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金屬產業國際產能合作研究

黃健柏++劉京星

摘要隨著全球經濟發展放緩，金屬資源國內需求結構變化，資源約束壓力、產能過剩等問題更加突出。如何通過國際產能合作化解金屬產業難題是亟待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本文從中國金屬產業的現狀出發，借鑒美、日產能轉移的成功經驗，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大背景下探索適合中國金屬產業開展產能合作的新模式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研究認為，中國已成為世界金屬生產和消費大國且工業化進入中后期，具有進行國際產能合作的現實需求，“一帶一路”戰略為中國金屬產能國際轉移帶來了歷史契機。這種契機主要表現在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熱潮帶來全球金屬資源消費新的增長點，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戰略構建了一種新型地緣政治格局，既能增強中國在沿線國家中的貿易話語權，也為中國開展國際產能合作提供了條件。研究指出，在“一帶一路”戰略下，中國金屬產業的產能轉移應以“互利共贏”為基礎創新產能合作模式：即以產能合作推動產能轉移，達到產業互補經濟互惠的目的；以產能輸出取代產品輸出，有效回避西方國家針對中國的“雙反”政策；以基礎設施援建消化部分產能，在幫助沿線國家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消化自身部分富余產能。在合作策略上，應注重六個方面：一是充分利用“一帶一路”的戰略合作關系；二是實施低端轉移高端做強的策略方針；三是全方位開放和深化產能合作；四是開展境外產業園區建設和有色金屬精深加工工程；五是大力鼓勵民營資本參與；六是創新金屬礦業投資模式。

關鍵詞金屬資源；國際產能合作；一帶一路；模式創新

中圖分類號F062.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7）07-0001-07DOI：10.12062/cpre.20170457

金屬是國家工業經濟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金屬資源事關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金屬產業的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新形勢下，我國金屬資源面臨供給保障、產業轉型和貿易壁壘三重難題[1-2]，如何確保金屬產業走出困境同時建立一個長效的運行機制是亟待解決的現實難題。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不斷推進，通過國際產能合作幫助金屬產業走出困境受到廣泛的關注。國際產能合作的概念是由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12月與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會談中首次提出[3]。2015年4月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了中國裝備走出去和推進國際產能合作座談會并作了重要講話，提出要在努力推動外貿轉型、有效利用外資的基礎上，加快推進國際產能合作，使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在更高層次上深度融合[4]。同年5月，國務院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明確將鋼鐵及有色金屬列為我國重點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12個行業之一[4]。由于國際產能合作提出時間不長，國際上還缺乏相關的研究和實踐經驗，所以如何認識國際產能合作中可能遇到的問題，根據已有的國際經驗創新合作模式，提出合作的政策重點等都是值得研究的現實問題。本文全面梳理了當前中國金屬產業面臨的實際問題，結合“一帶一路”戰略這一重大歷史契機，以美、日成功的國際產能轉移經驗為借鑒，探討我國金屬產業國際產能合作的路徑和模式并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

1國際產能合作是中國金屬產業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徑

1.1中國金屬產業需要尋求國際產能合作

在經過本世紀初以來的高速發展之后，受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國內、國際需求變化的沖擊，我國金屬產業積累了許多矛盾和問題，形勢比較嚴峻：

（1）我國將長期面臨金屬資源供給保障問題。我國金屬資源消費居高不下，發達國家推行“再工業化”、東盟、印度的經濟加速發展，全球金屬資源供應將處于短期趨緩、長期趨緊的態勢。雖然我國金屬礦產資源儲量豐富，但由于人口眾多，人均儲量較世界平均水平還有很大差距。此外，由于我國資源稟賦與礦產資源消費的不匹配造成多數礦產依賴進口，研究表明2013年我國礦產資源綜合對外依存度高達41.2%[6]。研究顯示，到2020年，我國已探明儲量的24種重要金屬礦產資源中，僅有3種可保證需求，3種基本可以滿足需求，13種礦產難以滿足需求，5種礦產將肯定出現短缺。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力推TPP等貿易協定，各資源國紛紛加強對礦產品的管制，全球金屬資源流動格局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一些重要航道的安全也必須未雨綢繆，高度關注。

