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雕蟲紀歷（1930—1958）〉自序》

⊙劉 婧［西南大學，重慶 400715］

卞之琳研究

漫談《〈雕蟲紀歷（1930—1958）〉自序》

⊙劉 婧［西南大學，重慶 400715］

卞之琳先生的詩作在汲取東西方詩歌傳統的基礎上，兼具智性與深沉，風格自成一家。作為現代詩的開拓者之一，他在《雕蟲紀歷》這一匯編作品的序言中，詳細闡釋了他實際的創作經歷以及對于詩歌的價值判斷標準，其中也流露出自身的一個思想變化過程，即從“個體生命”逐漸走向“大眾”的發展軌跡。同時，序言中的敘述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作者自我闡釋的思想矛盾，其所謂“夫子自道”與他實際創作之間的微妙關系，亦為我們展現著一種在主流意識形態下竭力維護藝術獨立的詩人精神。本文嘗試結合當時的社會語境，分析詩人隱含在序言文本背后復雜的心態，深入挖掘其詩作中“個體”“時間”與“群體”概念之間的相互關系。

卞之琳 《自序》 化古 復雜 多層次

“是詩使我忘不了你，是你使我忘不了詩?！边@是周實在卞之琳先生逝世后，想了很久寫出的悼詞。相比諸多評論，這兩句懷念也許才正是對其一生成就的回應。作為詩人、學者，哪怕僅有只言片語被后人銘記，在不斷流淌著的歷史長河里，也該甚是欣慰。況且，那首《斷章》，在這七十多年的風雨里，不知被傳誦了幾百、幾千萬遍，達到這種境界，于卞老而言，也算有始有終了?？赏砟甑乃凇蹲孕颉防?，卻偏偏對這首備受嘉許之作未有絲毫提及，我想，也許是對總結本身的恐懼吧，寫詩之人終歸是敬畏詩意的。作《斷章》之時，他只不過二十三歲的光景，能有如此體悟，也應是有幾分“神來之筆”的；抑或是拘于特定時期的環境因素，受到關于藝術與意識形態的雙重限制，在《自序》中的表述似乎都帶著明顯“自我檢討”式的語氣，謙遜之辭尤甚。加上卞的品性本就謙恭內斂，“也總在不能自已的時候，卻總傾向于克制”，因而每每讀起這序言，的確感觸頗多。故借此文，以一個晚輩心境緬懷斯人。

《自序》作于1978年12月10日，那一年，他六十八歲。序言基本涵蓋了其畢生的主要經歷以及其在詩學理論、詩歌音韻方面的思想主張。談及20世紀30年代時，他曾說自己是“小處敏感，大處茫然”，面對歷史事件、風云變幻，“卻總像是身在幽谷，而心在峰巔”。對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接受，他的語氣中似乎也透露著多重歉意：“我自己思想感情上成長較慢，最初讀到20年代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還好像一見如故，有所寫作不無共鳴?！钡@些委婉的詩歌特點總結，在我看來不僅僅是自謙之辭，更是特定語境下詩人對自我內心的回應。而且，這些謙辭也并非出于政治規約下的被動言語，就卞之琳的詩作和自身經歷而言，其中大概也包含著他對于“小”“大”之間的辯證思考與選擇。與當時很多詩人一樣，卞之琳在抗戰爆發后一度有思想“左”傾的跡象，其中復雜也難以再深究。而1949年以后，他本人的態度也是比較積極投入的，這種變化很大程度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思想改造的結果，也與他在年輕時所想不無關系：“當時有政治覺醒的學生進一步投入現實斗爭；太不懂事的‘天真’小青年，也會不安于現實，若不問政治，也總會有所向往?！?/p>

其次，“化古”這一說法也是在這篇自序中首次提出的。所謂“化古”，并非簡單的“學古”，而是在詩歌表達上，自覺運用大量的古典詩詞規范，包括音韻、意象、典故等；在詩歌意境上，著意于精煉、含蓄地抒發情感。這兩方面彼此內在的聯系，共同構成了卞之琳詩歌——尤其是前期——“化古”的風格特征。在他看來，新詩的發展道路，應是既有對縱向傳統的繼承，也有橫向接受西方的移植，所謂融會貫通之理。只有將自我民族的文化傳統與世界文學的廣泛意義相融合，才能開拓更深刻、更長遠的道路。這一點他自己也是身體力行的。在《自序》里，他曾明確表示：“我寫白話新體詩，要說是‘歐化’（其實分行寫，就是從西方如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那么也未嘗不‘古化’……就我自己論，問題是看寫詩能否‘化古’‘化歐’?！痹嚳此盎拧笔址ǖ慕浀湓娮鳎?/p>

