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與文化塑造

◎徐剛

文學批評與文化塑造

◎徐剛

【青騎士檔案·徐剛】

徐剛，1981年生于湖北，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三屆客座研究員、特邀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史及理論批評研究。曾在《文藝研究》《文藝爭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等刊物發表論文百余篇，其中多篇文章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出版有專著《想像城市的方法》《后革命時代的焦慮》《影像的蹤跡》《虛構的儀式》等數種。曾榮獲北京大學第十三屆研究生“學術十杰”榮譽稱號，第十四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優秀成果獎，以及《人民文學》“2014青年批評家年度表現獎”等。

我和批評最初的緣分，始于十多年前與“火鳳凰批評文叢”的相遇。那時，年少的我于百無聊賴之際，終日浪跡在學校圖書館里，尋找一切令人心動的文字。直至一日，我在一排書架的晦暗角落里發現了那批被冠以“火鳳凰新批評文叢”的簡樸小書。多年以后，當我回想起當年閱讀陳思和的《雞鳴風雨》、蔡翔的《日常生活的詩情消解》、胡河清的《靈地的緬想》，以及張新穎的《棲居與游牧之地》的場景時，我定然不會料到正是這些激動人心的文字，開啟了我與批評最初的緣分。盡管此后我一路求學，從縣城出發，途經省城，再到首都，隨著眼界的打開，更為厚重的文學史研究吸引了我更多的目光，但批評帶給人最初的激情依然讓我念念不忘。

縱觀我的求學之路，最應感謝的兩位老師無疑是將我領入學術之門的王又平老師，以及教會我批評方法的張頤武老師。這是兩位風格極不相同的老師，對我的影響也是各有側重。王老師偏重文學史教學，他學文藝理論出身，做事極為認真，一板一眼毫不馬虎。他最為擅長也最為熱衷的兩件事就是教書和指導論文，相反自己發表的研究成果并不多，除了隔幾年修訂一次的文學史教材，王老師幾乎所有發表的論文都是由課堂講義修改而來。他的講課極受學生歡迎，他也非常熱愛講課，而對我而言，他的每一堂課，幾乎都是一次嚴謹的學術訓練。他讓我明白了問題意識、概念厘定、知識來路以及歷史脈絡的重要性。我很慶幸自己最初的學術訓練是在王老師手底下完成的，尤其是畢業論文這個環節，是他讓我明白，花在搭建論文框架上的時間是遠遠超過論文寫作本身的?，F在看來，我的碩士論文能獲得當年的省級優秀獎，完全是王老師的功勞。我的博士導師張頤武教授，則完全屬于另外一種風格。這是一位極為敏銳的文化批評家，他總是能夠輕易把握時代變動中的文化脈搏，對時代與文化的走勢有著驚人的洞察，對全球化和大歷史的每個細節也都了如指掌，并由此呈現出驚人的感受力和闡釋力。在他的教導下我深深地感到，就文學與現實的關系而言，一針見血的論斷才至關重要，而知識的嚴整反而顯得累贅和怪異。

這兩位風格截然不同的老師，讓我明白了學術的嚴謹和呆板，以及批評的靈動與輕率，這讓我長久地徘徊在作為學者和批評家的兩難境地之中。我也一直試圖在二者之間取得平衡，由此而認真實踐著研究與批評“兩條腿走路”的工作法則。當然，這也使我的工作陷入到一種刻骨的分裂境地：一方面將專注的目光執著地投向遙遠的“十七年文學”；另一方面又將濃厚的興趣頑強地指向當下鮮活的小說、電影與文化。好在這樣的方式終究讓我樂在其中，學者與批評家孰高孰低的問題便不再重要了！

