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資源型產業轉型發展

楊丹輝++張艷芳++李鵬飛

摘要由于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長期滯后，加之國有經濟占比高，資源型產業普遍市場化程度相對較低，導致供給與需求錯配嚴重，難以適應工業4.0下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變革的需要。目前，受經濟周期和礦業周期疊加的共同影響，20世紀頭十年全球礦業發展黃金期告一段落，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低位波動，總體需求持續低迷。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國內資源性產品供求關系發生了一系列新的變化，迫切需要加快資源型產業轉型升級，從而更好地滿足加速工業化和城鎮化的要求。本文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分析資源型產業轉型發展的動因及其面臨的障礙，指出經濟下行導致資源領域供給與需求的矛盾進一步凸顯，在國家繼續嚴格實行強制性節能減排的情況下，主要能源和礦產品消費規模有可能提前達峰，這有助于實現中國向國際社會承諾到2030年碳排放總量達標的承諾。同時，由于在資源型產業“去產能”過程中，僵尸企業處置、人員安置等方面仍面臨諸多方面的障礙和制約因素，資源領域淘汰落后產能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會出現多輪反彈，進一步增加了行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阻力和風險。在以上結論基礎上，本文設計資源型產業轉型發展的路徑，提出加快綠色化、智能化轉型，推動資源型產業與非資源型產業融合發展的轉型路徑。本著“有進有退、以退促進”的原則，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促進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更加兼容，建立完善進入衰退階段的資源型產業有序退出的機制，切實降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社會成本。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資源型產業；轉型升級；綠色發展

中圖分類號F426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7）07-0018-07DOI：10.12062/cpre.20170459

無論歷史地還是辯證地看，一國（地區）經濟運行中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是長期存在的。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供給和需求都有可能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過去三十余年間，針對各個時期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中國經濟改革也曾在供給側或需求側輪番發力，集中解決阻礙生產力進步的突出問題。數輪改革對中國經濟的積極作用有目共睹，但就供給與需求之間矛盾的絕對性而言，漸進式的改革不可能一勞永逸，而是需要通過高強度、高質量的制度創新，不斷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主要以投資和出口拉動的高增長，將經濟總量帶入世界第二的高位，贏得了全球第一制造大國和貨物貿易大國的地位。然而，伴隨著壓縮式的加速工業化和持續擴張的資源消耗，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日益凸顯。低水平的產能大面積過剩，庫存不斷累積，綜合要素成本快速攀升。同時，高杠桿化導致銀行業資產質量下降的風險加劇，實體經濟的整體脆弱性進一步放大。這些經濟運行中的“負能量”使得供給側再度演化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繼而成為中央做出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依據。

受國際市場低迷和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等影響，中國資源消費規模擴張趨勢放緩，主要資源性產品生產規模逼近峰值，行業經濟效益持續下滑。面對嚴峻的行業形勢，資源型產業轉型發展迫在眉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資源型產業轉型升級確立了新的目標方向，世界范圍內綠色化、智能化發展趨勢能否引領陷入低谷全球礦業，需要進行更客觀、深入的觀察，而中國資源型產業實現轉型發展則應在供給和需求兩側做出制度設計。

1文獻簡評

有關資源型產業轉型發展的課題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研究資源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1-2]。20世紀90年代，Auty[3]、Sach & Warner[4]等人逐步將相關研究的焦點引向資源富集度與經濟增長的負相關關系，提出了著名的“資源詛咒”命題，進一步凸顯出資源產業轉型所面臨的路徑難題。近年來，有學者指出，所謂的資源詛咒實際上是“制度詛咒”，資源產業集聚地區遭遇的可持續性問題，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其區位條件的改變，而在于經濟社會制度失靈導致轉型失敗或成本過高 [5-6] 。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對加速工業化背景下資源型產業過度投資、周期性繁榮、轉型模式、轉型政策以及接續產業發展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馮宗憲等[7]通過實證和案例分析，發現生產要素過多流入資源型產業導致中國多個地區出現了資源詛咒——“荷蘭病”現象。由于中國絕大多數資源富集地區的產業結構畸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基于比較優勢的市場運行規律會自動強化當地本已單一的產業結構，進而擠占先進制造業和高端服務業發展所需的要素。且不同于荷蘭、挪威等發達國家，中國資源詛咒的主要癥結在于擠出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而非提高勞動力雇傭成本。張復明和景普秋[8]分析了資源型經濟的自強機制，并強調突破資源優勢陷阱機制關鍵在于打破原有的資源自循環機制和路徑依賴，引入學習與創新活動，調整資源收益分配機制，實現產業協調與轉型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學者以山西省為研究對象，構建了資源型產業與非資源型產業實現轉型升級的綜合性制度框架和均衡發展機制[9]。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對資源型產業發展帶來巨大壓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的重點任務之中，“去產能”對市場需求普遍萎縮、企業效益明顯下滑的資源企業而言是尤為嚴峻的挑戰。不少學者[10-11]對中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依據和政策工具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解讀，其中一些觀點為設計資源型產業轉型發展的路徑和政策支撐體系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田原、孫慧的研究[12]則進一步強調了綠色發展、“一帶一路”等新發展理念和國家重大戰略平臺對資源型產業轉型的重要支撐作用。

