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詔除郎制度變遷探析

吳從祥

(安徽大學文學院，安徽合肥 230601)

漢代詔除郎制度變遷探析

吳從祥

(安徽大學文學院，安徽合肥 230601)

兩漢期間，詔除郎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東漢時期，君主詔除更為隨意，詔除郎數量日增；詔除類型更多，詔除范圍更廣；詔除郎地位不斷下降，升遷更為艱難。詔除任子成為君主籠絡臣子的權術，考試成為選官的重要環節以及選官標準重視才能等，是導致東漢詔除郎變遷的重要原因。

漢代；選官制度；任子制；詔除郎

兩漢時期，郎吏是一個數量龐大的低級官吏群體，其來源多樣，有以父兄蔭任為郎者，有以訾財為郎者，有舉孝廉為郎者，有以軍功為郎者，有遷轉為郎者等。根據任子之制，以詔除為郎者，即所謂“詔除郎”[1]22。詔除郎是漢代郎吏中較為特殊的一個小群體。對于漢代郎吏，學者研究較多，但對于詔除郎，學者關注較少，在此對有漢一朝詔除郎的變遷作一簡單探索，揭示其變遷的軌跡及變遷的原因。

一、詔除郎數量劇增

從現存史料來看，詔除郎始于西漢文帝時，如袁盎因兄任為中郎，周陽由以宗家任為郎等。漢代任子制是一種變相的貴族子弟世襲制。自西漢武帝時，大臣反對詔除任子的呼聲日高。武帝時董仲舒上書反對詔除官員子弟為官，“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2]2512。宣帝時王吉上書，建議廢除任子制，“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2]3065。以至哀帝于綏和二年（前7年）“除任子令”[2]336。雖然“除任子令也不過一紙空文罷了”[3]，但畢竟多少起到了一些制約任用。由于大臣們的反對，西漢君主詔除官員子弟為郎較為慎重，詔除郎數量較為有限。據筆者統計，西漢一朝詔除郎僅24人，其中文帝時2人，武帝時7人，宣帝時3人，元帝時3人，成帝時3人，哀帝時4人，平帝時2人①本文以班固《漢書》為主要考察統計對象，因涉人物眾多，故不一一標明出處及相關頁碼．參見：文獻[2]。。

東漢時期情形則與西漢時期大相徑庭。大臣反對詔除任子之聲漸息，君主則多次公開下詔，詔除官員子弟為郎。建光元年（121年）二月，安帝詔“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4]232。漢獻帝即位后“賜公卿以下至黃門侍郎家一人為郎”[4]367。因此，東漢詔除郎數量明顯增多。據筆者統計，東漢一朝以父任詔除為郎者共達57人之多。

由于靈帝隨意詔除郎吏，以至于陳蕃上書諫云：“今陛下除拜郎吏，無有休止，以一郎比一把菜耳?！盵5]此足見東漢后期詔除郎的泛濫了。

此外，一人多?，F象東漢遠較西漢普遍。從現存史料看，西漢僅武帝時蘇武兄弟三人以父任為郎①西漢前期（景帝、武帝時），不乏一人保多子為官現象，如景帝時，汲黯保弟汲仁及子汲偃為官；司馬安保其昆弟十人為官；武帝時，鄭當時保其昆弟六、七人為官等。這些可能與西漢前期選官制度不完善有關。西漢后期（武帝以后）這種現象較少，除蘇武兄弟外，僅馮世奉保二子，一子為郎，一子為太子中庶子。。而東漢時期，一人保多子為郎者較多。

東漢時期，一人保多子為郎詳情見表1：

表1 東漢一人保多子為郎一覽表②表中數據皆據范曄《后漢書》統計所得，參見：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從上表可以看出，東漢自光武帝以降，君主皆好詔除官員多名子弟為郎。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漢時期，皇帝對詔除比較慎重，少有詔除一官員多子為郎者，而東漢時期，皇帝詔除官員子弟為郎較為隨意，一官員保多子為郎現象較多，這必然導致東漢詔除郎數量不斷增多。

二、詔除郎類型漸多

《漢書·哀帝紀》注引《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盵2]337《漢書·漢黯傳》注引蘇林語云：“任，保舉?！盵2]2323《漢書·王吉傳》注引張晏云：“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盵2]3065西漢時期，詔除郎主要歸因于父兄任職，其它來源較少。據筆者統計，西漢一朝（不含王莽時期）詔除郎者共 24人，其中周陽由以宗家為郎，淳于長以太后姊為黃門郎，義縱以姊（其姊以醫幸于王太后）為郎，袁盎和楊惲皆因兄任為郎，其余 19人皆因父任為郎，約占總數八成④本文此處以班固《漢書》為主要考察統計對象，因涉及人物眾多，故不一一標明出處及相關頁碼。參見：文獻[2]。。

