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改變明天的已為今天所改變”

王曉漁

一、千禧年

千禧年之夜，我和幾位大學同學在上海徐家匯“嘎鬧忙”，只記得被人流擠進太平洋商廈，又被人流擠出太平洋商廈，一樓的化妝品專柜從來沒有擁擠過那么多人。凌晨時分，朋友們徒步走到田林新村，一名同學已經畢業工作，在那里租了房子。因為人多，沒法休息，朋友們只能打80分（一種撲克游戲），熬到天明，然后散去。那一年，我是上海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一年級，讀的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

“2000年”對我這一代人來說，曾經那么遙不可及。幾乎每個70后，在童年時代都寫過暢想2000年的作文：外星人和地球人飛來飛去（也有同學熱衷于想象星際之間的宇宙大戰），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得到極大滿足，農場里的蔬菜個個都是轉基因，麥粒像西紅柿，西紅柿像西瓜。那時覺得自己和同學們的想象力超群，后來讀到大躍進時期的紅旗歌謠，“一個谷穗不算長，黃河上面架橋梁，十輛卡車并排走，火車駛過不晃蕩”，才發現只不過是“浮夸風”的集體無意識代代相傳。到了90年代初，2000年已經沒有那么遙遠，作文改成了暢想2008年。我記得自己在作文里，暢想生活的那座縣城在2008年成了奧運會主辦城市。

2000年終于就要到了，烏托邦沒有到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末世論的說法。先是諾查丹瑪斯的預言，據說1999年7月恐怖大王從天而降，接著是電腦千年蟲的說法，說是電腦程序的年份只使用兩位十進制，到2000年就會崩潰。一時各種末日預言沸沸揚揚，有段時間我常翻《推背圖》《燒餅歌》?？墒钦驹谛虑晷旒覅R的街頭，我意識到此前關于2000年的烏托邦或末世論都只是一種“書寫”?！皶鴮憽?，是我所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常用詞語。從田林新村回到位于桂林路的學校的路上，我有些焦慮。因為熬過一個通宵，我要趕快回去補覺，但是元旦假期結束之后，就要交一篇論文當作課程作業，現在一點著落都沒有。

二、馬槽書店

研究生的最初一兩年，我幾乎每天都會去馬槽書店。我所在的學校，文化氛圍稀薄，朋友們戲稱為“漕河涇師?！?。那時購書網站尚未普及，購書基本是在實體書店，馬槽書店是常去的地方。

最初馬槽書店位于上師大新村南門，只有報刊亭大小，但書籍以學術思想類為主，也會賣些思想文化類報刊，比如《讀書》《隨筆》《文匯讀書周報》等等，似乎是我見過的第一家“獨立書店”。（那時，“獨立書店”這個詞還不太流行，不像現在，“貓的天空之城”這種只有概念沒有書的明信片商店也被稱作“獨立書店”。）

等到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店主姜原來先生在桂林路和欽州南路路口的西南處租到一間房屋，裝修之后不僅書架擴充了很多，還有了喝茶的地方，書店具有了茶室的模樣?！榜R槽”的店名，來自《圣經》，姜原來先生在80年代末辭去公職并受洗成為基督徒，后來逐漸接過母親創辦的馬槽書店。學校里缺乏交流思想的公共空間，我和朋友們每天到馬槽書店看書聊天。雖然學生沒有太多消費能力，他卻沒有絲毫不快，每次見到我們總是要倒上一杯免費的茶水。書店里出沒著附近的讀書人，未必都從事學術專業，卻個個身懷絕技。

在此之前，張閎先生和我談到過他在馬槽書店的偶遇。有次見到我，他很高興地說，今天遇到一位法官，對文學非常熟悉，聊到喜歡的詩人，你猜他說的是誰？我自然猜不出來。張閎接著說，不是艾略特，也不是里爾克，這些都不意外，是一位叫特朗斯特羅姆的瑞典詩人，這個詩人到現在也只有幾首詩翻譯成中文，在80年代的《世界文學》刊登過。等到馬槽書店有了茶座，我終于見到這位傳說中的法官。他不僅對文學很熟悉，也是古典音樂發燒友。裝修后的馬槽書店彌漫著古典音樂的氣息，我對古典音樂的基礎知識大都來自那一兩年短暫的時間。古典音樂也是要講版本的，和書籍一樣。書店還有一位?？?，復旦大學英語系畢業，對詩歌的翻譯頗有專長。很久以后，我讀到以色列詩人阿米亥的《開·閉·開》，看到譯者名字，感到很熟悉，正是昔日馬槽書店的舊識黃福海先生。2015年底紹興路的詩集書店開張，與他偶遇，雖在同一座城市卻有十余年未見。

新的馬槽書店開張沒有多久，就因為租借的房屋到期，被迫搬遷了。一度轉移到對面酒店的一處房間，每天開放時間有限，似乎只有晚上可以營業。在朦朦朧朧的酒店燈光之下，見到了河西和殷羅畢二君，兩位均在被并入上海交大的上海農學院園林專業讀書，但都對文學有興趣。河西后來周游于上海各家媒體，最后落腳于《新民周刊》。殷羅畢后來跟隨張閎先生讀碩士，畢業后去《新京報》工作，后來再次跟隨張閎先生讀博士，畢業后再次北游京城。

