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導演作品中的文化身份意識

胡薈 何雷

【摘要】：藏族導演萬瑪才旦目前有《靜靜的嘛呢石》（2005）、《尋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2011）、《五彩神箭》（2014）、《塔洛》（2015）五部長片。這五部長片短片都體現了萬瑪才旦的藏族文化身份意識，同時也體現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臧族文化和漢族文化的矛盾、沖突到和解、融合的過程，在這些作品中萬瑪才旦也表現出了對于文化和身份的雙重焦慮。

【關鍵詞】：萬瑪才旦；文化身份意識；文化焦慮；身份焦慮

什么是文化身份？“文化身份”又可譯作文化認同，“主要訴諸文學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質特征和帶有民族印記的文化本質特征”。人們通常把文化身份看做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時也是某一具體的民族與生俱來的一系列特征。但另一方面，文化身份又具有一種結構主義的特征，因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做一系列彼此相互關聯的特征，因此將“身份”的概念當做一系列獨特的或有著結構特征的一種變通的看法。identity既隱含著一種帶有固定特征的‘身份之含義，同時也體現了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個人所尋求的‘認同之深層涵義。此解釋借鑒了當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圖亞特·霍爾所寫的文章“文化身份和電影表征”。在其文章中，他將文化身份從兩個身份角度進行定義：從第一種角度，他認為文化身份具有“同一性”，其中所涉及的文化元素是它所代表文化的本質。反應這個文化具體特征的個人和所有相關元素都有著相同的背景和穩定不變并一直持續著的歷史，因此此時的文化身份具有的是穩定不變的特征。他的第二種角度是從發展的角度來觀察文化身份。認為文化身份呈現出相對的不穩定性，因為文化身份在這時由于周圍的環境而發生著變化。因此此時文化身份表現出有差異、復雜和非持續性的“他性”。[1]

從兩代人之間出現沖突，又進行了妥協。導演對所拍影片故事情節發展的構思很大程度上就來自于生活中發生的真實事情，這些事情原本就產生于藏文化這樣一個大的氛圍。其故事情節遵循的也是藏族文化的儀式性傳統。隨著情節的發展，藏族文化身份中的本質和有差異的許多元素貫穿在故事發生的過程中顯現出來。

萬瑪才旦在文化身份意識過程中體現了兩種焦慮。即文化焦慮和身份焦慮。

一、文化焦慮

萬瑪才旦的兩部電影《靜靜的嘛呢石》和《尋找智美更登》對藏戲 《智美更登》進行了濃墨重彩的表述。藏戲從“廣場劇”發展為電影這種“光影”藝術形態，《智美更登》從藏戲到電影的藝術轉換過程中隱藏著深入肌理的變化：“智美更登”故事原本具有的神圣性在現代社會生活中逐漸消解。這種消解現象折射出藏族優秀傳統文化生存空間的被擠壓以及逐漸被遺忘的衰敗景象，含蓄而又深沉地表達了萬瑪才旦對傳統藏戲的 “憂思”及“反思”。[2]

電影《靜靜的嘛呢石》中藏戲《智美更登》僅是作為劇情中的插曲出現，戲劇本身的內容也是只言片語、支離破碎，既沒完整地展現本藏戲的內容，也沒刻意凸顯其神圣性的 “氣場”，主要是以被觀賞的方式作為影片故事情節出現：第一次是小喇嘛在寺廟里與小活佛一起在電視上看藏戲《智美更登》的VCD；第二次是在小喇嘛剛回到家時，其弟弟帶著他去找正在排演藏戲《智美更登》的大哥；第三次是在藏歷新年時，村里的藏戲正式開演，全村的人都盛裝打扮前往觀看。電影中雖然對藏戲《智美更登》的表現鏡頭比較多，但藏戲的戲份在電影中僅是以插科打諢的方式穿插其間。同時影片在再現藏戲時，也并未賦予其莊嚴的神性場景，藏戲演出本身被作為一種娛樂事件與世俗生活相交融。如小喇嘛找哥哥要錢去錄像廳看《西游記》，打斷了藏戲的演出，把觀眾從戲劇劇情拉回現實，并插入了對扮演智美更登的哥哥的調侃，觀戲氛圍輕松幽默與劇情主題的悲壯感人形成鮮明的反差；藏戲演出結束后，立馬放起了刺耳的現代勁歌，年輕人跳起了迪斯科，同剛出演的藏戲悲切的氛圍明顯格格不入。這些敘事鏡頭表現了藏戲《智美更登》在電視、錄像等現代藝術的沖擊下，不僅其神圣的宗教旨意日趨弱化，其出現的肅穆氣場亦被省略，而與世俗生活的相融漸成常態。作為藏族電影導演的堅守者，萬瑪才旦一直專注于創作本民族題材的電影，其以藏族人的視角對藏族文化的吸收、認識和反思是比較純粹的，這種對文化的焦慮感同時體現在他的影片中，藏族戲劇在現代文明中的消逝也通過種種細節表現了出來。

