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辭賦中的個體生命意識主題

鄭慶民

摘要：曹植遵循的傳統倫理價值觀與現實環境的激烈沖突造成了一生的悲劇，他的辭賦創作便是這種生命意識的表達，尤其是敘志賦和述愁賦，集中體現了作家對于生命意識的追求和絕望之后的變遷。曹植作品中生命意識的主題也是他回歸屈原賦的根源所在，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兩位作家在作品中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和文學美感。

關鍵詞：生命意識；敘志；述愁

魏晉是“文學的自覺時代”，鐘嶸曾說“彬彬之盛，大備于時”（《詩品》），當日文學創作的繁榮可見一斑。由于儒學的衰微，文學觀念的自覺，魏晉六朝文人普遍沖破了漢代文人以歌頌諷喻為主的政教功利主義文學觀，轉而重視作家個人情懷的抒發，情感成為文學批評的主要標準之一。[1]（p.17.）曹植提出“雅好慷慨”，潘岳“信其緣情”，陸云推崇“深情至言”，蕭繹倡導“流連哀思、情靈搖蕩”，都反映了注重個人情感的時代傾向。其中，曹植不僅首倡“雅好慷慨”，而且身體力行地在創作中貫徹這一原則。在他的作品中，“情”已經不僅僅是個人情感的抒發，而是在更深的層面上體現了作家的個體生命意識。此文僅以曹植的辭賦為例，來簡略分析這一問題。

一

文學即人學，優秀的文學作品表現的是創作對象的情感和靈魂?！盎辍敝?，作品才會有鮮活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曹植的辭賦創作尤其體現了這一點。

建安是一個英雄輩出、慷慨蒼涼的時代。它打破了漢帝國的大一統，卻沒有建立起一個新的統一帝國。呈現在文人面前的，一方面是哀鴻遍野、人民流離失所的慘景，另一方面卻是生逢亂世、建功立業舍我其誰的契機。當時的文人無不希望在這一亂世中建立功業，從而實現個體的生命價值。這正是“建安風骨”的主要內容。曹植貴為皇子，“幾為太子者數矣”，[2]他與普通的封建文人一樣，也希望自己在亂世中能夠有所作為，甚至因為自己身為高層統治階級中的一員而抱有更迫切的功業愿望。這一人生理想在其所作的《與楊德祖書》中表現得非常明顯：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

由此可見，曹植對其個體生命價值的設計，完全遵循了儒家傳統的倫理道德生命觀。立德、立功、立言的傳統選擇，仍舊是以曹植為代表的建安文人個體生命理想的歸宿所在。個人的特殊身份與時代精神理想的感召，使得這一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在曹植的人生觀、價值觀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成為他一生的精神支柱。

立嗣斗爭的失敗是曹植生活的轉折點，由此，開始了他成為“圈牢之養物”（《求自試表》）的后半生。在殘酷的現實中，曹植時常感到“俯仰慚惶，五內戰悸”（《封鄄城王謝表》）、“憂惶恐怖”（《謝初封安鄉侯表》）。此時，生命都可能難以保全，遑論拯時濟世的的理想了。由胸懷大志的最高統治階層中的重要一員，淪落到“思為布衣而不能得”[3]的境地，這種強烈的對比，必然引起詩人感情上劇烈的矛盾沖突。實現個體生命價值的歷史使命感和現實的壓迫感之間的激烈矛盾，造成了曹植一生的生命悲劇，又進一步引發了孤獨、遺憾、慷慨、悲涼、哀怨等個體的生命意緒。

曹植的辭賦創作就是各種生命意緒的宣泄和表達，他自言辭賦是“觸類而作”（《前錄序》），也就是說，作品是現實中的景物和事物觸發了心中的生命情緒的結果。換言之，景物和事物只是載體，長久以來郁積在作家心中的生命意緒才是作品的真正主體。劉勰評價建安文學“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文心雕龍》），這種充沛的“氣”——由強烈的個體生命意識形成的情感力量，正是曹植作品的靈魂所在。

二

曹植一生頗好辭賦，自稱“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前錄序》）。其辭賦作品不僅在數量上是同時期作家中最多的，從內容上看，也包容眾多。大體而言，曹植的辭賦可以分為三類：敘志賦，述愁賦，詠物賦。無論哪一類，都明顯地表現了作家對于個體生命意識的追求。