馬槽書店有時也會放些獨立電影，賈樟柯的《小武》就是在這里看到的。姜原來先生的興趣逐漸轉移到他創作的話劇《貝多芬在中國》上，馬槽書店很快閉門謝客。只有新村南門的舊址，一直保留著報刊亭，存在了很長時間，留有一些無人問津的學術書籍，封面被曬褪了色，提醒著老顧客這里曾經存在過一家書店。我曾經幫馬槽書店一起去滬太路新華書店圖書批銷中心、文廟圖書批發市場等處進貨，深知獨立書店之艱難。圖書進價在六折到七折之間，銷售時又是八折到九折，利潤微薄，不要說房租和人力成本，來回進貨時的公交和盒飯費用，都要精打細算。所以我工作以后，買書會首選實體書店，哪怕價格要比網絡高一些。

馬槽書店的?？?，大都有著鮮明的“愛美的”（amateur）精神，既接近培根所說的“理想讀者”，又仿佛伍爾芙認同的“普通讀者”，“讀書是為了消遣，而不是為了傳授知識或糾正他人的看法”。對我來說，成為一名“理想讀者”或“普通讀者”的誘惑，遠遠大于成為一名專家或學者。我曾經在陜西南路的季風書園偶遇過法官先生，他帶我到上海音樂學院附近一個巷子里的古典音樂碟片店，一路七拐八繞，仿佛探訪某個秘境，“忘路之遠近”。那是一個夜晚，月黑風高，我后來“不復得路”，再也沒有找到過那家店，正如馬槽書店一去而不復返。

三、“芝麻開門”

1995年我進上海師范大學讀書的時候，張閎先生從華東師范大學博士畢業，進入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工作。雖然大學時代我所在的班級沒有排過他的課，我卻從他那里獲益很多。有時他下完課會到寢室找我，然后約上幾個朋友去附近飯館吃飯聊天，卡爾維諾、布爾加科夫、迪倫馬特或帕索里尼、伯格曼、費里尼，是朋友們經常交談的話題。

由于靠近大學，浦北路開設了一排快餐餐館。通常的盒飯店以大鍋菜為主，錯過了飯時只有殘余的冷炙。這些快餐店為了招攬食客，五塊錢一葷一素，均是現炒，米飯也是敞開供應，幾乎成為研究生們的食堂。有次，在《青年報》工作的謝海濤兄來學校，我們把他帶到這里，三個人三葷三素，擺滿了餐桌，買單的時候他發現只有15元，也很意外。不管冬天還是夏天，餐館的師傅在逼仄的廚房間都是滿頭大汗。只是由于研究生們的胃口都很驚人，米飯的飯碗越變越小。

經常在一起的是陳潤華兄。他是法商學院研究生，本科是中山大學地球科學系，卻是鐵桿的文學青年，雖然讀大學是在90年代初，卻有著濃厚的80年代氣息，手中有著幾十上百萬字的作品。等到準備考博的時候，潤華兄對未來的選擇猶疑不決，決定以拋硬幣的方式決定，把這個“艱巨的任務”交給我。拋完硬幣，他決心按照硬幣的“啟示”報考復旦大學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最終如愿。拋硬幣僅是一個儀式，如果那天硬幣的結果相反，潤華兄大概仍然會報考中文系，雖然他后來又回到政治學領域。

2000年的時候，張閎先生每次見到我，都要談到剛剛興起的網絡，強烈建議我上網。我第一次接觸網絡是在1998年左右，在同學家中，當時網絡信息有限，尚未有太大驚奇。在張閎的反復動員下，暑假的時候我嘗試上了一下網。

再次上網，感受到文化震驚，原來網絡已經如此春意盎然。尤其“橄欖樹”和“思想的境界”，讓我印象深刻?！伴蠙鞓洹笔且患椅膶W網站，由一些海外寫作者創辦，風格與熱鬧的“榕樹下”全然不同，安靜而純粹。在每日更新的內容之外，還有一份“橄欖樹文學月刊”，雖是網刊，編輯卻很認真，勝出此前看到的諸多文學刊物?！八枷氲木辰纭庇赡暇┐髮W教師李永剛先生創辦，每隔三五天就會更新幾十篇文章。此前大約十年，各路知識人手中積壓了許多無處發表的文章，通過“思想的境界”得以釋放。我在此讀到崔衛平女士翻譯的《哈維爾文集》，這本書對我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我迅速把這半年剛剛寫完但無處發表的文章發給他們，包括元旦假期完成的論文。與紙媒漫長的審稿不同，發去郵件沒過幾天，在這些網站上就看到自己的文章。作為一名剛剛入門的研究者，文章能與諸多熟悉的名字并置在一起，是不小的鼓勵。我甚至把這些頁面專門打印出來，作為紀念。

暑假結束，回到上海，我迅速辦理了寢室上網的手續。上網是按小時收費，具體費用記不太清楚，大約是每小時兩三元（網吧是每小時四元）。后來學校有上網套餐，每天有限定時間，我辦了三份套餐，仍然經常超時。每個月的上網費在兩三百元之間，是今天寬帶費用的兩三倍。但我從來沒有為這筆昂貴的費用而感到后悔，因為是否遇到網絡，將會決定我能否成為今天的我。

沒有寬帶的時代，上網需要調制解調器（MODEM，俗稱“貓”），每次撥號都有撕心裂肺的嘶啦嘶拉聲，仿佛貓的叫春，但這種聲音在我聽來無比悅耳。收到郵件時，outlook發出的叮咚聲，也仿佛“芝麻開門”的聲音。這些聲音，通往與“漕河涇師?！卞漠惖牧硪粋€世界。我一直慶幸自己在20余歲的時候遇到網絡。那是網絡最有思想活力的時期，聚集了很多對公共問題感興趣的網友，卻又沒有形成身份的等級。熟悉電腦技術的網友會建立自己的思想主頁和論壇（BBS），然后與同好互相建立鏈接。