（2）我國金屬資源產業存在中低端產能過剩而高端產能供給不足的結構性矛盾。從2009年至今，我國電解鋁產能利用率已經近八年不足75%，全球電解鋁的增長主要集中在中國，行業基本處于虧損狀態。鋼鐵產業的形勢同樣不容樂觀，從2005年的3.5億t到2015年的8億t，中國鋼鐵產量高速增長。世界鋼鐵協會（WSA）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鋼鐵產量占世界產量的49.5%，產能接近12億t，而2015年全球鋼鐵名義需求僅有15.13億t，中國鋼材實際消費量為6.64億t，同比下降了5.4%，鋼鐵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然而在高端產能的供給上，卻存在明顯的短板。航空航天和其他高端制造業中所需的高性能材料還依賴進口。戰略性金屬的下游產能嚴重不足，廉價出口原材料，高價進口高附加值的高端材料。我國特鋼產量占鋼鐵總產量的6%左右，遠遠落后于日、德等發達國家。這種情況長期存在，既有重大經濟損失，也嚴重影響到國家安全。

（3）我國金屬產業在國際貿易中缺乏話語權。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價格形成方面缺乏影響力，長期面臨“一買就漲，一賣就跌”的窘境。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在全球布局中將全球資源戰略作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諸多大型資源型跨國公司壟斷全球的資源市場。金屬資源價格波動頻繁，中國相對稀缺的金屬礦種，其原材料價格不斷攀升，據鋼協（CISA）估計，近十年我國鐵礦石、銅和鋁資源進口累計損失高達3 000億—3 500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國具有壟斷優勢的資源，例如稀土、鎢等金屬則沒有定價話語權。長期以來，廣泛應用于高技術領域，出口份額約占世界95%的稀土卻年年只能以低價賣出。第二，在國際貿易訴訟中屢遭敗訴。近年來，受世界經濟弱勢復蘇的影響，貿易保護主義逐漸升溫，中國金屬企業的出口貿易頻頻遭到以歐盟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雙反”調查。2015年，國外對華啟動了98起貿易救濟調查中，鋼鐵及其制品和有色金屬制品的占比就超過50%[7]。在國際貿易中長期處于弱勢地位，讓中國金屬企業“走出去”困難重重，“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戰略的推進舉步維艱。

金屬資源產業面臨的現狀，簡單概括下來就是：需要的資源難以保障，過剩的產能難以消化，產業國際地位難以提升。能否通過國際產能合作，尋求以雙贏的方式緩解現階段金屬產業的困境，值得認真探討。

1.2“一帶一路”戰略為我國金屬產業國際產能合作提供重要機遇

“一帶一路”戰略是國家的重大中長期戰略，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耙粠б宦贰睉鹇缘耐七M對我國金屬產業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積極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一帶一路”戰略增加金屬資源供給保障?！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且互補性強，與中國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潛力巨大。至今已探明的沿線地區鐵礦石儲量676億t，錳礦石儲量2.38億t，鋁土礦儲量41.9億t，鉻鐵礦儲量2.84億t，銅礦儲量1.21億t，鎳礦儲量1 410萬t，鎢礦儲量215萬t，錫礦儲量307萬t，鉬礦儲量520萬t，鋰儲量350萬t，分別占世界的39.8%、41.8%、15%、59.2%、17.5%、19.1%、61.4%、65.3%、47.3%、26.9%，其中除了鎢礦和鉬礦以外均為我國難以保障供給的稀缺金屬[8]。 “一帶一路”戰略優先打通缺失路段，暢通瓶頸路段，提升國際道路通達水平。主要包括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西亞至波斯灣、中國至南亞等，陸上依托國際大通道，共同打造新亞歐大陸橋。這對于我國金屬資源進口渠道的多元化，緩解資源供給的壓力有重要意義。同時陸上進出口通道的擴大，對于緩解海上運輸通道的壓力，保障金屬資源的安全供給也有重要的戰略意義[6]。

