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奧古斯丁的“根本惡”觀念

石敏敏

(浙江工商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懺悔錄》是奧古斯丁最享盛名的作品，無論在文學史還是哲學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稇曰阡洝饭?3卷，其中有一個主題縱貫于第1卷到第10卷，這就是惡的主題。奧古斯丁反復指出這是深深困擾其思想的主題，是他迷失于自己并最終走入信仰的引線。在第1卷第7章，奧古斯丁就說，“天主，請你俯聽我。人們的罪惡真可恨(Vae peccatis hominum)！一個人說了這話，你就憐憫他，因為你造了他，但沒有造他身上的罪惡(peccatum)”[1]8。為什么惡的主題如此令奧古斯丁入迷？這誠然不只是知識上的入迷，開始時是有關于惡的“知識之問”，然而隨著他漸起的生命自覺，就逐漸成了他日常生活觸目可見的問題，迫使他持續思考并且作出回應，直至386年無花果樹下皈依和387年的受洗。奧古斯丁在第7卷第5章說得極為清楚，“既然美善的天主創造了一切美善，惡(malum)又從哪里來呢”[2]125？奧古斯丁是一個飽學之士，他以后也確實在柏拉圖的學說中獲得啟發，但是更須指出希臘哲學并沒有能夠滿足他有關于惡的疑難。奧古斯丁基于生存論的知識探索，并在基督信仰范圍內所進行的倫理思索，才是西方思想史上真正突破惡的主題的重要一步?？梢哉f，奧古斯丁不僅是一個著迷于“惡”的思想家，更是為“惡”的思考帶來突破的思想家。而惡的問題實則是思想史的根本難題，因為無論宗教還是哲學都設定萬物開始于善并且以至善為思考的開始，因此“惡”來自何處就是思想的必然之問，就如奧古斯丁自己所問的，“這是什么心情呢？當然齷齪不堪，懷著這種心情的人真是可恥(vae)。但究竟是怎樣的呢？誰能了解罪惡(delicta)”[3]35？這是奧古斯丁在懺悔他14歲偷梨事件中抒發的極度苦悶的心情。

就奧古斯丁的生存經驗來說，他關于惡的困惑也導致他長達9年的摩尼教徒生活。摩尼教用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的對峙，用二元論的方式回應惡的起源；它認為世上的善來自于善的創造者，惡來自于惡的創造者，世界則是善惡二神爭奪人的處所，“……我在垢污的深坑中、在錯誤的黑暗中打滾兒，大約有九年之久”[4]。奧古斯丁雖然對摩尼教漸生疑惑，但是一直到他29歲那年，在摩尼教徒的博學之士福斯圖斯來到迦太基，并經過與福斯圖斯的反復詰難后，奧古斯丁依然不得其解，這才大失所望，逐漸淡出摩尼教信仰。

在離開摩尼教之后，奧古斯丁仍然不斷尋找“惡”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懺悔錄》第7卷第5節中，奧古斯丁意識到“我探求惡的來源時，我探求的方式不好，我在探求中就沒有看出惡來?！眾W古斯丁稱自己探求方式不好，是因為他以斯多亞學派的方式把上帝視為滲透于萬物的存在，以斯多亞學派的泛神論方式描述整個宇宙與其創造者的關系。如果以這種方式描述宇宙萬物和上帝，如果受造物本身就承受了惡，那么惡的唯一來源只會是上帝。以此而論，斯多亞學派的思想學說也會支持摩尼教的惡的觀念。奧古斯丁意識到這種探討方式是錯誤的，他轉而從占星術等學說中尋找惡的答案，但占星術也不能夠真正幫助于他。最后，在新柏拉圖主義思想的啟發下，奧古斯丁意識到惡根源于人的靈魂，“你指示我反求諸己，我在你的引導下進入我的心靈”[2]133-134，惡就根源于人自身的心靈活動。正因為惡根源于人自身，人就必須面向上帝懺悔才能擺脫惡，也就是說人只有面對上帝才能真正面對自身，人是籍著上帝的面向才有真正的自我。對于一個真誠地致力于追尋自我的奧古斯丁來說，這為《懺悔錄》第八卷的皈依預備了思想的前提。

