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與滁州

卜平

南宋著名愛國詞人辛棄疾（1140-1207年），字幼安，號稼軒，濟南府歷城縣（今濟南市歷城區）人。他的一生對國家興亡、民族命運的關心，以及在文學創作上的杰出成就，800多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贊頌。

辛棄疾生活的時代是中國歷史發生重大變化的時代，是民族矛盾極端激烈并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時代。他的政治活動和文學創作就是在北方金國對中原地區的侵略與反侵略的廣闊歷史背景下，在南宋王朝的投降與抗戰的路線斗爭的歷史環境中展開的。動蕩的南宋使辛棄疾成為一位偉大的抗金志士，曲折的政治生涯，以及對時局的洞察感悟，催生了這位既有思想光芒又有藝術魅力的愛國詞人。

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春，32歲的辛棄疾，由都城臨安（杭州）掌管糧食積儲及京官祿米供應等事務機構的重要僚屬——司農寺主簿，調任至飽受戰爭災禍的淮南前線重鎮滁州為知州，到淳熙元年（1174年）春，辛棄疾離開滁州，任江東（南京）安撫司參議官，在滁州任職兩年期間，辛棄疾振奮而有作為，做了許多實事，取得了顯著成效。他還修建了一座供居民登高游覽的奠枕樓，留有《聲聲慢·滁州旅次登奠枕樓作》《木蘭花慢·滁州送范倅》等詞作；在瑯琊山上，潑墨題字，命人勒石，遺一方摩崖石刻。

一

鷓鴣天

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戲作。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觮，漢箭朝飛金仆姑。

追往事，嘆今吾， 春風不染白髭須。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這是辛棄疾老年時寫的一首追憶青年時期的一段抗金經歷的詞，“萬字平戎策”是指他南渡以后，先后兩次向宋孝宗皇帝和宰相虞允文分別進奏的兩組抗金復國方略奏議《美芹十論》（又名《御戎十論》）和《九議》。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冬， 金海陵王完顏亮統率金軍主力越過淮河，進迫長江。兩淮前線宋軍潰敗，金軍如入無人之境。文官中書舍人虞允文時任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謀軍事，被派往采石（今屬安徽省馬鞍山市）犒師，正值金海陵王大軍謀由采石渡江。原來負責督軍的主帥李顯忠還未趕到，虞允文見形勢危急，親自督師，向當時軍心散漫的士兵演說：“若金軍成功渡江，你們又能逃往哪里？現在我軍控制著大江，若憑借長江天險，為何不能于死里求生？何況朝廷養兵三十年，為什么諸位不能與敵血戰以報效國家？”這番演說成功把士兵團結起來，并大大振奮了軍心。他隨即把散處沿江各處無所統轄的軍隊迅速統合起來，以1.8萬兵力與15萬金軍決戰于采石磯，摧毀金人300多艘戰船， 粉碎了金軍渡江的企圖，完顏亮也被部下殺死在揚州，贏得了著名的“采石大捷”。

金軍南侵以失敗告終，改變了宋金形勢。南宋軍民抗金呼聲高漲，以投降茍安為基本國策的宋高宗趙構，為將處理抗金還是求和的責任推卸，不得不將皇位傳給他的過繼兒子，退位為太上皇。

紹興三十二年夏，宋孝宗即位之后，頗有抗金復國的宏愿， 罷黜主和派，為岳飛平反昭雪，并起用主戰派張浚出來主持軍政大事。隆興元年發動對金的軍事攻勢， 這是宋室自建炎元年（1127年） 南渡以來，第一次主動出兵北伐。張浚用李顯忠和邵宏淵為正、副主帥渡淮北上，在取得一系列勝利后，由于邵宏淵嫉功害能，按兵不動，又自毀長城，導致符離大敗。主和派勢力隨即抬頭，在太上皇宋高宗的干預下，奸相秦檜黨羽重新上臺，加緊進行降金乞和活動，仍受制于太上皇的宋孝宗終于屈服，“聯以太上圣意，不敢重違”，于隆興二年金宋簽訂《隆興和議》。