我對新詩有興趣，迅速找到了“詩生活”和“靈石島”。這兩個網站至今依然健在，幾乎是個奇跡。參與“詩生活”編輯的有黑龍江的?？讼壬秃幽系纳酉壬?，兩位都沒有太強的派別意識，詩學趣味比較開放。最初，各路詩人都會在“詩生活”出現，也常在“詩生活”吵架，隨著創辦網站在技術上變得簡單，又紛紛自立門戶。樂趣園網站提供免費的BBS空間，有段時間每個派別都開設了一個自己的空間。也會有詩人把自己的新作貼遍每一個論壇，仿佛老軍醫把廣告貼遍每一個電線桿。我在“詩生活”開有評論家專欄，最初的新詩評論大都集中在那里，也認識了很多詩人朋友。靈石島是一個詩歌資料庫，主辦者李永毅先生是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生，和“思想的境界”的主辦者李永剛是兄弟。除了這兩家網站，“新青年”網站一度也頗為活躍，它分為若干板塊，有“文學大講堂”和“中國學術城”等。

“世紀中國”和“文化先鋒”是我最常去的兩個網站?！笆兰o中國”是一個嚴肅的思想網站，主要由許紀霖先生和劉擎先生主持。首頁每周更新大約三次，其中首發文章會支付稿費，稿費高于一般的學術刊物。我在上面發表過三五千字的文章，約有七八百元的稿費，在當時是不低的標準，正好可以彌補不低的網絡費用。

“世紀中國”設有論壇“世紀沙龍”，活躍著各路知識界人士。在實名制之前，論壇發言是無需注冊的，甚至可以每次發言換一個名字。網友經常根據發言內容取名，比如回帖內容是“無”，名字是“可奉告”，連在一起是“無可奉告”的意思?；蛘咭晃桓呷∶胺诉B長”，接著“匪排長”“匪班長”“匪兵甲”“匪兵乙”陸續出現，當然也會有“匪司令”。在論壇泡久了，即使一名網友不停變換姓名，也能根據他的風格判斷出姓甚名誰。這就像文學閱讀時常做的智力游戲，讀作品時不看作者，然后根據作品的美學風格判斷作者是誰。

“世紀沙龍”活躍著一對卡通人物“snoopy”和“garfield”，時間長了，認出是崔衛平女士和李大衛先生。李大衛是小說家，客居美國。有段時間他每天換一個網名，網名多是超現實主義風格，諸如“黃色的卡賓槍”等等。在“世紀沙龍”，我們這些網友常自稱學生，把版主叫做老師，但是學生經常給老師“添亂”，每每版主頒布一些規章，就會字斟句酌，討論其中的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后來，我被收編做了版主，再扔板磚就沒有那么自由了。

“世紀沙龍”的網友以從事專業研究的知識階層為主。（偏向于草根的公共思想討論平臺，是天涯社區的關天茶舍。）2001年的“911事件”、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2005年的“盧雪松事件”，“世紀沙龍”都是輿論集散地之一?！?11事件”爆發后，一片歡騰之聲，認為美國咎由自取。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出版的時候，我感覺說出了自己的心聲；1999年，“五八事件”時，我有些猶豫；等到2001年的“911事件”，我已經很難認同被仇恨綁架的民族主義，這個觀點后來再無改變。這種思想的變化和成型，與網絡論壇的討論密不可分。關于主要的歷史事件和公共問題，論壇時代幾乎都有過激烈的爭論，經過爭論之后形成的觀點反而會更加堅定。

“世紀沙龍”對我最有影響的是一名叫做“六月雪”的網友。這位網友是何身份，我至今也不知道。大約有兩三年的時間，我幾乎每天都與“六月雪”在網上交流數個小時?！傲卵狈路鹞鋫b小說里的蒙面高手，對人文社科的各種路數了如指掌，對學界八卦也極為熟諳。我的知識結構，很多是通過與“六月雪”的交流建立的。后來，“六月雪”突然消失，不知所蹤，這也很像武俠小說的情節。

“文化先鋒”主要由朱大可先生和張閎先生主持。通過網絡，張閎與客居澳大利亞的朱大可建立聯系，朱大可向我們推薦了MSN?；蛟S因為最初就使用MSN，我始終沒有用過QQ。朱大可此前曾在上海師范大學任教，1994年赴澳大利亞，他把自己主持的中文“澳大利亞新聞網”改成“文化先鋒”。與嚴肅的思想網站“世紀中國”不同，“文化先鋒”是充滿戲謔和反諷精神的文化網站，也是最早使用“標題黨”的網站，轉載新聞時換一個標題，立即化腐朽為神奇；“標題黨”今日已經泛濫，但是最初卻是讓人驚艷。

BBS開設之初，沒有人氣，我們模仿《新青年》“唱雙簧”的前輩，注冊了很多網名，在那里互相插科打諢。以至于所有新注冊的網友，我以為都是身邊朋友的化名，直到后來在各種場合聽到“文化先鋒”的名字，我才意識到那些新的網名是各地的網友。朱大可通過網絡恢復了與國內文化界的聯系，也決心從澳大利亞回國，在確定回來之前，先回來探過幾次路。朱大可以文筆犀利而著稱，一度在海內外聞名的余秋雨先生，在他的重炮《抹著文化口紅游蕩文壇》轟擊之下，搖搖欲墜。但朱大可本人并不屬于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冷風格，交往起來趣味叢生，他喜歡講述各種神秘主義的事件，讓我每次聽得將信將疑。