本文分析資源型產業轉型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和內部條件，提出資源型產業的轉型路徑、退出機制及保障措施。

2中國資源型產業轉型發展的動因與條件

2.1全球礦業走勢：周期性因素與新工業革命的影響

20世紀頭十年，全球礦業經歷了黃金發展期，經濟快速增長催生了新興經濟體對化石能源、礦產品不斷擴大的需求，直接刺激了礦業投資和礦產品價格上漲。然而，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需求持續低迷，在經濟周期與礦業周期的下行波段相互疊加的作用下，2014年以來，國際市場上大宗商品價格普遍下跌，資源型產業發展陷入低谷，澳大利亞、加拿大、俄羅斯、巴西、秘魯等世界主要礦產國家GDP相繼下滑。進入2016年下半年，盡管部分品種的價格出現了恢復性反彈，但總體來看，全球礦業發展仍未真正走出“寒冬”。一般而言，價格信號通過需求傳導到供給側往往會有一定的時滯。實際上，礦產品供給方針對市場需求變化已經開始做出調整，直接表現為在行業上游的勘探勘察環節，投資正在大幅收縮。以有色金屬行業為例，來自SNL金屬和礦業公司的數據顯示，世界范圍內有色金屬勘察投入由2005年的50億美元急劇攀升至2012年的202億美元，2016年則快速下跌至68.5億美元。行業上游投入放緩、項目儲備減少將對未來資源型產業發展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

另一個困擾全球礦業發展，且引發諸多爭議的問題是：現階段需求變化導致的礦業發展困境僅僅是周期性的，還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回顧過去百年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世界范圍內資源型產業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礦業發展具有較為鮮明而獨特的周期性特征，礦業周期與經濟周期并不完全重疊，但大致保持10—15年為一輪周期。根據以往初級產品的供求規律，礦產資源界普遍認為國際市場能源和初級產品價格的波動雖然受周期性因素影響，而且不排除重大技術突破對資源性產品產生的替代效應以及資源利用效率的顯著提高，但總體來看，資源性產品不可再生的特點決定了其稀缺性將長期存在，而消費規模持續擴張也將強化礦產品的需求剛性，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在較長時期內呈螺旋式上升的趨勢，并將在高位持續頻繁波動。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近年來，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力推再工業化戰略，對經濟結構過度虛擬化進行糾偏，旨在以創新激發制造業活力，重振實體經濟。值得注意的是，發達國家戰略舉措的效果確乎逐步顯現，科學技術和商業模式新一輪創新浪潮與新工業革命深度交互，全球工業發展開啟了4.0時代。憑以往的經驗判斷，發達國家“再工業化”以及“去虛入實”的進程會刺激能源和礦產需求。然而，工業4.0以及第三次工業革命及其帶來的生產組織方式、資源利用方式以及商業模式的變革包括增量制造、3D打印以及制造業的智能化、服務化卻有可能顛覆這一規律。新工業革命的主導技術和產業不僅有助于緩解資源性產品的不可再生性，而且更大的理念和現實沖擊還在于新興技術改變了礦產資源的消費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工業領域礦產品需求的剛性，從而使世界范圍內部分礦產品消費規模提前達峰的可能性增大。一方面，從資源環境約束下獲得“解放”的實體經濟將彰顯更大的活力和創造力；另一方面，工業4.0的智能化、綠色化、數字化特質將形成“倒逼機制”，推動作為工業基礎和上游產業的資源型產業開啟全面、深刻的轉型，以適應新工業革命對工業原材料形態、制備過程、供給方式的要求。

