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型遺產地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的空間差異分析

陳 慧， 李 鵬， 王純陽

(1. 五邑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門 529020；2.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廣州 510275；3. 華南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廣州 510631)

村落型遺產地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的空間差異分析

陳 慧1,2*， 李 鵬3， 王純陽1

(1. 五邑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門 529020；2.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廣州 510275；3. 華南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廣州 510631)

以世界文化遺產地“馬降龍村落”為案例地，通過因子分析和回歸分析深入剖析了同一遺產地內處于不同空間區域的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的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在同一遺產地內部，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也存在著明顯的空間差異，具體表現在：核心區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的各項公因子綜合得分要明顯高于緩沖區居民；影響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的最重要因素是體現“空間”差異性的“核心區/緩沖區”變量；旅游業對村莊建設和經濟發展的促進是影響居民旅游發展支持態度和社區滿意度的主要因子，旅游業參與制度的不公平性和村莊發展的不平衡則是造成馬降龍村落遺產地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存在空間差異的主要原因.

村落型遺產地； 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 空間差異分析; 開平碉樓與村落

村落型遺產地作為傳統鄉村聚落和居住空間的歷史遺存，社區和景區的高度重疊構成了其最為明顯的特征，村落既是旅游活動發生的主要場域，又是農村居民的居住區和生活、生產活動區[1]，同時又是遺產資源的保護區域. 當遺產地進行旅游開發時，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在帶動遺產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同時也間接誘發了諸多社會問題，如歷史建筑遭到損毀、居民傳統生活方式發生異化、遺產地過度商業化、遺產地居民與旅游開發部門之間的矛盾等[2]. 村落型世界文化遺產地的保護和管理因其要關注遺產地原住居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較之自然遺產地的保護和管理工作難度更大[3]. 當地居民既是旅游業發展的直接參與者與體驗者，又是當地旅游發展的利益群體之一，任何一項關于村莊的旅游發展規劃或是政策都離不開當地居民的支持，旅游開發能否成功的關鍵在于當地居民的態度，而居民對旅游發展的支持態度又與旅游影響感知緊密相關[4-9]. 因此，了解地方居民對旅游發展的感知與態度，對于避免居民與旅游開發部門之間的沖突、政策的制定，進而促進村落型遺產地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近幾年，隨著學者們對空間、地方、社區領域的關注[10]，關于村落型遺產地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的研究也逐漸由基于人口特征要素對群體聚類的分析與比較[11]、影響因素分析與理論解釋[1,12]、對不同遺產地之間原住居民旅游感知差異的比較研究[13-14]和分析方法的探討[15]，轉向對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的時空差異及其機制分析[16-20]. 雖然關于居民旅游感知和態度的研究視角在不斷細化與深入，但研究內容仍然主要集中于探討不同區域旅游社區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的差異，對旅游社區內部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的空間分異卻很少有學者關注[21]. 在旅游社區內部的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的空間差異不僅存在，而且是引起旅游地社會沖突與問題的主要原因. 鑒于此，本文以世界文化遺產地馬降龍村落為例，探討同一旅游社區內部的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的空間差異及其影響因素，以期找到促進村落型文化遺產地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為村落型遺產地的管理提供決策依據和理論參考.

1 案例地概況

馬降龍村落遺產地位于廣東省開平市百合鎮，原名“豐歲蓢”，寓意歲歲豐收，1949年后改為現名. 2001年6月，馬降龍村內的碉樓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7年6月，開平碉樓與村落(赤坎鎮三門里村落、塘口鎮自力村村落與方氏燈樓、蜆岡鎮錦江里村落和百合鎮馬降龍村落等4個村落，共1 800多座塔樓)申遺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 馬降龍村落遺產地由永安、南安、河東、慶臨、龍江、龍溪、龍興和永豐等8個自然村組成，其中永安、南安、河東、慶臨和龍江等5個自然村被劃為遺產地的核心保護區(景區核心區)，龍溪、龍興和永豐等3個自然村被劃為緩沖區. 目前面向游客開放的7座碉樓和8座別墅皆建于20世紀初，分布于遺產地的核心保護區. 申遺成功后的同一年，馬降龍村落遺產地正式作為景區對外開放. 根據景區工作人員的反映，景區開放初期的旅游收入較好，但由于公司將立園和自力村作為發展重點，同時受制于交通區位的限制，馬降龍景區的旅游發展漸漸遇冷. 而且，馬降龍景區的旅游開發過程卻并不順利，景區開放之初，部分村民曾因某座碉樓收入分紅問題而將其用紡織帶圍起來，阻止電視臺對其拍攝、宣傳，也曾有緩沖區村民因旅游分紅制度的公平性問題向有關部門反映. 目前馬降龍遺產地雖然沒有再發生因旅游發展而引起的社會沖突，但旅游分紅政策和鄉村基礎設施改建機遇的非均衡性仍然存在，因此，選擇馬降龍村落型遺產地作為研究案例地，分析村落型遺產地開發過程中內部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的差異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同時也有助于促進馬降龍遺產地旅游開發政策的制定，促進當地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2 研究設計