四、夏令營

2001年春夏之交，“snoopy”在“世紀沙龍”發出了邀請信，請“喂豬格格”（“還珠格格”的上海話諧音）、“蚊子”和我去北京她家中“夏令營”。兩位分別是張閎和任曉雯，任曉雯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主要興趣在于小說寫作。在媒體里，網友聚會就像今天的滴滴打車，常被描述為一種危險重重的事情?！皊noopy”后來告訴我，同事聽說她邀請了一群名字奇奇怪怪的網友，好心地提醒她當心上當受騙。

在去北京的時候，我決定先去揚州，與大學同學朱琺兄匯合。朱琺兄是我在大學時代為數不多的可以交談思想和文學的朋友。我們常在“漕河涇師?！钡牟賵錾弦贿吷⒉揭贿吢?，不知不覺繞著操場許多圈，或者一起騎自行車去書店或圖書館。有時，朱琺兄會帶我去桂林公園附近的老式民宅，同在上海師大讀書的林陽生兄租住在那里。我們徹夜聊天，結果往往是我中途睡著，醒來的時候發現他們仍在聊天，往往聊到了我很陌生的圍棋舊事。畢業后林陽生兄去北京，在北大“旁聽”。而朱琺兄則直升了王小盾先生的研究生，王小盾同時在上海師大和揚州大學師范學院（前身揚州師范學院）任教，住在揚州，朱琺追隨而去。這次，我和朱琺準備“夏令營”之后與林陽生重續夜聊舊情。

與我一起去揚州和北京的是王弘治兄，他也是我的大學同學，但在大學時代我們交往有限。等到讀研究生的時候，朱琺兄去了揚州，我和弘治兄慢慢熟悉起來。他們兩位都是松江二中畢業，大學時代更是長期壟斷了班級的第一名和第二名，畢業時順利保研，王弘治主攻語言學。我在大學時代，成績永遠屬于中等，很少拿優，也沒有不及格過，最后通過艱難的考研得以繼續攻讀研究生。

我去揚州，不僅與朱琺兄匯合，同時也見到了網友拇姬，他是揚州大學師范學院學生，在文學類BBS頗為活躍。拇姬顯然是筆名，他又名錢烈憲和徐來。錢烈憲后來以博客“錢烈憲要發言”而知名，直至因為發布了一條關于孔慶東的傳言被其助理刺傷而關閉。徐來是《想象中的動物》的作者，現在是果殼網主編。但錢烈憲和徐來也是筆名，他原名是徐德芳，每次看到這個名字，我總是想起八賢王趙德芳。我們在揚州逛瘦西湖，吃富春包子，去古舊書店。揚州大學師范學院的路上，密密麻麻的落滿了毛毛蟲，此前曾有毛毛蟲落到了朱琺兄穿著拖鞋的腳面上，我每次從那里經過，總是戰戰兢兢。我們借住在朱琺兄的住處，是老式平房，每天晚上紗門之外蚊聲如雷，但水龍頭又在門外，所以洗衣服的時候總是一邊搓洗，一邊不停跳躍以避開蚊子。

在出發去廣州之前，我收到崔衛平的郵件，她告知女兒鬧鬧同學最近正在考試，所以最好在考試結束后碰頭。但是我們的火車票已買，會提前一天到。揚州不通火車，我們到鎮江乘火車（這個細節我已遺忘殆盡，寫作期間恰與朱琺兄聚，幸承提醒），從北京站出來，看到遠處建筑物上醒目的政治標語，立即感受到首都的氣息。地鐵站仍在使用紙質的印著火車的地鐵票，提醒著北京和上海的不同。

我們先在小西天附近找到一家半地下室的旅館，然后打電話到崔衛平家，約定拜訪時間。雖然在網上和“snoopy”玩得沒大沒小，但要去見一位從未謀面的老師，還是有些緊張。等見到崔衛平，這種不安立即一掃而空。最初的邀請名單里沒有我的兩位朋友，但我介紹過他們的網名“龍子”和“注水豬肉”，她表示見過這些名字，邀請一起“夏令營”。崔衛平正與朋友聚會，我們沒有多聊，約定第二天碰頭時間。在短暫的時間里，她把兩位朋友從書房喊出，介紹給我們認識，一位是徐友漁先生，一位是雷頤先生。

第二天，我們就正式搬到崔衛平位于北京電影學院家屬院的住處，安營扎寨。張閎、任曉雯、七格（sieg）諸君隨后也陸續來到北京。因為是夏天，鋪張涼席即可睡覺，“男生”睡在書房，“女生”睡在臥室。房間變成了動物園，“snoopy”“喂豬格格”“蚊子”“龍子”“注水豬肉”出沒其中，真是應和了拇姬小說的標題“想象中的動物”。夏令營的時間雖然短暫，回憶起來卻很漫長，每日起床之后在早餐桌上就開始聊天，直至夜晚，期間排滿了與師友們的聚會。

最初是楊葵先生和唐大年先生接風，在一家監獄風格的餐廳里。楊葵當時在作家出版社，唐大年則做編劇。吃完飯后去三里屯的酒吧，他們約上很多朋友。那晚印象最深刻的是，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成功，但是身邊似乎沒有誰表現出電視上的亢奮之情。我更是完全忘了，自己曾經把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地定為家鄉的縣城。

有次和任曉雯一起赴“新青年·文學大講堂”的聚會，一位說話慢條斯理的女生，在碰頭地點等我們，把我們帶到餐館。2010年歲末看到馬雁故去的消息，我問任曉雯，那天來接我們的女生是不是馬雁，她說“是的”。馬驊來晚了，先自己倒了杯酒，一飲而盡以示抱歉。我們此前在上海見過，算是舊識。三年之后，馬驊落入瀾滄江，不知所蹤。同輩的友人，那么早就開始陸續凋零了。