2.2中國資源型產業：需求變化與行業績效

21世紀初的前十年同樣是中國資源型產業發展的黃金期。加速工業化、城鎮化引發能源和礦產品的巨大需求，帶動中國資源型產業快速發展，利潤總額持續增長。但2011年以來，受國際市場低迷和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等影響，中國資源行業開始步入蕭條，行業利潤總額大幅下降，2015年資源行業利潤總額為2 744億元，較2011年降幅達75%，較2014年進一步下降56.06%（見圖1）?？梢?，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積累的大量低水平產能已經無法繼續為礦企盈利。由于經濟效益持續下滑，資源企業的資產負債情況不斷惡化。據波士頓咨詢公司統計，產能嚴重過剩的煤炭、鋼鐵、有色、水泥四大資源型產業，未來有可能向金融市場釋放1×104億—2×104億元的呆壞賬，成為銀行業和金融市場穩定發展的重大隱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能及時、順利實現轉型或退出，本已成為僵尸企業“重災區”的資源型產業將背負更加沉重的包袱，不僅占用巨量社會資源，而且累及整個實體經濟轉型升級。

再從需求側觀察，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經濟增速換擋的壓力與結構調整的陣痛疊加，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企業效益下降（見圖2）。短時期內，外需不足，固定資產投資減速，加之工業企業去庫存等因素的影響，直接制約資源性產品消費規模的擴張。同時，中國已步入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基礎設施高速建設時代接近尾聲，經濟結構轉型加速，主要表現為服務業增速及其占GDP的比重超過工業，經濟增長對能源、礦產需求的拉動作用有所減弱，主要能源和資源性產品消費增速放緩。2011年以來，我國一次能源消費量增速逐年下降。其中，2015年一次能源消費量約43億t標煤，較2014年增長僅0.94%（見圖2）。另外，2014年和2015年鋼鐵消費量連續下降，合計下降幅度接近韓國2014年粗鋼消費總量（5 783萬t），降幅之大遠超預期。2015年，中國精煉銅、精煉鉛、精煉鋅消費量分別約為1 080萬t、380萬t、630萬t，較2014年分別下降4.3%、9.0%、1.2%。未來隨著科技的發展，中國資源消耗強度仍處在下降空間，將進一步制約資源消費規模的擴張。

需要強調的是，在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條件下，中國主要能源、資源性產品消費開始加速逼近峰值。由于傳統領域對能源和礦產品的需求已基本得到滿足，2015年，中國煤炭、鐵礦石、粗鋼、螢石等產量均較上年減少，生產規?；蚪咏逯?。一是煤炭需求及產量峰值均提前來臨。生態文明建設要求、水電核電光伏等清潔能源快速發展以及實施煤改氣工程，促使煤炭消費與產量峰值有可能提前到來；二是鐵礦石消費強度減弱，市場競爭進入相持階段。2015年，全國鐵礦石原礦產量為13.8億t，同比減少7.7%。粗鋼產量為8億t，同比減少2.2%。雖然2016年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化“去產能”的大背景下，國內鋼鐵市場需求和價格幾經反彈，形成震蕩“拉鋸”的局面，但由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化工業發展拉動的粗鋼產量和消費量快速擴張的勢頭有所放緩；三是主要有色金屬礦產基本需求增長速度出現可控態勢。與此同時，日益凸顯的生態環境問題導致部分污染嚴重的礦山關停，主要有色金屬礦產產量將陸續回落。2015年，中國10種有色金屬產量5 515.8萬t，同比增長6.8%，增速較2014年回落0.6個百分點（見表1）。從這種態勢來看，作為碳排放的主要部門，能源和主要礦產品碳排放有望提前達峰[13]，這無疑有利于實現中國政府向國際社會做出的到2030年碳排放總量達峰的承諾，同時進一步加大了資源型產業“去產能”、加快轉型的壓力。