（2）“一帶一路”戰略拉動金屬資源需求。對于金屬產業來說，傳統的出口市場已經開拓得比較充分，增量空間不大，國內的過剩產能很難消化?！耙粠б宦贰睉鹇愿采w的范圍非常廣，涉及43個亞洲國家、16個中東歐國家、4個獨聯體國和1個非洲國家，沿線有44億人口，21×104億美元的經濟規模，分別占全球的63%和29%。在國內消費難以加速啟動的情況下，“一帶一路”開辟了新的廣闊出口市場。來自亞行（ADB）的數據顯示，預計2010到2020年用于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將達到8×104億美元，其中每年的投資就超過7 300億美元。在金屬消費方面，100億元基礎建設投資大約需要33萬t鋼材。此外，在有色金屬消費結構中，17%的銅消費量用于電力設施，5%用于交通運輸；電子電力占鋁消費總量的12%，交通運輸占19%； 鋅消費量的22%被用于基礎設施建設，10%被用于交通運輸[9]。隨著中亞、南亞、東南亞等地基礎設施建設需求釋放，對輸油管道和電力等領域的投資加大將拉動全球金屬資源需求。

（3）“一帶一路”戰略提升金屬貿易話語權。首先，“一帶一路”戰略標志著中國第一次從被動的全球化參與者成為主動的國家間合作模式的創造者。中國積極與沿線國家開展經貿合作，通過幫助沿線國家發展基礎設施建設贏得沿線國家對中國崛起的信任，提高中國經濟的全球影響力?！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經濟具有互補性，中國擁有梯度優勢?！耙粠б宦贰毖鼐€65個國家工業化水平差距大，位于前工業化階段的國家僅有尼泊爾1個，14個國家處于工業化初期，16個國家位于工業化中期，位于工業化后期的國家有32個，只有新加坡和以色列已經實現工業化。沿線工業化水平高于中國的國家有14個，中國擁有梯度優勢進行產能轉移?！耙粠б宦贰睉鹇杂兄谥袊貥嫷鼐壵谓洕鷳鹇?。為應對中國“崛起”美國近年來積極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強化東亞軍事存在。在經濟領域積極主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排斥中國加入經濟合作俱樂部，導致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空間在東亞受到很大程度的壓縮[10]。借助“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倡議，積極與沿線國家展開合作，構建新的地緣政治關系，有助于平衡美國施加的戰略壓力。

綜上所述，在“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開展國際產能合作是中國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的一項重要戰略舉措，也是中國企業積極適應經濟全球化，參與國際產業分工，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必然選擇?！耙粠б宦贰睉鹇栽诮饘儋Y源供給、需求和貿易三方面為金屬產業開展國際產能合作提供了有利條件，把握好這一歷史契機，積極開展國際產能合作有助于達到互利雙贏的結果。

2美、日產能轉移的經驗借鑒

2.1產能轉移是產能合作的一種重要方式

國際產能合作是一種國際產業轉移與對外直接投資相結合的新模式，它強調合作國產業間的互通有無、調劑余缺和優勢互補[11]。狹義的產能合作就是指產能轉移，推動國際產能合作就是要利用經濟規模和巨大的潛在需求，通過對外投資及經濟技術合作實現國家間的產能轉移和產業梯次升級，主要強調過剩產能輸出[12]。廣義的國際產能合作是指不同國家利用各自在技術、資本、資源等方面的優勢開展合作，是一種典型的共生關系，前提是產業鏈上的互補和耦合，更強調互利共贏[13]?？梢?，產能轉移是產能合作的一種重要方式。但是也有西方學者將中國倡導的產能合作解讀為輸出過剩產能，和上世紀70年代發達工業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勞動密集型低端制造業構建不合理國際分工等同。然而從當前的全球形勢看，中國推動的國際產能合作與簡單的轉移過剩產能有著本質的區別。國際產能合作的基礎是平等、互利、共贏，是兩個存在意愿和需要的國家或地區之間進行產能供求跨國或跨地區配置的聯合行動。事實上，國際產能合作符合國際產業發展的基本規律，英、美、日等國在其工業化進程中都曾推動過國際產能轉移[3]。當前，國際產能合作的概念還處在萌芽階段，國際上主流的產能合作主要還是指產能轉移。在產能合作還缺乏實踐經驗的現階段，從美、日等發達國家推動產能轉移的過程中吸取寶貴的成功經驗，同時創新中國金屬產業國際產能合作模式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2.2美、日產能轉移的兩種模式

美、日作為世界的工業強國，在工業化進程中也曾面臨過金屬產業（鋼鐵）結構性矛盾的問題，通過推行國際產能轉移戰略，美、日兩國有效地化解了這一問題，并形成了兩種典型的國際產能轉移模式：基于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比較優勢”產業轉移模式和基于邊際擴張理論的“邊際產業轉移模式”[14]。

