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楊逸小說中性的苦悶與抵抗

摘 要：“國際婚姻女性”是楊逸小說所塑造的重要女性人物類型，她們渴望通過與日本男性的婚姻來完成社會融入。然而，國籍的改變卻無法解決這些雙向他者的認同的困境，楊逸的小說通過對這些異類者性的苦悶的書寫來展現她們所面臨的邊緣境遇。這種無所顧忌的性意識的暴露不僅僅體現了楊逸受到的日本私小說文學樣式的影響，同時也是作家在觀照整個現代化的社會結構下針對人的物化做出的抵抗。

關鍵詞：楊逸 性的苦悶 私小說 抵抗

縱觀海外華文文學，每一個區域的華文文學寫作都受到了當地的文化思想、文學思潮和文學表達樣式的影響，因而呈現出各個區域華文文學的異質性，共同構成多元化的海外華文文學景觀。作為一個現代與傳統、開放與保守、歐化與東方色彩相互交織的國度——日本，給日華文學提供了一片營養豐富而特色鮮明的文學土壤。20世紀初以郁達夫為首的留學生文學為此后的日華文學創作提供了三種文學范式，即“邊緣、多緣和非主流的主題范式；以中國本位出發的價值判斷和道德審判主題范式；以及與上述兩個范式交錯的‘私小說式范式”①。其中“私小說”式的寫作范式成為日華文學區別于其他區域華文文學的獨特標簽。

楊逸，20世紀80年代東渡扶桑，屬日本新華僑華人創作群體。赴日后，曾有過一段與日本人的跨國婚姻，在華文媒體工作期間經常接觸到的中日婚姻故事，這就使得楊逸的寫作將目光聚焦到了“國際婚姻女性”上。從第一部創作的日文小說《小王》到其后的《老處女》《金魚生活》《光影斑駁》，楊逸塑造了一系列“已經成為”或“想要成為”中日跨國婚姻者的女性群像。這些女性寄希望于跨國婚姻來實現國籍的更改，完成政治身份的確定；并進一步期冀自己能夠通過一個日本丈夫、一個日式家庭來完全地浸入日本生活中?？上У氖?，這樣的婚姻結合完成的只能是政治上的身份轉變，而在文化認同上她們仍然無法擺脫邊緣的困境。楊逸的作品中在許多方面體現了日本私小說的“自我暴露”，通過無遮掩的描寫這些女性的性的苦悶，來觀照在日華人女性的離散邊緣狀態。在此基礎上，楊逸不止滿足于對離散華人女性的生存思考，她更將目光投向了整個日本社會的女性群體，這些中產階級女性群體在物質豐足的條件下卻情感匱乏。楊逸作品中性的苦悶與抵抗便多了一層日本社會的中產階級對物化社會的抵抗的深層內涵。

一

起源于自然主義流派的日本私小說，是近代以來日本文學中最獨特的文學樣式，涵蓋了幾乎整個日本近代文學，并影響至今。日本研究者瀨沼茂樹曾評說：“在現代日本作家中，無人沒有寫過私小說?！痹诮梃b了法國自然主義流派客觀的寫實創作基礎上，根植于日本傳統文學觀的“以真實為根底”以及傳統的“好色”文化，最終形成了私小說的文學文體。其特點可以歸結為：1.將視野收縮到個人日常生活，真實地袒露“自我”；2.作家自我內心的觀照，注重心理的客觀呈現；3.憂郁感傷的筆調。私小說的文學內核即“自我”，從日本私小說的濫觴田山花袋的《棉被》開始，多數日本私小說作家就將這種“自我”的展現著重聚焦于靈與肉沖突的描寫，將自我的心理剖析以性的苦悶加以呈現。通過如實且赤裸裸的描寫，不僅能夠表現出平凡、有血有肉的“自我”，更是對人的本性滿足、個性擴張的追求。這樣的創作深刻地影響到了20世紀初日華文學的先驅者們——郁達夫等人。郁達夫曾表示：“性欲與死，是人生的兩大根本問題。所以以寫這兩者為材料的作品，其偏愛價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更大?！雹诹魧W日本的這些文壇先輩們，借鑒了日本私小說對性苦悶的描寫，以此來反抗千百年來封建制度對人的自然屬性的壓抑，追尋人性的自由。