坦率來說，我只是一位批評新人，直到博士期間才開始真正意義上的批評工作，收入《影像的蹤跡》中的那些談論電影的文字便大多寫于那個時候。那時的我，無比迷戀斯洛文尼亞理論家齊澤克，以及他那部風靡全球的理論紀錄片《變態者電影指南》。在這部電影中，那位享譽世界的理論明星意在運用包括黑格爾的主體哲學，馬克思主義的諸種理論，意識形態的分析框架，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學在內的各式武器，對好萊塢通俗電影進行全方位的“合圍”。他的解讀功力著實驚世駭俗，所得出的結論也絕對出人意外，而這種解讀和闡釋所蘊含的無窮力量，使得那些原本熟悉的電影呈現出別樣的面貌。這種意蘊的層級顯然超越了電影本身所設定的框架，而落入闡釋者自己的理論視域之中，這便是理論闡釋的生產性和魅力所在。當然，像齊澤克那樣巫師般的“學術戲法”，或是煉金術師一樣的蓋世神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嫻熟運用，但他基本的理論傾向和文化研究的思維路徑，卻是值得人們認真總結的。

作為一位非電影專業的研究者，我對諸如鏡頭語言分析之類的技術操作一竅不通，更無法從容地“顯擺”各類的電影術語，因而只能按照文學或者文化研究的方式，謹慎地觸摸電影的敘事細節，并在文化政治的框架內予以闡釋和說明。因此，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將電影作為一個文本來解讀的。在我看來，電影文本并不是自足的，它的內部矛盾重重，充滿斷裂和張力，因此“閱讀”一部電影便意味著一次闡釋學的“歷險”。無論是“細讀”還是“解讀”，其目的都在于敏銳地捕捉敘事細節所包含的裂隙和“癥候”，因而并不是要以膜拜的姿態去欣賞電影，而是以“變態”的目光去發現它的問題，以及這個問題背后更為龐大的社會背景?！坝肋h歷史化”，這是《政治無意識》的作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遜的一句膾炙人口的宣言，卻在不經意間道出了對待“作為社會象征行為的敘事”的方法論啟示。因而本書所言及的文化政治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測的詞匯，而是有著與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異曲同工的內涵，或者至多只增加了伊格爾頓意義上的“一切批評都是政治的”斷語。當然，按照這樣的方式去搜索“影像的蹤跡”并非什么獨創之舉，因為文化研究本身就是政治性的。

或許是受此文化研究思路的影響，我的博士論文《1950至1970年代中國文學的城市敘述》（出版時題為《想像城市的方法》）在某種程度上也以此方式展開，試圖將文學史研究引向一種“批評化”的框架。在這本論著中，我將城市表述與中國革命、中國現代性等問題結合起來，以“文學中的城市”為方法，探討1950至1970年代這段社會主義時期文學中的城市敘述問題，并借此展開對“革命之后”社會主義文化危機及現代性困境的探索，也是想分析中國革命從鄉村走向城市的過程及其后果。比如像《我們夫婦之間》這樣的作品，便通過“墮落干部”的進城故事，展開了社會主義時代“進城”沖突與改造焦慮的問題，進而也呈現了“從鄉村到城市”這個中國革命的基本命題，以及社會主義革命遭遇城市“市民社會”的理論難題。在我看來，通過考察“社會主義文學”與“城市”這個資本主義“場域”之間沖突、順應、分野的意識形態聚合過程，可以探求一種“社會主義城市”的文學表達。盡管在這種表達背后，暗藏著“革命之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矛盾性和內在焦慮，但卻是從中分析中國社會主義遺產和教訓的絕佳視角。這種“以論帶史”的形式，本意其實并非將冷靜客觀的“研究”敘述成觀點偏頗的“批評”，而是要在枯燥繁冗的“歷史”之外，展現“現實”鮮活的問題視域，在“歷史”的“重讀”之中，尋找一種“有思想的學術”，進而成全一種“有學術的思想”。

對我來說，真正意義上的當代文學批評，只是近些年才逐漸著手的工作。那些拉拉雜雜的文字，讓我在不斷的實踐中，初步領悟有關批評的“常識”：就文學批評的責任而言，首先當然在于闡釋。在此，批評并不是一項神秘的活動，它只是更為高明的閱讀。批評者運用自己掌握的專業知識、理論體系和文學話語，對文本的意義進行更充分，也更具有說服力的探究與解釋，進行抵達作品內在的玄妙。在這個基礎上，批評家將闡釋的結論分享給所在的社群，進而獲得知識或價值接受、檢驗乃至爭鳴的契機，這便是對文學批評責任的初步描述。對于批評者來說，閱讀的意義不僅在于獲得一種個人意義上的“發現的愉悅”，更是對于群體的知識分享和意識形態統合。因而它需要警惕自身的“貴族化”，蕩滌其不可一世的傲慢，不知所云的“文藝腔”，以及自我陶醉的唯美情調。

