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測度研究

郭淑芬++馬宇紅

摘要

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的共同發展戰略。資源型區域常常會面臨資源枯竭、自然生態環境惡化等“資源詛咒”問題，其可持續發展潛力受到嚴峻挑戰，及時了解資源型區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水平對促進其走向可持續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首先通過理論推演分析，對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內涵與外延進行了界定，提出創新支持能力與轉型支持能力是該類型區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子能力，并從生存支持能力、經濟支持能力、環境支持能力、社會支持能力、創新支持能力、轉型支持能力六個子能力系統方面構建了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其次，采用全排列多邊形綜合圖示法以及距離協調度測算法，以典型資源型省域山西省為實證分析對象，對山西“資源型經濟轉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設立前后各兩個時點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等級及其協調度變化情況進行了測度比較。結果表明：2010年“綜改區”設立后，山西省可持續發展綜合能力有了較大的提升，由2007年的IV級弱持續發展水平提升到了2014年的Ⅱ級中可持續發展水平。但環境支持能力與轉型支持能力兩個子能力系統仍處在較低水平。同時，可持續發展能力系統內六大子能力系統的協調度有了較大改善，但仍存在環境支持能力與其他各子能力系統極度不協調的現象。實證結果對山西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具有重要理論指導意義，也反映了構建的指標體系具有較好的適用性。

關鍵詞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協調度；全排列多邊形綜合圖示法

中圖分類號F062.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7）07-0072-08DOI：10.12062/cpre.20170409

自聯合國環境與發展1992 年會議把可持續發展倡議為全人類共同的發展戰略以來，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最佳選擇[1]。但也正如Wilbanks所指出：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概念比較抽象，還不能形成較為完善的理論依據，如果把可持續發展戰略轉變為問題來分析，就要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具體的研究對象，也就是放到較具體的地理區域上[2]。因此，可持續發展必須要落實到一個特定的“地理區域”，由此提出區域可持續發展。區域可持續發展將區域作為一個動態變化的系統，研究區域內部不斷增長的發展需求與資源環境約束之間的協調程度[3]，是國家可持續發展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關于區域可持續發展問題，目前的主要研究成果可概括為兩方面內容，一是區域可持續發展水平，分析研究區域當前的可持續發展狀況。二是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探討區域所具有的實現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潛力與可能。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決定著其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實現性。因此，開展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資源型區域作為一種資源型產業占主導地位，資源型經濟特色突出，在區域分工體系中倚重于資源貿易的特殊類型的區域[4]，隨著資源逐步枯竭、自然生態環境惡化等“資源詛咒”問題的出現，資源型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性受到嚴峻挑戰。了解與評估資源型區域當前的可持續發展狀態與潛力就更加具有了必要性。目前研究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文獻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對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進行研究。李晶[5]、奚青梅[6]等構建的指標體系體現了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四個維度；陳旭升[7]基于壓力-狀態-變化-政策框架模型，從人口、經濟、社會、環境四個方面建立了反映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指標體系；張秦[8]從基礎支撐能力、發展能力、協調能力、持續能力方面界定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這些研究是本文建立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重要參考，但現有指標體系還不能很好地反映資源型區域的特殊性。在實證評測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時，已有研究也沒有進一步對可持續發展能力系統內各子能力間的協調度進行測度。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大小是由各子系統的發展能力和各子系統間的協調性共同決定的，只有系統內各子系統相互間協調發展，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才能更高。二是通過采用不同的模型對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評價。蘇哲[9]運用層次分析法、李丹[10]從生態足跡的角度出發、齊義軍[11]基于模糊綜合評價、朱明峰[12]借助 BP 神經網絡對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問題進行了測度研究。多數研究采用Delphi法或層次分析（AHP）法確定各評價指標權重。運用這類方法賦權時，多將經濟因素放在首要地位，對資源環境維度的重視不夠，因此可能出現在評測結果中某些以資源環境為代價而獲得經濟快速增長的區域，其可持續發展能力被偏高估計的現象。