萬瑪才旦自從影以來，民族文化認同一直是恒在的主題?！鹅o靜的嘛呢石》中的小喇嘛為世俗世界里的電視劇《西游記》中孫悟空護送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吸引，從此內心失去了平靜。這里已經出現了藏傳佛教與主流世俗生活之間的差異性敘事，雖然展示了藏族文化與主流文化的聯系，但小喇嘛對著《西游記》的DVD空殼失神的一瞬，已經暗含了電影《塔洛》中也隱含的民族文化“空心化”命題。

二、身份焦慮

萬瑪才旦本身是藏族人，先后在西北民族大學和北京電影學院求學，從藏族文化到漢族文化的學習、接收并轉化，本身藏族人的身份對于民族身份焦慮的展現和思考更加敏感和細膩。

影片《塔洛》從主題到敘事策略，顯示了導演萬瑪才旦嘗試改變他以往電影過于小眾的努力。他一面不放棄對民族身份的追索，另一面有聚焦于更為普遍性的“現代人”的遭遇，以青海藏區牧羊人在城里的短暫經歷表達對現代人身份認同的猶疑和棄絕姿態。主人公塔洛到鄉里派出所辦身份證的過程，成了他文化意義上追索“身份”的隱喻。[3]塔洛一進入縣城，立即陷入了現代城市為他預備的各種社會控制及陷阱。他看起來像一個現代社會的“化外之民”，對“闖入”城市后的遭際毫無準備。主人公的命名過程便是進入現代性的開始。在傳統社會中，名字也是有社會性的，通過傳統社區的家庭、宗教約束個人的言行，實施社會控制。影片的主人公因為是孤兒，家庭宗族的空缺造就了他社會化認知程度底下，他的本名逐漸被人忘記，只有綽號。但在現代社會中，人名是社會控制和管理機制的重要符號，主人公被重新冠名即是現代社會對他重新實施控制的開始，此后在城里遭受的一切都具有了現代社會控制的象征意義。該片延續了導演一貫的反思民族文化、構建自我身份的主題?！八褪且粋€放羊的，他的世界里沒有太多人，他的精神世界也是非黑即白的，他以‘為人民服務的《語錄》作為區分好壞的一個標準。所以我覺得他的世界是合適用黑白影像來表現的”，導演說。塔洛這個形象的塑造從他辦身份證一開始就面臨著一種身份的變換，在這其中遇見的種種都表現了他在這個巨大的社會面前的矛盾、沖突到被迫融合，最后因為社會的巨大旋渦導致自己以自殘來對這個旋渦的消極抵抗。都顯現出這個人物對于自己的身份的焦慮與不知所從。

在萬瑪才旦的影片中，也始終表現了一個民族寓言：一個中國的少數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身份焦慮。

結論

目前萬瑪才旦有五部長片，其中五部都表現出了藏區傳統文化對于現代文明的碰撞和沖突，在他的影片中也始終沒有脫離民族身份的土壤，任何民族符號的出現都絲毫不與奇觀等同，一切背景展示及內在的文化和身份焦慮皆與當代藏區、藏人的實際狀況高度貼合，以精良成熟的文本承載民族現實，從民族困惑出發詰問世界，這也是萬瑪才旦電影之于民族藝術電影內涵的探索與突破。

參考文獻：

[1]小次央.當代涉藏電影中的文化身份表征——《喜瑪拉雅》、《靜靜的嘛呢石》淺析[J]. 西藏藝術研究，2008，（03）：59-66.

[2]謝婉若.文化焦慮：《智美更登》從藏戲到電影[J].電影文學，2016，（02）：30-32.

[3]胡譜忠.《塔洛》：多重身份敘事的文化指向[J].電影藝術，2016，（02）：7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