與批評的闡釋責任相伴隨的是它的甄別功能。批評在其闡釋的背后，內在包含著評論與判斷，即對于作品的缺點與錯誤提出意見。在此，批評家需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褒優貶劣、激濁揚清”，為此需要具有融通古今中外的文學眼光，熟知傳統文學經驗和世界文學經驗，以及容納文學多樣性的情懷，進而發現作品的創新潛質。這也就像魯迅所說的，批評家要做“剜爛蘋果”的工作，“把爛的剜掉，把好的留下來吃”。

當然，不同的人對于批評有著不同的價值訴求，或是基于某種自娛自樂的游戲，尋找樂趣；或是基于個人化的閱讀感受，通過移情的方式體驗一種他人的生活，進而講述自我的生存經驗和人生啟示，但也有人更為關注文學批評作為文化整體的功能意義。因而在我看來，批評在其闡釋與甄別之外，更為重要的責任在于通過發現新的文藝現象，推介新的文藝作品去重新定義文藝，進而定義文藝在其意識形態化的過程中，批評家與文藝工作者所共同獲得的新的生存感受。因而在什么標準的意義上來闡釋、甄別和評判文藝作品，這背后便涉及到意識形態的重要問題。不錯，文學批評是意識形態的，作品評價僅僅是它的一種形式，它“更在于以專業的方式達到一個意識形態的目的，通過夸大它的身份，或者故意隱秘身份，最終指向一種文化的培養和精神的養成”。因此，它也理應具有一個遙遠的總體性，一個無論是具體的批評還是贊譽，無論何種方法的呈現，都理應包含的視野和背景，這也是新的文化塑造的題中之義。

歸根結底，批評或許只是一種態度，它集中呈現為我們對于這個世界的看法。多數的批評者將李健吾“尋美的批評”奉為圭臬，這也難怪，“靈魂在杰作中的探險”固然讓人心曠神怡，可這樣的時代，純粹的審美卻多少顯得有些廉價。批評不是撫慰，它更需要的是一種拆解的能力，一種闡釋的方式，一種富有力量的表達，但這一切都要以審慎而令人信服的方式展開。批評是批評家認識這個世界，并經由身處的世界來反觀自我的方式。通過文本來闡釋世界，進而在實踐的層面探尋一種新的歷史可能。由此而言，理論的穿透力所帶來的歷史縱深感，其所囊括的社會寬廣度，以及通過文本的細致閱讀，精微的分析所達致的作品闡釋力，都顯得至關重要。批評遠非是要判斷或鑒賞某個作品，而是要進行細致入微的考察與分析，進而打開這個隱秘而荒謬的世界的一角。它面對的不僅僅是語言的紋路和肌理，虛構的世界里那些寬廣博大的人物內心，抑或如深淵般無比幽暗的人性本身，更要面對整個豐富而駁雜的外部世界，在更高的意義上閱讀歷史和社會。

于我而言，批評就像是艱辛的跋涉，穿越語詞的密林，只求不淪落為虛無的冒險。因而，無論是指向歷史的學術研究，還是切近當下的文學（文化）批評，無論是厚重嚴實的文學史現象、小說文本，還是讓人眼花繚亂的文化風潮、影像制品，對我來說都沒什么不同，一切都是“細讀”、“剖析”的對象。然而，“嚴謹求實”的學者好找，“荒腔走板”的批評家難尋，問題在于，如何在平實而誠懇的論述中，深入文本的內在肌理，同時力避“學院派”慣有的迂腐與呆滯，這是我努力追求的批評風格。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忍不住幻想一種批評，它緊緊扣住此在的世界，并將精微的分析與誠摯的熱情，融入到對于歷史可能性的冀望之中。

徐剛: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