世紀沙龍有一名叫做“張無?！钡木W友，熟諳哈耶克，經常與其他網友拍磚。他原名趙暉，后來以筆名莫之許而為讀者所知。那年夏天的《華夏時報》仿佛“桃花山”，莫之許在那里做評論部主任，聚集了網絡上的一眾好漢。崔衛平找到《華夏時報》的電話，聯系上莫之許，約他到家中一聚。最初在網上看到“張無?！敝更c時事，以為是位老者，見到發現是年輕的書生模樣。

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的王超先生剛拍出《安陽嬰兒》，在郝建先生家里舉辦觀影會，我們一起去看。郝建也在“世紀沙龍”經常出沒，雖然初見，并不陌生。他的網名是”溫斯頓“，來自《一九八四》里那位慢慢感覺這個國家有點不太對頭的真理部員工。

大約聚過十天時間，我們陸續散去。我和朱琺兄轉至林陽生處，事先已經約好北京一聚。后來莫言先生請張閎、崔衛平聚餐，張閎、崔衛平又把朱琺和我喊上?！叭绻敶袊骷耀@諾貝爾文學獎，莫言最有資格獲得”，自從我認識張閎先生，就聽他談到這個觀點，開始覺得過于異想天開，沒想到十余年后預言成真。莫言獲獎時的言論在輿論界引發一番爭議，或許他如自己所說，在小說里膽大包天，在生活中膽小如鼠。

住到林陽生家之后，他帶我們到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一游。成府街已經列入拆遷計劃，但是萬圣書園尚未搬遷，似乎有兩個門面，隔街而望。在走向萬圣書園的路上經過一家咖啡館，林陽生向我們介紹，這是“雕刻時光”，既是咖啡館，又會舉辦電影沙龍。在上海很少有機會接觸“地下電影”，只是在馬槽書店偶有觀看，網上資源也很少，沒想到“雕刻時光”里應有盡有，得來全不費功夫。

成府街貌不驚人，但別有洞天，這也是北京的迷人之處。很多地方魚龍混雜，有很多滿口火車的“忽悠”，也有很多隱于朝市的高人。上海則是涇渭分明，不是至交，平時基本不會往來。兩種風格各有千秋，我都喜歡。

在林陽生家，我們繼續桂林公園旁邊的徹夜聊天。按照慣例，又是我中途睡去，醒來的時候發現他和朱琺兄仍在聊天，聊到了我很陌生的圍棋舊事。

五、從文體意識到問題意識

這次去北京，除了朋友聚會之外，我自己還有一個正式理由，即打聽博士生招生信息。在北大中文系的過道里，看到第二年招博信息，好幾位資深的導師恰恰在那一年前后退休，看來只能另做打算。我的碩士生導師是陳娟女士，我是她最后一屆學生。我們年齡相差近40歲，但并無太多交流的隔閡，她對我治學的方向沒有太多限制，只是希望我不要畢業后就工作，而是繼續學術研究。我對經院式的學術未必有興趣，但也覺得學院生活是我希望的生活方式。那時的大學尚屬寬松，收入不高但是壓力也不大，核心期刊、課題申報等等的合圍尚未完成。

思考再三，我想到此前選過許紀霖先生的跨專業選修課。讀大學的時候，在《讀書》等雜志上讀到許紀霖先生的文章，后來得知他從華東理工大學調到我所在的上海師范大學，喜出望外。但是，在上選修課的時候，我還沒有準備從文學轉入歷史學專業。我的興趣主要在文學方面，對詩學尤其有興趣，志趣是做一名有文體意識的評論家。我的思維習慣是碎片化的，所以最初接觸后現代的理論沒有什么障礙。我在新詩評論方面，獲得了一些認可，如果繼續下去，寫作之途會比較順暢。但是許紀霖先生的治學主要是在思想史領域，更為注重思想的脈絡、譜系和系統性，與我的思維方式迥異。如果改換門庭，等于是要重新“脫胎換骨”一次。但我同時意識到自己的致命缺陷恰恰在于過于文學化、碎片化的思維，這在討論公共問題時可能會犯常識性的錯誤。如果博士階段再不校正這個問題，恐怕以后再無機會。文史哲不分家，中國現當代文學與中國近現代史有很多交集部分，不可能對中國近現代歷史一無所知，卻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有所收獲。我最后下定決心，從文學專業轉換到歷史學專業。文體意識和問題意識，同樣重要。

2002年春，許紀霖先生應華東師范大學之邀，返回母校。但是博士生招生還在上海師大?？荚嚨臅r候，正好碰到一位相識的老師，他看到我轉到歷史學專業，很為我擔心，擔心以后怎么找工作。高考填報志愿，我全部填寫中文系的時候，父母也有這個疑問?；蛟S是相信“天無絕人之路”，我總覺得無論做什么，只要對世俗生活要求不是太高，謀生總是沒有太大問題。

六、西山會

在“世紀沙龍”，認識了一位叫做“Popeye”（即愛吃菠菜的大力水手）的網友，他是張業松先生，當時在復旦大學博士后工作站。2002年秋天，復旦大學和蘇州大學合辦“第二屆胡風研究學術討論會”，張業松參與會議籌辦，邀請崔衛平、張閎和我參加會議。會議先在復旦大學召開，后在蘇州大學召開。到了會場，崔衛平介紹認識了陳家琪先生。他和張志揚先生、萌萌女士都來參加這次會議。這三位最初在湖北，后來同去海南，被視為哲學界“三劍客”。萌萌女士的父親曾卓先生，是七月派詩人，曾被卷入胡風案。上海大學的王鴻生先生與他們是舊識，也參加了此次會議。

