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下行背景下 勞動關系的變化趨勢與政策建議

張翼　汪建華

[摘要]在經濟下行背景下，當前我國勞動關系主要呈現出工人就業“短工化”、矛盾糾紛“頻發化”、行動訴求“短期化”的新趨勢。實體經濟轉型的困境、欠薪治理體系的不完善、工人群體代際構成的變化等，共同催生了當前勞動關系的緊張趨勢。為將各項相關矛盾管控在安全范疇，研究建議：應從經濟保障、制度健全、輿情監測等方面完善勞動糾紛治理體系；從降低企業稅負成本和管理成本而非勞動力成本的視角，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進一步完善工會基層組織的維權機制，回應新生代農民工的發展訴求；基于當前農民工的流動性特征，簡化司法程序，完善社保制度，提高統籌層次，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有效化解可能衍生的各類勞動關系矛盾。

[關鍵詞]經濟下行；勞動關系；就業“短工化”；矛盾糾紛“頻發化”；行動訴求“短期化”

[作者簡介]張翼，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汪建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一、勞動關系與社會穩定

近年來，全球范圍內的經濟衰退不斷引發社會層面各種形式的抗議活動，其對勞動關系、社會穩定和國家治理可能造成的挑戰，不容忽視。從世界范圍來看，2008年的金融危機，已引發了遍及歐美的勞工抗議和社會運動。這些抗議行動或在企業層面試圖限制資本逃離與裁員；或力圖通過街頭游行在國家層面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配置方向，要求政府給予勞動者而非資本更多的保護。

比如，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之下，大量勞工處于失業與降薪困境。一些工人嘗試采取一些“非?！贝胧┳柚构S裁員與關廠，英國和愛爾蘭工人的占領工廠行動，法國工人的“老板劫持”行動，就屬此類。{1}這些運動雖然抗議手段趨于激烈，卻反映了在歐美國家經濟整體不景氣的背景下，工人在資本面前的弱勢境況。另一些抗議行動則走向街頭，試圖影響政府的公共政策走向。金融危機爆發不久，法國、愛爾蘭、芬蘭、意大利、希臘等國的工會和歐洲工會聯合會先后發起大規模的抗議行動，這些行動旨在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政府改變親資本、削減公共服務、忽視失業和薪資待遇縮水等相關做法。{2}

當然，更多街頭抗議行動，超出工作場所勞資糾紛的范疇，參與人群包括社會中下層的各類人群，不限于工人群體。2016年春季，法國民眾為反對政府的新勞動法草案而發起“黑夜站立”運動，該草案旨在擴大雇主的用工自由、延長勞動時間，這樣的改革方案將在短期內進一步加劇失業率。{3}而早在2011年5月，飽受失業之苦的西班牙民眾便在各大城市發起“憤怒者”運動，他們試圖通過占領城市的公共空間，迫使政客和精英關注并回應底層的不滿情緒。{4}受“憤怒者”運動的影響，美國紐約也爆發了“占領華爾街”運動，運動很快蔓延至美國各大城市，并進一步觸發了其他國家的游行示威活動。{5}這些運動呈現出一些共同的特征：信息技術在運動的組織、動員、傳播中發揮重要作用；運動組織高度松散、扁平化；運動兼容性強，參與者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差別很大；運動目標泛化，參與者更多地在表達對貧富分化、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資本缺乏約束的不滿；年輕人面臨失業威脅最大，因而成為各種社會運動的主力軍。{6}

總體而言，受制于經濟全球化，西方發達國家勞工在去工業化進程中工作機會少、市場談判能力弱，很難通過傳統的勞工運動和集體談判達成利益訴求，只能更多地與其他中下層群體聯合，走向街頭，向現代民族國家施壓。在移民問題的影響下，也出現了反移民傾向的街頭群體性事件。

當前，我國經濟同樣面臨下行壓力，出口型加工制造業在訂單減少、成本上升、利潤下降的情況下，出現了關停并轉遷行為。能源企業和房地產相關配套行業也面臨去庫存壓力，在三四線城市收縮了陣線，這勢必帶來勞動關系領域的調整和沖突。但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仍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進程。再加上人口結構的轉變——尤其是勞動力人口的逐年下降{7}，使勞動力總體上處于供不應求的邊緣，勞動者并沒有受到潛在而大規模的失業威脅。因此，經濟下行導致的問題可能主要體現在生產場所的勞資沖突和糾紛中，暫時不至于演變為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輕視當前經濟下行可能引發的勞資沖突激化，以及對社會穩定的潛在挑戰。中國作為世界制造業的中心，有著全世界最為龐大的產業工人隊伍，而在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中，產業工人始終是團結能力最強的群體。近年來，我國產業工人的權益意識、發展訴求、動員能力迅速提升{8}，龐大的產業工人群體的變化與經濟下行趨勢相結合，其影響力絕對不可低估。因此，對經濟新常態下勞動關系變化趨勢的把握、對勞資沖突形成機制的分析、對勞資矛盾化解機制建構的探討，是當前最為緊要的政策議題，事關社會穩定大局。

當前學界主要從國家治理方式、勞動力市場結構、工廠體制、工人社區居住形態、農民工代際變化、互聯網技術普及等角度分析中國勞動沖突的形成與演化{9}，很少討論經濟下行對勞動關系的影響，畢竟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長期保持著持續增長。近年來，一些報告和研究開始注意到勞動關系的變化，并試圖將其與經濟形勢的變動聯系起來。比如，《中國企業勞動關系狀況報告（2014）》發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前三季度全國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的辦案數量和涉及金額相比去年同期均有顯著增長；而《中國民營企業勞動關系報告（2013）》則顯示，2010年至2013年，民營企業勞動爭議高發，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機構立案受理的私營企業案件占全部勞動爭議案件的比重不斷提升，其集體勞動爭議案件和涉及人數占比也在不斷上升。{10}有學者的研究則通過對2012年和2014年兩輪“中國勞動力調查”數據的綜合分析發現，近年來中國勞資關系呈現出矛盾源頭復雜化、處置方式多元化和處置結果兩極化的現象；并進一步指出，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戰略的推進將進一步加劇相關矛盾，既有勞動關系矛盾調處體系不足以應對經濟下行背景下可能的勞資糾紛洪潮，亟須形成源頭治理勞動關系矛盾的長效機制。{11}

上述研究揭示了近年來勞動關系的變化，但仍然未能展示經濟新常態對勞動關系的影響：一是缺乏經濟新常態背景下與勞動關系變化趨勢相關的數據。研究報告收集到的都是2014年以前的數據，但實際上習近平首次提及經濟新常態是在2014年5月份{12}，況且經濟形勢變化對勞動關系產生影響還需要一段過程，這意味著只有通過2014年以后與勞動糾紛相關的數據和案例，才能有效監測經濟下行對勞動關系的影響。二是經濟新常態對勞動關系的具體影響路徑并不清楚。經濟下行固然有可能引發失業、裁員、勞動者權益受損等方面的問題，并引發社會階層之間的沖突，至于這種沖突是表現為生產領域的勞資糾紛還是外化為街頭抗議，在不同國家可能差異很大。只有結合我國當前的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工人群體構成、勞動政策與勞動關系規制方式，才有可能真正厘清經濟下行對勞動關系的具體影響路徑，才能準確把握、評估經濟形勢對勞動關系的實質性影響?？梢哉f，經濟形勢是當前勞動關系變化的重要變量，但并不是唯一變量，更不是獨立起作用的變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