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出獄后給報社的聲明

張家康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促使包括陳獨秀在內的大批政治犯被提前釋放。走出國民黨南京老虎橋監獄的陳獨秀，未及料理生活、工作諸事，便立即連連書寫了兩份對他來說至關重要的聲明，希望通過《申報》和《中央日報》公之于眾，讓世人了解和認識一個真實的陳獨秀，不幸的是，這兩份聲明一份也沒能發表。陳獨秀為何急于發表聲明，這兩份聲明又何以不能見諸天日呢？

堅持無條件出獄

1937年8月13日，日軍對上海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隨著戰爭升級，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遭到日軍飛機的轟炸，囚禁陳獨秀等政治犯的老虎橋監獄也被轟炸。此時，國民政府迫于戰局吃緊，不愿意因疏散、安置這些政治犯而投入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因而很多政治犯什么手續都沒履行，就一一走出牢房。據王凡西回憶，他被囚禁在南京秘密拘留所，當時看守跑的只剩下一個，這個人對王凡西說：“什么人都走了，我也逃難，你出去吧！”可是，作為國民黨的重大政治犯陳獨秀，他的出獄就不能這么簡單了。

從坐牢那天起，陳獨秀就沒打算能有走出牢房的日子。況且，他雖然在坐牢，失去了自由，但是與其他政治犯相比，獄方對他人道多了，12平方米的單間，供有書桌、書架，室外有一小天井，可以讀書寫作，疲倦了還可踱到小天井透透氣，伙食也好于其他囚犯，每餐是兩菜一湯。獄方先是安排同案犯濮德志照料他的生活，后又同意其夫人定期前來照料。繞有意味的是，與被捕前的東躲西藏、生活無著相比，他反倒感到踏實多了。

他在監獄內讀了很多書，悉心做起了研究，除完成《實庵自傳》兩章外，還完成了諸多文字學方面的著作。他似乎對出獄沒有什么要求，反倒是他的朋友和學生一直惦記在心。北大時的學生、當年五四運動的干將、時在國民政府供職的段錫朋約了北大校長蔣夢麟和監察委員楊亮功前來探視。段錫朋表示將盡力保釋，促其早日出獄。陳獨秀聽后非但沒有十分動心，反倒說出這樣話：“我現在雖然是有期徒刑，實際上是無期徒刑。我年事已高，哪有像這個地方清靜安逸?！碑敹五a朋問他是否要御寒的棉衣時，他笑了笑說：“我前后收到送我皮袍有14件之多，正愁無法遣送呢?！贝饲榇司?，頗有此間樂不思蜀的意味。

日軍對南京的轟炸，勾起金陵女子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陳鐘凡對老師安危的擔憂。當他探視時看到監獄被轟炸后的慘狀，更堅定了設法讓陳獨秀提前出獄的信念。他找到胡適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等名士，聯名寫了保釋書。

胡適為此還找了汪精衛，令陳獨秀想不到的是，汪精衛對此事尤為熱心。想想1927年的“汪陳聯合宣言”（《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兩黨同志書）》），書生氣太重的陳獨秀被汪精衛涮了一把，以致大革命失敗，國共反目成仇。每每念及此，陳獨秀便氣不打一處來。他在獄中完成了組詩《金粉淚》，其中就有一首是嘲諷汪精衛：“珊珊媚骨吳興體，書法由來見性真。不識恩仇識權位，古今如此讀書人?！睘榱吮ａ岅惇毿?，汪精衛確實出了力，并專門找了蔣介石。8月19日，汪精衛致胡適信中說：“已商蔣先生轉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先生?！?/p>

陳獨秀的安危牽動了很多人的心，對于如此時局之下陳獨秀的安危，國民黨也格外關注，不愿擔當更大的輿論責任，現在既然有人前來擔保，且又在如此國難關頭，不如做個順水人情，以丟掉這個包袱。但是，釋放陳獨秀必須有個前提，那就是他必須“本人具悔過書”，方可“立即釋放”。陳獨秀聽后勃然大怒：“我寧愿炸死在獄中，實無過可悔?！薄案接腥魏螚l件，皆非所愿?！眻猿譄o罪入獄，理所當然的是“無條件出獄”。