王弘治的父親在位于太湖西山的療養院工作，那家療養院對外營業。因此開會以前，就和崔衛平、張閎商議，會后可至西山秋游，以續去年北游之樂。開會的時候和陳家琪、張志揚、萌萌、王鴻生、張業松諸位先生交流過，他們亦有興趣同游。于是會后我們趕到西山，與從上海直接趕去的王弘治、成慶、任曉雯等匯合。那家兩層樓的療養院只有我們這些客人，像是包場，我們住在里面也格外自在。

西山有銀杏樹和碧螺春，又有太湖三白（白魚、銀魚、白米蝦）。白天，王弘治的父親做導游，林屋洞、石公山、明月灣依次游過。我們在太湖上乘快艇，快艇司機故意開得又快又陡，讓我們的驚嘆聲此起彼伏。一時之間，無論長幼，仿佛又回到學生時代的集體出游。在住處附近，有不為人知的錢穆墓地?！耙簧鸀楣蕠谢辍钡腻X穆先生，去世之后“騎鯨渡?！?，睡臥于太湖西山的茶園果林之間。此處背山面湖，我們看著氣象萬千的湖水和天空，也感慨萬千。晚上，大家在療養院聊天、唱歌，興盡而歸。張閎領唱、集體合唱的《伯伯要當紅軍》，是聚會的高潮，以至于每每回憶到此段，都會想起那晚的歌聲。

因緣際會，有時無法意料。后來才知道，陳家琪先生那次前來開會，同時也應蘇州大學之邀，商談調動事宜。經過上海之時，同濟大學的孫周興先生聽聞此事，把陳家琪先生邀請到同濟大學。再后來，張閎先生、王鴻生先生和我都到了同濟大學。西山秋游時的師友，當時沒有一位與同濟有關，現在共有四位在同濟，可謂機緣巧合。

聚散離合，有時也難以預料。秋游中，萌萌將手機忘在一個景點，后來回去找到。手機失而復歸，大家都很高興，但是誰也沒有想到萌萌那時提到的肩膀疼痛并非那么簡單，竟是肺癌前兆。2006年，萌萌離世。

在蘇州大學開會的時候，住宿費要自己承擔。我為了節省費用，借住在臧北兄的住處，他正好住在蘇州大學附近。臧北是一位安靜的讀書人，也是一位安靜的詩人。他在揚州時和朱琺兄相識。那晚，臧北給我看過他手抄的自己喜愛的詩歌，如同一本失傳的秘笈。

在蘇州期間，臧北約詩人小海與張閎和我在藍色書屋一聚。小海先生寫現代詩，又有古風之從容。我們聚會的藍色書屋正值最有氣象的時候，思想文化類書籍進貨迅速而全備，附設的茶館也頗有人氣。我后來每次來蘇州，都會到藍色書屋，最后一次再去，書店改成二手書店，再后來就聽說藍色書屋關門了。我去蘇州必去的另一家書店是蘇州古舊書店，尤其三樓打折區，品種超過上海的同類書店，每次都會滿載而歸。最后一次再去，店面重新裝修過，打折區今非昔比，就再也沒去。

七、麗娃河畔的末代時光

由于許紀霖先生已經在華東師大執教，所以我在博士階段最熟悉的公交車就是224路或909路，幾乎每周都要乘車去華東師大，因此也趕上了華東師大在麗娃河畔的末代時光，部分彌補了在“漕河涇師?！钡娜焙?。今天華東師大在中山北路的校區依然存在，已不復當初的氣息。那時校園內外有好幾家書店，圖書館里有心中書社，后門有博師書店、大夏書店。大夏書店盛時在上海師大、昭通路（福州路附近）均有分店，后來陸續關門，再后來在地鐵站內偶遇周姓老板，他已經改行做皮鞋銷售。

每到答辯季，文科大樓的一樓貼滿了各種講座的通知，主講者大都是一時之俊彥。高華先生的講座，就是在那里聽到的。雖然講座很多，卻從來不缺聽眾，站著聽講是常態。學術研討會也很豐富。有次奉命去浦東機場接美國歷史學者JohnIsrael先生，開始擔心如何溝通，沒想到見面時我剛用蹩腳的英語問候，對方立即回答以流利的中文。在漫長的出租車回途中，這位學者談到他的研究方向是西南聯大，會議結束后他會到昆明繼續他的研究。途中他還詢問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是不是還有一年的軍訓，這讓我意外，因為除非經歷過90年代初，很少有人注意到兩所學校曾經實行一年軍訓以至于錄取分數線大降。后來他有件夾克衫的拉鏈壞了，詢問會務組如何去找裁縫店，一位會務組成員說你把衣服交給我吧，他拍了拍對方肩膀說：“你辦事，我放心！”這位學者的中文名字是易社強，他的著作《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后來被譯為中文，頗有影響。

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需要《新月》雜志的影印本，但是這套書已是奇貨可居，我只能在天涯社區“閑閑書話”發帖求購。一位網友以自己購買時的價格出讓，這位網友是華東師大的學生，于是約定上門去取。取書的時候，這位網友不在學校，委托同學將厚厚的《新月》影印本交給我。等到我的博士論文出版之后，問到對方的地址，寄去一本請指正，自始至終從未謀面，正可謂“相識何必曾相逢”。