一

在奧古斯丁的“懺悔”以及有關“惡的來源”的追尋中，《懺悔錄》第二卷的偷梨事件戲份最足，甚至可以說是皈依之前的奧古斯丁的最重要事情，也是《懺悔錄》第1-7卷所記載的最重要事件。實際上，《懺悔錄》記載的奧古斯丁所懺悔的事情都不復雜。如果把奧古斯丁的“懺悔”分為三個階段：皈依前(第1-7卷)、皈依(第8-9卷)和皈依后(第10-13卷，主要是第10卷)，那么皈依前奧古斯丁所懺悔的事主要有三件：偷梨、修辭學(包括學習修辭學和教授修辭學)和摩尼教徒經歷。有關奧古斯丁皈依所記載的重要事情有兩件：無花果樹下的神跡、臺伯河邊的歐斯第亞異象。從《懺悔錄》所記載的人物來說，除奧古斯丁之外，另外一位重要人物當屬他的母親莫尼卡，第9卷也以莫尼卡的去世收尾。有關莫尼卡的這節描述堪稱是世界文學的不朽篇章。

在奧古斯丁皈依前“懺悔”的三件事(“偷梨”“修辭學”和“摩尼教”)中，“學習和教授修辭學”是展示奧古斯丁活動空間的敘事線索，摩尼教徒生歷則是他當時精神世界的表征。無論修辭學還是摩尼教又都與惡的主題相關。奧古斯丁透過這兩件事不斷呈現其有關惡的思考，然而在上述三件事中，他有關惡的細密專門的追問，卻主要是發生在偷梨這件事上?！巴道妗边@件看起來似乎是每個少年都有可能嘗試的“惡作劇”，卻是奧古斯丁“懺悔”這部劇本的重頭戲。這也說明“偷梨”這件事承載了奧古斯丁追問“惡”的重要線索，至少“偷梨事件”能夠透徹說明人在惡中生存的某些根本境況。

所以如何呢？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奧古斯丁把它類比為《創世記》中的亞當和夏娃“偷吃分別善惡果的事件”?！稇曰阡洝返谝痪碛懻搵牒⑺哂械脑?，奧古斯丁說他從其他孩子身上可以觀察到嬰孩也是有罪的，只是他們因為年幼力小無法做出罪的舉動來罷了，“可見嬰兒的純潔不過是肢體的稚弱，而不是本心的無辜(innocens)。我見過也體驗到孩子的妒忌(zelantem)：還不會說話，就面若死灰，眼光狠狠盯著一同吃奶的孩子……這是無罪的(innocentia)嗎？但人們對此都遷就容忍，并非因為這是小事或不以為事，而是因為這一切將隨年齡長大而消失。這是唯一的理由，因為如果在年齡較大的孩子身上發現同樣的情況，人們絕不會熟視無睹的”[1]9。從敘事角度講，奧古斯丁是從他所觀察到的嬰兒得出人生而有罪的推論，懺悔他自己生而所具有的罪。但這是參照性的敘事，并非是嬰兒奧古斯丁自己所感受到的。偷梨事件則不然，少年的奧古斯丁已經對惡有切身的感知。奧古斯丁讓偷梨事件在《懺悔錄》敘事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于它確實切己地呈現在其自我意識中，并透過分析其意識活動，揭示自我、惡和自由意志的邏輯關聯。

與此相關，在《〈創世記〉字疏》中，奧古斯丁對“偷吃善惡果事件”有較詳細的解釋。奧古斯丁首先指出“知善惡的樹”本身并不包含惡，如果那棵樹是惡的，那么惡就是實體了，如此一來惡就成了上帝的創造?！爸斒孛?praecepti conservation)本身就是他的善(bonum)，而違背命令(transgression)本身就是一種惡(malum)”[5]52。所謂惡，就是做被禁止的行為，即做了這個被禁止的行為并沒有直接損害制定法律的人的利益(《〈創世記〉字疏》第12卷第13章第29節)，例如亞當和夏娃偷吃善惡果并不傷害上帝，這個行為并不真的能夠有損于上帝的偉大，但他們偷摘分辨善惡之果仍然是一種惡，因為做禁止做的行為就是不順服和悖逆?！凹热蛔锶?peccante)所行的事僅僅因為是上帝禁止的(ne admitteretur)才是有罪的(admissum)，他只要留意主的命令就可以避免犯罪(peccantem)，那么他通過犯罪所求的不是別的，就是想擺脫上帝的主權(dominatio Dei)”[5]53。所謂的惡或者悖逆，就是即使不構成針對行為對象的傷害，但由于它是與善相背的活動，因此也是惡。因為這種活動包含著對于對方主權的蔑視，而蔑視所顯示的是驕傲?！八^悖逆之惡(malum inobedientiae)就是驕傲(superbia)和頑梗(contumacia)，對上帝的惡意模仿(perversa imitatio Dei)[注]奧古斯丁多次談到驕傲(以及從它流出的所有惡)是對上帝的一種惡意模仿，見奧古斯?。骸稇曰阡洝?，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2卷)，周士良譯，第32-33頁；奧古斯?。骸墩撜孀诮獭?，收于《論秩序》，石敏敏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63頁。以及有害的自由(noxia libertas)”[5]54。驕傲包含著一種快樂，這種歡樂來自于人把其自身的意志置于上帝的意志之上。