東漢時期，雖然眾多詔除郎依然歸功于其父，但眾多詔除郎并非緣于其父任職（即任二千石滿三年⑤任二千石滿三年可保一子為郎，這是一般原則，實際上存在一些特例：如孔光僅為尚書令（千石），成帝詔除其子孔放為侍郎；桓譚父為太樂令（六百石），桓譚能以父任為郎等。），而是緣于其父其它方面的功勞。東漢詔除郎有以父軍功為郎者（即功任）。如順帝時“拜（滕撫）為九江都尉……于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以撫為左馮翊，除一子為郎”[4]1279-1280。討賊時滕撫任九江都尉，僅比二千石，且任職未滿三年，除其一子為郎，顯然是對其討賊有功的獎賞。東漢詔除郎有以父殉國為郎者（即難任）。如殤帝時，漁陽太守張顯、兵馬掾嚴授、主簿衛福以及功曹徐咸等與鮮卑戰，身亡，“朝廷愍（嚴）授等節，詔書褒嘆，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4]2672。嚴授、衛福、徐咸皆為下層官吏，朝廷詔除其子為郎，顯然是對他們殉國的獎賞。再如，安帝元初二年（115年），京兆虎牙都尉耿溥“擊畔羌于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曄并為郎”[4]724。耿溥兵敗，無功可言，但因陣亡殉國，故詔其二子為郎。東漢詔除郎有以父忠義為郎者。如楊震死后，“歲余，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4]1767。再如，獻帝時，陸康守城，不降袁術，城陷病卒，“朝廷愍其守節，拜子俊為郎中”[4]1114。東漢詔除郎有以其父與皇帝之間非凡關系為郎者?！逗鬂h書·鄭眾傳》：“延光中，安帝廢太子（即順帝）為濟陰王。（鄭）安世與太?；秆?、太仆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盵4]1226鄭安世時為未央廄令，僅六百石，順帝即位后詔除其子亮為郎，實出于鄭安世有恩于他。再如，朱岑與光武帝有舊，其卒后光武詔其子朱暉為郎。東漢詔除郎有以外戚關系為郎者。如章帝時，馬太后堂兄馬嚴征為侍御史中丞，除子鱄為郎。馬嚴為御史中丞，秩僅千石，其子詔除為郎，實歸因于其為馬太后堂兄。后馬嚴為五官中郎將，章帝又詔除其另外三子為郎。馬嚴多達四子為詔除郎，當與其外戚身份有關。據筆者統計，東漢以父官職為郎者29人，以父軍功為郎者5人，因父殉國為郎者7人，因父忠義為郎者8人，因父與皇帝特殊關系為郎者4人，因外戚關系為郎者4人①本文此處以范曄《后漢書》為主要考察統計對象，因涉及人物眾多，故不一一標明出處及相關頁碼。參見：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東漢時期，除了任子之外，還可任孫為郎。如黃瓊任司徒，其孫黃琬“以公孫拜童子郎”[4]2040。再如，陸康破敵有功，靈帝“拜康孫尚為郎中”[4]1114。東漢后期，任家人為郎現象亦比較常見?！凹胰恕?，可能是子、孫，也可能是家庭的其它成員。如靈帝“拜胡廣家一人為郎中”[4]1511。張奐、皇甫嵩、段熲皆因軍功而任其家人一人為郎。張顯殉國而任其家人二人為郎，胡爽守節而任其家人一人為郎。

東漢官員任家人為郎詳情見表2：

表2 東漢官員任家人為郎一覽表②表中數據皆據范曄《后漢書》統計所得。參見：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漢時期，詔除郎多緣于父兄任職，其它來源較少。到了東漢時期，詔除種類更多，軍功、殉國、忠義等，都可成為詔除其子為郎的理由；詔除對象也更廣，除了子侄之外，家人亦可詔除為郎。

三、詔除郎地位日降

有漢一朝，除郎途徑多元，有孝廉郎、詔除郎、訾財郎等。從現存西漢選官史料來看，在地位和升遷等方面，西漢各類郎吏并無明顯區別。到了東漢時期，舉孝廉成為“除郎之最主要途徑”“署郎之正途”[6]，其地位明顯高于詔除郎等，其升遷機會明顯多于、優于詔除郎等。

