與交流。[17]不論其是否能夠影響到高層外交決策與外交實踐，但至少拓展了學生的國際視野，也對學生進行外交與國際關系研究有重要啟迪，可以說，外交系在正課基礎上添設此類講演課程，對于完善外交系課程設置、提升外交系整體教學水平均起到助推作用。

三 教學與研究互動：“補正課之不足”

羅家倫主持政校時，非常注重經典閱讀和外語訓練，曾要求政校學生在完成其所在系組的課程任務時，仍需進行廣泛的課外閱讀。他主張學生每學年各讀一種中、英文名著，一年級的中文必讀書是《曾國藩家書》，英文必讀書是《富蘭克林自傳》；二年級中文必讀書是胡林翼的《讀史兵略》，英文必讀書是查恩渥德的《林肯傳》；三、四年級制定的中文必讀書是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英文書則由各系自由安排。這些讀物都安排有教授擔任指導，為學生答疑解惑，且每學期還要對學生閱讀成效進行考核，該項考績在各學科積分中占很大的比重，甚至可以影響學生能否順利升級。[8]33外交系對學生的要求訓甚為嚴苛，不僅要大量研讀專業課方面英語原著，還要苦學英語及第三外語，學習任務自然十分繁重，如果在期末考核中成績不達標，則面臨被淘汰的風險。

外交系的課程多由科班出身的教員講授，如吳頌皋、張道行、崔書琴、梁鋆立、周子亞、朱建民等人均是國際法領域的佼佼者。在教學方法上，外交系教師不囿于傳統，能夠選取權威的學術專著作為教材，積極借鑒歐美通行的教學方法，講授最新的專業課知識，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據后來擔任聯合國秘書處法律部國際法編纂司司長的梁鋆立回憶，崔書琴在負責外交系國際法科目的教學時，采用的課本是由哈佛大學威爾遜(George Grafton Wilson)教授編寫并由其弟子杜克(Tucker)教授增補的《國際法大綱》，威爾遜教授是《美國國際法季刊》的創辦人之一，也是哈佛大學法科哈佛國際法研究會“領水”一題報告書及公約草案的起草員?！秶H法大綱》一書內容“深入淺出”，是國際法初學者極佳的入門書。對于中國學生來說，閱讀英語原著往往會面臨語言生澀的問題，而不能正確理解其內容，但《國際法大綱》一書的英語文字“亦尚淺顯”，所以學生“研讀不甚覺困難”。崔書琴還會用自己在威爾遜教授課堂上所做的筆記對該書內容加以補充說明，有了教材與筆記的相互配合，學生們“甚覺得益”。劉師舜在外交系講授國際公法成案研究一科時親自選定《國際法案例》一書作為教材，該書由哈德遜教授(Manley O.Hudson)編寫。由于外交部事務繁忙，劉師舜于1935年便將該課托付給其同事梁鋆立繼續講授。梁鋆立將“案例教學法”運用到外交系國際法成案研究一科的教學當中，由于中國學生英語水平有限，了理解原文難度較大，于是梁鋆立先用中文解說案情，再由學生精讀原文，并對每個案件做一份英文摘要，每周大概討論四至五個案例，經過半年的教學訓練后，學生們可以“完全用英語問答”，對此，梁鋆立深感“自信頗有績效”。[11]88

陳石孚于1942年職掌外交系后，以“品、學、容、文、禮”作為外交官必備的條件，“即謂外交官之品行宜純正，學問宜淵博，容貌宜端方，文字宜精通，禮節宜嫻熟”，[18]如此全方位的嚴格要求自然落實到課程制定及教學訓練上來。從中央黨務學校成立起，陳石孚便被聘為該校歷史及英文教授，在外交系講授西洋史課程時，陳石孚采用的教材是美國人海斯(Cartton J.H.Hayes)所著的《近代歐洲政治社會史》，他要求學生每星期作一份英文專題報告，此種創新教學方法不僅鍛煉了學生的英語寫作水平和學術研究能力，更是“可補正課之不足，引起學者研究興趣”。[19]