《〈創世記〉字疏》的寫作晚于《懺悔錄》，奧古斯丁對于《〈創世記〉字疏》的描述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懺悔錄》，但是《懺悔錄》對于惡的揭示遠較《〈創世記〉字疏》引人入勝，細膩震撼。奧古斯丁應該是有意識地將他16歲那年一群不羈少年的惡作劇與亞當夏娃的伊甸園作了類比。正如奧古斯丁所注意到卻不是濃墨重彩加以刻畫的，亞當和夏娃之間的“這種友愛(amicitia)，在他們犯罪(peccatum)之前賦予他們自信(fiduciam)，在他們犯罪(peccatum)之后，則增加了他們的羞愧(pudore)”[6]?！稇曰阡洝返?卷對一群少年人的友愛及其所蘊含的惡則進行了極為入微的刻畫，尤其是刻畫了友愛這個細節以呈現人在本性里面所具有的制造“巴比倫塔”的共謀特性，它所揭示的是人的“為惡之惡”的隱秘。

這里要簡略討論奧古斯丁所謂的“惡”的拉丁文用詞。他表示“惡”的拉丁文是malum，表示“罪”的拉丁文是peccatum(罪的拉丁文比較多)，“罪惡”的拉丁文是nequitia，“虛無”的拉丁文是nihil[7]217-218。奧古斯丁在許多場合下主要使用nequitia，卻不分malum(惡)和peccatum(罪)。但是他也在一些專門的篇章里面例如《論信望愛手冊》和《懺悔錄》第二卷中，專門討論“惡”，把罪和惡分開。無論是有關于罪、惡還是罪惡的討論，奧古斯丁都會把它們與死亡聯系在一起。奧古斯丁指出，上帝所創造的始初的生命即伊甸園里面的生命原本沒有死亡。生命之所以有死亡，是因為生命里面有罪惡(nequitia)[7]218。當生命有死時，生命已經與惡相關。那么如何理解“生命有死亡”呢？這涉及到《懺悔錄》第2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用語，也就是前面提到的nihil(虛無)。奧古斯丁認為“生命有死亡”的意思是說生命趨于“虛無”，“罪惡”的拉丁文nequitia就是源于“虛無”(ne quidquam)。由此可以看到死亡、罪惡與虛無的詞源學關系。生命的死亡是生命的虛無，生命的死亡又因為生命的罪惡，而生命的罪惡源自于虛無，因此生命的死亡和罪惡都源于虛無。極其罪惡的人(nequissimi homines)也就是一無所是的人或者毫無價值的人(nihili homines)，也可以被稱為完全虛無的人[7]218。

可見《懺悔錄》是有意在敘事上把第2卷做特殊的安排，是為了使它具有統貫前9卷的修辭學功能。一方面奧古斯丁把“惡”的問題作為前9卷的貫通性主題，這樣第2卷關于“惡”的討論就成了后續敘事的基礎。第2卷有關“惡”的討論是《懺悔錄》所有篇章關于“惡”的討論的總綱，本卷有關“惡”的討論也是所有其他卷章有關具體的惡的討論的總綱，后面具體的有關惡的討論包括修辭學中、摩尼教、新柏拉圖主義的惡的觀念以及圣經教導等內涵。另一方面，奧古斯丁也是有意把他少年時期的“偷梨事件”與亞當夏娃“偷吃分辨善惡果事件”進行類比，并透過這種類比把惡置于更原始的地位。