基于此，本文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針對資源型區域發展陷入困境、急需轉型的特征，提出創新支持能力、轉型支持能力并將其納入到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在選擇評價模型時，出于盡量客觀的考慮，運用了全排列多邊形綜合圖示法。與傳統方法中通過專家主觀確定權重的方式相比，該方法只要參考實際數據確定指標的上限、下限和臨界值即可，大大降低了主觀性。另外，全排列多邊形綜合圖示法運用多維乘法計算綜合指數，與傳統加法相比，更加突出了整體大于或小于部分之和的系統整合原理。此外，本研究還選用距離協調度測算法對實證分析對象——山西省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子能力系統間的協調度進行了進一步分析。

1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理論分析

1.1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及其協調度的概念與構成

1.1.1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

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體現著區域未來的發展潛力與可持續可能。它涉及多方面的內容，不僅與一個區域的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水平有關，還與該區域的資源環境和生態系統支持能力相關。目前，關于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同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定義，大體可分為以下3類。其一是直接將可持續發展能力等同于可持續發展。持此觀點的主要學者有王黎明、毛漢英[13]等。他們提出，一個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是指該地區既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需求的綜合實力；其二是基于系統觀界定可持續發展能力。例如牛文元[14]提出可持續發展能力指系統在特定目標和階段內可以控制在可持續發展閾值內的概率；其三是從宏觀上認識可持續發展能力。聯合國[15]將可持續發展能力定義為一個國家以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前進的能力。也有學者對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外延分析。如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課題組指出[16]：國家或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可由生存支持能力、經濟支持能力、環境支持能力、社會支持能力、智力支持能力五個基本能力及其相互間的關系去衡量；姚曉東、曲福田[17]等也認同區域可持續能力由此五個方面能力構成。本文認為，界定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要基于區域、可持續發展和能力3個要素并可進行能力分解?；诖?，本文界定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為：一個特定的區域走向可持續發展的潛力與基礎體系。該能力是由該區域的基本生存資源、生態環境、經濟水平、社會發展等狀態所共同決定的。

1.1.2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構成

伴隨礦產資源開發的持續進行與資源價格波動，我國資源型區域逐漸面臨產業單一、資源耗竭、生態環境破壞、生存資源損耗、經濟增長乏力、社會不穩定等的“資源詛咒”困境。無論是在資源價格高企時期的經濟增長階段，還是價格低落時段的增長滯緩，資源型區域的不可持續性有著不一樣的反映。資源型區域要走出困境，就要通過轉型實現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17]。因此，轉型支持能力就成為資源型區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能力。對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綜合評價，就應將其具備的轉型支持能力納入到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評價體系中。所謂轉型支持能力，本文認為主要體現在資源型區域的產業轉型能力和社會轉型能力兩個方面。此外，資源型區域的產業轉型、新興產業培育、生態改善、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又必須立足于創新驅動，創新支持能力在資源型區域的可持續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本文嘗試突出資源型區域的創新支持能力。參閱文獻[16]中構建的指標體系，本文從生存支持能力、經濟支持能力、環境支持能力、社會支持能力、創新支持能力、轉型支持能力六個方面來建構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生存支持能力，是指滿足區域人民基本生存需求的能力，主要由區域內的生存資源稟賦、生存資源的穩定性與基礎設施建設能力決定。伴隨區域開放與合作對區域發展的作用愈益重要，基礎設施建設也已成為區域發展的基本需要。經濟支持能力主要指區域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可由區域經濟增長狀況、區域的對外貿易水平去反映；環境支持能力主要體現在一個區域的環境質量以及環境治理兩個方面，對資源型區域而言，環境治理成效直接決定著區域的可持續發展可能；社會支持能力主要體現在社會穩定以及區域內城鄉人民的生活質量水平兩個方面；創新支持能力主要指區域形成的創新環境，以及區域的創新投入與產出能力；轉型支持能力主要指區域產業轉型能力及社會轉型能力（詳見表1）。