外交系的課外活動有制作剪報壁報、專題研究、學術討論、英語演講、名人講演、模仿國際會議、征文比賽、參觀實習、實地調研等，可謂豐富多彩。制作剪報是為了讓外交系的學生能夠關注時事動態，方便研究取材與檢索，并讓學生習得保存及運用材料的方法和經驗。剪報范圍以國際關系及外交問題為限，取材上?！渡陥蟆贰蹲至治鲌蟆?、天津《大公報》及南京《中央日報》等主要報刊，以人別、事別、國別及雜類對材料進行歸類，外交系學生以組為單位分別對上述報刊進行剪貼工作。[20]

名目繁多的課外活動也是外交系教學與培養的一大特色，外交系學生于1931年發起組織了外交研究會，致力于研究外交學術。[21]研究會請外交系專任教授作為研究指導員，由他們提出研究題目并開列各項參考書。研究會成員以二、三、四年級學生為限，一年級不在內，每周開研究會一次，每次一小時，研究范圍也按照年級分類進行：二年級為參考書閱讀指導；三年級為課外研究；四年級為實際問題研究。[22]研究形式有報告、討論 、演講、論文和筆記等，學生在課下積極準備，于開會時報告其研究心得。平時學生們在課下廣泛閱讀雜志書籍、裁剪并保存報章、練習寫作與投稿并積極從事專題研究，研究會定期開會時，會舉行問題討論、研究方法演講、名人演講、演說競賽、模仿國際會議等各類學術活動，[23]其中專題研究與問題討論相互銜接，首先由指導員在學生現習的課程范圍內指定研究專題，然后學生在課堂外通過閱讀參考書、查閱資料等形式展開研究，并得出研究結果，最后將各自的研究結果在會上報告，全體學生對其見解進行討論。此外，為配合英語及第三外國文的課堂教學、練習英文及第三外國文的演說辯論，外交系學生還組織成立了英文演說辯論會，選修法語、俄語的同學還舉行了法語、俄語演講會。此類演說辯論會都由外交系外國語文科目的任課教師專門指導，英文演說辯論會要求會員一律使用英語進行交流，外交系聘請了多位外籍教師教授學生外國語文，如英文教授戴蓮立、戴德華(George E.Taylor)等人，他們將不同風格的演說辯論會模式介紹引進到外交系，為提高學員的英文演說和辯論能力提供了很好的幫助。

課堂教學是課程制定并實施的最直接形式，教學方法的改進與創新是影響教學成效的關鍵因子，形式多樣的課外活動是豐富教學內容、探索實踐教學方法的重要路徑。外交系在制定符合中國外交實際需要的專業課程的同時，一方面利用歐美最新的教學方法來提升課堂教學的質量，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熱情；另一方面通過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來彌補課堂教學之不足，鞏固并加深學生對理論知識的理解與運用。在課程教學與課外活動的頻繁互動中，提升了外交教學與外交人才培養的順利實施。

綜觀政校外交系的課程設置情況，其兼采眾長、重點突出且理論與實踐并重。外交系不但配備多位學貫中西的一流教員，采用國際權威的專業課教材，而且還成立了專業研究和訓練團體，如外交研究會、英語演說辯論會等，開展學術研討、英語講演、剪報、壁報等形式多樣的課外活動，從課堂到課外，外交系的課程與教學體系不斷延伸。具體說來，首先，外交系廣泛借鑒歐美高等學府的外交課程設置情況，如法國政治學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與美國外交?？茖W校，結合外交系的教員配備，制定出兼顧學術探究與中國外交實際需求的課程體系，并根據中國內政外交客觀情勢的發展適時予以調整。其次，外交系所設課程遵從從綜合到專業、從廣博到專精的原則，循序漸進，不急于求成，強調學生在校期間就奠定扎實的學科基礎，突出國際法、國際法成案、國際條約與組織、外交實務及語言等科目的實用價值。這種設置方式即從外交學學科特點出發，強調其實踐意義與研究功用，又顧及學生在不同階段學習能力的差異。再次，從教學規律出發，外交系在各學年課程數量安排亦不盡相同。大體上第一、四學年課程安排相較于第二、三學年略少，第一學年強調基礎公共課程與思想鍛煉，第四學年預留三至四個月的時間讓學生實習，因此安排課程較少；第二、三學年是學習專業知識的黃金階段，安排較多課程亦在情理之中。此外，正課講授與專題講演相互配合、相得益彰。除了按規定的課程進行日常教學外，外交系還利用自身優勢開設了專題講演課程，邀請知名學者與外交界精英擔綱講授，學生們的得以了解最新的學術動態和規范的外交知識。