以免口耳之間有所訛誤

1937年8月21日，司法院長居正，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遞交“呈請將陳獨秀減刑”的請文，其中說：

查陳獨秀前因危害民國案件，經最高法院于民國二十三年6月30日終審判決，處有期徒刑8年，在江蘇第一監獄執行。該犯入獄以來，已逾三載，愛國情殷，深自悔悟，似以宥其既徑，籍策將來。據請鈞府依法宣告，將該犯陳獨秀原處刑期，裁為執法有期徒刑3年，以示寬大，是否有當，理合呈祈監核施行。

素以辦事拖沓的國民政府，在釋放陳獨秀一事上，效率特別的快。居正“請文”剛至，國民政府便下發了陳獨秀的減刑明令，并有模有樣的擺出依法辦事的姿態，“茲依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三十八條，宣告將陳獨秀原執行之有期徒刑8年減為執行有期徒刑3年，以示寬大，此令”。這一紙減刑的指令，還在報上“明令宣告”，顯然是要秀一把國民政府“寬大”的胸懷。

在得到國民政府的減刑令后，司法院向司法行政部下達了釋放陳獨秀的訓令，其間除了依樣畫葫蘆的官樣文章外，倒也有一句精確的實話：“現值時局緊迫，仰即轉飭先行開釋可也?！币惶斓臅r間，從“請文”到“明令”再到“訓令”，陳獨秀竟如此快的“先行開釋”，這決不是什么天恩浩蕩，而是“現值時局緊迫”也。

陳獨秀雖說過“我寧愿炸死在獄中”的狠話，但是，外面日益高漲的抗日運動，對他的感召和吸引太大了，自己就要成為自由人，就能夠投身這一運動，怎能不高興呢？但是，“深自悔悟”的字句，卻讓他感到莫名的惱怒。他清楚地知道這是國民黨在耍手段，以造成這樣的錯覺，即陳獨秀是“深自悔悟”后，國民黨當局體恤其“愛國情殷”，才寬大為懷，提前釋放其出獄。這個“深自悔悟”的更險惡用心在于暗示，陳獨秀向國民黨遞交了“悔過書”。

依照他的脾氣，對這樣的強加不實之詞，早就予以反駁，可出乎意料的是，幾天來，他一直保持沉默。8月22日，監獄當局向他宣布減刑令。就在晚上8時許，日軍的飛機又成批地飛來南京上空，并與國民黨空軍戰斗機開戰，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橫貫長空的炮火，給陳獨秀刺激極大，此地一刻也不能停留。盡管國民黨做足了表面文章，可在他則問心無愧，終究還是“無條件出獄”，出去就獲得自由了，終有說話的機會。

第二天，他出獄后便徑奔傅斯年家，在傅家稍事休整后，便于8月28日給上?！渡陥蟆穼懥艘环庑?，對所謂“深自悔悟”作了義正辭嚴的批駁：

鄙人辛苦獄中，于今五載。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夸，悔悟則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誣以叛國。夫叛國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與內亂罪是也。通敵之嫌，至今未聞有人加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當然不能構成。邇年以來，國內稱兵據地或企圖稱兵據地之行為，每役均于鄙人無與，是內亂罪亦無由；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謂冤獄。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獄之賠償，亦希望社會界人士，尤其是新聞界勿加我以難堪之誣蔑也。以誣蔑手段摧毀他人人格，與自身不顧人格，在客觀上均足以培養漢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遠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獄感想見詢者，益以日來都中有數報所載鄙人言行，皆毫無風影。待發表此書面談話，以免與新聞界諸君面談時口耳之間有所訛誤。

《申報》接到信后，對陳獨秀予以同情，認為國民黨以“危害民國”治罪于陳獨秀，是欲加之罪，而所謂“深自悔悟”，更是無稽之談，這封信完全可以在《申報》發表?？墒?，他們也清醒地意識到，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官是決然不會同意發表此信，況且，在征詢中共方面在上海的地下人士意見時，他們亦不置可否。這時，《申報》才意識到手中抓了一只燙手的山芋，發不好，不發也不好，只得決定“暫不發表”。這樣一直拖到年底，《申報》因日方刁難而被迫自行?？?，這封信也就失去了發表的機會。