二

《懺悔錄》記述的是奧古斯丁16歲這年的偷梨事件。公元370年奧古斯丁從故鄉塔加斯特城去往大學城馬都拉學習修辭學，同年他返回塔加斯特城為去迦太基繼續學習修辭學作準備。偷梨事件就發生在公元370年回鄉和371年去迦太基之前。此時的奧古斯丁正是青春年少，父親帕特里丘發現兒子已經長大成人，母親莫尼卡則擔心他私通有夫之妻不斷告誡于他。帕特里丘和莫尼卡都希望奧古斯丁繼續深造，他們雖然家境一般但在希望兒子成才上卻決心堅定，盡管他們所抱的心意不同。帕特里丘望子成龍，莫尼卡則認為學習傳統學問有益于信仰。正是在這樣一個頗有閑暇又無所約束的年份里，“他們從此對我不但不嚴加管束，反而放松羈絆，任我縱情嬉戲”[3]29。任何的縱情嬉戲都必有同伴，放縱嬉戲、同伴和惡之間的關系構成奧古斯丁有關偷梨事件的主要內容。

奧古斯丁稱“我和我的那些伙伴們行走在巴比倫的廣場上，我在污泥中打滾，好像進入玉桂異香叢中”[3]29。少年奧古斯丁和他的同伴們都“自甘墮落”，“自甘墮落”里面包含著有關驕傲的重要分析，就是以自己的“無恥”為驕傲的愉悅，“我如此盲目地奔向墮落(praeceps)，以致在同輩中我自愧不如他們的無恥(dedecus)，聽到他們夸耀自己的丑史(flagitia)，越穢褻越自豪(tanto gloriantes magis, quanto magis turpes essent)，我也樂于仿效(libebat facere)，不僅出于私欲(libidine)，甚至為了博取別人的贊許”[3]29?！巴道媸录闭且蝗荷倌旯餐圃斓囊詿o恥為自豪的事件，“我們這一批年輕壞蛋在街上游戲，直至深夜；一次深夜，我們把樹上的果子都搖下來，帶著走了”[3]30。奧古斯丁自己說如果他單獨一個人不會去干“這一次只為愛偷竊(furabar)而不貪臟物的偷竊(furabar)勾當”[3]35。奧古斯丁指出了這次偷竅的根本特性：不是為了臟物的偷竊。如果單獨一個人，他不可能不為了臟物偷竊。也就是說，如果是一個人，他也就不會去干這種不為臟物而偷竊的勾當。這群少年人的偷竊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喜愛偷竊這種無恥的行為，因此“偷梨事件”只是為了炫耀他們的無恥。

我獨自一人絕對不會喜歡這行徑，絕對不會干的。唉，害人不淺的友愛(amicitia)，不可思議的思想誘惑，從游戲玩笑，進而產生了為自己一無所得，而且不出于報復之心的損害他人的欲望(aviditas, appetitus)：只消別人說：“走，干一下！”便慚愧自己有羞恥之心(non impudentem)[3]36！

《懺悔錄》第2卷所觀察到的這種基于友愛的無恥的奇特現象，是奧古斯丁有關惡的討論中極具洞見性的方面。奧古斯丁承認在他自身里面本有一種“惡”，“情欲的荊棘便長得高出我頭頂”[3]28，覺得聽從母親莫尼卡要保持心靈純潔的話是“可恥的”[3]28，于是“我如此盲目地奔向墮落”[3]29。奧古斯丁承認惡本就隱藏在他內心。然而他確實指出，這是《懺悔錄》第2卷最重要的觀點，也為人類思想提供了一個極重要的洞見，就是“我獨自一人絕對不會喜歡這行徑，絕對不會干的”，他反復強調說，“想到我們能欺騙那些絕對料不到有此行徑的而且竭力反對我們如此做的人們，我的心好像忍俊不住了。但為何我單獨干不會如此興高采烈呢？是否一個人不容易笑；但即使是獨自一人，沒有其他人在側，看到或想到太可笑的事情，也會破顏而笑的?？墒侨绻沂菃为氁蝗?，是不會做的，絕對不會做的”[3]35。奧古斯丁的意思是說，如果他單獨一個人做壞事，他一定是為了某種具體的善。例如品嘗梨的美味或者它的美觀或者用來賺取錢財，他偷梨的時候也不會如同他們同伙作案那樣開懷大笑。這是因為任何一個人作惡時，他都會竭力隱藏他的實際益處和快樂以免別人發現并加以懲罰，但是在偷梨這個事件上，這群少年卻如此的興高采烈，如此的不加掩飾，這說明了它確是一個特別的事件。這個特別的事件中隱藏著一種根本惡，這才是奧古斯丁所要分析的。