在金軍統領完顏亮準備進行大舉南侵期間，其統治的中原地區，賦役繁重，人民不堪征調，紛紛起義反抗。時年21歲的辛棄疾，毅然“鳩眾二千”在家鄉起義抗金。不久，加入耿京領導的農民起義軍，獨自追殺了叛徒義端和尚。作為義軍中的唯一文人任掌書記，掌管義軍大印，負責起草檄書文告。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海陵王完顏亮采石兵敗，金兵敗退。作為中原力量最大的耿京起義軍決策南下，意為趁金人內外交困之際，接受南宋朝廷任命，更好發揮義軍威力，實現驅逐敵人、收復中原的宏圖。紹興三十二年一月，辛棄疾等11名義軍代表奉表歸宋，被出巡在建康（今南京）的宋高宗召見，一切接洽的事情都順利完成。于北歸途中，聞知叛將張安國密謀殺害了耿京投降金朝。辛棄疾遂率50輕騎，夜襲5萬大軍的金營，抓獲了張安國，擺脫追敵，號召萬余人反正，“獻俘行在，斬安國于市”。年僅22歲的辛棄疾這一英雄壯舉在南宋朝野引起極大的震動，受到社會各階層的稱贊。但是，作為“歸正人”的辛棄疾，并沒有得到南宋朝廷真正欣賞和信任，僅僅只安排辛棄疾任江陰簽判這一協助地方官處理政務的小官員。

隆興元年的北伐，辛棄疾僅僅是位旁觀者，他對張浚守淮保江的戰略是完全贊同的。次年宋金簽訂《隆興和議》，張浚在這年8月病逝。自此，主和派再度得勢，朝野上下莫敢言兵。辛棄疾這時調往臨安任職，不顧自身的官職低微，挺身而出，越職言事，把當時宋金對立的形勢和軍事斗爭的前途，詳盡地作了具體分析，寫出10篇論文，名為《美芹十論》，于乾道元年（1165年）奏呈孝宗皇帝。這著名的《美芹十論》充分表現了作者力主收復中原的全部戰略思想。論作以愛國主義為主線，以他長期對金人的實地考察和切實感受，在對宋金整個形勢的戰略分析的基礎上，對抗金復國這一事關民族命運的重大問題，對政治、戰備、民心、政策和戰略戰術原則等一系列問題，作了深入論述，對亡國論進行了批判，雄辯地論證了抗金必將勝利的有利條件。全篇為：序引、審勢、察情、觀釁、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詳戰。在序引中，他首先指出，對金的斗爭應爭取主動，不要使 “和戰之權常出于敵”。盡管張浚的符離之敗使南宋遭到很大損失，但與秦檜當政期間內所奉行的屈辱政策相較，攻戰雖敗，終于還表現出一絲生氣；而秦檜的一味媚敵，對士氣和民心都是極大的摧抑，其破壞作用和影響更是十分嚴重的。他旗幟鮮明的指出：“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p>

《十論》的前三篇，分析了宋金的總體形勢，論證了金國外強中干的情況，指出金政權統治區域內漢族人民對女真統治者的憎惡、怨恨和仇視情緒，以及金國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猜忌、傾軋和殘殺的真相，敵人貌似強大，實則外強中干?！妒摗返暮笃咂?，就南宋方面應如何充實其實力，轉被動為主動，抓緊時機進軍北伐等提出意見，并作了具體規劃。批判“南北有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中原”的亡國論調，建議建都金陵，停止交納給金朝的歲幣，以鼓舞士氣，樹立破敵信心，造成進攻的氣勢，中原人民就有了依靠而配合北伐，紛紛起義。

《美芹十論》充分反映了年僅25歲的辛棄疾獨具的政治家才能和戰略家膽識?？上Т藭r右相史浩有“山東未可用兵，未可北伐”等奏章，極力反對。

此后幾年中，辛棄疾曾任建康府通判等職，與主戰派人物史正志、葉衡、趙彥端、韓元吉等多有來往，縱談國事，酬唱和答。

乾道五年，主戰派虞允文被召回，不久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舉用了辛棄疾等一批名士。