1.1.3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協調度

協調是多個系統之間或系統要素之間和諧一致、配合得當所形成的一種良性循環狀態?？沙掷m發展能力的協調度是指可持續發展能力系統內，各子能力系統在區域發展過程中相互配合、協作達到和諧的程度。本文中特指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系統內各子能力間的協同程度。

本文首先評價了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系統內各子能力的可持續發展指數，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各子能力之間的協調性進行了測度。通過探究導致其協調性變化的指標，為資源型區域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提供一定建議。

1.2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根據對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理解，結合指標選取的綜合性、代表性、科學性和可獲得性原則，參考文獻[16]提出的指標體系，本著實現資源型區域特殊性的要求，本文構建了具有6個子能力系統，31個測度指標的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鑒于二級指標已在前文提及，在此重點對三級指標及評價指標進行釋義說明。

（1）生存資源稟賦。生存資源泛指那些維持人類基本生存需求、并能被直接開發利用的可再生資源，諸如耕地、水、空氣等。因此，本文選取人均耕地面積、人均水資源、二級以上天數占比來衡量區域內生存資源稟賦。其中，人均耕地面積、人均水資源分別表示按人平均的耕地數量和水資源數量，二級以上天數占比表示區域空氣質量。

（2）生存穩定與持續能力。生存穩定與持續能力反映系統對生存資源的利用效率，即系統將生存資源轉化為產出，并將產出轉化為經濟效益的能力。以農業為例，本文選取人均糧食產量與農業總產值來衡量區域生存穩定與持續能力。人均糧食產量，反映區域將耕地資源等投入轉化為農產品產出的能力，農業總產值反映區域將農產品轉化為經濟效益的能力。

（3）基礎設施能力。衡量區域內維持生存所必須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主要涉及到交通、通訊、網絡等方面。鑒于交通方面人均擁有公路里程等多年來沒有較明顯的變化，本文僅選取寬帶用戶數、移動電話用戶數來衡量現代基礎設施建設能力。

（4）經濟水平。指當前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本文選取人均GDP、人均固定資產投資額、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三個指標來衡量。（5）對外貿易。反映區域經濟的開放程度，本文選取實際利用外資額表示。

（6）環境質量。主要指區域邊界內空氣、水資源的質量。本文選取SO2年平均濃度表示大氣環境質量、化學需氧量減排量表示水環境質量。

（7）環境治理能力。指區域對環境治理的投入及效果。本文選取污染治理項目本年完成投資額占GDP比重來表示區域對環境治理的投入水平，固體廢物處理利用率（%）來表示區域環境治理效果。

（8）社會穩定能力。社會穩定主要受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社會就業水平，就業率越高，社會相對越穩定；二是社會公平程度，社會相對越公平，社會穩定程度越高。本文分別用城鎮登記失業率和城鄉居民收入比表示。

（9）生活質量水平。居民的生活質量體現在多個方面，本文選取城鎮化率、人均存款額、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四個指標進行衡量。

（10）創新支持能力。主要受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區域當前的創新環境，用區域綜合科技進步水平指數來表示；二是創新的投入產出水平，本文選取投入指標R&D經費支出占比、產出指標專利申請受理數、成果轉化效率指標技術市場成交額來表示。

（11）社會轉型能力。轉型重在以民為本，民生工程對轉型的順利進行至關重要。因此，社會轉型主要指政府對民生工程的支持改進及其效果。本文選取文教衛生科學事業費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新型合作醫療參合率、發展與民生指數來衡量。

（12）產業轉型能力。產業轉型包括區域產業升級及產業結構的轉變方向，本文分別選取萬人中第三產業從業人員、采礦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高新技術產業GDP占比來衡量。

1.3評價方法

1.3.1全排列多邊形綜合圖示法

全排列多邊形綜合圖示法是一種指標綜合方法。其意義是通過設定 n 個指標，以這些指標標準化后的上限值為半徑構筑一個中心 n 邊形，以這些指標的實際值的標準化值構成若干不規則n邊形，n 個指標可構成（n-1）！/2個不規則 n 邊形，這些不規則中心 n 邊形的頂點為n個指標首尾相連的一個全排列。不規則中心 n 邊形面積的均值與以標準化后的指標上限值為半徑構成的中心 n 邊形面積的比值即為綜合指數[18]。該綜合指數的大小可反映區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等級。具體評價步驟如下：