至日本新華僑華人創作時期，楊逸同樣偏好在她的作品中刻畫各色女性人物的“性苦悶”，其中著重刻畫了跨國婚姻女性的性苦悶。其處女作《小王》中對女主人公小王性苦悶的處理還較為含蓄：在日華人小王與緘默寡言的日本丈夫在長達六年多的婚姻里面，每日晚上二人共處的世界“除了電視的響聲之外沒有任何聲音”？譻？訛“甚至感覺不到氧氣的流動一般，空氣沉悶得讓人窒息，無法忍受”？譼？訛。不僅如此，因為丈夫的生理疾病甚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夫妻生活卻一次都沒有過”？譽？訛，心靈上無法通過語言溝通的丈夫，同樣在肉體上也無法有實質性的行為。楊逸就刻畫了這樣一個靈與肉雙重空虛狀態下的“國際婚姻女性”小王。到了《光影斑駁》，楊逸更是通過女性角色的心里獨白直面“性苦悶”。家庭主婦“我”白天過著“蒼白、孤獨、寂寞的日子”，模式化的生活毫無新意，晚上面對的是一天說不上三句話的丈夫，明明有孩子的陪伴依然覺得“一個人度過的漫長時間，好像在肚子里變了質，重重地壓在心上，要是不把它都從嘴里吐出來，我就會惡心得受不了”？譾？訛。這樣的“我”只能通過偷聽隔壁夫妻的床笫之歡來緩解內心的干涸，并坦率地吶喊出內心的渴望：“周圍簡直成了發情發了瘋的世界。聽起來好像在嘲笑我這類沒有發情的人：不發情還活在這個世界上做什么！”？譿？訛性苦悶的書寫更加袒露。

如果按照鈴木修次教授對中日兩國文學傳統的概括，中國以“風骨”為文學正統精神，它觀照社會、關懷政治，主張“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風化功用；而“物哀”則可以概括日本文學觀念的本質，這種日本式的悲哀，是一種不問政治而崇尚自我的哀憐情趣。因此即使深受日本文學影響的日華文學，在通過私小說中性苦悶來表現“自我”的寫作方面，在本質上也同樣異于日本私小說：一個是封閉的自我、一個是社會的自我。

二

日本私小說中的性的苦悶只是私人生活的人性展現，它的“自我”是一種閉鎖性的、與社會斷裂的。日本私小說作家是有意識地逃離社會，躲到文學的象牙塔里，一味在內心深處咀嚼著孤獨與感傷。這些人多數屬于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一般都有一份穩定的職業，這些作家的內心苦悶，與其說來自社會外部或是制度的壓迫，不如說是來自于自己對情感生活的不滿以及婚姻家庭的不幸。道家忠道在《私小說的基礎》一文中就斷言：日本的私小說“不具有社會意識”？讀？訛。而郁達夫等所創作的20世紀日華文學卻自覺地將作家個人、自我作為社會與“階級”的一分子加以描寫的。對個人的生活暴露，代表了對整個社會中的階級生活的暴露。他們筆下的性的苦悶更確切地說是“生的苦悶”，是“生的意志”與黑暗社會帶來的“艱冷的現實生活”的沖突下出現的被扭曲的人性表現，是對旅日時飽受生活艱辛和民族歧視、回國后又顛沛流離、清醒地承受著黑暗社會所帶來的重創卻無法改變命運的整個近代知識分子群體的命運的觀照。