現代有一位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注意到奧古斯丁關于根本惡的這種洞見，這就是萊因霍爾德·尼布爾。尼布爾指出在單純個體的范圍內，人們雖然也有惡，但是人們“作為個人，人相信他們應該愛，應該相互關心，應該在彼此之間建立起公正的秩序”[8]7。這也就是說人們在作為個體存在時，總是抱有道德感的。人類道德感的最基本方面就是奧古斯丁所說的羞恥心，就是當人作為個體存在時，都會提醒人們自己偷梨是不正確的行為。受奧古斯丁啟發，尼布爾注意到當人作為共同體成員存在時，當個體作為共同體的一個要素出現時，即“作為他們自認為的種族的、經濟的和國家的群體，他們則想盡一切辦法占有所能攫取的一切權力”[8]7。因此，當人置身于群體之中時，人的道德感甚至他們所自詡的道德性本身也都帶著惡，并且此時的人會用道德性掩蓋其行為的惡，這樣的惡就是根本惡，是純粹的惡，這時候的“個人信奉一條使屬于群體的人的行動不受良心支配的道德準則”[8]7，這也是奧古斯丁這里所指出的當這群少年聚居一起時，就變得毫無羞恥之感，反而以比較誰更無恥而榮耀。

“請看我的心，我的天主啊，請看我的心，它跌在深淵的底里，你卻憐憫它，讓我的心現在告訴你。當我作惡毫無目的，為作惡而作惡(malitiae meae causa nulla esset nisi malitia)的時候，究竟在想什么。罪惡(malitia)是丑陋的，我卻愛(amavi)它，我愛墮落(perire)，我愛我的缺點(defectum)，不是愛缺點的根源，而是愛缺點本身(defectum ipsum)。我這個丑惡的(turpis)靈魂，掙脫你的扶持而自趨滅亡(in exterminium)，不是在恥辱中追求什么，而是追求恥辱本身(dedecus)”[3]30。

“為惡而惡”是一種帶有根本性缺陷的愛。奧古斯丁討論了人的“愛”里面所包含著的根本性缺陷，那就是“為惡而惡”?！盀閻憾鴲骸钡摹皭骸迸c“為某物而惡”的“惡”存在區別?！盀槟澄锒鴲骸钡摹皭骸笔峭高^某種具體事物的欲求所產生的惡，或者說是透過追求某種具體事物所產生的惡。這種透過追求某種具體事物又是指透過不公正地追求或者不公正地得到某種具體事物而產生的惡，這樣的惡有著具體的表征。這種有著具體表征的“惡”是透過某個更抽象的“惡”產生出來的，因為這個有著具體表征的“惡”只是這個更為抽象的“惡”的結果，它會因著某個人得到了某種具體的惡而趨于厭倦、不滿足或者虛無。就如一個人透過不公正手法得到某筆橫財，他不會因為得到了這筆橫財就滿足，因為他很快就會投入到關于另一筆橫財的謀劃之中。因此得到一筆橫財的“惡”只是一個具體的惡，它是另一種更為根本的惡的結果。人所追求的是這種更根本的惡，根本惡就是一種更抽象的惡，就是奧古斯丁這里所謂的一種毫無具體目的的惡。它是不以某種具體事物為目的的惡，所追求的不是具體事物，而是奧古斯丁這里所說的“不是在恥辱中追求什么，而是追求恥辱本身?！边@樣的惡追求的是恥辱本身，也就是奧古斯丁所說的，追求的是他們這幫少年以比賽誰更無恥而滿足。