談笑中扔掉一枚煙蒂頭，/一低頭便望見一縷煙/在遼遠的水平線上——/不見了——天外的人怎樣了//這樣想得胡涂的人/卻正在談笑的圈子外，/獨守著磚地上的煙蒂頭，/也懶得哼“大漠孤煙直”。（《煙蒂頭》）

此外，晚年的卞之琳就新詩的格律及翻譯問題，曾多次撰寫文章，有意識地表達他對于新詩發展的獨到觀點。其中幾篇長序也涉及當時很多已故詩人，如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都成了有關研究中極其重要的文獻資料，也是被引用頻次最高的文本之一。就這篇序言來說，它不僅僅是超脫了一般序文的規范體例，卞之琳在敘述其詩歌生涯的同時，還著意于表達自己對新詩的認識及發展構想。從這個層次上來說，他是具有非常明確的歷史意識的。這種歷史意識，并非只是單單從文學史的抽象層面去領悟，而是懷著對祖國式微、民族遭遇的沉痛，自覺地融入對民族文化和命運的思考。因此，這篇自序，除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在探討詩歌音律以外，其他都是具有史學意義的文字紀念。作為敘述主體，他始終在字里行間的回憶中流淌出幾十年文學生涯的自我感悟，形成兼有傳記、史料和評論的整體。細細想來，他似乎是著力于在這篇文字中建立起一條清晰流暢的歷史脈絡：從思想情感到藝術追求都呈現出“個體”向“大眾”的發展軌跡。雖然，《雕蟲紀歷（1930—1958）》隨版本更迭，其中所選詩歌內容、排序等均有不同調整，但這篇序言在定稿出版后卻從未被修改過，這無疑也能看出卞之琳在意識形態等外界環境因素的影響下為保持藝術獨立而做的努力。

但就《雕蟲紀歷（1930—1958）》本身來說，其所選詩歌也曾經歷過幾次刪減與修改，毋庸諱言，最后呈現給我們的似乎是一種愈加浮躁的歌頌。即便是詩人自己較為滿意的《慰勞信集》，大概也早已遠離了他一直追尋的詩歌理想。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的一類詩作，如《收稻》《動土問答》《金麗娟三獻寶》等，“這些詩，大多數激越而失之粗鄙，通俗而失之庸俗，易懂而不耐人尋味。時過境遷，它們也算完成了任務，煙消云散”。由此看來，卞之琳自己雖然在理念和實踐中都盡力維護著藝術的獨立性，但自身與外界的雙重因素，影響了他對于詩歌的完美追求。在這些作品之中，早年的智性與深刻已漸漸褪色，對于詩的“淘洗”和“提煉”亦是不夠的，并非如詩人在序中所言，要做“一個冷血動物”。

所以，結合以上三點來講，《自序》應是一個“多層次”的回憶性文本。一方面，卞之琳在這篇序言中，呼應了自己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并堅持的西方象征派與我國傳統詩詞本質相通的觀點；另一方面，他在“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理論架構中詳細闡釋“化古”“化歐”的自我經驗。而這些論述又隱含著意識形態、自我情感等多個層次的內容，其中復雜，也不必一一被分解清晰。因此，序言本身就是卞之琳思想與精神矛盾的再現，反映了他作為個體生命在歷史敘述時不可避免的主觀性以及在構建“歷史統一性”與史實本身之間矛盾叢生的關系。這種矛盾彼此之間構成了特定歷史語境下的文本，其產生伴隨著歷史的風雨，基本上滲透著卞之琳畢生的心路歷程和藝術追求，也摻雜了諸多主流意識與自我審美之間的情感沖突，因而，《自序》中的表述也并非完全準確詳實。無論是翻譯作品、詩歌還是晚年自述，某種意義上，晚年的他對于詩的認識與表達，與其早年作為“前線詩人”的詩學觀念之間，還是有著復雜而耐人尋味的變化。

①周實：《卞之琳先生》，《社會科學論壇》2013年第9期。

②卞之琳：《雕蟲紀歷（1930—1958）》，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21頁。（本文有關該書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1]卞之琳.雕蟲紀歷（1930—1958）[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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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弱水.卞之琳詩藝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4]陳芮瑩.卞之琳評傳[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8.

[5]周實.卞之琳先生[J].社會科學論壇，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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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冷霜.重識卞之琳的“化古”觀念[J].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7（7）.

[8]彥火.在橋上看風景的卞之琳[J].上海文學，2013（11）.

[9]王文彬.卞之琳的貢獻——《卞之琳文集》的閱讀與思考[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3）.

[10]孫嘉琪.論卞之琳三十年代詩歌的“化古”[D].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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