2.1 問卷設計

調查問卷由4部分內容構成：居民旅游影響感知、居民對旅游發展的支持態度、居民參與旅游發展的現狀和受訪者的基本信息.

居民旅游影響感知的測量參考了文獻[21]，涉及村莊建設與經濟發展正面影響感知、生活環境負面影響感知、經濟和社會的負面影響感知、社區滿意度、社會文化正面影響感知，共包括21道測量題項. 其中，村莊建設與經濟發展正面影響感知包括 “旅游業的發展改善了道路交通狀況”、“旅游業的發展保護了傳統的村巷”、“旅游業的發展完善了本地公共服務設施”、“旅游業增加就業機會提高居民收入”和“旅游業發展后，我們不愿意再去外地了”等5道題項；經濟和社會的負面影響感知包括“宗族觀念變淡了”、“鄰里關系變差了”、“使當地物價有所上漲”、“少數人受益”和“拉大了當地居民的收入差距”等5道題項；社會文化正面影響感知包括“發展旅游業有利于學習外來文化”、“旅游業有利于提高本地知名度”和“旅游業的發展完善有利于促進碉樓的保護”等3道題項；生活環境負面影響感知包括“產生垃圾破壞生活環境”和“影響當地居民日常生活”2道題項；社區滿意度包括“我對本村有特別深厚感情”、“我對本村很滿意”、“本村給我的感覺比其他地方好”、“我愿意在本地生活很久”、“我已經習慣了在這里生活”和“我很關心村莊的發展”等6道題項.

居民對旅游發展的支持態度的測量參考了文獻[1]和文獻[22]，包括“是否愿意從事旅游業相關的工作”、“旅游發展與我及家庭關系密切”、“旅游對僑鄉文化起到促進作用”和“旅游收入應有一部分用作碉樓的保護”等4道測量題項.

居民參與旅游業的現狀測量參考了文獻[22]，包括：“我參與了當地旅游決策的制定”、“我在當地景區或旅游部門工作”、“我的工作與旅游相關”、“我有親人在景區或旅游部門工作”和“我參與了當地旅游發展的管理”等5道測量題項.

受訪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及主要來源等. 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的測量采用李克特量表法：1～5分分別表示“完全不贊成”、“不贊成”、“一般贊成”、“比較贊成”和“完全贊成”.

2.2 數據收集與樣本設計

研究主要采用問卷調查和訪談相結合的方法，于2014年10月5—8日、2014年12月12—15日對案例地8個自然村(永安、南安、河東、慶臨、龍江、龍溪、龍興和永豐)的居民進行調查. 共發放問卷200份(占村莊總人口的21%)，核心區和緩沖區的居民各100份，核心區回收有效問卷95份，緩沖區回收有效問卷97份，2個區域有效回收率分為95%和97%.

在被調查的居民當中，核心區居民占52.1%，緩沖區居民占47.9%. 性別方面，男女比例分別為44.8%、55.2%，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 年齡方面，30～40歲和40～50歲群體占主要部分，分別為32.3%和42.7%. 收入方面，36.5%的居民月平均收入在500元以下，29.2%的居民平均月收入在1 000～2 000元之間. 在當地居住時間方面，41.7%的被訪者在當地生活了20年以上.

2.3 數據分析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SPSS17.0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 首先采用因子分析，目的是以最少的信息丟失為前提，將眾多的調查變量綜合成較少的幾個綜合指標，簡化居民對旅游開發影響感知與態度的比較，為后續的分析提供支撐；在因子分析的基礎之上，為進一步分析影響居民旅游發展支持態度和社區滿意度的主要因素，分別以因子分析所提取出的公因子“旅游發展支持態度”和“社區滿意度”為因變量，將除“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態度”因子(數據分析顯示該題項沒有樣本差異性)外的其他公因子為自變量，對整體區域、核心區和緩沖區的數據分別進行多元逐步回歸，進而獲得影響居民滿意度和旅游發展支持態度的影響因素.

