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的內涵及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陳友華

【摘要】小康、總體小康、全面小康是三個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概念。小康是一個生活水平的概念，總體小康指社會平均生活水平達到小康水準，適宜于用人均收入或人均消費指標進行測度，而全面小康指絕大部分社會成員都能達到小康生活水準，因此不宜用人均指標，而宜用貧困發生率來測度。小康具有歷史性，全面小康與共同富裕、現代化是三個不同的概念，不應將全面小康看作是現代化的必經或前期階段，全面小康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共同富?！，F代社會人口遷移流動的增多意味著全面小康的整體性與區域關聯性，因而“率先實現全面小康”的科學性令人生疑。全面小康研究中的突出問題是：全面小康內涵的無限擴張、評價指標體系龐雜、理想化情結驅使下的烏托邦化，而全面小康測度指標與衡量標準因地而異，不利于城鄉與區域的均衡發展。

【關鍵詞】小康 指標體系 現代化 指數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9.009

在2000年中國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的基礎上，十六大報告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目標。那么，什么是小康？總體小康與全面小康兩者間的聯系與區別究竟在哪里？全面小康應包含哪些內容？在構建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時應遵循哪些原則？有關的指標體系及評價標準應當如何確定？全面小康與現代化兩者間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關系？全面小康一定是現代化的必經或初級階段嗎？目前全面小康研究中存在哪些比較突出的問題？等等。這些都是在全面小康研究中必須嚴肅回答的問題。本文是這方面的一個初步嘗試。

小康、總體小康與全面小康：概念及其內涵

小康的內涵。小康是一個生活水平的概念，可以從微觀個體層面與宏觀群體層面來考察，前者針對于個體的生活水平，一個家庭的生活達到衣食無憂的狀態，就可視為小康之家，而后者針對于群體的生活水平，它所強調的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所達到的生活水平。由此可見，小康之家和小康社會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國際上對小康生活或小康社會并沒有明確的定義和目標?！靶】邓健笔侵袊囊粋€特有概念。在中國的典籍中，小康指在古代自然經濟條件下比較寬裕的、自給自足的生活狀態。聯合國糧農組織規定，恩格爾系數大于60%為絕對貧困;在50%～60%之間為勉強度日（中國稱之為溫飽）;40%～50%之間為小康;40%以下為富裕，其中，30%～40%為比較富裕，20%～30%為非常富裕，20%以下為極端富裕。①

1990年12月，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審議并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對小康的內涵作了詳細的描述：“所謂小康水平，是指在溫飽的基礎上，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達到豐衣足食……”

因此，小康是中國人用來衡量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一個概念，是生活水平介于溫飽和富裕之間的生活狀態。用形象的話來說，就是溫飽有余，富裕不足。

總體小康與全面小康：內涵、聯系與區別。第一，概念界定。小康有微觀個體與宏觀總體之分，前者為小康之家，后者為小康社會。小康之家可能自古有之，只是在人類的大部分時間內，能過上小康生活的家庭只占少數。中央提出的“小康”自然不是微觀個體層面上的小康之家，而是宏觀總體層面上的小康社會。

按照生活水平由低到高，可以劃分為幾個不同的階段，小康僅是其中的一個階段，它以溫飽的終點（即溫飽與小康的交點）為起點（即貧困線），而以富裕的起點（即小康與富裕的交點）為終點（見下圖）。由此可見，即便同處于小康階段，但仍可能存在生活水平上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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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2000年時中國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并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目標。那么，如何理解總體小康與全面小康這兩個概念，兩者之間的聯系與區別在哪里？這是全面小康研究中必須搞清楚的問題。

總體小康與全面小康是宏觀層面上的兩個概念，是微觀家庭層面上的“小康之家”在宏觀層面上的拓展?？傮w小康指社會平均生活水平已經越過溫飽階段，跨入小康生活的門檻。但由于平均數掩蓋下的貧困現象，這時可能只有一部分人跨入小康生活的門檻，另一部分人仍處在溫飽甚至絕對貧困階段。因此，十六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實現的總體小康是低水平的、發展不平衡的、不全面的小康。

貧富差距只能縮小，不能消除，任何社會都會有窮人與富人，讓所有社會成員都能過上小康生活是不太現實的。因此，全面小康絕不意味著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能過上小康水準的生活，而是指絕大部分家庭與個人都達到小康生活水平。