敘志賦顧名思義，主要描述作家建功立業的理想，表現了昂揚向上的精神追求。最能體現曹植“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與楊德祖書》）傳統倫理價值觀的莫過于《七啟》，此賦約作于曹操建安十五年發布《求賢令》之后。它通過兩個虛構的人物——玄微子和鏡機子——的對話，借鏡機子之口，批判了玄微子“輕祿傲貴，于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的消極遁世觀念，以積極用世的高昂情調呼喚士人投身于社會政治活動中，弘揚大義，匡扶社稷，從而實現個體的生命價值。其中有云：“君子不遁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俗而滅勛”，“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驅以成仁”，其情調的高亢激昂超出于時?？梢哉f，這篇賦集中代表了曹植前期生活的核心理想，描繪了作者實現個人生命價值的理想狀態，唱出了順應時代發展的最強音。

然而，這種理想境界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家個人價值難以實現的憤懣和愁緒。這就形成了曹植辭賦創作的另一大類——述愁賦。在被壓抑的生存狀態中，前期的高亢激昂消失了，憤激、悲涼、抑郁、感傷成為作品的感情基調。曹植有時憑借節候的詠嘆抒寫自己的苦悶和怨憤。如《臨觀賦》和《秋思賦》，前者在春意盎然、萬物欣榮的背景中描寫作者進退維谷的苦悶，后者把自然之秋和人生之秋渾融一爐，抒發了在壓抑中虛度年華的傷感。[4]（p.59.）當倫理價值的追求被否定后，生命就失去了主動進取的精神。所以，當曹植在《七啟》中表述的理想和價值在嚴苛的現實中無由實現時，就出現了與《七啟》形成鮮明對比的另外一篇賦《釋愁文》。這篇賦通過虛構自己與玄靈先生的對話，深刻地揭示了作者生命意識的變遷過程。其后半云：

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竺?，濯纓彈冠，諮取榮貴。坐不安席，食不中味，遑遑汲汲，或慘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為之藥，給子以澹泊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樸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攜手而游，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生為子具養生之饌，老聃為子致愛性之方。趣遐路以棲跡，乘青云以高翔。于是精駭魂散，改心回趣，愿納至言，仰崇玄度。眾愁忽然，不辭而去。

可見，道家的無為淡泊已經成為曹植消解政治不遇之哀愁的主要思想武器，道家的自然哲學生命觀已經成為了作家個體生命意識的主導。這一變遷對曹植具有重大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曹植還有一部分辭賦也屬于述愁賦的范圍，雖然看起來只是泛泛描寫哀怨愁思，但背后蘊含的卻是作者對于生命的感悟。最著名的就是《洛神賦》。歷來對這篇賦的創作眾說紛紜，我個人以為理解這篇賦的主題可以參考《詩經·蒹葭》。正像在水一方的“伊人”代表了人生中各種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涵容了生命中的種種悵惘之情，“洛神”代表的是個體生命價值得以實現的理想境界。曹植對于洛神風神超群、資質絕倫的描繪，其實是對生命理想境界的向往和鐘情。最終人神難以遇合、不得相戀的結局，則可以看作是作者的生命理想在殘酷現實面前的破滅。在追求、遇合、幻滅的過程中，體現了作家的種種復雜多變的生命意緒。

曹植對于辭賦的另一個重大貢獻是詠物賦的創作。雖然有些作品難以確定具體蘊意，但其中所包含的濃重的愁思卻是顯而易見的，《白鶴賦》、《蟬賦》、《離繳雁賦》都是其中的佳作。這些富于情思的賦作，往往滲透了作者自我遭際的感受，表現了作者內心的追求。

綜上所訴，在曹植的辭賦中，伴隨著個體生命價值的能否實現，始終體現了作者自主的強烈的生命意識。當詩人在現實中的追求道路被阻遏后，就轉而向內心世界探求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向外追求接近現實的通道越是受到阻遏，向內的追求也越是強烈……這種向內的追求以扭曲的主觀形式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精神，促使人們的自我意識不斷地覺醒?！盵5]（p.83.）

三

清人劉熙載云：“建安名家之賦，氣格遒上，意緒綿邈；騷人清深，此種尚延一線?！保ā端嚫拧罚┙ò厕o賦正是以其“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的獨特風格，超越西漢辭賦而向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回歸。這種回歸是基于兩位作家創作的一個共同點——“氣”，或者說，是作家在追求個人生命價值實現過程中所積淀的濃郁情思。