3 實證分析

3.1 因子分析

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居民旅游影響感知、居民旅游發展支持態度和居民參與旅游發展的現狀等3項調查內容的30項測量指標，經過方差正交旋轉后，5項問題信息載荷小于0.4被剔除. 對余下25項測量指標進行分析，得到KMO(Kaiser-Meyer-Olkin)值為0.687，Bartlett的球形度檢驗近似卡方值1 143.377、自由度300、檢驗的顯著性概率為0. 通過因子分析所提取的8個相互獨立的公因子解釋了71.8%的變量總方差，具有很好的解釋力.

通過因子分析提取的公因子分別是村莊建設與經濟發展正面影響感知(F1)、生活環境負面影響感知(F2)、旅游發展參與現狀(F3)、經濟和社會的負面影響感知(F4)、旅游發展支持態度(F5)、社區滿意度(F6)、社會文化正面影響感知(F7)和對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意愿(F8)，共5項旅游影響感知公因子、2項態度公因子和1項旅游發展參與現狀公因子(表1). 為了能夠更加簡明、直觀地比較核心區和緩沖區居民旅游感知和態度的差異，研究采用文獻[20]的方法，通過Means模塊計算出25項測量指標的均值，將其與8個公因子載荷乘積后相加，獲得25項測量指標值，并將隸屬同一公因子的測量指標值進行疊加，從而獲得公因子的綜合得分(表1). 對核心區和緩沖區的數據因子分析結果進行比較可以發現：

(1)核心區居民調查數據的各項公因子得分均要高于緩沖區居民，表明即使在同一遺產旅游社區內部，居民旅游感知、態度和參與旅游業的現狀也存在著非常明顯的空間分異. 2組數據公因子得分差值最大的是“旅游發展支持態度”，結合對測量指標的分析，可以發現核心區居民更加認同“旅游發展與我及家庭關系密切”，對發展旅游業的支持態度明顯高于緩沖區居民.

(2)核心區和緩沖區居民在“對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態度”這一公因子的得分并無明顯的差異. 表明2個區域的居民對“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態度并不存在明顯的空間差異，居民對保護世界文化遺產都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表1 馬降龍碉樓村落居民旅游感知、態度因子分析結果及公因子得分Table 1 Factor analysis of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of Majianglong Diaolou valage

3.2 回歸分析

為了進一步分析影響居民旅游旅游發展支持態度和社區滿意度的因素以及不同因素的作用強度，本文參考了文獻[13]，進一步引入回歸分析的方法，分別以因子分析提取的公因子“旅游發展支持態度(F5)”、“社區滿意度(F6)”為因變量，以除去公因子“對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態度”(F8)以外的其他公因子為自變量，對整體區域、核心區居民和緩沖區居民的數據分別進行多元逐步回歸，進而獲得影響居民滿意度和旅游發展支持態度的影響因素. 在對整體區域的回歸分析中，為了測量“空間”的影響作用，本文增加了一項體現“空間要素”的變量——“核心區/緩沖區”，將核心區、緩沖區的測量指標分別賦值為1和0.

(1)

0.289F4+0.177F8，

(2)

0.194F4+0.127F8.

(3)

比較“居民旅游發展支持態度”的3個回歸模型可以發現：

(1)整體區域“居民旅游發展支持態度”的回歸模型(模型(3))顯示，“旅游發展參與現狀”(F3)是影響居民旅游發展支持態度的首要因素，而“核心區/緩沖區”這一反映空間要素的變量是影響居民旅游發展支持態度的次要因素，顯示了居民支持旅游發展的態度的空間分異的存在.

(2)居民旅游正面感知因子是影響居民旅游發展支持態度的主要因素. 在不考慮整體區域模型(模型(3))中的F核心區/緩沖區變量時，3個回歸模型中“居民參與旅游業的現狀”因子(F3)在回歸模型中的影響載荷最高，是影響居民旅游發展支持態度的最重要變量，其次是“村莊建設與經濟發展正面影響感知”因子(F1). 表明“居民參與旅游業的現狀”是影響居民支持旅游發展態度的主要因素.

3.2.2 居民對社區滿意度的回歸分析 以“社區滿意度”因子(F6)作為因變量，將“村莊建設與經濟發展正面影響感知”因子(F1)、“生活環境負面影響感知”因子(F2)、“旅游發展參與現狀”因子(F3)、“經濟和社會的負面影響感知”因子(F4)、“旅游發展支持態度”因子(F5)、“社會文化正面影響感知”因子(F7)的測量指標作為自變量，對數據分別從整體區域、核心區和緩沖區等3個尺度分別進行“社區滿意度”因子(F6)的多元逐步回歸分析，得到3個回歸模型：

(4)

(5)

0.484F3+0.170F7-0.232F4.