20世紀初，伴隨著第三次技術革命浪潮，冶煉技術取得了重大進步，在此期間原鋼冶煉成本下降了80%—90%，每噸鋼軌的價格也從1865年的165美元下降到1898年的18美元。鋼鐵冶煉技術突飛猛進使得美國鋼鐵工業生產力出現爆炸性增長，1870年美國鋼材總量還不足7萬t，到1910年就達到驚人的2 609.5萬t，40年時間增長了372倍，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5.9%[15]。上世紀50年代，伴隨著美國基本完成工業化，其國內鋼鐵需求下降，加之二戰結束德、日等戰敗國面臨著大量基礎設施重建，因此在當時第二次國際產業轉移浪潮中，美國鋼鐵產業向日本、德國進行了大規模國際產能轉移，這些國家雖然在地理位置上與美國相距甚遠，但它們工業基礎好，且戰后重建對鋼鐵需求大。美國是基于“比較優勢”理論的轉移模式，從美國經驗來看，只有其產品相比其他國家具有質量上的比較優勢，其他國家與美國相比具有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轉移才能發生，轉出國必須具備持續不斷的創新能力。然而，一旦產能承接國掌握了先進技術亦或是美國缺乏持續不斷的技術創新，這種轉移即會終止。美國鋼鐵產能轉移的目的一方面有效化解國內過剩的產能，另一方面通過技術優勢獲取壟斷利潤[16]。

戰后日本工業化的快速發展走出了一條與美國截然不同的產能轉移道路（見表1），20世紀70年代正值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浪潮，日本開始致力于發展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技術密集型產業，此時“重、厚、長、大”型的鋼鐵產業在日本國內已處在比較劣勢的地位。為了回避產業劣勢，集中精力發展新興產業，從1972年開始，日本的鋼鐵產業逐步向中國及其他東盟國家轉移，這些國家工業基礎差，但在地理位置上與日本接近。恰逢此時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新興工業經濟體正在發展重化工業，它們除了積極承接來自日本的鋼鐵產能外，還將本國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一些東盟國家，由此形成了產業的梯次轉移結構[14]。日本鋼鐵產能轉移的目的與美國也截然不同，主要是尋求更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更低廉的生產成本。其基于“邊際理論”的產業轉移模式的前提是轉移的產業在轉出國應屬于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相反該產業在產能的承接國應屬于比較優勢順序前端的產業，形成產業的梯次轉移。同樣的，隨著鋼鐵產能的承接國工業化進入中后期，鋼鐵產業逐漸淪為其“邊際產業”，它就不會在承接其它發達國家的過剩產能，反之，它會選擇工業化相對落后的國家成為它自己過剩產能的承接國。日本作為一個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其轉移具有明顯的資源導向，“邊際產業”轉移模式不僅有效地避免了產業劣勢，也獲得了更低的資源消耗和生產成本。

2.3美、日產能轉移的經驗借鑒

美、日推動的國際產能轉移雖然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模式，但卻可以總結出三條共性規律：首先，基本完成工業化進程是金屬產業產能轉移的前提條件。美國鋼鐵產能轉移發生在20世紀中期，事實上，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就已基本完成工業化。然而由于當時正值兩次世界大戰這一特殊歷史時期致使美國直到二戰結束后其鋼鐵工業才開始逐步向德國、日本轉移[18]。同樣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完成工業化后，鋼鐵工業開始向中國和韓國轉移[20]。其次，金屬產能位居世界前列是產能轉移的基礎。1910—1970年，美國鋼鐵產量始終占據世界第一的位置，其鋼鐵產業進行大規模國際轉移就發生在1950年。同樣的日本在1970—1996年鋼鐵產量位列全球第一，從其鋼鐵產能達到頂峰開始，日本就對其國內鋼鐵產業進行大規模轉移。最后，特殊歷史事件是產能轉移的推手。美國的鋼鐵產能轉移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大多數國家都面臨大規模的戰后重建，鋼鐵的需求量發生了井噴式的增長。日本的鋼鐵產能轉移發生在上世紀70—80年代，此時，新興國家正在加快工業化進程，對鋼鐵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