戰國后期也是一個戰亂頻仍、建功立業的時代。屈原作為楚王的同姓之臣，“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楚國內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具備了這樣一個實現自身價值的良好基礎，屈原又堅持“正道直行”，堅守著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但“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現實最終阻礙了詩人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屈原有著強烈的歷史使命感，以楚國和楚王的領路人自居。對自我價值的清醒認識和現實中無從實現價值的痛苦形成了尖銳的矛盾沖突，激發了詩人不可遏制的生命情感，進而構成了作品的內在生命力。司馬遷說：“《離騷》者，猶離憂也?！保ā妒酚洝でZ生列傳》）班固認為：“離，猶遭也；騷，憂也?！保ā峨x騷贊序》）王逸則認為：“離，別也；騷，愁也?！保ā冻o章句·離騷經序》）三位學者對“離”的解釋雖然不盡相同，但都認為“騷”的意思是“憂愁”。這“愁”正是詩人強烈的生命意識在情感世界中的集中體現，是作品的靈魂所在?？梢?，曹植和屈原在相似的生活經歷中走過了相似的心路歷程，為了實現建功立業的理想都曾經勇敢的對抗現實，承受了內心深處不為人知的孤獨感和痛苦，最終在文字中宣泄內心的悲憤和追求失意的苦悶。[6]

曹植賦向屈原賦回歸的根源是對個體生命價值的追求，但兩位作家畢竟是生活在不同時代、不同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因而在相似中還存在著較大的差別，體現了不同的時代特色。

首先，屈原生活在南方的楚國。雖然當時楚國已經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但楚辭畢竟是在楚歌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此，楚地盛行的“信巫覡、重淫祀”（《漢書·地理志下》）的巫風深深地影響了屈原。表現在作品中，詩人營造出一個與現實迥異的神話世界來寄托自己對于個體生命價值的鐘愛以及愛而不得的憤懣。那里眾神云集，煙霞環繞，彌漫著奇花異草的幽香。這就使屈原的作品呈現出濃郁的浪漫主義氣息，成為我國文學浪漫主義的源頭。幾百年后的建安時代，則是一個注重理智和現實的時代，“建安風骨”主要就是指對現實苦難的關注和由現實出發的拯世濟民、建功立業的理想和熱情。這種“感于哀樂、緣事而發”（《漢書·藝文志》）的文化氛圍決定了曹植辭賦的現實主義風格。所以，同樣強烈的生命追求，同樣豐富的精神意緒，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時代中，卻呈現出不同的風格。

其次，屈原和曹植在具體的表達方式以及由此表現出的美感上也是有區別的。屈原雖然在政治理想上遵循著傳統的儒家思想，但在表達自身強烈的情感時卻是從心所欲、不遵矩度的。班固、朱熹等正統文人一再批評屈原“露才揚己”、“過于中庸”，恰從反面說明了屈原表現個體生命意識、抒發個人情感時無拘無束、痛快淋漓的特點。曹植的情況則有所不同。殘酷的現實決定了曹植寫作時不能直抒胸臆，而只能采取比較幽微曲隱的態度，以興寄的手法來曲折地表情達意，從而形成了“情兼雅怨”（《詩品》）的風格。從作品的美感來看，大體而言，屈原“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體現了“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剛”性之美；曹植選擇以道家的無為之方來化解追求的痛苦，更多偏于哀婉的“韌”性之美。

謝靈運曾說：“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边@樣一位才高八斗，當世目為“繡虎”的詩人，一生卻是郁郁不得志的。曹植遵循著古人“立功、立德、立言”的觀念，一生追求個人生命價值的自我實現，最終卻落得“心在天山，身老滄州”。我無法輕易地說“國家不幸詩家幸”，但當曹植對君王和政治完全失望以后，終于“騁我逕寸翰，流藻垂華芬”（《薤露行》），為文學留下了芬華絢爛的篇章，我想，這確是詩家之幸。

參考文獻：

[1][4]王琳.六朝辭賦史[M].黑龍江：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

[2][3]陳壽.三國志·魏志·陳思王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8.

[5]任繼愈等.中國哲學發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6]汪大白.曹植與屈原：歷史性距離[J].九江師專學報，1999（2）.

（作者單位：太原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