東漢時期，孝廉郎升遷，往往拜四百石至千石的長、令、相等。章帝建初元年（76年）“夏五月辛酉，初舉孝廉郎中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4]134。和帝永元七年（95年）四月“詔曰：‘……是以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其人。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匍惒娇讼壬J為：“由‘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其人’句可知，這次選拔郎官，亦僅限于孝廉郎?！贝苏f可信，本文從之。參見：文獻[1]：23。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長、相?！盵4]180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詔三府選掾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各五人，光祿勛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補令、長、相、尉”。[4]229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東漢時期，詔除郎則只能升遷為三、四百石的丞、尉等。和帝永元元年（107年）“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為真?！盵4]168可見，從升遷任職來看，詔除郎地位明顯低于孝廉郎。

東漢時期，詔除郎為官機會明顯少于孝廉郎。東漢時期，孝廉郎成為各類官吏的主要來源，各種職官常選孝廉郎為之?！逗鬂h書·百官志二》注引應劭《漢官名秩》：“（陵園）丞皆選孝廉郎年少薄伐者?！盵4]3574又注引《漢官》：羽林左監“孝廉郎作?！盵4]3576《后漢書·和帝紀》注引《十三州志》：“謁者，秦官也。員七十人，皆選孝廉年未五十，曉解擯贊者?！瓪q盡，拜縣令、長史，及都官府丞、長史?！盵4]180《太平御覽》卷二二九引應劭《漢官儀》：太官丞“四人，郡孝廉年五十，清修聰明者，光祿上名，乃召拜，皆秩四百石，三歲為令”[7]。這些職官皆由孝廉郎任之，皆與詔除郎無關?？梢?，詔除郎為官的機會少于孝廉郎。詔除郎偶爾有特賜升遷機會，但要求也較高。順帝陽嘉元年（132年）“令諸以詔除為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4]261?？梢娫t除郎升遷要求與孝廉郎一樣，并沒有絲毫照顧，并且名額很少。正因如此，有能力者往往辭詔除郎而于州郡參選孝廉?！峨`釋》卷七《輕騎將軍馮緄碑》：“弱冠，詔除郎。還更仕郡，歷諸曹史、督郵、主簿、五官掾、功曹。舉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廣都長?！盵8]如果馮緄一直任詔除郎，可能不會有如此通達的仕途了。

從詔除郎升遷到高官（二千石）的數量來看，西漢與東漢有較大差距。西漢時期，數量眾多的詔除郎升至高官。如上所說，西漢詔除郎24人，據筆者統計，其中升至三公者2人，為二千石者14人，千石以下2人，升遷不明者6人②本文此處以班固《漢書》為主要考察統計對象，因涉及人物眾多，故不一一標明出處及相關頁碼。參見：文獻[2]。?？梢?，西漢詔除郎有近六成升遷至高官。

東漢時期，詔除郎地位低于孝廉郎，少有升至高官者。如上所說，東漢詔除郎 57人，其中升至三公者2人，為二千石者12人，千石以下2人，升遷不明者41人③本文此處以范曄《后漢書》為主要考察統計對象，因涉及人物眾多，故不一一標明出處及相關頁碼。參見：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不詳”者往往是平凡之輩，故史籍對其生平事跡無所記載。西漢詔除郎不詳者，僅占四分之一，而東漢不詳者高達七成以上。西漢詔除郎升至二千石者近六成，而東漢詔除郎升至二千石者僅二成。由此可見，東漢詔除郎升遷更難，升至高官機會較少。

四、詔除郎制度變遷原因

以上對漢代詔除郎的變遷作了簡要概說，是什么原因導致這些變化呢？

（一）西漢詔除任子重在維護高官特權，東漢詔除任子則成為君主籠絡臣子的權術

漢代任子制是照顧和籠絡官僚的一種變相的貴族子弟世襲制，“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地主階級官僚新貴的既得利益和特權”[9]。這一傾向在西漢時表現得特別明顯。從上文《西漢詔除郎來源一覽表》可以看出，西漢24名詔除郎有21名是緣于父兄任職，比例高達八成，例外情況極少。到了東漢時期，緣于其父任職為詔除郎者僅占總數一半，另外半數源于其它原因，如軍功、殉國、忠義等。由此可見，到了東漢時期，詔除任子逐漸成為一種政治權術?；实劭梢杂盟鼇碚疹欁约河H友，回報有恩于己者，可以用它來獎勵軍功，褒獎忠義等。這不僅導致詔除類型增多，也必然導致詔除郎數量的增多。詔除郎依賴于父兄入仕，其自身才學和能力多不高，往往無法很好地承擔治國治民等重任。這些導致君主往往不重用詔除郎，而重視以自身能力脫穎而出的孝廉郎。一句話，君主廣詔除而不重用，必然導致詔除郎日益泛濫而低賤。