每次課后，與成慶、宋宏、唐小兵諸君一起逛書店，然后找家餐館，討論最近買過或讀過的書或者“妄議”一下課上導師的觀點（需要坦白的是，“妄議”主要是我和成慶兄），是最快樂的事。

在世紀沙龍認識的網友“veron”，辭去湖北恩施電信公司的工作，來上?？佳?。他原名成慶，與古代一位門神同名，但他后來并未成為門神，而是成為居士。此是后話，暫且不說。成慶畢業于中南民族學院，讀大學期間對思想文化感興趣，畢業后回家鄉。工作清閑且有上網之便利，他開設了一個網站“思想的碎片”，并通過“世紀沙龍”認識了許紀霖先生。隨后他來上?？佳?，最初住在上海師大。有次安替兄途經上海，我們在冠生園路的一家餐館碰頭。2002年底、2003年初，知識界一度彌漫著樂觀的氣息，有家市場化媒體刊登社評，表示“輕舟已過萬重山”。剛創辦的《21世紀環球報道》讓人耳目一新，安替作為戰地記者奔赴伊拉克，沒想到后院起火，報紙關門，只能倉促回來。

在準備考研的同時，成慶在《國際金融報》兼職?！秶H金融報》雖在上海，但隸屬于人民日報社，收入不菲，且能解決戶籍。成慶一心向學，無意進入媒體，雖考研頗不順利，卻持之以恒，最終考入華東師大歷史系，畢業后去上海大學歷史系執教。

在華東師大社科部執教的宋宏兄比我年長十余歲，按理應該稱“老師”。但他始終是“頑童”心態，心理年齡比我還?。ㄎ以?4歲的時候做過心理年齡測試題，竟是42歲），所以我也就與他稱兄道弟。宋宏兄屬于述而不作的風格，不僅博覽群書，對于學界研究現狀和學界八卦都很熟悉。在論資排輩的學術界，這種風格難以有一席之地，但是與他每次聊天，都能感到他的內力之綿綿。

唐小兵兄畢業于湖南大學，后來于衡陽師范學院任教，因為在《書屋》雜志發表了一篇關于許紀霖先生的書評，與許紀霖先生建立聯系，后來考入華東師大歷史系。他與成慶兄同為2003級碩士研究生，宋宏兄則是2003級博士研究生。盡管我們都是同一位導師，但交往不只是因為“同門”關系，而是因為共同關心的話題比較接近。聚餐的時候也常會約上朱承兄，他是哲學系博士生，同樣選了許紀霖先生的課程，后來在上海大學工作。我對“同門”這個詞始終持敬而遠之的態度，也不太習慣被稱作“師兄”，更喜歡互稱姓名或者稱兄道弟。如果“同門”是學術共同體，自然是好事，但在學術界，“同門”常常是封閉性的利益化的共同體。

這些朋友都在華東師大。朱琺兄讀博期間回到上海，但常常在金山家中。王弘治兄碩士留校，搬到教工宿舍。陳潤華兄在復旦中文系讀博。讀博期間，身邊交流思想的朋友并不多。那兩年，正值大學要求在職老師要有博士學歷，許多在職高校教師前來讀博，同級博士年齡相當懸殊。記得入學時，同級一位博士生是48歲，正好是我年齡的兩倍。交流比較密切的是張寧先生，他是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正好在上海師大讀博，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張寧先生長期關注思想界的討論，有著很多洞見，他對左翼思想很有興趣，我們雖有分歧卻并不妨礙深入交流。這種有分歧的交流，更能呈現出思想的褶皺之處，比針鋒相對或一團和氣都要豐富。

八、南行記

碩士研究生期間，我寫過一篇關于《財主底兒女們》的文章，分析小說中的“民間節日”“精神地形圖”和“聲音神學”，大約12000字。參加“第二屆胡風研討會”的時候，我提交的就是這篇文章。但是內地的刊物無法接受這種風格的文章，于是我把文章通過電子信箱發給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二十一世紀》雜志。雖然很少能夠看到這份雜志，但是通過很多文章的腳注和出處已經對雜志耳熟能詳。

將近一年的時間沒有回音，倒也不意外，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封亂碼的郵件。大概是退稿通知吧，我暗暗地想。等我看到恢復為正常字體的郵件，意外地發現是用稿通知，同時告知文章太長，希望壓縮到8000字左右。這讓我很意外，內地雜志雖然都明確規定投稿發給編輯部，但似乎有一個潛規則，自由來稿是無效的（反而那些專收版面費的雜志，會兢兢業業地查看自由來稿，“愿者上鉤”），大都需要有人推薦或者是雜志約稿。對于在讀碩士生或博士生的文章，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有的雜志即使刊用，也希望能加上導師姓名，認為刊登研究生的文章會降低刊物檔次。但是《二十一世紀》沒有這個潛規則，不僅注重學界的先進，也很注重后學，文章壓縮后刊發于2003年2月的雜志上。

更讓我意外的是，隨后我收到一份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請函，邀請我參加“思想史上的個人、社會與國家”國際學術研討會。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由金觀濤先生主持，《二十一世紀》則由劉青峰女士主持。金觀濤先生曾主持在80年代領時代思潮的“走向未來”叢書。劉青峰女士是70年代民間流傳的《公開的情書》的作者（署名靳凡），談到文革期間的地下寫作，必然會講到這部小說。兩位關于“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的研究，在80年代風靡一時。80年代即將結束之際，他們居于香江，后來創辦《二十一世紀》雜志，致力于讓雜志成為華語世界的思想平臺。