新時期的日華文學同樣繼承了先輩們的私小說范式寫作，但是卻淡化了文學作品中對黑暗社會的控訴和對羸弱民族的屈辱與憤恨，更多地用筆書寫他們作為離散群體所遭遇的邊緣境遇。這樣的邊緣境遇在楊逸筆下以“國際婚姻女性”的性苦悶的具象加以展現。無論她們抱著怎樣的初衷來到日本，她們選擇與日本人結婚不僅僅是為了解決國籍問題，能夠有合法的政治身份進入日本社會；她們更渴望的是能夠通過和真正的日本人結合，接受來自日本家庭的文化熏陶，逐步完成文化融入。然而日本是一個具有矛盾的民族特性的國度，現代而又傳統，開放卻又保守，以冷漠的姿態排斥著異類族群的融入。接受過中國文化的這些跨國婚姻女性，她們所面對的是一個熟悉卻又陌生的異質文化，夫妻之間沒有情感的溝通，更談不上通過家庭融入日本社會。楊逸在兩部作品中都以日本丈夫的沉默來喻言日本文化的難以融入?！缎⊥酢分械恼煞蛞婚_始便以一種寡言的封閉態度排斥著自己的中國妻子，“陌生的日本人老公一直一言不發地坐在身旁，她感覺整個氣氛壓抑、沉重極了”？讁？訛。這樣的開始使得剛剛抵達這片陌生土地的背井離鄉者們只留下“不禁毛骨悚然，渾身感覺發涼”？輥？輮？訛的初體驗。至《光影斑駁》里的丈夫，與我每天的對話只有“我走了”“飯呢”“累了，睡覺”，加在一起只有三句。在這樣的程式化的對話下，作品中的“我”每天也是“從早上說完了那五句話之后，經過長長的空白，再次開口時說出的第六句。一天馬上就要結束了，縱使有千言萬語，時間也已經所剩無幾”？輥？輯？訛。失語狀態會一直伴隨著像“小王”一樣的這些國際婚姻女性，她們有些可能并不存在基本的語言問題，卻無法擺脫個體與所在國的他者、社會之間對話關系的斷裂，在這樣的邊緣境遇下，也許只能采取“都嚼碎了，跟人生的苦楚一起壓在喉嚨深處了”？輥？輰？訛的態度了吧。

不僅在情感上因被隔斷充斥著苦悶，楊逸還在《小王》中將丈夫塑造成為一個性功能障礙的男性。對于這樣一個無法滿足自己性需求的丈夫，小王卻“感覺輕松”，時而“內心復雜，感激之情與愧疚之情交錯”，這種復雜交錯的生理上的性苦悶的展現，也正是楊逸在觀照這群處在邊緣情境中的離散群體時，對于她們對異國文化愛恨交織、若即若離的情感的書寫。一方面對朝夕相伴的居住國充滿愛戀，另一方面難以逾越的身份界限又讓她們保持了一份冷靜的克制。

“在中文里，這叫作‘漂泊，和日語中的‘浪人（四處流浪）這個詞的意思比較接近。第一次在日本看到這個詞的時候，小王感覺心頭一熱。不管日語里這個詞是什么意思，她覺得這兩個字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了自己隨波逐流生存的人生景象?！?？輥？輱？訛新時期的日華群體雖然不再背負著民族國家的重擔，也不再像老一輩移民那樣不斷回望故土，卻早已飄零天涯切斷了回去的路，但他們在心理上就如“小王”和“我”仍然被放逐。

三

新移民文學書寫中除了攜帶了傳統的離散群體的悲情意識外，他們更培養出了一種超越哀傷和正視現實的批判意識。他們在邊緣境遇下是孤獨的，然而卻通過這種放逐創造出一種能夠實現其作品現代性的必要心理和美學距離。楊逸的作品正是跨越了邊界，通過充滿矛盾和曖昧的時空來書寫當下個體尤其是中產階級的個體對現代資本主義文明與工業社會的反抗。