第一，采用公式（1）對指標進行標準化：

式（1）中，Uu 、Lu、Tu分別代表指標 Xu的最大值、最小值與均值，Su代表標準化后的指標值。

由式（1）可知，在進行標準化后的所有指標的取值都被壓縮在[-1，1]這個區間。當 Xu=Lu時，Su =-1；當 Xu=Uu時，Su=1；當Xu=Tu 時，Su=0。有n個指標時，可以得到一個正n邊形，該n邊形的n個頂點表示Su=1 時的值，中心點表示Su=-1時的值，各指標的標準化值則都處在中心點到頂點的線段上，而Su=0時構成的多邊形為指標的臨界區。臨界區的外部各指標經標準化后均為正，臨界區的內部各指標經標準化后均為負。

第二，通過公式（2）計算綜合指數S：

式（2）中，Si、Sj代表相應的單項指標值，i， j=1，2，…n，且Si≠Sj。

第三，設定可持續發展能力等級：

根據綜合指數S值的大小區分可持續發展能力等級。吳瓊、王如松[19]等對此進行過劃分，具體劃分標準如下：

當S≥0.75時，為Ⅰ級強可持續發展；當 0.5≤S<0.75時，為Ⅱ級中可持續發展；當 0.25≤S<0.5時，為Ⅲ級可持續發展；當S<0.25時，為Ⅳ級弱可持續發展。

本文對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等級劃分標準以此進行。

1.3.2距離協調度測算

現有研究中多采用距離協調度公式來測度系統內各子能力間的協調度。這種方法通過測量各子系統間的距離，來判斷其協調程度。即，子系統間距離越大，協調度越??；距離越小，協調度越大。設子系統或系統要素M1、M2在時點t 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量度函數分別為F1（t，x）和F2（t，y），則它們之間的距離大小可用離差系數C（t）來計量。兩個子系統或要素間的離差系數C（t）越小就意味著它們之間越協調，反之亦然。離差系數公式為式（3）：

式（3）中，s代表子系統或要素兩兩間的標準差，C（t）的值介于[0，1]區間上。當F1（t，x）=F2（t，y）時，C（t）=0，此時系統或要素間協調度最好；C（t）=1時，兩兩間協調度最差。

2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實證分析

山西省作為全國最典型的煤炭資源型省域，依賴煤炭資源的開發形成了以煤炭、冶金、煉焦、電力為支柱產業的典型的資源型經濟體系。然而長期的資源依賴卻也帶來了一系列綜合性問題，主要表現為全省支柱產業單一粗放、生態環境破壞嚴重，居民收入水平低且收入差距大、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社會創新動力不足、經濟發展方式落后等。全省可持續發展問題面臨嚴峻挑戰。2010年12月，國務院批準在山西全省范圍設立“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先行先試”探索破解產業轉型、生態修復、城鄉統籌、民生改善難題，全面改進四大領域、提高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熬C改區”設立以來，山西的資源型經濟轉型取得了一定進展，可持續發展能力得到一定提升。為進一步驗證本文構建的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科學性，也為了明確山西省“綜改區”設立以來的可持續能力變化情況，本文以山西省為例進行實證測度。

2.1數據來源與時間窗口

選擇山西省“綜改區”設立前后各兩個年份為實證分析的時間窗口期，分別是2007年、2010年、2012年、2014年，以這4個年份的截面數據進行分析。所有數據均來自相應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山西統計年鑒》、《山西省統計公報》及山西省相關政府部門官方網站。

2.2山西省可持續發展能力測度結果分析

采用全排列多邊形綜合圖示法對山西省不同發展時點（2007年、2010年、2012年、2014年）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綜合評價，結果表明：山西省可持續發展能力綜合指數從2007年的0提高到2014年的0.745，從2007年的IV弱可持續等級躍升到了2014年的Ⅱ級中可持續發展水平，6個子能力系統的可持續表現也發生了程度不同的向好變化。具體測度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山西可持續發展能力的6個子能力的變化情況如下：