根本惡反映出人類的愛所包含著的根本缺陷。在奧古斯丁看來，人類的愛里面包含著一種“為惡而惡”的活動，就是奧古斯丁這里所說的：“罪惡是丑陋的，我卻愛它，我愛墮落，我愛我的缺點，不是愛缺點的根源，而是愛缺點本身”。奧古斯丁認為人類的愛的結構包含著一種致命的缺陷，也就是對缺點本身的愛。人類會追求有缺點的事物，人類甚至會去愛缺點本身，這是人類的愛里面所具有的對于善的悖逆，因為凡屬于缺點的，都與真和善對立。如果上帝是至真和至善，那么愛缺點就是愛與上帝相對立的事物。人類的愛里面存在一種很奇特的活動，就是與上帝相對立的愛的活動?！丁磩撌烙洝底质琛贩Q這種喜愛與上帝相對立的東西的活動為“悖逆”，奧古斯丁說，“過邪惡的(malus)生活并非本性(natura)引發，乃是悖逆的意志(perverse voluntas)所致”[9]?！般Ｄ妗彪m然不是人的本性，但它由人的意志所引發，能夠反映人的愛的特性。

三

《懺悔錄》第2卷的重點在于它以文學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詮釋了悖逆意志里面自我的共同體形式，顯示了根本惡或者“為惡之惡”的共同體因素。奧古斯丁意識到“為惡之惡”的“惡”并不是靜態的缺乏，或者說缺乏并不是一種單純的空無狀態，雖然奧古斯丁在許多地方都依照柏拉圖主義觀點把“惡”稱為“善”的缺乏[10]，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奧古斯丁意識到“缺乏”是一種趨向虛無的活動。奧古斯丁引用保羅如下的經文指出缺乏是一種包含動力的活動。奧古斯丁說，“我的內心喜愛你的律法是無濟于事的，因為‘我肢體中另有一種法律，和我心中的法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順從肢體中犯罪的法律’。犯罪的法律即是習慣的威力，我的心靈雖然不愿(invitus)，但它被挾持(trahitur)，被他掌握(tenetur)；可惜我是自愿(volens)入其彀中，所以我是負有責任的”[11]。這小段話包含許多意思。奧古斯丁先是指出“我的心靈”雖然不愿意，這也就是康德所說的任何人都有向善的意志，或者如尼布爾所說作為個體的人還是有道德感的，接著奧古斯丁指出“犯罪的法律即是習慣的威力”，所謂的“習慣”其實是一種共同活動造成的共同價值，或者說“習慣”是復數的“我們”，是許多個體或者同一個體在許多時間通過重復活動所成的“共同意識”，因此“習慣”是一個“我們”，具有強大的威力。任何個體的“我”總是為“我們”這樣的共同體挾持。那么如果“我”是被挾持的，那么“我”就不需要負道德責任了嗎？這就是奧古斯丁所說的，“可惜我是自愿入其彀中”?！拔沂亲栽傅摹?，因為那個習慣里面的“我們”本來就是許多個“我”的累積，是經過“我”的許多次重復疊加所成，也是得到“我”的贊同的。在這個意義上，習慣里面的惡或者說共同體里面的惡不是外部加給“我”的，而是“我自己”的選擇。

這也就意味著在“我”里面有一個“惡”的“我們”，有一種作為共同體的“惡”。正是這種“惡”的“我們”使得“惡”不是作為“惡”呈現出來，也不是“惡”作為單純的“我的活動”呈現出來，而是作為“我們”的共同活動以一種共謀的方式呈現出來。這種共謀似乎是“中性的”，它僅僅表現為情感的“愉悅”，象是一種無害的活動。然而恰恰是這種中性的無害的愉悅，使得“惡”不是單純靜態意義上的缺乏，而成為一種“挾持”的力量。雖然如奧古斯丁所說惡不是實體，“至于‘惡’(malum)，我所追究其來源的惡(malum unde esset)，并不是實體(substantia)”[2]136。然而惡也絕不是純粹被動的東西，或者說惡不是單純作為被動的虛無，因著“惡”里面的“我們”的因素，或者說“惡”的虛無本性里面包含著“我們”的所屬，而“我們”之為“我們”首先在于它的“仿效”，“為惡之惡”作為根本惡，它所著重的正在于“仿效”的力量。奧古斯丁說，“以致在同輩中我自愧不如他們的無恥，聽到他們夸耀自己的丑史，越穢褻越自豪，我也樂于仿效?！?《懺悔錄》第2卷第3節)“仿效”就是學習成為“對方”，也就是不僅不區分他人的“我”與自身的“我”，還努力把他人的“我”和自身的“我”結合為一體，這就是所謂的“友愛”，“人與人的友愛(Amicitia)，把多數人的心靈結合在一起(unitatem)，由于這種可貴的聯系，是溫柔甜蜜的(dulcis)”[3]31。友愛結合起來的“我們”具有共同的心靈，它以不分彼此的甜蜜使“我們”的仿效不處在理性的眼光之下?！稇曰阡洝返牟簧僬鹿澏寂羞^友愛這種仿效活動，在談到學習修辭學的朋友時，奧古斯丁這樣說，“在那些朋友身上還有更能吸引我的東西：大家談論，嬉笑，彼此善意的親昵，共同閱讀有趣的書籍，彼此玩笑，彼此體貼(simul nugari et simul honestari)；有時意見不合，卻不會生出仇恨，正似人們對待自身一樣(tamquam ipse homo secum)”[12]63。溫柔甜蜜這種愉悅的看似中性的情感，使得他們彼此仿效而不再提防惡不再意識到惡，他們反而在惡里面努力成為對方。因此友愛里面的仿效是對于惡的熱愛，它是一種使善不斷流失的力量。由于“我們”喪失了熱愛真正的善的力量，并且越當“我們”不能夠熱愛真正的善的時候，惡對于“我們”就越具有吸引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惡是一種動力性的活動。