2.3轉型升級的障礙

過去十余年中國資源型產業雖然得到快速發展，但同時也造成了煤炭、鋼鐵、有色等行業產能盲目擴張。為應對市場萎縮的沖擊，在國家供給側改革推進過程中，國內大型冶煉企業相繼宣布了減產計劃，這些減產計劃與過剩產能相比差距較大。特別是2016年煤炭和鋼鐵等產品價格數次出現反彈甚至暴漲行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企業的觀望情緒。在人員安置和資金流的巨大壓力下，未來化解過剩產能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應該看到，人員安置和債務處理是資源型產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轉型發展面臨的最主要的兩大障礙。就目前的政策環境而言，如果將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類用于安置下崗職工的專項基金用足用到位，職工安置問題有望有序解決，而在債務處理方面，資源企業如果過多依賴市場化手段，走資產證券化、債轉股等途徑，將加大金融系統風險。以煤炭行業為例，煤炭行業去產能工作是前幾年煤炭行業脫困的延續和深化。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數據，2015年煤炭行業負債攀升至3.68×104億元，煤炭企業普遍性資產負債率較高，銀行信貸壓力非常大。鋼鐵行業的情況同樣不容客觀，2015年中鋼協統計的重點大中型企業平均負債率超過70%。部分企業已經嚴重資不抵債，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但由于資產龐大、就業人員多、社會影響范圍廣，企業資產處置、債務處理困難，一次性關停難度大，退出渠道不暢，僅能依靠銀行貸款維持生產，最終淪為僵尸企業。而據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發布數據，2015年末規模以上有色金屬工業企業負債總額24 845.4億元，同比增長4.6%；資產負債率為63.5%，比上年增加了0.2個百分點，債務負擔明顯加重。

因此，無論從外部環境還是內部條件來看，我國資源型產業的結構調整與升級迫在眉睫。然而，面對資源型產業以往帶來的巨額利潤，資源富集地區對資源型產業產生嚴重依賴，導致整個區域內產業結構單一，資源大量消耗和環境污染嚴重。同時，傳統產業對資源性產品較為穩定的需求使得礦企往往擁有更加穩定的供應鏈，致使其直面市場、配置要素的能力建設長期不足，產業轉型升級面臨一系列困難和障礙。首先，缺乏轉型升級主動性。資源型產業高度依賴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從產業鏈構成的角度看，資源型產業自身可分解為上、中、下游三個產業鏈環節，傳統資源型產業過分倚仗采掘業及礦產品初級加工業。這種路徑依賴和鎖定效應的內在機理除了技術變遷產生自我強化效應之外，更來自因產業分工和經濟增長共同形成的自我擴張效應。一旦資源枯竭，資源型產業發展將不可持續。而只要不到資源枯竭的臨界點，企業基本不具備自主轉型的動力。其次，產業技術創新能力不足。在資源租金的可觀收益吸引下，企業和地方政府往往更注重眼前利益，將更多的資本和人力投到技術貢獻率較低的初級資源開發和生產部門，進而帶來的后果是研發投入和產出的相對減少。新技術需求和創新動力的減弱意味著對技術創新能力產生了擠出效應，勢必使整個產業或地區陷入“資源詛咒”。再次，管理體制不合理。由于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不到位，資源型產業的市場化進程普遍遲緩，市場機制尚未在資源型產業發揮決定性的配置作用，導致資源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形成了高度集中與復雜的企地關系。長期以來，資源企業與當地政府之間的這種政企不分、體制不順現象并未得到根本性解決。隨著市場化改革推進，政府既難于參與企業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企業又不再像過去一樣承擔社會責任，致使資源富集地區政府與資源企業之間在發展目標和利益分配上出現“雙向錯位”，進而造成政府綜合服務功能缺損和企業的整體效益低下。最后，人才資源匱乏。產業轉型需要大量的核心技術和專業技術人才。而資源型產業的崗位往往專業化程度較高，一方面，大多數基層員工受教育程度低，技能單一，吸收新知識、學習新知識的能力較弱，即使是在科技、管理人員群體中，也存在結構不合理和知識老化的現象。另一方面，資源富集地區通常位于偏遠地區或欠發達地區，相對落后的交通信息基礎設施、艱苦的生活環境、惡劣的工作條件難以對產業轉型所需的包括人才在內的高端要素形成較強的可持續吸引力。當前，資源型產業發展陷入低谷進一步加劇了人才外流，成為制約資源型產業轉型發展的主要因素。