第二，聯系與區別?？傮w小康與全面小康是宏觀層面的兩個概念，均用來描述民眾的生活水平。從總體小康到全面小康的發展演變過程，是一個努力消除貧困、使得達到小康生活水準的人數增多、比例提高的過程。因此，可以把總體小康理解為小康社會的初級階段，而全面小康理解為小康社會的高級階段。

簡單地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是沒有解決溫飽的要盡快解決溫飽;溫飽不鞏固的，要鞏固溫飽;溫飽解決了的，要向小康前進，變成一種全面的小康。

總體小康與全面小康的區別不在于收入或消費量上的差別，而在于小康人口覆蓋面的差別?？傮w小康指社會平均生活水平已經越過溫飽階段，跨入小康生活水平的門檻。社會平均生活水平的最大局限在于會掩蓋其中個體間的差異，尤其當個體間差別較大、貧富懸殊時，更是如此（凌昌玉，2003;劉福垣，2003）。當家庭間生活水平差異較大時，存在著平均數掩蓋下的貧困現象。因此，總體小康并不意味著絕大部分家庭的生活都達到了小康生活水準。而全面小康指絕大部分家庭與個人都達到小康生活水平，未能過上小康生活的家庭與人口占絕對少數。

中國小康社會建設情況。自從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首次使用“小康”概念，并把它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目標以來，中國便開始了小康社會的建設。為了全面及時地測度小康社會建設的進展情況，1991年國家統計局等12個部門確定了16個基本監測指標和小康臨界值（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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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54美元，實現了鄧小平同志設想的第二步發展戰略目標。據國家統計局介紹，用綜合方法對這16項指標進行測算，1990年全國小康實現程度為48%，2000年為96%，中國總體上初步進入了小康社會。到2000年，尚有三個指標沒有達到小康標準，即農民人均純收入為1066元，實現85%;人均蛋白質日攝入量為65克，實現90%;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基本合格縣比重實現80%。分地區來看，東部基本實現，中部實現78%，西部實現56%。

全面小康社會研究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概念的無限擴展。每當中央提出一個新概念或從國外引進一個新概念，最初以“正面形象”出現時，各級政府、研究機構與部分學者總喜歡將之無限擴展?！叭嫘】怠备拍钭蕴岢鲋?，將此無限擴展的現象十分普遍。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內容。盡管小康是一個經濟概念，代表著一種生活水準，但中國各級政府、研究機構與部分學者總喜歡將全面小康的內涵作無限擴展，將本屬于經濟層面的反映生活水平的小康擴展到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層面，將本不屬于全面小康的內容，或與之關系本不密切的很多東西摻雜進來，從而使全面小康演變成一個無所不包的“大雜燴”。例如，將政治民主、政府績效、黨風廉政建設等都納入到全面小康范疇之中，實際上是很不妥當的。

第二，地域。在地域上，全面小康在實踐領域的一種表現是概念的挪用，將其范圍作不適當的延展，結果出現了大到國家、小至縣（市、區）的各種各樣的區域全面小康及其標準。實際上，在現代社會，全面小康應該是在國家或相對獨立的地區（如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層面上的。此外，在全面小康建設過程中，城鄉與地區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人為地將城市與農村、地區分割開來，而對城鄉與地區提出不同的全面小康標準，顯然是不合適的。

第三，價值取向。國內彌漫著一股將全面小康與“美好社會”聯系起來、甚至將兩者等同起來的氛圍。目前，林林總總的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中有不少將失業率、犯罪率、基尼系數等納入其中，就是最好的例證（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統計監測課題組，2009）。這種將全面小康過度美化的做法是很危險的，因為如果到2020年我們無法兌現當年的承諾，又如何向人民交代？

全面小康與共同富裕。各級政府、研究機構與部分學者對全面小康概念做不恰當的內容擴展與解讀后，其儼然成為理想社會的代名詞，在國民心中普遍出現了對全面小康的理想化情結。例如，很多人認為全面小康是一個共同富裕的社會，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必然意味著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各社會階層之間的差距不斷趨于縮?。伣h，2004）。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沒有實現共同富裕，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各社會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趨于擴大。

由此可見，全面小康與共同富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全面小康并不必然意味著城鄉、地區、社會階層之間貧富差距的縮小，而僅僅意味著還沒有過上小康生活的人群所占比例很低。全面小康社會并不一定是共同富裕的社會，但共同富裕的社會一定是全面小康的社會。

小康與現代化。盡管兩千多年來諸多學者和政治家們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不斷對“小康”問題進行探討，但總的來說，由于在此期間的社會與經濟形態和人們的物質生活內容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小康的內涵也基本沒有發生什么變化。這一時期的小康概念反映了傳統農業社會的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展現的是一幅衣食無憂、生活安康和平的小農生活畫卷（鄧軍等，2003）。