從學科發展角度看，完善的課程設計是具備獨立學科屬性的外交學在民國得以形成的重要指征。除此之外，還有外交科系的設置、外交研究團體及外交報章期刊等也是考察外交學成立與否的關鍵因素。政校外交系從成立之日起，便著手制定符合自身專業特點的課程體系并適時加以調整完善，使之與政治學等相關學科區別開來，不斷夯實民國外交學這一新生學科的基礎。同時，政校外交系有一流的教師、先進的教法以及形式多樣的課外活動，這些因素與外交系在課程設置方面相互建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政校外交系是民國外交學發展的一個縮影，外交系的課程變遷承載著民國外交學學科發展的興衰更潛。

從學術發展角度看，國際法、外交對策與外交實務等議題貫穿了民國外交研究的始終，政校外交系的課程設置可以說是民國外交學術發展的風向標。一方面，外交系以培養國民政府最亟需的外交人才為目標，要求所設課程理論與實際兼備，將當時國內外外交學術發展的最新成果納入開設課程之中便是題中應有之意；另一方面，政校外交系匯集了一大批學界名宿與外交界精英執教于此，他們中多數早年留學海外，師從國際知名學者，國際法、國際關系及外交學等?？瞥錾淼慕處熞嗖辉谏贁?，開設的課程幾乎是與他們的研究特長相結合，他們的學術造詣基本上可以代表民國外交學術發展的整體水平。此外，政校外交系不僅開設門類繁多的專業課，還定期開展學術研究活動以配合正課的教學，研究議程均與中國外交及國際熱點問題密切相關，學生們要參考并借鑒當時外交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研究與討論?？梢哉f，外交系的課程設置與民國外交學術發展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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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羅家倫.本校的誕生與成長[M]//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編印委員會編.國立政治大學校史史料匯編：第一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室,19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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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陳石孚.遷校后之外交系[J].中央政治學校?？?1939(141-142):11.

[20] 佚 名.外交系外交研究會規定剪報辦法[J].中央政治學校?？?1934(81):10-12.

[21] 佚 名.各組學生組織研究會，集思廣益濟正課之不足[J].中央政治學校?？?193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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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佚 名.外交研究會研究計劃[J].中央政治學校?？?1934(83):8.

Study on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of Diploma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Centered on the Diplomacy Department of Central Political School

ZHANG Jingping

(Graduate School,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Beijing 100091 China)

The Diplomacy Department of Central Political School was founded in 1930.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curriculum of the Diplomacy Department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dean of studies Luo Jialun and the dean of department Xu Mo. With the change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curriculum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adjustment and enrichment. The teaching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f the Diplomacy Department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frequently, and formed a mechanism of diplomatic talent cultivation with the curriculum as the basis, teaching as the main body,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s the supplement. Through examining the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ing operation of the Diplomacy studies of the Central Political School, we can know more about the disciplinization process of the Diplomacy Stud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iplomacy Department of Central Political School;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operation; Diploma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0.3969/j.issn.1674-117X.2017.02.022

2016-10-26

張晶萍(1986-)，女，河南信陽人，中共中央黨校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晚清民國外交史。

D82

A

1674-117X(2017)02-01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