（二）西漢選官重舉薦，東漢選官重考察、考試

西漢選官，多以舉薦為主，很少加以考察、考試等。到了東漢時期，選官制度日益嚴密，考察和考試逐漸成為選官必不可少的環節。

《后漢書·百官一》注引應劭《漢官儀》：“世祖詔：……自今以后，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覆，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于縣邑，務授試以職?！盵4]3559“授試以職”，便是對所舉薦士人的能力進行考察。后和帝又重申這一原則。和帝永元五年（93年）三月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苿e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盵4]176“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表明，大多被舉薦者要經過“試職”。

不僅如此，東漢時期，考試制度逐漸滲透于選官制度之中?！逗鬂h書·百官志三》注引《決錄注》：“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缺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為郎?！盵4]3598《初學記》卷十一引《漢官》云：“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詣尚書臺試。每一郎缺則試五人，先試箋奏?！盵10]自西漢以來，尚書郎是由尚書令史依資歷補之，東漢光武帝改用孝廉郎，并且需經過考試，擇優選用。陽嘉新制使考試成為人才選用必不可少的環節。左雄上書諫曰：“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詔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盵4]2020此議雖然遭到胡廣、張盛等大量官員反對，但依然得以認真執行。

試職和考試等措施的實行，使得選官制度更為完善。依父、兄之官職為郎者，雖并非都是平庸之人，但大多如此。他們往往無法通過這些考試，自然不會予以任用，更不用說升到高官了。

（三）西漢選官重名聲，東漢選官重才能

西漢察舉制度重視名聲，故滋生了許多盜名現象。東漢光武帝以降，才能逐漸成為選官的重要準則。如上所說，光武帝曾對舉子“授試以職”?！笆谠囈月殹?，“意謂對秀孝，舉主應先委以一定職務，使之由此‘便習官事’，或由此檢驗其是否‘便習官事’，合格者方可舉至中央?！盵1]44-45這實際上是對舉子實際為官能力的考核。章帝建初元年詔云：“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盵4]133章帝批判察舉“既非能顯”，表明其選官重在“能顯”。順帝時，左雄上書，建議所有舉子“皆先詔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4]2020?！熬毱涮搶?，以觀異能”實乃對舉子才能的考核。這一建議后來被立為選官規則，得以認真執行。順帝陽嘉元年十一月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4]261。這些表明，吏能、才能成為選官的重要準則。選官準則的變化，使得依賴于先人之功而無多少實際才能的詔除郎仕途日塞，地位日漸邊緣化。

綜上所述，兩漢時期，詔除郎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東漢時期，君主詔除更為隨意，詔除郎數量日增；詔除類型更多，詔除范圍更廣；詔除郎地位不斷下降，升遷更為艱難。詔除任子成為君主籠絡臣子的權術，考試成為選官的重要環節以及選官標準的變化等，是導致東漢詔除郎變遷的重要原因。

[1] 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2] 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 黃留珠．秦漢仕進制度[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219．

[4] 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5] 杜佑．通典[M]．北京：中華書局，1986：807．

[6] 嚴耕望．秦漢郎吏制度考[C] // 嚴耕望. 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下）[M]．北京：中華書局，2006：317．

[7] 李昉．太平御覽[M]．北京：中華書局，1960：1090．

[8] 洪適．隸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6：86．

[9] 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下冊）[M]．濟南：齊魯書社，1985：345．

[10] 徐堅．初學記[M]．北京：中華書局，1962：269．

Abstract: A series of changes of Zhao Chu Lang system occurred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The number of Zhao Chu Lang increased for the Emperors appointed casually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e mode of selecting Zhao Chu Lang varied as well and the scope of selection was even more extensive so that the status of Zhao Chu Lang become humbler and humbler. The promotion of Zhao Chu Lang turned to be more difficult than ever. The strict system of official selection becomes a power tactics by the emperor to draw over the officials. The important reason why the system of Zhao Chu Lang varied results from the significant link to select officials by examination and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alents as criterion of official-selection.

Key words: Han Dynasty; Official- selecting System; Institution of Official Appointment; Zhao Chu Lang

(編輯：朱青海)

Analysis on Evolution of Zhao Chu Lang System in the Han Dynasty

WU Congxiang
(Literature Colleg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China 230601)

K234

A

1674-3555(2017)05-0069-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7.05.011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從xuebao.wzu.edu.cn獲得

2016-10-07

吳從祥(1973- )，男，江西九江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先秦兩漢文學與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