隨著社會的發展，今天人們對“小康”的理解已經與古代有所不同。因此，“小康”已經演變成一個具有歷史屬性的概念，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中，其涵義不完全相同。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里，小康與工業化進程中對物質生活滿足的追求是分不開的，但現在將“小康”的內涵拓展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變成一個無所不包的“大雜燴”，是不妥當的。

現代化指以科技革命為推動力，以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為標志，人類社會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這一歷史過程對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等各個領域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并引起社會組織與社會行為的深刻變革。

目前，中國更多把全面小康看作是現代化進程中一個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各級政府、研究機構與學者也多持這樣的觀點（孫蕾，2003;曾慶均等，2007），實際上這種觀點是有問題的。

第一，兩者在內涵上的區別很大。小康是一個生活水平概念，絕大部分社會成員達到小康生活水平時，即為全面小康。而現代化表示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其本質是生產方式、進而生活方式的變革。這一轉變的完成也就意味著實現了現代化，但不必然意味著絕大多數人都能過上小康生活。因此，小康與現代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小康代表了一種生活水平，而現代化代表了一種社會形態。

第二，兩者的時間跨度不同。小康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過，只不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對小康社會的評判標準有所不同而已。由此可見，小康社會可以在傳統社會，也可以在現代社會出現，其時間（或歷史）跨度很大。但作為人類歷史上一個特定發展階段的現代化則不同，它只能出現在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與小康社會的時間或歷史跨度相比，現代化的時間或歷史跨度要短得多。

第三，兩者的可逆性不同。中國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過小康社會，但又都從小康社會轉變為貧困社會。由此可見，小康社會不僅可以出現于任何一種社會形態之中，而且是一個可逆型的社會狀態。人類只可以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轉變到現代工業社會，但不可能從現代工業社會再轉回到傳統農業社會。因此，現代化是一個不可逆過程。由此可見，我們不能將小康社會理解成為現代化的必經階段或者初級階段。

測度指標體系研究中存在的若干問題。目前，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研究中存在比較突出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過于龐雜。多數人以為指標體系越龐大、越全面越好，實則不然。指標體系龐大，看似全面，實際上由于在指標取舍上忽視了指標重復性和相互間關聯的機理，造成部分指標的作用因素過大，或者沒有突出全面小康的主要方面，反而使評估結果失真。更重要的是，指標體系過于龐大，其可行性也將大打折扣。

二是烏托邦化。全面小康的內涵被無限拓展，這種對全面小康內涵的泛化與過度理想化，以及在此思想支配下構建的林林總總的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及其標準，已經把全面小康演變成為一個烏托邦式的人類理想。這不僅出現在小康社會研究之中，也出現在對現代化的研究之中。

三是大多為均值指標。全面小康不是社會平均生活水平達到小康的社會，而是絕大多數人的生活達到小康水準的社會。而均值指標將個體間的差異抹平了，不能回答究竟有多少比例的家庭或個人過上了小康水準的生活，因而不能體現全面小康對小康人群覆蓋面的要求。因此，均值指標是不能用來作為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的。這也是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與其他評價指標體系的不同之處。但令人遺憾的是，目前推出的幾乎所有的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多由均值指標構成。

四是價值判斷。目前，許多研究將較難進行價值判斷的某些指標納入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例如外貿依存度、人均生活用電量、人口自然增長率、離婚率等（張明忠，2003;孫蕾，2003;李培林等，2003;張建華等，2003;王慧君，2005;趙振全等，2004;張春光，2005）。研究者的本意是希望外貿依存度與人均生活用電量越高越好，而人口自然增長率與離婚率越低越好，但這種測度方法顯然是存在嚴重問題的。

五是不常用或難獲得。將全面小康內涵作無限擴展，為了將擴展的內容在測度指標體系中有所體現，必然會將平時不常用或很難獲得的某些指標納入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如將中等收入階層比重（周善忠等，2003）、科技進步貢獻率（朱啟貴，2004;張明忠，2003;崔大樹，2003;孫蕾，2003）、經濟增長波動系數（孫蕾，2003）、民主化率（任建智，2004）等納入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使指標體系的可行性與可比性大打折扣。