此外，在推動鋼鐵國際產能轉移的過程中，美、日還有三點值得學習的經驗：①美、日均充分利用有利的國際地緣政治背景。美國利用戰勝國優勢向戰后需要重建國（戰敗國）輸入技術與資本，轉移過剩產能，轉移的目標國涵蓋歐亞大陸。日本則利用地緣政治和中國等東南亞新興工業化國家開始加速工業化的機遇，其產能輸出的國家都是在地理上與其相鄰的國家。②采用“資本輸入+技術輸入”的方式帶動產能的梯度轉移。美、日在轉移其鋼鐵產能時都同時具有資本和技術的優勢，采用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模式，通過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建廠，將具有比較優勢的鋼鐵產品迅速打入本地市場，有效地輸出了國內的過剩產能。③國際產能轉移過程中堅持“退而不衰”的戰略。美、日等發達國家完成工業化進程后，鋼鐵消費量從頂峰滑落，但受龐大GDP總量、較高人均年收入和較強居民消費的支撐，鋼鐵消費量仍然維持在較高水平，美、日依舊是世界鋼鐵強國。其原因在于鋼鐵作為工業的基礎，在國民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中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出于戰略考慮，即便鋼鐵工業逐漸被邊緣化，政府仍然希望保有完整的鋼鐵工業[18]。

3中國金屬產業國際產能合作模式創新與對策建議

從美、日的經驗看來，我國金屬產業已具備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先決條件，一是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金屬生產國和消費國，二是已經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三是“一帶一路”戰略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機遇。然而，現階段，我國面臨的外部環境較美、日相比更加復雜，金屬產業面臨的狀況也不盡相同，我國的過剩產能和技術優勢主要在產業的中、低端，所以不能照搬美、日的模式，要在借鑒其成功的經驗上進行模式創新。

3.1金屬產業國際產能合作模式創新

金屬產業產能合作是“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金屬產業尋求國際合作的新模式，它既不同于美國的“比較優勢”產能轉移模式也有別于日本的“邊際產業”產能轉移模式，而是結合這兩種傳統模式的特點和中國現狀的一種模式創新。它的創新之處在于：

（1）以產能合作實現產能轉移。美國產能轉移為獲取壟斷利潤，日本產能轉移為獲取自然資源，而產能合作是一種雙向互利的合作方式?？梢曰ネㄓ袩o的產能合作顯然比傳統的貿易方式更受歡迎。在產業上存在互補的國家之間開展產能合作，可以充分利用兩國的資源和市場，同時減少長距離、大規模貿易帶來的浪費。中國將富余的金屬產能轉移到缺少相應產能的國家，一方面可以填補當地市場需求，推動東道國相關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還有利于降低基礎設施建設成本，擴大內需、增加就業從而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提升工業化水平[3]。

（2）以產能輸出取代產品輸出。由于金屬產品出口會擠占他國市場，在全球經濟形勢放緩的背景下，大規模低價出口還會導致國際上針對中國金屬材料反傾銷的措施不斷增加。隨著壓價競爭和“雙反”現象的加劇，單純依靠金屬產品出口，不僅國際貿易環境不允許，國內也面臨諸多問題。政府對環境標準的提高，各地對能源消耗的限制，同時還包括出口退稅的取消，大大降低了金屬材料出口的收益。以產能輸出取代產品輸出，一方面可以將富余產能轉移到國外從而實現優勢互補和互利共贏；另一方面，還可以將“出口產品”轉化為“本地產品”，以此規避國際貿易中帶來的摩擦和風險[21]。

（3）以基礎設施援建消化部分產能。多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處于工業化中初期階段，受限于本國的經濟實力，基礎設施相對落后。這些國家對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極度渴求，因為基礎設施建設能為本國經濟發展帶來“造血”功能。金屬資源是基礎設施建設中的重要物質材料，我國可以利用自身在資金、技術、勞動力等方面的優勢，對沿線國家進行交通、電力等特定基礎設施援建。一方面，通過援建可以直接消化鋼鐵及有色金屬產業部分富余產能；另一方面，通過援建改善交通環境從而間接促進金屬產能的消化。