告訴老友自己已不是托派

1931年5月，中國4個托派組織在上海召開“統一代表大會”，成立了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的統一的托派組織，還選出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因托洛茨基的推崇，陳獨秀當選為中國托派的總書記。

他很樂意這個總書記的工作，又是辦刊物，又是發文章?？墒?，剛剛統一的托派注定是個松散的組織，他的很多主張不能為年輕的托派所接受，在這些狂熱的年輕人眼中，陳獨秀仍然是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們不贊成陳獨秀關于抗日戰爭是革命戰爭的論斷，繼續鼓吹“工人沒有祖國”，“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主張，這當然不能為陳獨秀所接受，他們因此而沒完沒了的爭論，而這恰恰注定了陳獨秀與托派關系的終結。

這個所謂統一了的中國托派，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內，被國民黨追捕的東躲西藏，幾無寧日，而更糟糕的是內部迭出叛徒，以至將中國托派推至消亡的境地。1932年10月15日，托派中央常委秘書謝少珊在出賣托派中央4個常委后，又出賣了陳獨秀。當天下午7時許，陳獨秀即被捕，并于19日晚被解交首都衛戍司令部，后又關押在軍政部軍法司監獄，不久即移交江寧地方法院監管。1933年4月26日，江蘇高等法院以所謂危害民國罪，對陳獨秀進行宣判。自此，陳獨秀便移至江蘇第一模范監獄（又稱南京老虎橋監獄）服刑。

中國托派群龍無首，殘存的托派分子雖又成立了臨時委員會，可終究只能搞些躲躲藏藏、東戳西打的小把戲。剛入監的前幾年，陳獨秀還發表一些意見，對中國的托派予以指導，可是，他逐漸發現自己的意見竟然遭到大多數年輕托派的排斥，尤其是他的關于建立廣泛的抗日聯合戰線的主張，幾乎在年輕的托派中毫無討論的可能。

1935年1月，年輕的托派史朝生、劉家良等在美國托派頭目格拉斯的支持下，背著陳獨秀更改中國托派的名稱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成立新的托派中央領導機構，隨后又逼迫陳獨秀改正“錯誤”。陳獨秀豈會就范，于是便被開除出托派。和當年被中共中央政治局開除出黨相比，陳獨秀變得冷靜和淡定多了，只是斥責格拉斯這個外國人“不懂中國國情，乳臭未干，毛手毛腳，擺出‘國際代表的架勢來嚇唬人”。

托洛茨基不同意格拉斯的做法，有意把陳獨秀拉入第四國際領導核心，表示：“我們如果拋棄了陳獨秀的合作，那對于第四國際的權威將是一個嚴重的打擊?！标惇毿銓Υ藷嵝牟⒉辉谝?，筆者注意到從1937年開始，他已極少過問托派的事情，從1月16日在《東方雜志》發表《荀子韻表及考釋》始，專心致志于文字學的著述之中。緊接著發生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作為對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具有赤子情懷的陳獨秀，他已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與那些狂妄的年輕人爭論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的是非曲直了，全民抗戰才是他最關心的事情。

出獄后，陳獨秀愈益感到中國托派是如此的不近國情、不切實際，大敵當前民族危亡之際，他們還將國民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作為同等的敵人，躲在上海亭子間里繼續兩個拳頭打人，也就是既反對國民黨又反對共產黨，并自以為最革命，太荒謬了。他對中國托派徹底失望了，當有人勸他去上海重振托派時，他一口拒絕了。老友包惠僧前來探望時，他明確地相告自己已不是托派，而以“民族利益高于黨派利益”，并有意發表一紙聲明。