（1）生存支持能力。2007年和2010年的山西省生存支持能力指數值較小，均處于IV級水平。隨著“綜改區”的設立，2012年山西省生存支持能力發展指數已達到Ⅱ級中可持續發展，2014年則達到Ⅰ級強可持續發展水平。這說明山西省近幾年來在資源轉化效率、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2）經濟支持能力。山西省經濟支持能力指數在2007年和2010年均處于IV級水平，“綜改區”設立以后迅速發展，到2012年，達到0.527，處于Ⅱ級中可持續發展，2014年達到Ⅰ級強可持續發展水平。這說明“綜改區”設立后，山西省經濟發展呈現出好的態勢，在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的同時，還注重了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不斷加強第三產業的發展，為實現區域全面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較好的經濟基礎。

（3）環境支持能力。山西省環境支持能力指數整體較差，除2012年處于Ⅱ級中可持續發展水平外，其余三個年份均處于IV級弱可持續發展水平。這說明山西省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需更加注重環境的保護，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從各個指標來看，污染治理項目本年完成投資額占比以及固體廢物處理利用率都處于較低水平，SO2年平均濃度有上升的趨勢。山西省未來還需加大對污染治理以及廢物處理利用等方面的投資，增強區域環境支持能力。

（4）社會支持能力。2007年、2010年的山西省社會支持能力指數均較低，僅處于IV級弱持續發展水平，2012年也僅達到Ⅲ級水平，而在2014年則達到Ⅰ級強可持續發展水平。這說明“綜改區”設立后，山西省社會支持能力發展較快，到2014年有了明顯的提升。從各個指標來看，城鎮登記失業率保持穩定、城鄉收入比有所下降，這說明山西省社會相對穩定，而城鎮化率、人均存款額兩項指標均有明顯的上升，城鎮以及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均有明顯的下降，這說明人民生活質量獲得較大提升。

（5）創新支持能力。2007年和2010年的山西省創新支持能力指數較低，均處于IV級弱持續發展水平。在“綜改區”設立后，得到了穩步的提升，在2012年達到Ⅲ級可持續發展水平，2014年達到Ⅰ級強可持續發展水平。這說明山西省政府越來越重視科研創新，不斷加大科研投入，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從具體指標來看，表示科研投入的指標R&D經費支出占比，和表示科研產出的專利申請數等均有顯著的增加，另外表示科研成果轉化率的技術市場成交額也有大幅提升。

（6）轉型支持能力。2007年山西省轉型支持能力指數處于極低的水平，2010年和2012年，處于Ⅲ級可持續水平，而到2014年處于Ⅰ級強可持續發展水平。這說明山西省的轉型取得了一定成效。從各項具體指標來看，在產業轉型方面，高新技術產業GDP占比有所上升，而采礦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有所下降，這說明山西省在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社會轉型方面，文教衛生科學事業費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有所增加，新型合作醫療參合率也逐年遞增，發展與民生指數也不斷增加，這說明山西省的社會轉型能力有所提高。

總體上看，從2007年到2014年，除環境支持能力水平等級幾乎停滯無變化外，全省的生存支持能力、社會支持能力、經濟支持能力、創新支持能力、轉型支持能力5個子能力水平都呈上升趨勢，且到2014年，這5個子能力系統均達到了Ⅰ級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等級?？梢哉f，山西省在“綜改區”設立后，可持續發展能力得到了顯著的提升。

2.3山西省可持續發展能力協調度的測算結果及分析

根據前文提供的關于區域可持續發展協調性評價的方法，以及山西省可持續發展能力計算結果，分別計算2007年、2010年、2012年、2014年山西省可持續發展能力各子能力兩兩之間的協調度C（t），計算結果如表3所示。

