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詞典編撰

伴隨著現代社會的來臨，詞典編撰在歐洲成為證成其合法性重要之一環，通過對諸多名詞的重新界定，形成現代知識共享的基礎。而在現代中國，詞典編撰一方面有其重塑現代知識的意涵，另一方面也有其政治特殊的一面。倫敦大學國王學院Jennifer Altehenger在近期發表的文章中，借助上海檔案館的檔案和公開文獻，著力探討了毛澤東時代的名詞詞典編撰中詞義之變所包含的知識信息與權力的交互關系，進而展現了中國政治生態和冷戰的分分合合對詞典知識生產的影響。

中國現代名詞詞典的編撰和晚清民國的現代轉型關聯很大，尤其是在上海，詞典編撰既是一門新興的生意，又是現代知識傳播的重要載體。而這一時期的詞典編撰大體上遵循著歐洲知識體系的邏輯展開，其對名詞的界定，大致還是遵循歐洲經典詞典的編撰方式。伴隨新中國的建立，詞典編撰開始新的轉向。以上海的春明書店為例，這家民國時期的左翼出版機構在建國之初繼續主持詞典的編撰工作，由于其性質為私營，所以在業務上仍然相對獨立，因而詞典編撰并未出現大的變化。但是隨著政權的鞏固，春明書店的管理層也發生變化，詞典編撰逐步表現出政治化的苗頭，主要表現在對一些帶有政治色彩的名詞的界定上，譬如帝國主義、人民等，在此之前，這些詞基本是遵循文本的界定，但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一是在詞性上，這些詞受到冷戰陣營對壘格局的影響，大量時事內容被注入其中，以彰顯美國之惡和蘇聯之善；二是在解釋詞義上，則征引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文章，并將政治人物的官階品級帶入詞義解釋的排序之中。通過新的編撰邏輯，詞典為中共政治知識的傳播提供了平臺。

1956年公私合營完成后，國營出版社開始主導詞典編撰，受到冷戰格局和中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其主要精力集中在翻譯和推廣《蘇聯大辭典》。但是在1957年中蘇關系出現裂痕，毛澤東決定自行編撰一部中國的辭海，這項工作因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困難而暫停數載，而通過詞典來記錄新政治名詞，并由此彰顯政治形勢的努力卻一直在進行，代之出版的是《新知識詞典》。但是1958年以后，中國政治和外交關系變化極快，給詞典的更新帶來了諸多的困難，譬如由于中蘇關系的惡化，關于蘇聯名詞的界定不得不做出多次變動，以至于諸多相關名詞在詞典中被刪除，蘇聯模式、蘇聯勞模等詞均未能幸免，甚至連莫斯科紅場是否應予收錄都在詞典編撰負責人那里成了頭疼的問題。同樣，在國內政治方面，大躍進時期創制了大量新的名詞和口號，譬如三包一獎、兩條腿走路，這些名詞在不同年份還有變化，這給詞典編撰者造成了巨大的困難，不得不將其歸入不穩定的詞目。凡此種種，多不勝舉，可見20世紀50-60年代中國詞典受政治形勢影響之深。

隨著“文革”的到來，詞典編撰又出現新的變動，其曲折和多舛則是一個更長的故事，Jennifer Altehenger的長篇論文對此有深入討論。這篇論文以詞典編撰這一切口介入，深刻揭示了毛時代政治生態的面貌：在國家中心工作不斷變換之下，我們看到的并不是一個鐵桶般的中國，而是在政治形勢下，各項工作時時都有難以跟上步伐之處；政治決策可以快速訂出，但是落到實處則并不那么簡單容易。因而當我們從政治實際來看毛澤東時代，則會看到一個更為復雜多元的歷史圖景。（文/草蒼）

Jennifer E. Altetenger， "On Difficult New Terms： The business of lexicography in Mao Era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51（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