(6)

模型(4)～(6)的F均值檢驗均在0.001水平顯著，系數的t值都在0.05水平上顯著. 可以發現：

(1)在整體區域居民滿意度的回歸模型(模型(6))中，空間變量“核心區/緩沖區”是影響居民滿意度的最重要因子，說明居民的“社區滿意度”感知呈現明顯的空間差異性.

(2)對比3個回歸模型可以發現，“旅游發展參與現狀”(F3)僅出現在模型(5)和模型(6)中，該因子對核心區居民的“社區滿意度”(F6)并沒有影響，表明影響居民對其所在社區滿意度的因素并不相同，存在著一定的空間差異性.

(3)在不考慮整體區域模型(模型(6))中的空間要素的變量(F核心區/緩沖區)時，影響居民“社區滿意度”的最重要因素是 “村莊建設與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感知”因子(F1). “經濟和社會的負面影響”因子(F4)對居民“社區滿意度”的影響為負面作用.

4 結論

本文以世界文化遺產地馬降龍村落遺產地為案例地，探討在村落型遺產地內部的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的差異性. 研究發現：核心區居民的旅游感知與態度的各項公因子綜合得分要明顯高于緩沖區居民，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存在著明顯的空間差異性，但居民對保護世界文化遺產都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為了更加深入剖析影響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的主要因素，分別從核心區、緩沖區和整體區域等3個尺度對“社區滿意度”和“旅游發展支持態度”因子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空間要素”是影響居民滿意度和旅游發展支持態度的重要影響變量.

中國傳統鄉村落聚落是由居民房屋、公共活動區域和耕種土地構成，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農業勞作和村民的生活模式大體相近，因此村落內的土地及其承載的人類活動具有很強的相似性，并沒有本質差別，鄉村聚落空間本身是連續的，也并沒有核心與外圍之分. 然而隨著部分鄉村主導經濟類型的變化(如旅游業和村鎮工業的發展)，村民日常生活和生產內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以馬降龍村落遺產地為例，伴隨旅游業的發展，村民得以參與旅游業，同時源于村落空間上所承載的資源的差異和旅游發展的需要，傳統的鄉村聚落空間被人為地劃為景區的核心區和其他區域，并賦予不同區域居民具有差別性的旅游參與權利和旅游分紅制度(例如優先錄用核心區居民作為旅游從業人員，優先改善、建設核心區內村莊的環境與基礎設施)，村落物質空間與社會空間的均質性和連續性被打破，引發了社會沖突與部分居民的不滿. 馬降龍村落遺產地旅游參與制度的不公平和村莊發展的不均衡正是造成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存在空間差異的最主要因素. 本文目前僅分析了同一遺產景區(行政村)內部不同空間區域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的差異以及影響居民旅游發展支持態度和社區滿意度的影響因素，尚未對自然村內部、相同類型自然村和其他居民旅游感知與態度進行剖析，在后續的研究中將進一步細化研究區域，并對形成居民旅游感知的態度的空間差異的機制做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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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責編：莊曉瓊 英文審校：肖菁】

The Spatial Divergence of Residents’ Perceived Tourism Influence and Satisfaction on Village Heritage Site

CHEN Hui1*, LI Peng2, WANG Chunyang1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yi University, Jiangmen 529020, China;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China;3.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The divergence of the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of tourism impacts are investigated by quantitative analysis using Majianglong village as a sample case. Based on the factor analysis and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it has shown that, even in the same heritage scenic area,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of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impact of tourism industry.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each common factor of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in core area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residents in buffer area. The most important variable that affects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toward tourism is the ‘Core and periphery’, which reflects the spatial differ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promoted by the tourism industr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variables that affect the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ourism and community satisfaction. The injustice of tourism participate regulation and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village construction are the main cause of spatial differences in Majianglong village inside the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village heritage site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of tourism impacts; spatial difference; Kaiping diaolou and villages

2015-11-10 《華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網址：http://journal.scnu.edu.cn/n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71203162)；國家旅游局旅游業青年專家培養計劃項目(TYETP201332-2)；廣東省高等學校優秀青年教師培養計劃項目(Yq2013158)

F59

A

1000-5463(2017)04-0088-07

*通訊作者:陳慧，工程師，Email:1897124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