首先，楊逸在她的作品中審視了當下日本社會最嚴重的問題之一 ——老齡化。當今日本社會老齡化程度高達23%，日本許多老年人的生活十分空虛寂寞，《小王》中小王的日本婆婆平時沒有說話的對象，只能一個人自言自語，生活清冷寂寞?！豆庥鞍唏g》中的房東老太太也一個人居住，她養了幾十只貓，她給每個貓咪都精心地取名字，細心地照料著。孤獨的房東老太太靠著貓咪來撫慰自己的情感，雖然如此，但貓咪終究無法和人類交流，她依然處在失語的狀態。這些被急速發展的社會拋棄的日本老年人，成了社會問題最直接的受害者。而導致老齡化如此嚴重的原因之一是在現代的日本社會中，個人追求更多樣化的自由生活，不再將生育與培養后代作為人生的歸宿，因而少子和無子的家庭在現代日本社會結構中越來越普遍。在《光影斑駁》的中文版自序中，楊逸寫道：“……可我卻偏偏是個‘貪婪成性的人，哪怕是一瞬掠過的可能性也想追一程。與抱著人口激增問題而難展愁眉的中國相對照，今日的日本卻為人口驟減而煩惱。如今在東京三子以上的家庭如鳳毛麟角，昔日我們儒教國家共有的那種‘三代同堂其樂融融的幸福景象……淘汰了似的?！?？輥？輲？訛楊逸因身在日本，對中國人口問題的現狀把握有失偏頗。在她的想象中，她的故土仍然是一個深受傳統儒教思想“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追求幾世同堂的家庭結構的國家。這與她眼下的現代化程度已經達到西方水平的日本社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豆庥鞍唏g》中，主人公“我”的家庭就是典型的現代化日本社會中少子的家庭，丈夫與兒子的寡言，讓“我”覺得整個家庭生活異?？鄲?。而“我”的鄰居吉君一家卻有六個孩子，這么龐大的家庭結構讓讀者總不禁聯想到中國的傳統家族——多子多孫。而面對吉君一家生龍活虎的生活，他們編織出的“交響樂”似的生活噪音不斷撞擊著“我”的內心，“我豎起耳朵，盼望著能從鄰家那各種各樣的聲音和震動中分享一點兒令人懷念的大家庭的熱情和活力。一般被當作噪音的這些聲音里，蘊藏著那種老式家庭的溫暖和暢快，也許這么認為的只有我一個人?！?？輥？輳？訛楊逸在這里通過小說中深陷苦悶之中的“我”的口做出了她的判斷：在越來越追求個人的價值實現，類似日本這樣的現代化社會中，楊逸渴望回歸家庭，渴望回歸記憶中的故土那樣傳統的充滿著人情冷暖的社會。冰冷疏離的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下，人類個體與個體、個體與家庭之間產生了斷裂，人類生存面臨困境，我們需要回歸傳統。

其次，楊逸更在她的作品中不斷地抵抗著越來越物化的社會?！拔摇痹趯掖瓮德犃肃徏曳蚱拊朴曛?，竟有這樣奇妙的感動：“好像從中悟到了人生的真諦。啊，說明性的語言太多余了，對于不造作、實實在在活著的人來說，憑著感性隨心所欲，這不就已經足夠了嗎？”？輥？輴？訛弗洛伊德曾說過，性欲及其能量（力比多）生來即有，你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起源之一便是性沖動?！笆成?，性也”，人本性當如此，卻在工業社會的物化下越來越被忽略、被壓抑?，F代社會追求的是秩序、是理智，一切與此相違背的都應當被克制。因此楊逸作品中的“我”只能偷聽鄰家夫妻的云雨，來滿足自己的性渴望。而“我”的丈夫也只能在每日下班后呆坐在沙發上喝一瓶啤酒來緩解一天的程式化工作。這個世界本應該是“發情發了瘋的世界”，被壓抑著本性的人類“不發情還活在這個世界上做什么！”

楊逸作為日本新華僑華人作家中的佼佼者，她不僅有著對新移民群體生存的觀照，更有立足本土、關注日本當下社會、探討資本主義社會和工業文明的弊病的視野。她承襲了老一代日本留學生文學的私小說范式進行文本創作，又使得她的作品在整個海外華文文學中貼上了獨特的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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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彭婧怡，華僑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外華文文學理論與批評；指導老師：陳慶妃。

編 輯：張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