3.2中國金屬產業國際產能合作策略

中國開展金屬產業國際產能合作應以解決金屬產業實際問題為導向，同時參照美、日的成功經驗并結合中國金屬產業實際情況展開。在具體的實施策略上，建議采取以下策略：

（1）充分利用“一帶一路”的戰略合作關系。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傳統地緣政治所指的邊緣地帶如今已成為連接歐亞的樞紐、互聯互通的要沖。然而由于牽涉的國家眾多，各自發展差異巨大，“一帶一路”統一的機制化建設較難，但區域、次區域機制化可以先行[22]。事實上，“一帶一路”覆蓋的歐亞大陸諸國正逐漸被納入以中國為核心的經濟和地緣政治體系中，這是“一帶一路”戰略帶來的得天獨厚的優勢。我國金屬企業應充分利用這樣一層地緣政治關系，先與周邊具有產業互補性的國家開展產能合作形成局部區域合作，再逐步向外擴張達到全區域合作的目的。

（2）實施低端轉移高端做強的戰略方針。美、日在進行大規模鋼鐵產能國際轉移之后仍然保有完整的鋼鐵工業，同時根據國家的需要，大力研發新技術、新產品，做強高端領域，至今美、日仍然是世界的鋼鐵強國。金屬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關系到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我國金屬產業長期面臨中低端產能過剩，高端產能大量依賴進口的窘境，在國際產能合作過程中，一方面要轉移國內富余的中低端產能，化解產能過?，F象，另一方面，通過合作學習吸取他國的先進技術，著力開發和發展高端的產能，提高我國金屬資源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3）全方位開放和深化合作。支持國內企業與境外科研機構、高校、科技型企業共同組建研發中心，全面提升產業水平，特別是在高端制造、裝備智能化、新材料領域開拓國外市場。同時以項目為依托，帶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從設計、工程建設、生產、先進設備以及標準、服務等全產業鏈輸出，全面提高國際化經營管理水平，逐步主導產業鏈全球治理。

（4）開展境外產業園區建設和有色金屬精深加工工程。以現有礦區或冶煉廠為基礎，建設產業鏈上下游集聚的工業園區，構建國際產能合作示范基地。圍繞擴大有色金屬材料的應用，規避貿易摩擦，在銅鋁材消費潛力較大的國家地區建設精深加工項目，拓展國際產能合作深度，全面提升我國有色金屬新材料的全球市場占有率。

（5）大力鼓勵民營資本參與。國家層面應完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產能合作的立法和保障制度，推動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產能合作，同時加強頂層設計，有序引導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產能合作。此外，還必須加大政策引導和支持力度，加強信息服務和人才扶持，多種渠道綜合解決民營企業國際產能合作的融資困難，提升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產能合作的積極性和競爭力。

（6）創新投資模式。由于金屬礦業投資具有周期長、投資大、風險高等特點，依靠傳統的投資模式存在諸多的缺陷。礦業投資模式應從實際出發，基于企業和礦種的特點，借鑒成功的企業案例，針對不同國家的特點推進差異化礦業投資模式創新。要充分利用國際礦業資本市場，參與風險勘探、購買產權、并購重組、參股包銷等，實現投資模式的多元化，以利于多渠道融通資金，降低風險。

（編輯：李琪）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黃健柏. 破解金屬資源安全保障的“中國難題”[J]. 有色冶金節能，2013（1）：6-9. [HUANG Jianbai. Problems of metal resource safeguard and guarantee and its solutions in China [J].Energy saving of nonferrous metallurgy， 2013（1）：6-9.]

[2]王昶，黃健柏. 中國金屬資源戰略形勢變化及其產業政策調整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S1）：391-394. [WANG Chang，HUANG Jianbai. The changes in strategic situation of Chinas metal resources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dustry policy [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S1）：391-394.]

[3]夏先良. 構筑“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J]. 國際貿易，2015（11）：26-33. [XIA Xianliang.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J].International trade， 2015（11）：26-33.]

[4]王吉全.用中國裝備和國際產能合作結緣世界 推動形成優進優出開放型經濟新格局[N]. 人民日報，2015-04-04（1）.[WANG Jiquan. Using Chinese equi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to become attached to the world driving to form optimal into optimal out， open type and new economic pattern [N].Peoples Daily，2015-04-04（1）.]

[5]李克強.國務院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R].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5：45-51. [LI Keqiang. The guidance of state council about advancing international capacity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operation[R]. The State Council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5：45-51.]