香港是一個熟悉但遙遠的地名，正如在讀大學之前，上海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遙遠。我乘火車抵達香港，火車終點站是紅磡。大學四年，宿舍里回蕩著香港紅磡體育館演唱會的歌聲。我上鋪的張碩果兄是搖滾發燒友，長期在宿舍里播放各種搖滾，做“搖滾普及”工作。我開始沒有感覺，慢慢覺得有些意思?！肮媚锕媚?，你漂亮漂亮；警察警察，你拿著手槍”；“你說要汽車，你說要洋房；我不能偷，也不能搶；我只有一張吱吱嘎嘎的床，我騎著單車帶你去看夕陽”；“交個女朋友，還是養條狗”——這些歌詞很適合住滿了八名男生的擁擠宿舍。

從紅磡再乘地鐵到沙田香港中文大學，然后住進山上的賓館，從賓館窗戶可以看到遠處的大海，后來得知它的名字是吐露港。這次會議同時也是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的紀念活動，邀請了內地、香港、臺灣、日本、韓國的諸多學者。和我同住的是廣東省社科院的單世聯先生，此前曾接觸過他翻譯的《法蘭克福學派史》。我們臥聊至夜半，聽他談及大學時代做讀書筆記的往事。大約五六年以后，單世聯先生也到了上海，再向他請益問難，方便許多。

許紀霖先生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曾在此訪學，帶我參觀校園。新亞書院圓形廣場的圍墻上，刻有歷屆新亞書院畢業生的姓名，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三四位，余英時先生名列其中。廣場旁邊正在舉辦活動，香港中文大學即將更換校長，擬任新校長的劉遵義先生正在與香港中大的學生見面，并接受質詢。盡管對于香港的校園文化已有耳聞，看到現場依然會有不小的觸動。會后，許紀霖先生帶我到旺角二樓書店購書。在購書之余，許先生還把我帶到了SASA門口，告訴我這是化妝品折扣店，可以給女朋友帶點禮物。

會議之后，我去了久負盛名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在里面查看資料。那種可以滑動的書架讓我很是心儀，一直想在家復制，可是由于施工繁瑣且對建筑質量有較高要求，只能作罷。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任熊景明女士邀請參加午餐會，初次見面，不免有些陌生。十余年后，我們在蘇州同游拙政園（蘇州雖然去過不下十次，那卻是第一次游拙政園）、平江路和虎丘，已覺是老友重逢。

戴望舒寫過一首短詩《蕭紅墓畔口占》：“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我等待著，長夜漫漫。/你卻臥聽海濤閑話?！蔽覍ｉT去淺水灣尋訪蕭紅墓地，先至中環，再乘著雙層巴士穿過庭院深深的山中豪宅區，到達一處海灣。眼看海灣都是游客，沒有墓地景象，只能再踏上返程，一邊自我安慰，這正符合詩中所說，“寂寞的長途”比“放一束紅山茶”更適合緬想逝者。

這次會議讓我意外的是，與會的同代年輕學者，大都傾心國家主義。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印象，與會的錢永祥先生后來也談到自己的類似感受。

九、“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安慰”

返回上海，是從深圳經過，羅湖海關的體驗同樣讓我印象深刻。兩處僅隔數百米，一處精干高效，充滿職業精神，另一處卻是常見的呆板表情。這種區別，用“國民性”理論很難解釋。我從深圳經過，主要是為了見一位“文化先鋒”的網友。在文化先鋒BBS，有兩位網友仿佛江湖中的隱者，一位的網名已經不太記得，另一位是“搞搞震”。兩位都對文化思想熟諳在心，擅長文化先鋒的反諷話語，且出言無忌，顯然不是學院中人。后來和兩位都見過面，前者是朱大可執教上海財經大學時的學生，在捷克做導游，后者是深圳的唐浩兄。唐浩兄深圳大學畢業，平時喜歡讀書看電影，我冒昧住在他家，聊至半夜，在很多美學上的細微之處都有相通之處。直到他太太胡曉梅女士主持完電臺夜班節目回來，一起再聊一段時間，方才散去。

2000年，我兼職做過上海電臺一檔夜間節目的電話編輯，節目是電話問答形式。初做之前，我曾問過一個問題：如果沒有聽眾打電話，怎么辦？電臺里的“老法師”笑答，你冒充聽眾，給主持人打一個電話。等我坐在直播室隔壁的編輯室，才發現那個問題的幼稚，雖然節目是凌晨時分，四部熱線電話永遠在閃爍，無數人，無數困惑，仿佛整座城市被施了魔法。等到清晨，我騎著自行車返回學校，看到似乎恢復正常的城市，有些難以想象這座城市竟然有著那么多無法入睡并且也無處尋求安慰的生命?；蛟S，文學和思想的好處就在于，會讓人痛苦，但也能帶來慰藉，如海子的詩句：“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安慰”。

千禧年之夜，看著擠滿徐家匯的人群，我意識到，所有的人在下一個百年到來之際都將在另一個世界相聚。讓自己成為自己，自己不反對自己，是抵御時間流逝的最好方式。墨西哥詩人帕切科有一首只有兩行的《老友重聚》：“我們已經完全變成/二十歲的時候我們與之抗爭的東西?！敝袊娙四碌┮灿羞^類似的疑慮，“誰顧惜未來？沒有人心痛：/那改變明天的已為今天所改變?！痹谑棺约鹤兊妹魑?，需要“脫胎換骨”式的自我更新，所以，“那改變明天的已為今天所改變”有時又是必須的，只是需要自己把握那改變的舵盤。（本文寫于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