2007年，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協調度水平整體較差，各子能力兩兩之間的協調度指數基本均在0.5以上。結合前文得到的各子能力具體指數可知，2007年生存支持能力、創新支持能力、轉型支持能力三者指數基本接近于0，而社會支持能力、經濟支持能力、環境支持能力三者則相對較高，由此造成了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系統極不協調的現象。同時，也反映出2007年山西省的發展重心仍在社會經濟方面，在資源有效利用、產業轉型、科技創新方面還處于極低水平。

2010年，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協調度整體上有所改善。首先，轉型支持能力與社會支持能力、經濟支持能力、環境支持能力三者之間的協調度指數均有所下降，轉型支持能力指數提升，轉型逐漸受到了政府的重視，有所發展；其次，創新支持能力與社會支持能力、經濟支持能力、環境支持能力三者之間的協調度指數也有大幅度的下降，這主要是由于創新支持能力指數有明顯的增加，政府逐漸開始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投入。最后，生存支持能力與其他各子能力系統的協調度指數均降至0.5以下，生存支持能力指數相較于2007年有所提升，結合各指標具體數值看，主要是因為政府加大了對基礎設施的建設。

2012年，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協調度狀況有較大改善。除社會支持能力外，其他各子能力兩兩間的協調度指數均降到0.2以下。結合可持續發展能力具體指數可知，2012年生存支持能力（0.64）、經濟支持能力（0.53）、環境支持能力（0.62）、轉型支持能力（0.5）均達到了Ⅱ級中可持續發展水平，只有創新支持能力指數（0.45）和社會支持能力指數（0.33）還處于Ⅲ級可持續發展。這主要是因為，“綜改區”設立后，政府加大了對區域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型的相關投入，使得創新支持能力和轉型支持能力有較大提升，而區域內部人們的生活質量等方面則有待提高。

2014年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協調度狀況整體較好，只有環境支持能力與其他各子能力之間協調度相對較差。隨著“綜改區”的設立，山西省以資源型經濟轉型升級為主要目標，在產業轉型升級、區域科技創新、民生改善等方面都取得了進步，而環境“瓶頸”問題仍然突出，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任務較重。2014年，環境支持能力指數為0.149，處于IV級弱可持續發展水平。這其中，一方面可能有數據選擇的原因，另一方面，可能在于政府更加注重了經濟轉型及民生發展問題，對環境保護及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仍有待加強。

3結論及啟示

本文從分析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定義入手，界定了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內涵與外延，并基于體現資源型區域特殊性要求的考慮，構建了具有6個子能力系統，31個評價指標的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在6個子能力系統中，生存支持能力、經濟支持能力、環境支持能力、社會支持能力具有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一般性特點，轉型支持能力、創新支持能力則更加反映了資源型區域的特質與實現可持續的要求。

同時，為驗證構建的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合理性，選擇以典型資源型省域山西省為例進行了實證分析。采用的分析工具是全排列多邊形綜合圖示法。從實證結果看，“綜改區”設立前后山西省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有較大的變化，“綜改區”設立后，全省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有了較大提升。不僅綜合能力由2007年的IV級弱可持續發展，進入了2014年的Ⅱ級中可持續發展水平，而且6個子能力系統中除環境支持能力外的其他5個子能力的可持續等級均發生了躍升。該結果一定程度上真實反映了山西省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的成果，也說明本文所構建的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體系在資源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工作中具有較好適用性與科學性。

另外，本文還運用距離協調度測算法分析了可持續發展能力子能力間的協調性。從實證結果看，山西省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子能力系統協調度水平也有了較大改善，在2014年，除環境支持能力外，其他子能力之間基本實現了協調發展。但從各個指標的具體數值及可持續發展能力指數看，環境支持能力還處在較低的可持續發展水平。因此，山西省要提升全省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水平，則仍就需要在注重經濟發展的同時，加強生態環境保護與治污能力的提高。另外，轉型支持能力也處在較低水平，尤其表現在高新技術產業占比過于小。因此，對山西省而言不僅要完成傳統產業的升級，提高全省產業中的科技含量，更應尋找培育新興替代產業，大力引導與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真正實現資源型經濟轉型，實現資源型區域的可持續發展。

（編輯：劉呈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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