六是簡單羅列。任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絕不是指標的簡單羅列，還牽涉到許多其他的內容。例如，目標影響因素分析與指標的選擇、各指標的內涵界定、目標值（臨界值）的確定、指標數值標準化方法的選擇、指標權重的確定、綜合指數的構建方法選擇，等等。但遺憾的是目前推出的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大多屬于指標的簡單羅列，很多必要的內容均沒有給予必要的交代（張明忠，2003;李培林等，2003;黃應繪，2004;朱啟貴，2004;任建智，2004）。這樣的研究很難稱得上是科學研究。

七是“趕時髦”。小康是一個古老的概念，人們普遍認為中外歷史上都曾出現過小康社會。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構建時要注意小康的歷史性，不可以“趕時髦”，否則會鬧出許多笑話。但遺憾的是在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構建中，恰恰出現了“趕時髦現象”，突出地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將很多反映人類現代文明成果的內容納入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并據此制定了全面小康標準，如國際互聯網普及率（崔大樹，2003;李培林等，2003）等;二是將某些反映政治民主化、政府績效的指標納入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如公民對政府的滿意度（任建智，2004）、政治透明度、社會腐敗指數（黃應繪，2004）等。如果按照政府、研究機構與多數學者構建的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及其標準來衡量，人類小康社會出現的歷史不超過20年。顯然，這與史實嚴重不符。

區域全面小康的實現條件

中國是一個區域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不同地區的全面小康社會建設不可能齊頭并進，而是具有區域性特征。這種區域性是指中國不同地區在推進全面小康社會建設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特殊性和中國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實現水平的差異性。中國全面小康社會建設過程中不同區域所顯現出來的特殊性，是在區域地方政府組織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實踐中體現出來的。各地在設計自己的全面小康發展模式時，首先要考慮的是本地的歷史文化特點以及人口、資源與環境狀況，不能套用某種固定的路數，更不能盲目崇外，照搬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

全面小康社會建設推進過程本身的區域性，要求我們在對全面小康社會建設模式進行研究時，不僅要研究世界發展和國別發展模式，而且要注意國內的區域全面小康發展模式。因此，從各個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研究全面小康過程在空間分布上的具體特點，以及全面小康發展戰略、步驟、途徑隨地區變化而變化的規律，是實現中國全面小康社會的客觀需要。

但是，全面小康目標在一個主權國家范圍內，其內涵具有整體性和關聯性。任何一個國家，幅員不論大小，人口不論多少，資源不論豐歉，經濟社會不論發展到何種階段，其內部不同地區發展水平肯定存在差異。但就全面小康概念而言，其內涵的整體性與外延的國土全覆蓋性是共性。一個國家內局部地區有可能依托資源與區位優勢、人文基礎、歷史遺產、權力干預等條件率先發達起來，但這種“發達”絕不能等同于實現了全面小康。這不僅不是國家整體意義上的全面小康，也不是局部“發達”的全面小康，周邊欠發達地區會對“發達”地區的發展帶來某些負面影響。

不同社會形態下的小康社會特征不同，在傳統社會出現的小康社會具有封閉性特點，而現代社會出現的小康社會具有開放性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地區沿用“閉門造車”的思維邏輯，總想關起門來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是不可能的。開放型社會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遷徙權，可以在本國范圍內自由遷徙，政府的基本責任在于保證公民基本權利的實現，而不是從制度上對公民的自由遷徙橫加干涉。在這種制度安排下，人口必然更多地從邊遠貧困地區向富裕地區遷移與流動。伴隨著人口的遷移與流動，包括貧困問題在內的幾乎所有社會問題均會發生地區間轉移，社會問題的流動性是現代社會區別于傳統社會的一大特點。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個地區的發展除了依靠自身的努力之外，還要仰仗其他地區、特別是周邊地區的發展，甚至還會受到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與左右。目前的全球經濟危機對中國的沖擊越來越大，想獨善其身只能是一廂情愿，而“與狼共舞”則是必然選擇。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具有全國整體性與區域關聯性的特點，企圖游離于這種整體之外而建立一塊塊全面小康社會的“飛地”，是缺乏整體思維的一種自利之見。沒有國家整體意義上的全面小康，某個地區是難以實現全面小康的。

因此，在推進全面小康社會建設過程中，如何攜起手來，謀求共同發展是各地區全面小康社會建設推進過程中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幫助別人實際上最終是在幫助自己，只有走“我們共發展”之路，全面小康才有可能最終在中華大地上實現。