3中國資源型產業的轉型路徑與機制創新

3.1加快綠色化、智能化轉型

2015年，中國制定實施了《中國制造2025》，作為指導中國工業由大轉強的綱領性文件，與發達國家推動工業4.0的戰略呼應?！吨袊圃?025》的主基調是創新驅動、智能化、綠色化，這些要求也將主導中國資源型產業轉型升級。隨著新工業革命不斷深入推進，智能化由下游的制造業不斷向上游礦業滲透延伸是必然趨勢，“智慧礦山”建設成為全球礦業發展新潮流。未來智慧礦山建設不僅要通過更加智能化的設備和軟件控制開采冶煉工藝流程和規模，實現“精準開采”，從而使礦產品的品質和供給方式能夠更好地對接智能制造對原材料日益多樣化的需求，而且在綜合要素成本不斷攀升的情況下，資源企業對勞動生產率提升的訴求為“機器代人”提供了廣闊空間?？梢灶A見，大量專業或通用機器人將投放到能源、礦產勘探開采冶煉一線，有助于改善作業面的工作條件、帶動礦企“降成本、補短板”。國家應配合礦山建設智能化趨勢，為礦業企業提高自動化、信息化水平設立更有針對性的專項資金和示范項目，帶動民間資本投入相關領域，并為企業吸引培養企業高端人才以及在職員工分流、轉崗培訓提供信息服務。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全球礦業發展遭遇了寒潮，世界范圍內資源民族主義有所弱化，由此引發的礦產資源領域并購門檻出現了降低的趨向，但環境保護方面卻并沒有因需求萎縮、行業不景氣出現任何松動的跡象。相反，主要礦產資源國紛紛制定更加嚴格的環境標準，引導資源企業加快綠色轉型。這方面與中國綠色發展的新理念高度契合，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要求。在《中國制造2025》推出的“工業強基”工程下，只有實現資源性產品綠色化生產加工才能保障全產業鏈的綠色化?，F階段，綠色礦山和綠色礦產品的標準體系建設明顯滯后，缺乏基于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科學評價方法。實際上，縱觀全球資源型產業綠色轉型趨勢，從清潔生產、循環經濟到產品全生命周期綠色化，正在經歷理念和路徑的重大變革。今后，應逐步建立完善產品全生命周期綠色化評價體系，為全面評估資源型行業的綠色化轉型進展提供客觀依據。綠色化轉型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切實改善資源型產業的生產條件和職工健康水平，從根本上扭轉行業吸收高端要素的被動局面。為此，需要充分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形成長效的投入機制。

3.2推進資源型產業與非資源型產業融合發展

運用大數據、云計算對商業模式和業務流程進行再造已成為傳統產業轉型發展的重要抓手。與制造業相比，資源型產業的信息化水平普遍較低，提升空間大。盡管經濟下行、效益下滑對資源企業產業鏈重構和延展帶來了壓力，但率先實施“互聯網+”戰略的企業將會產生顯著的示范帶動作用，特別是對于品種日益增多、批量逐步縮小的鋼鐵、有色等行業，對接大數據、能源管理等新興產業，是企業提質增效、擺脫“同質化”競爭的現實選擇。為此，除了鼓勵資源型產業延展產業鏈，拓展新業務，還應積極培育大數據、云計算、能源服務等市場化主體，為資源企業轉型發展提供更加專業化的服務。

3.3建立完善退出機制

資源型產業轉型發展中面臨的另一個重要難題是落后產能和相關要素的退出問題，這在國有經濟占比普遍較高、市場化程度偏低的資源領域尤為突出。從工業化歷史的角度觀察，幾乎所有產業都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資源型產業同樣有生命周期，但其生命周期不僅受到技術創新的影響，更會受到資源儲量的嚴格限制。對于不可再生資源的開發而言，在特定技術條件下，剩余可采儲量必然日漸減少，并勢必伴隨開采成本不斷上升。因此，資源型產業生命周期可按其資源的消耗程度大致會經歷開發建設期→達產穩定期→成熟期→衰退期→關閉等五個階段。由于資源型產業的生命周期主要是由自然資源稟賦存量的變化決定的，其衰亡的原因基本上都可以歸于資源枯竭和開采成本上升，而資源枯竭具有不可逆轉性，即使在技術持續進步條件下，也只能在一定時期內通過各種手段降低開采成本延長生命周期。