基于友愛的仿效所反映出的靈魂與惡結盟的急迫性，朋友是另一個自我，是基于友愛的惡的自我之惡?！芭笥阎g彼此相愛(diligitur)便是如此，甚至可以達到這樣的程度：如果對朋友不以愛還愛(amaverit redamantem aut amantem redamaverit)，會覺得良心(conscientia)的譴責；對朋友只要求善意的表示”[12]63-64。奧古斯丁透過偷梨事件，分析表明友愛里面因為蘊含了根本惡，因此友愛是虛假的“愛”。由于“惡”是虛假的“善”，對友愛的熱愛也是對于“善”的虛假的熱愛?！翱梢娢覛g喜伙伴們的狼狽為奸(consortium)……因為狼狽為奸也不過是虛無(nihil)”[2]。友愛所執著的熱愛是對“虛無”的熱愛，對“虛無”的熱愛仍然是“愛”，然而他模仿的是“虛無”，而所謂模仿“虛無”指的是模仿與上帝相背離的善。自然地，凡存在之物都不是完全的虛無，也就是說不存在真正所謂的不屬于上帝的善，也不存在不為上帝所造的善。與上帝相背離的善是指人把他自己作為至善者去支配善的活動，也就是以人自身為善的支配力量。這種人之所以為的善是憑著其自我感知的直接性造成的惡。

這種以自我感知為善的活動就是“驕傲”。奧古斯丁引用保羅的話指出忌恨、惱怒、結黨、紛爭和嫉妒都是屬于肉體的事，其中最大的惡事就是驕傲。魔鬼是極度的驕傲和嫉妒，他最嫉妒圣徒。由于圣徒們完全按照上帝的善生活，魔鬼就完全按自己所意愿的善生活[13]。這樣魔鬼所依據的惡就是與他自己所選擇的善的結盟，并且它不斷地加強著與他所謂的善的結盟。驕傲的強大力量來自于人的“自以為善”，而其根本動力又來自于人對他自身的愛。那么作為驕傲的“愛”究竟蘊含著什么呢？或者說驕傲的愛的根源是什么呢？“但在這次偷竊中，我究竟愛(dilexi)上什么？是否我在這件事上錯誤地、倒行逆施地模仿(vitiose atque perverse imitatus sum)我的主呢？是否想違犯法律而無能為力，便自欺欺人想模仿囚徒們的虛假自由(mancam libertatem)，荒謬地曲解你的全能，企圖犯法而不受懲罰”[3]33？一個人的驕傲在于他自以為擁有對其自身的愛——自由的愛。然而驕傲愛的是虛假的自由，奧古斯丁說他所尋求的或者實際上所獲得的是囚徒們的自由。一個作惡的人所想要的也是自由，當奧古斯丁他們偷竊時表現的是他們有實現其意愿的自由，有獲取錢物之后花費錢物的自由，然而他們的自由是虛假的，因為他們的偷竊活動已經使他們不自由，因為他們的偷竊不僅損害了被偷竊者的善，而且傷害了他們自身的善，例如傷害了他們正當地使用他們個人的眼睛、手足和力量的善。