[6]李穎，陳其慎，柳群義，等. 中國海外礦產資源供應安全評價與形勢分析[J]. 資源科學，2015（5）：900-907. [LI Ying，CHEN Qishen，LIU Qunyi，et al.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overseas mineral resources supply security and analysis of the security situation for Chinas overseas resource supply [J].Resources science， 2015（5）：900-907.]

[7]查貴勇. 2015對華貿易救濟調查大盤點[N]. 國際商報，2016-01-20（A02）.[CHA Guiyong. Large inventory on trade remedy for China in 2015[N].International Business Daily， 2016-01-20（A02）.]

[8]梅燕雄，葉錦華，張金良，等. “一帶一路”能源資源合作基礎與前景[J]. 中國礦業，2016（2）：12-15.[MEI Yanxiong，YE Jinhua，ZHANG Jinliang，et al. Foundation and prospect of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cooperatio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J].China mining magazine，2016（2）：12-15.]

[9]劉開雄，趙曉輝. “一帶一路”有望提振全球有色金屬市場[N]. 中國礦業報，2015-06-02（A01）.[LIU Kaixiong，ZHAO Xiaohui. ‘The Belt and Road is expected to boost the global nonferrous metal market [N].China Mining， 2015-06-02（A01）.]

[10]李曉，李俊久. “一帶一路”與中國地緣政治經濟戰略的重構[J]. 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10）：30-59，156-157.[LI Xiao，LI Junjiu.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reshaping of Chinas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s strategy [J].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15（10）：30-59，156-157.]

[11]郭朝先，劉芳，皮思明. “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國際產能合作[J]. 國際展望，2016（3）：17-36，143.[GUO Chaoxian，LIU Fang，PI Sim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apacity cooperation[J]. Global review， 2016（3）：17-36，143.]

[12]曲鳳杰. 從群馬模式中突圍構筑新雁群模式[J]. 宏觀經濟管理，2016（9）：58-62. [QU Fengjie.Escaping from horses mode building new wild geese mode [J].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2016（9）：58-62.]

[13]張洪，梁松. 共生理論視角下國際產能合作的模式探析與機制構建[J]. 宏觀經濟研究，2015（12）：121-128. [ZHANG Hong，LIANG Song. Mode analysis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theory[J].Macroeconomics， 2015（12）：121-128.]

[14]董小君. 通過國際轉移化解過剩產能：全球五次浪潮、兩種模式及中國探索[J]. 經濟研究參考，2014（55）：3-18，53. [DONG Xiaojun. Resolving over capacity by international transfer：five global waves， two modes and China exploration[J].Review of economic research，2014（55）：3-18，53.]

[15]賈根良，楊威. 戰略性新興產業與美國經濟的崛起 [J].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2（1）：97-110. [JIA Genliang，YANG Wei.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American economic takeoff[J].Economic theor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2012（1）：97-110.]

[16]GOLD B， PEIRCE W S， ROSEGGER G. Diffusion of maj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n US iron and steel manufacturing[J].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70，18（3）： 218-241.

[17]DAVIS J H， IRWIN D A. The antebellum US iron industry： domestic production and foreign competition[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08， 45（3）： 254-269.

[18]TANG R Y W， CHAN K H.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of international transfer pricing： a JapanUnited States comparison[J]. Abacus， 1979， 15（1）： 3-12.

[19]韓爽，李凱. 鋼鐵工業國際轉移問題研究[J]. 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5）：334-337.[HAN Shuang，LI Kai.O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steel industry[J].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2005（5）：334-337.]

[20]JORGENSON D W， KURODA M， NISHIMIZU M. JapanUS industrylevel productivity comparisons， 1960-1979[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987， 1（1）： 1-30.

[21]陳萬欽，霍小龍. 推進國際鋼鐵產能合作若干問題的思考[J]. 國際經濟合作，2015（9）：23-28.[CHEN Wanqin，HUO Xiaolong.The think about some questions of boosting steel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2015（9）：23-28.]

[22]王義桅. “一帶一路”超越地緣政治[N]. 人民日報，2016-06-24（5）.[WANG Yiwei. ‘The Belt and Road surpasses geopolitics [N].Peoples Daily， 2016-06-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