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即為現代化。上海、深圳早已經完成了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并正在向后工業社會轉型。由此可見，局部地區率先實現現代化是完全可能的。然而，與現代化不同，全面小康具有整體性和關聯性，因而“率先實現全面小康”的提法本身就缺乏科學性，而各地紛紛推出的率先實現全面小康的時間表則更是荒唐。全國各地“一哄而起”“一轟而上”，不顧其發展條件和發展環境，提出不適當的發展目標，如“率先多少年實現全面小康”，全面小康社會建設演變成為又一場“大躍進”。在這種“率先”思想引領下的“率先沖動”，會進一步加劇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可能會引發更多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全面小康社會標準的統一性

新中國成立后逐漸構建起城鄉與地區隔離型社會結構，人們也逐漸形成了“隔離性社會結構”的思維習慣?？紤]到城鄉與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在構建全面小康測度指標及其衡量標準時，人們習慣于對不同的區域、甚至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標準。中國的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及其相應的臨界值的確定就是在這樣的思維邏輯下制定出來的。如全面小康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標準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標準兩者間差異懸殊?，F在的問題是：對城鄉與地區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時，我們是否應該有所區別而設置不同的指標體系，并給出不同的標準？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全國各地早已構建了各自的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并依據各自的標準紛紛宣布某某地區率先多少年建成了全面小康社會。全面小康在中國出現了“碎片化”的傾向。由于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對政府與社會具有很強的導向作用，全國各地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與衡量標準的不一致，導致了嚴重后果：

一方面，中國城鄉與地區差距本來就很大，在全面小康社會建設過程中，如果對城鄉與地區仍采用不同的測度指標與衡量標準，會繼續助長重城市發展、輕農村發展的傾向，可能使政府與社會延續對農村與落后地區社會發展的漠視，從而不易形成城鄉與區域協調發展的社會輿論環境，城鄉與地區差異有被固化的傾向。與此同時，某些地區為了“率先實現全面小康”，利用先發優勢與權力等使資源的配置更向這些地區傾斜，客觀上造成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進一步加劇，使得本已撕裂的中國社會出現了進一步分化的傾向，不利于改善城鄉之間與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不利于生活于農村與落后地區的廣大民眾生活條件的改善，不利于城鄉與地區的整合與協調發展，不利于社會結構的改善，也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另一方面，城鄉與地區全面小康測度指標與衡量標準的不同，不僅理論上說不通，而且使得區域間的可比性大打折扣，同時全面小康標準的多重性，必然給人們的思想造成極大的混亂。

鑒于全面小康的整體性特點，同時為了避免上述情況的出現，我們不能對不同的地區制定不同的全面小康標準，因而全面小康測度指標與衡量標準應該是全國統一的，不應有地方特色。目前，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及其衡量標準構建時，應注意的不是“地方特色化”，而是“去地方特色化”。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全國貧困發生率低于5%，絕不意味著全國所有地區的貧困發生率均低于5%。因此，全國層面的全面小康絕不意味著全國所有地區都能實現全面小康。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評價指標

評價指標構成時應遵循的原則。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進展情況，必須要有一套明確的量化指標體系。在構建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時，必須遵循以下原則：統一性、易獲得性、可操作性、簡明實用、可比性、獨立性、禁用均值指標、與現實世界相符。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評價指標的構建。第一，基本指標。全面小康和總體小康的區別不在于收入或消費量的差別，而在于小康人口覆蓋面的差別。如果想清楚了這一點，對全面小康進程進行測度就不用設計指標體系，而只要一個能夠準確反映小康人口覆蓋面的指標就足以（劉福垣，2003）。但如果用小康人口覆蓋率，自然會牽涉到小康生活的進入門檻或最低標準的確定問題。小康是一個中國特有的概念，要制定小康的進入門檻或最低標準，并進行國家與地區間的比較，無論是從標準本身的制定到資料的收集，均會遇到極大的困難，也會引來很多的爭議。因此，筆者認為在此選擇最常用的替代指標——貧困發生率——是最為合適的。

貧困有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之分?？紤]到小康的特點，本文所說的貧困應是絕對意義上的貧困。貧困發生率即為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要將人口劃分為貧困與非貧困兩種類型，自然會牽涉到貧困的劃分標準問題。以往國際上通用的貧困標準是一個人日均收入或日均消費支出不足1美元，而貧困發生率即為日均收入或日均消費支出不足1美元的人口比例?？紤]到通貨膨脹因素，單位美元的實際購買力下降，因而世界銀行于2015年10月5日將這一標準由原來的1美元提高到現在的1.90美元。