乾道六年宋孝宗在延和殿召見辛棄疾，右丞相虞允文在場。在這次召見中，辛棄疾論對的內容，大致還是堅持《美芹十論》的基本精神，召見之后，他被調進南宋中央政府任司農寺主簿。不久，他向孝宗進奏《論阻江為險須藉兩淮疏》和《議練民兵守淮疏》；又把他的抗金復國方略寫成9篇論文，名為《九議》，呈獻給虞允文丞相?！毒抛h》是《十論》的姊妹篇，論述的問題除包括了《十論》中的一些重要論點外，論述的內容大意是論用人、論長期作戰、論敵我的長短、論攻守、論陰謀、論虛張聲勢、論富國強兵、論遷都、論團結。

在《十論》與《九議》中，辛棄疾提出了自己的智謀韜略，也貫注了充沛的熱情和必勝的信念。然而不論是《十論》還是《九議》，在宋孝宗或是虞允文那里，都沒有換回辛棄疾所預期的反應。但是，到《十論》和《九議》逐漸傳開之后，由于其中的議論“英偉磊落”，終于把一些希望、信心和力量給予了具有民族意識的漢族各階層人員，喚起并提高了他們的戰斗精神。剛滿30歲的辛棄疾，“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當時的一些愛國志士以及廣大社會民眾，也都認識到他是一個積極主張抗金的有志之士，并期待他建立豐功偉業。

二

聲聲慢

滁州旅次登奠枕樓作，和李清宇韻。

征埃成陣，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層樓。指點檐牙高處，浪涌云浮。今年太平萬里，罷長淮，千騎臨秋。憑欄望，有東南佳氣，西北神州。

千古懷嵩人去，還笑我，身在楚尾吳頭?？慈」?，陌上車馬如流。從今賞心樂事，剩安排，酒令詩籌。華胥夢，愿年年，人似舊游。

上面的詞是辛棄疾作于知州滁州府任上。登樓有感，詞人視野高遠，胸襟磊薄，抒情賦志，跌宕起伏。開端正面賦樓，樓高入云，氣勢飛動。樓上遠望，念念不能忘卻的，仍是北方淪陷于金人的土地，憂國之心時時在心頭。著眼現實，展現未來，由憂返喜。

乾道八年正月，辛棄疾由司農寺主簿被調派到淮南路滁州府作知州。滁州在兩淮之間，為南北必爭的軍事要沖，是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政治、軍事重鎮。它的兩側是淮西重鎮廬州和淮東重鎮楚州、揚州。

金人南侵，曾多次攻占滁州?！冻菔兄尽酚涊d：“建炎四年十月，金兵進襲滁州。十一月滁州淪陷。十二月，金兵退出滁州。紹興三十一年九月，金將蕭琦攻滁州，守臣陸廉棄城而逃，滁州被金兵占領后退走。隆興二年十一月，金兵攻陷滁州后又退走?！毙翖壖苍趦赡昵氨凰涡⒆谡僖姾?，曾向孝宗進奏《論阻江為險須藉兩淮疏》和《議練民兵守淮疏》，《美芹十論》中也有《守淮》一篇論述。顯然，他對兩淮地區的軍事形勢，是有過深切關注和研究的。他在《論阻江險須藉兩淮疏》中指出：“虜騎之來也，常先以精騎由濠梁破滁州，然后淮東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唯滁之兵為最后。由此觀之，自古及今，南兵之守淮，北兵之攻淮，未嘗不先以精兵斷其中也?！币虼?，他建議“當取淮之地而三分之，建為三大鎮，擇沈鷙有謀，文武兼備之人，假以歲月，寬其繩墨以守之，而居中者得節制東西三鎮”。在《議練民兵守淮疏》中，建議武裝當地居民，建設民兵隊伍，實行兵農合一的做法， “且使兩淮之民倉促之際不致流離奔竄，轉徙溝壑就斃而已也”。