由此可見，資源型產業轉型是一個“有進有退”的過程。衰退產業平穩有序退出是資源型經濟成功轉型的關鍵，也是推進資源型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應該看到，資源型產業衰退是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中普遍存在的共性問題。發達國家針對其資源型衰退產業退出采取了許多措施。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相對而言，德國魯爾、法國洛林、日本北九州這三個地區在衰退產業退出援助方面做得比較好。而前蘇聯的巴庫地區、委內瑞拉的拉波利瓦爾油田等資源型經濟區則在衰退產業援助方面并未取得成功。盡管與德國魯爾地區、法國洛林地區、日本北九州地區等國外典型資源型經濟區相比，我國大部分資源富集地區在資源豐度、賦存條件、開采成本、地理區位等方面存在較大差別，且資源型產業發展環境和發展水平也不盡相同，但是上述地區的轉型經驗仍可以提供具有借鑒意義的樣本。

基于發達國家的經驗，雖然政府要在資源型產業衰退援助中發揮重要作用，但政府開展此項工作時也要算“經濟賬”。由于很難界定生產要素從衰退產業中退出后能帶來多大的經濟效益，所以就要求政府以最低成本實現援助目標。整體來看，資源型衰退產業退出面臨的轉型成本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實施成本，是指促進衰退產業退出需要直接支付的成本，包括衰退產業中的國有企業關閉破產所需要的各種費用及其帶來的各種損失，勞動力安置和轉移成本，環境治理和生態恢復成本，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需要支付的成本等；二是風險成本，是指促進衰退產業退出過程中可能因不可預見的因素而產生的成本費用，包括社會安全成本，糾正工作失誤所發生的成本費用等。

在科學評估退出成本基礎上，應本著“有進有退，以退為進”的原則，堅持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促“退”與轉“進”并行，下好“生態修復”先手棋，將盤活土地資源作為資源型產業有序退出、培育接續產業、實現發展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步驟和“勝負手”，充分發揮社會救助與保障機制“穩定器”的作用，加大資本運作力度，促使長期錯配的要素盡早從衰退的資源型產業釋放出來，形成新的高質量的有效供給。

（編輯：李琪）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SOLOW R.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exhaustible resource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symposium issue）， 1974，41（5）： 29-45.

[2]STIGLITZ J. Growth with exhaustible natural resources： efficient and optimal growth path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symposium issue）， 1974， 41（5）： 123-137.

[3]AUTY R. Resourcebased industrialization： sowing the oil in eight developing countrie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38.

[4]SACHS J D， WARNER A M.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R]. Cambridge， MA： NBER，1995： 3-21.

[5]MEHLUM H， MOENE K O， TORVIK R. Cursed by resources or institutions？[J]. World economy， 2006， 29（8）： 1117-1031.

[6]WADHO W A. Education， rent seeking and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J]. Economics & politics， 2013， 26（1）：128-156.

[7]馮宗憲， 姜昕，趙馳. 資源詛咒傳導機制之荷蘭病[J].當代經濟科學， 2010， 32（4）：74-82.[FENG Zongxian， JIANG Xin， ZHAO Chi. Dutch disease： the conductive mechanism of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J]. Contemporary economic science， 2010， 32（4）：74-82.]

[8]張復明，景普秋.資源型經濟的形成：自強機制與個案研究[J]. 中國社會科學， 2008（5）：117-130.[ZHANG Fuming， JING Puqiu. The 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economy： selfstrengthening mechanism and case study[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8（5）：117-130.]

[9]黃群慧，楊丹輝.破除“資源詛咒”——山西省資源型產業與非資源型產業均衡發展機制研究[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6：296-318.[HUANG Qunhui， YANG Danhui. Getting rid of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on balanced developing mechanism between resource based industries and noresourcebased industries in Shanxi Province [M]. Beijing： Economic Management Press， 2016：296-318.]

[10]吳敬璉. 供給側改革：經濟轉型重塑中國布局[M].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2016：10-56.[WU Jinglian. Chinas reform of supply fron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remodeling Chinas layout[M]. Beijing： China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2016： 10-56.]

[11]林毅夫.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M].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2016：37-109.[LIN Yifu.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M]. Beijing： Democracy and Construction Press， 2016： 37-109.]

[12]田原，孫慧. 低碳發展約束下資源型產業轉型升級研究[J]. 經濟縱橫，2016（1）：45-48.[TIAN Yuan， SUN Hui. Research 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ies under the constrain of lowcarbon development[J]. Economic review， 2016（1）： 45-48.]

[13]張其仔，郭朝先，楊丹輝. 2050：中國的低碳經濟轉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10-128.[ZHANG Qizi， GUO Chaoxian， YANG Danhui.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wcarbon economy in China： 2050[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5：1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