中國政府制定的貧困標準如果明顯低于國際通用標準，是很不合適的。貧困標準的降低必然導致對貧困狀況的低估，再加之各地普遍存在的浮夸與虛報，使得對貧困的低估更為嚴重，從而給各級政府和社會造成認識上的錯覺，嚴重夸大反貧困工作成就，出現自我欺騙與自我陶醉的現象。這對反貧困是極為不利的。

筆者堅持采用國際通用的（絕對）貧困標準，便于進行國際比較，并認為全面小康社會的貧困發生率不應超過5%。2001年中國日均支出不足1美元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仍達到16.1%，如果按照日均支出不足2美元來計算，中國的貧困人口將激增至47.3%（UNDP，2003）。由此可見，中國的貧困狀況遠沒有官方所公布的數字那樣樂觀，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距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仍有不小距離。

第二，保障指標。一方面，人是有差別的，某些人（如部分殘疾人與老年人等）因先天性因素等，是不能依靠自身努力過上小康生活的;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強調競爭和優勝劣汰。有競爭，自然就會有暫時或永久的失敗者，并可能因此淪落為失業者，因此，部分人失業是必然的。這些人如果缺少制度性幫助，很可能會因此而陷入貧困。全面小康社會建設最為關心的是貧困者如何脫貧。在現代社會，如果缺少社會保障，總會有部分人淪落為貧困者。保證低收入者與無收入者的生存權，使其生活達到衣食住充裕，不僅牽涉到公民基本的生存權與社會穩定問題，而且也是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由此可見，一個缺少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完善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的社會是不可能成為全面小康社會的。而中國目前的突出問題是：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社會保障并未完全得以解決。

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與社會福利，而中國的社會保險又由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與生育保險五個基本部分組成。各地政府與學者在構建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時習慣于使用社會保障覆蓋率指標。這里不僅牽涉到概念本身的界定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覆蓋面問題，更牽涉到保障水平問題。而不同群體對社會保障的依賴程度是不一樣的，貧困者最需要社會保障，而富裕階層對社會保障的依賴程度遠小于貧困者。因此，選用一個籠統的社會保障覆蓋率，不僅存在很多問題，而且意義不大。而“最低生活保障覆蓋率”，不僅概念清晰明確，而且最能體現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對社會保障的基本要求。因此，筆者認為選用最低生活保障覆蓋率作為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保障指標是最為合適的?？紤]到全面小康對貧困發生率的要求，這里規定全面小康時的最低生活保障覆蓋率為不低于95%。②

需要強調的是：全面小康社會就是絕大多數家庭與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跨入小康水準的門檻，沒有達到小康生活水準的家庭與個人僅占極少數。因此，測度全面小康進程只需要一個指標——貧困發生率——就可以了。但是，正如本文前述的那樣，為了全面小康社會的順利實現，需要社會保障制度的支撐，離開較為健全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全面小康社會是難以、甚至不可能實現的。

討論

究竟是應該參照十六大報告的內容，同時學習借鑒他人、特別其他國家的相關研究成果，并結合自己的認識，在遵循一定原則的基礎上來構建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及其衡量標準，還是應該嚴格按照十六大報告與其他中央文件的內容與提法來構建全面小康進程測度指標體系及其衡量標準？前者基本屬于科學研究的范疇，而后者基本屬于對中央文件解讀的范圍。目前，有關全面小康的研究與討論基本上屬于后者，但筆者認為更應該是前者。

認真研讀中央文件、政府報告、領導講話，對于社會科學研究是重要的，但僅僅滿足于對上述材料的解讀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掙脫上述材料的思維邏輯與固有結果而形成的條條框框的束縛，以科學嚴謹的態度對這些材料進行較為客觀與嚴謹的評判，甚至是批評，只有這樣，中國的社會科學才可能有所發展與進步。遺憾的是近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給人類留下的遺產不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破除條條框框的束縛，思想僵化，僅僅滿足于鐐銬下的舞蹈與螺絲殼里做道場。這實際上是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悲哀。

（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完善江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指標體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06JSBSH001）

注釋

恩格爾系數是平均數指標，聯合國糧農組織以恩格爾系數作為社會富裕程度的劃分標準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問題的。即使恩格爾系數低于40%，也絕不意味著大多數人就能過上富裕的生活。如果多數人不能過上富裕生活，這樣的社會很難稱得上是一個富裕的社會。

②最低生活保障牽涉到最低生活保障線，即常說的“低保線”的確定問題，筆者堅持認為低保線應該不低于聯合國的貧困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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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戴雨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