然而哪怕是這種虛假的自由，也是出于對上帝的模仿。這種模仿的自由所僅有的真實性也是來自于上帝，或者說來自于對上帝所賦予的自由的模仿。人們所自以為的可以透過反抗就能夠得到自由的這種驕傲是可憐不過的自欺欺人?！暗谶@次偷竊中，我究竟愛上什么？是否我在這件事上錯誤地、倒行逆施地模仿我的主呢？因為驕傲(superbia)模仿(imitatur)偉大(celsitudinem)”[3]32，人以自己的驕傲為偉大，然而他所擁有的其實只是“驕傲”而不是“偉大”，他所擁有的不過是對于上帝的偉大的模仿并自以為偉大。當人越是模仿上帝的偉大并自以為其偉大出于其本性時，也就是以為所模仿的上帝的偉大真是出自其自身的能力時，人就越趨向于虛無。因此人的虛無來自于對上帝的偉大的越趨強烈的模仿，正是這種驕傲里面的虛無力量使人不斷向著罪跌落，這也就是奧古斯丁所說的，“現在，我的主、天主，我要問偷竊有什么使我歡喜(delectaverit)的呢？絕無可人之處(species nulla est)。我不談在公平和明智中所看到的那種美？或在人的思想、記憶、感官、生長中所看到的美，也不談天上星辰光耀燦爛的美，或充滿著生生不息的動物的大地和海洋的美；它連騙人的罪惡(vitiis fallentibus)所具有的虛假的美也沒有”[3]32。在奧古斯丁看來，16歲那年偷梨事件中連虛假的美都不存在，也就是他這里所說的“絕無可人之處”，所謂的“為惡而惡”也是“絕無可人之處的惡”。由于它是絕無可人之處，這樣的惡就是所謂的根本惡，因為這樣的惡既不是出于財物、不是出于甜蜜、也不是出于美反抗上帝，它純粹就是為了反抗上帝，并因著反抗上帝感受他自身里面的自我，在這樣的美里面根本就是完全的虛無。然而問題在于，人用這樣的反抗表現他的驕傲，他在這樣的驕傲里面感受他的自由，而實際上他所擁有的只是虛假的自由。這就是《懺悔錄》第2卷開頭奧古斯丁所作的懺悔，“我青年時一度狂熱地渴求(Exarsi)以地獄的快樂為滿足，滋長著各式各樣的黑暗戀愛(amoribus)，我的美麗凋謝了，我在你面前不過腐臭，而我卻沾沾自喜，并力求取悅于(placere cupiens)人”[3]25。

奧古斯丁有關“根本惡”的討論是古代思想史的一個重要事件。在此之前，柏拉圖也討論過惡，并指出惡源自于錯誤的價值排序，但是還沒有觸及根本惡這樣的主題，因為根本惡似乎不存在價值排序，也無關乎價值排序。希臘化時期的思想家們則把惡與情緒關聯起來，認為情緒帶動惡，因為情緒使人的靈魂不再處在理性活動之中，但也沒有涉及根本惡的意識特性。正是在這個方面，奧古斯丁完全采用新的角度，重新審視根本惡里面的意識活動，進而審視人的愛所包含的根本缺陷。

奧古斯丁的根本惡還涉及自我的“虛假性”。在奧古斯丁看來，人們生活在虛假的自我之中，虛假的自我所擁有的是虛假的自由。人們自以擁有足夠的選擇性才具有足夠的自由，反而造成自由的濫用并導致真理的遮蔽。奧古斯丁認為對惡的遮蔽尤其輕易地發生在共同體的活動之中，因為單純個體還會受道德感約束，雖然這種道德惡是軟弱的甚至無法真正付諸實施，但是共同體活動(例如友愛)甚至使脆弱的道德感也蕩然無存。奧古斯丁以此完成了從個體自我的批判到共同體的批判。

奧古斯丁的根本惡觀念還是西方倫理思想史的重要來源之一。自奧古斯丁之后，西方倫理思想對于人性的悲觀有更多的反思，在康德的《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一書中得到了更深入系統的闡釋?？档轮赋鋈诵岳锩娲嬖谌N惡即所謂的動物性的惡、能力上的惡還有根本惡?？档滤^的根本惡，即人故意把自己個人的動機置于道德法則上的這種惡，也就是奧古斯丁所謂的“為惡而惡”。透過康德的倫理思想闡釋，奧古斯丁的根本惡觀念持續地成為現代思想的重要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