滁州瀕臨淮水前線，既缺乏安全保障，又多次遭受戰爭的破壞。尤其是乾道四年以來，連續遭到水旱災荒。滁州的城郭早已成為廢墟，居民編茅織葦，生活在殘垣斷壁的破房子里，刮風下雨時，無不提心吊膽。途經這里的行人也只能露宿街頭。市民貧困到連雞狗豬鴨也養不起，約有十分之六的居民都逃荒出去了。到處是人煙冷落，一片荒涼蕭條的景象。辛棄疾由京城調到滁州這樣的地方， 有人以為他受了委屈。他自己卻認為這正是獨當一面， 實施其政治抱負的大好機會。

《隆興和議》雖然是宋金所有和議中屈辱最輕的和議 ，但畢竟是不平等和議，銳意恢復領土的宋孝宗決心通過武力以雪國恥。主張抗金的大臣張浚已于和議前去世，宋孝宗轉而依靠指揮采石之戰的虞允文。乾道五年將虞允文升任右相兼樞密使。宋孝宗決定采取分別從江淮、四川東西兩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乾道八年九月， 虞允文以少保、武安軍節度使任四川宣撫使，封雍國公。此前一年，宋孝宗還將三衙之一的侍衛馬軍司（即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為宋軍東路的前進基地。

在這樣的背景下，辛棄疾來到滁州任上。到任以后，他立即以勇往直前、果斷明快的作風，采取積極措施，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減輕老百姓的賦稅負擔，讓人們有吃有穿。百姓歷年積欠的租賦共錢5800貫， 他請求朝廷給予全數豁免；還減免了商販業稅額十分之七。第二，招撫流亡，安定民生。對逃荒流亡到滁州的流民，租給土地、貸給錢糧、修建房屋，鼓勵他們在滁州安家落戶，平時農耕， 農閑之時則編練民兵、練兵習武。很快，滁州的人口逐漸增加，生活恢復正常。第三，恢復城市的商業建設。辛棄疾組織民工燒造磚瓦，砍伐木材，雇用工匠，在亂草叢生的街道上，建筑起商鋪、客店、酒館，以便商旅，恢復了交易市場， 取名“繁雄館”。第四， 建造了一座寓意深刻的奠枕樓。這一年恰值夏麥豐收， 短短的半年之內， 滁州過去荒陋面貌大為改觀。他選擇城西一塊佳地修建了一座高樓，作為居民登臨游覽的場所，并取名為“奠枕樓”。

奠枕樓取天下太平，安居高臥，登樓覽勝，與民同樂之意。更深一層，是為激發民眾振奮精神，鼓動軍民積極抗金的斗志。奠枕樓初建成，有不少名士和朋友作文賦詩， 友人周信道來滁州相會并與崔敦禮各作一篇《滁州奠枕樓記》略記其始末。辛棄疾這首《聲聲慢·滁州旅次登奠枕樓作》，就是寫下了他登樓的興奮和感慨。滁州發生了巨大變化，物阜民康，證明了辛棄疾初任地方宮的作為，也為實現主戰派的戰略意圖做好了充分準備， 只待具體的實施時間。辛棄疾還有一首《西江月·為范南伯壽》也是寫于這一時期。

秀骨青松不老， 新詞玉佩相磨。靈槎準擬泛銀河，剩摘天星幾個。

奠枕樓頭風月，駐春亭上笙歌。留君一醉意如何？ 金印明年斗大。

范氏訪滁州，辛棄疾為他賦詞祝壽，詞人此時雄心勃勃，充滿壯志凌云的豪氣，一切準備就緒，只等待北伐具體的行動時間。

第二年，即乾道九年初春，忙于公務與備戰的辛棄疾以難得的好興致與來滁的游者一同冒著大雪后的酷寒，躊躇滿志、興致勃勃登上了銀裝素裹的瑯琊山。游覽之后，潑墨題字，命人勒石，極其鄭重地在無梁殿西清風亭后留下一方長180厘米、高100厘米，有數行楷書字樣的摩崖石刻：