程滄波拒發陳獨秀聲明

托派，這一直是糾纏陳獨秀的心結，他告訴老友包惠僧，如能通過報界以訪談的方式，告訴公眾自己與托派的關系，那是再好不過的了。包惠僧在新聞界有許多熟悉的朋友，通過他的聯系，《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同意與陳獨秀見面。兩人會面后，陳獨秀滿心歡喜，可程滄波卻擺著不冷不熱的面孔，端著官家報人的做派，這令陳獨秀如坐針氈，很不舒服，談話沒能順利地進行下去。陳獨秀忍而不發，畢竟是找別人辦事，故一改往日狷介的作風，還是寫了一張小紙條，希望程滄波能在《中央日報》發表，紙條上寫道：“陳獨秀，字仲甫，亦號實庵，安徽懷寧人。中國有無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p>

托派的存在是既成的事實，陳獨秀還曾是中國托派的總書記，老先生何以說“中國有無托派我不知道”呢？聯系稍后他給托洛茨基的長信中所說：“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的小集團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聯系他慣作偏激過頭的言論，顯然是有意否認托派的存在，抑或還有別的什么意思，令人費解。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是托派”。這樣的聲明出現多次，同包惠僧、王文元等都說過類似話：那就是“他再不屬于任何黨派，陳獨秀只代表陳獨秀個人”。

陳獨秀哪里知道，4年前他就與程滄波打了一場未曾謀面的筆墨官司。國民黨江蘇省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國為目的，集會組織團體，并以文字為叛國宣傳”的罪名，對陳獨秀開庭審判。陳獨秀和他的辯護律師章士釗在法庭上雄辯滔滔，將國家與政府做了法理的區別，陳獨秀說：“我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因為政府并非國家，反對政府，并非危害國家?！闭率酷摰霓q護也多與陳獨秀相同，他們的辯護言論在報端公開后，一時間言論紛紛，博得不少的喝彩聲。

陳、章的言論似乎占了上風，時任《中央日報》社長的程滄波年輕氣盛，更出于維護國民黨政權正統的立場出發，立即撰寫并發表社評：《今日中國之國家與政府——答陳獨秀及章士釗》，社評當然不會署明作者真實姓名，陳獨秀當然也就不知道社評的作者就是程滄波，如若那樣，依陳獨秀之脾氣，不可能去找程滄波。這篇社評極力辯護“今日法律上國民黨與國家關系”，“國民黨至少在現行法律上，在現存制度下，即為國家。國民黨此種資格，由法律所賦予，由事實所造成……反對并圖謀顛覆國民黨者，即為危害民國，亦即為叛國?！边@場關于反對國民黨、反對國民政府是否叛國的筆墨官司，一直由章士釗與程滄波在打，而陳獨秀則在服刑中。

陳獨秀不知就里，想借《中央日報》的方寸之地，發表一紙不足40字的聲明，可程滄波卻因4年前的那場筆墨官司而結下梁子，當包惠僧托他發表這一紙聲明時，礙于情面，口中只以“試試看”相敷衍。其實，陳獨秀的這份聲明，與“黨國”的聲譽毫不相干，將其排在《中央日報》的任何版面，都不會造成任何負面影響，對程滄波來說是舉手之勞，而對陳獨秀也僅僅起到表明“我不是托派”而已?？删褪且驗殛惇毿闶恰包h國”的敵人，程滄波就是不給陳獨秀這個便利，一直壓著不讓見報。

陳獨秀似乎知道這種結局，聲明交遞后再也沒有催問，不過對于“我不是托派”的聲明，卻一直沒有忘懷，除在給朋友的信及言談中提及，他還在給《新華日報》信中強調：“我經過長期入獄和戰爭中的交通梗塞，中國是否還有托派組織存在，我不甚知道……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說話，不愿意為任何黨派所拘束?！?/p>

這之后，戰火越燒越大，時局越來越糟。陳獨秀也因戰亂而不斷地播遷流徙中，確也無暇去追問兩紙聲明的發表與否。他在號召“民眾蜂擁起來，瘋狂起來，熱心抗戰”時，也投身其中，而將個人的榮辱得失置之腦后了。

[作者系文史學者，著有《新青年：時代巨變中的人與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