乾道癸巳正月三日大雪，后二日，辛棄疾、燕世良、陳弛弼、周孚、楊森、慕容輝、度恕、戴居仁、丁俊民、李揚、王恕、李浦來游。

辛棄疾這一次踏雪登山留下摩崖石刻，雖不是豪放的詞章，內容僅僅記述游山時間及游者的姓名，但此舉無疑是反映了詞人此時愉悅爽朗的心情， 而什么事能使這位立志要恢復中原、復仇雪恥的民族志士感到心情愉悅、精神爽朗呢？看來只能是南宋朝廷在抗金問題上的行動了。

這一年，已年過花甲的虞允文，懷著光復中原的信念，從京城上道抵川，設幕府于漢中，實施著他與孝宗皇帝的約定：虞允文進軍陜西，揮師東入河南的計劃；宋孝宗則督師北上，預定某日會師河南。

兩淮戰事變幻莫測，前線的戰情也瞬息萬變。宋孝宗急不可待，整軍練武，作出攻金準備，期望早日發動對金反攻。乾道九年 九至十月間，宋孝宗兩次以接受金朝書儀式不平等而發難，企圖激化矛盾，并以密詔催促虞允文發兵。而虞允文到四川后，雖采取了一系列積極備戰措施，但由于軍需未備，遲遲不能確定出兵的日期，引起宋孝宗的不滿。 虞允文也知道宋孝宗的心情，為不負厚望， 更加積極備戰，日夜奔忙，“戴星乘馬，冰滿鬢髯”而不顧， 終于因此得病，于淳熙元年二月辭世，享年65歲， 贈太傅，賜謚忠肅。

此時， 在滁州嚴陣以待， 積極進行防守準備的辛棄疾 ， 密切關注著時局與國事， 從他留下的另一篇詞文中可以看出詞人隨著時局的變化而一覽無余的起伏心跡與精神狀態。

乾道九年中秋前夕， 協助辛棄疾的政事副手范昂任滿奉詔返京。辛棄疾作詞與范昂作別， 傾吐滿腹憂國深情， 抒發心中的憂慮。

木蘭花慢·滁州送范倅

老來情味減， 對別酒，怯流年。況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圓。無情水都不管，共西風、只管送歸船。秋晚莼鱸江上，夜深兒女燈前。

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賢。想夜半承明，留教視草，卻遣籌邊。長安故人問我，道愁腸殢酒只依然。目斷秋霄落雁，醉來時響空弦。

這首詞發端數語直抒胸臆。33歲的辛棄疾正在青壯年，為何自居老邁，心情蕭索如此，與年初明快盎然心境截然相反，根本所在恐怕只能是擔心著孝宗皇帝兩路出兵北伐中原的攻金戰略落空。

時局的發展確如此。淳熙元年春，悲憤無奈的辛棄疾離開滁州再赴建康任職，任江東安撫使參議官。

三

自起義反正來到南宋已有10余年了，然而政治抱負難以施展。力主恢復中原的辛棄疾，眼見朝中大半是些昏聵無能、茍且偷安者，真叫他一籌莫展，痛恨在心里， 長期積淤在胸中的激情與悲憤，如地殼內巖漿沖涌而出，一情一景，一人一事，都可以成為他借機傾瀉的素材。然而又有難言之隱，只能假托自然界事物把它象征地說出來。下面兩首也寫于淳熙元年的詞， 均表達了詞人心中這種傷感情懷。

菩薩蠻·金陵賞心亭為葉丞相賦

青山欲共高人語，聯翩萬馬來無數。煙雨卻低回，望來終不來。

人言頭上發，總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鷗，一身都是愁。

太常引·建康中秋夜為呂叔潛賦

一輪秋影轉金波，飛鏡又重磨。把酒問姮娥，被白發欺人奈何？

乘風好去，長空萬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前一首詞，抒發了辛棄疾對抗金高潮望來終不來的強烈不滿。時任建康江東安撫使葉衡是主戰的，他積極加強戰備，并且抗敵方針已定，但受到朝中一些人的反對。

后一首詞，辛棄疾用浪漫隱喻的手法，借中秋賞月，表達出他對茍且偏安的深惡痛絕。

同一時期，著名的《青玉案·元夕》也是寫得幽怨情深，寓意深刻：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風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詞中極力渲染元宵佳節的熱鬧景象，滿城燈火，滿街游人，火樹銀花，通宵歌舞。而詞人寫景意圖，是為了反襯“燈火闌珊處”那個與眾不同的人。且不論最后一句是千古絕唱，藝術成就影響詞壇，詞人自己正是這個不愿隨波逐流的藝術形象。當偏安成為基本國策，辛棄疾并沒有在這種表面暫時安定的局面下忘記了失土，忘記了西北淪陷區的人民。盡管他得不到重用，受到冷落，仍在詞中表達了堅持抗擊侵擾恢復中原的主張，決不妥協。

還有一首《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也是辛棄疾寫于這一時期的詞。

郁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

讀這首詞，眼前總會浮現出這位愛國赤子忠憤悲壯的形象?？菇鹗聵I屢次受到阻撓，收復中原之宏愿難以實現，國恨與鄉愁寄身于這位南歸的游子。

不能親臨戰場，收復失地，卻被迫滯留南方做官，受盡壓抑、排擠的苦悶。茍安的當權者不讓辛棄疾在地方上能有所建樹和積極備戰，他被頻繁地調動，“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歷遍楚山川”的詞句，傾訴了他對南宋統治集團的不滿。以“莫射南山虎， 直覓富平侯”諷刺朝中文恬武嬉，歌舞升平。批判朝廷的不抵抗主義，表達了自己對朝廷放棄北伐、茍且偷安的不滿。

淳熙五年，38歲的辛棄疾從京師調往湖北的旅途中， 給兩位朋友寄詞《滿江紅·江行和楊濟翁韻》：

過眼溪山，怪都似、舊時相識。還記得，夢中行遍，江南江北。佳處徑須攜杖去，能消幾緉平生屐。笑塵勞，三十九年非，長為客。

吳楚地，東南坼。英雄事，曹劉敵。被西風吹盡，了無塵跡。樓觀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頭先白。嘆人間，哀樂轉相尋，今猶昔。

詞中的“樓觀才成人已去”一句，正是辛棄疾回憶起自己任滁州知府時，曾建造奠枕樓，進行北伐準備，可是不久就離開了。從那時至今，頭發已白了，還未和金兵進行戰斗，隱藏在他心中的郁悶，只有在給朋友的詞中無可奈何的嘆息。第二年春天，職務又更動了，同僚為辛棄疾送行時，他終于心緒難平，萬分感慨地寫下《摸魚兒》這首著名的詞：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為賦。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辛棄疾以惜春嘆春的題材委婉而又悲憤地將其化入政治、詮釋政治，以美人相思典故深刻貼切地寓意國事、抒發憂憤。據南宋文獻記載，宋孝宗“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盛德也已”。

這一年他還寫了《論盜賊札子》上奏宋孝宗，此篇奏章觸及了南宋封建社會最基本的社會矛盾問題。民族矛盾表面上逐漸緩和，而統治者對南方人民的殘酷剝削，使階級矛盾日益加深，民變迭起。文章以大量的事實說明“致盜之由”是建立在官府的暴征苛斂之上的。作為地方官吏，他深切地關注著人民的災難，對人民的悲慘境遇表示深深的同情，他密切關注社會的危機，指出官逼民反的嚴酷事實，對國家的命運表示憂慮。

辛棄疾自離開滁州后，從此無緣再回到滁州。然而，他在滁州任知州的兩年，則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轉折時期。

[作者系滁州市政協原調研員、文史資料委員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