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凝小說的世情與遠思
——對《村路帶我回家》《麥秸垛》《笨花》中的“回歸”敘事進行討論

孫金燕

鐵凝的小說創作，與同時期先鋒小說作家相比，盡管她也關注形式的意義，會著重為其小說尋找合適的表達方式，如在1989年寫完《棉花垛》后，她表示即有寫作《青草垛》的構思，“遲遲未能動筆，是因為我找不到一種最合適的表達方式，來講那個名叫‘一早’的主人公的故事?！比欢?，她的小說寫作形式主義趣味并不濃厚，相比于“怎么寫”，她更傾斜于“寫什么”。同時，與繼續追隨宏大命題、思考“夢醒后”啟蒙者何為的寫作者相比，她的創作又隱含著另一股暗流：她企圖在微茫的小詞里安妥普通人的人生，從而完成對此岸的從容認可，對個人的、平常的素樸人生的再指認與回歸，如其所稱：“愛遙遠的是容易的，理解近在咫尺的是艱難的?？晌膶W實在就是對人生和世界的一種理解和把握；就是對人類命脈的一種摸索。是近的，不是遙遠的?！笔且?，她的小說中常常出現關于“回歸”的書寫，既是世情，也有遠思。

一、《村路帶我回家》：一個關于城市主體地位的“反題”

“我，還是愿意回到東高莊區，我愿意守著我的棉花地，守著金召，他就要教會我種棉花了。讓我不種棉花，再學別的，我學不會?！?/p>

這是鐵凝的中篇小說《村路帶我回家》中知青喬葉葉選擇繼續“扎根”農村的理由，這個理由樸素而踏實，懵懂而天性自然。小說的主體故事是知識青年喬葉葉“扎根”農村的歷程：她稀里糊涂地下鄉到農村，莫名嫁給農村青年盼雨并做起“扎根典型”，最終拒絕當年的知青組長、后來的大學畢業生宋侃的愛情，轉而接受農村青年金召。

這篇小說發表于1984年的《長城》雜志。1980年代伊始的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狀況曾令李澤厚感慨：“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時代?！闭沁@種 “五四”式的思想局面，使得1980年代前期被命名為“新啟蒙時代”。在此一時期的文學敘事中，開始重新為知識正名，知識分子的地位也隨之從被改造對象轉換為教化大眾的啟蒙者；與此同時，在“新啟蒙”政治修辭與話語感召下，大多數涉及“鄉村”及其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敘述，也會類似于五四時代啟蒙主義的文學表達，“鄉村”繼續被視為頹敗的載體，扮演著被改造的歷史地位。

以此兩方面觀照小說《村路帶我回家》，可以看出盡管它寫于1980年代前期，卻已然將知青生活融在整個農村生活之中，跳脫了當時大多數同題材小說的一般性敘事模式：首先，它沒有采用知青主體視角，將知識青年喬葉葉放置在“文明/愚昧”“進步/落后”這種二元對立結構中的優越地位，并以此闡明和確立知識自身的合法性。比如在農村青年盼雨看來，喬葉葉“好就好在她這人沒學生架子，沒把他看成一個莊稼人。他活了整整二十五年，還沒遇到一個姑娘像喬葉葉這樣隨和?！逼浯?，小說未建構“城/鄉”之間的等級結構，并刻意拉大“城/鄉”之間的價值差距，以“城”之現代性優越地位去反觀“村”之落后。比如在知識青年喬葉葉看來，城市和鄉村是無差異的，因為“天才那么小，才像一個大屋子。人們不都住在這個圓屋子里嗎？”

鐵凝曾在1996年出版的文集卷首自述過她對“城/鄉”的觀點：“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血緣離鄉村其實都不遙遠，對這個事實我們無需躲閃。我對鄉村的真正情感源于我插隊四年又返回城市之后，地理距離的拉開使我得以經常有機會把這兩個領域作相互的從容打量。這種拉開了距離的打量使我體味著兩個范疇里的特殊、神秘和平俗，兩個范疇里的心智、能力和品格，其實那么不同，其實又那么相像?！边@與《村路帶我回家》中呈現出的價值判斷是一致的，但與其于1982年發表并據此抱得大名的小說《哦，香雪》其實有著很大差異。

《哦，香雪》發表于1982年，基本可以表述為兩種生活方式相遇的故事：由于一列“火車”的一分鐘?？?，臺兒溝所代表的鄉村的傳統生活方式，開始遭遇首都帶來的城市居民及其由發卡、人造革書包、自動鉛筆盒等表征的現代生活方式。小說一開始即展示出“城/鄉”“富/貧”“進步/落后”二元對峙的狀態，為小說的解讀帶來具有癥候意義的意識形態效果：“那綠色的長龍一路呼嘯，挾帶著來自山外的陌生、新鮮的清風，擦著臺兒溝貧弱的脊背匆匆而過?！?/p>

“火車”攜帶來的是“鄉村”臺兒溝可以參與了解與交易的現代性物象，推動整個故事前進的也正是香雪對“自動鉛筆盒”這個現代化產品的欲望。由于啟蒙力量的感召，“哦，香雪”這個被敘述的世界被劃分出界限分明的等級體系：遙遠的大城市首都/經濟較為優越的公社/貧窮的臺兒溝，它們因“香雪”這位“臺兒溝唯一考上初中的人”而被緊密勾連，進而由于對經濟和文化上的發展與進步的追求和渴望而產生碰撞，并得以提示“城/鄉”的空間差異、物質差異等等的地位不平衡。所以，那個懷揣著現代性夢想的“香雪”會這樣設想臺兒溝的“未來”：“臺兒溝一定會是‘這樣的’：那時，臺兒溝的姑娘不再央求別人，也用不著回答人家的再三盤問?；疖嚿系钠列』镒佣紩笊祥T來，火車也會停得久一些，也許三分四分，也許十分八分。它會向臺兒溝打開所有的門窗，要是再碰上今晚這種情況，誰都能從從容容地下車?！?/p>

由此，返回到上述《村路帶我回家》中喬葉葉對離“平易市二百里”的東高莊的人與事的態度，便不難理解何以學者趙園稱其為“像是有意提供反題”，因為“喬葉葉返回插隊鄉村……的理由簡單到了不成其為理由：‘我愿守著我的棉花地，守著金召，他就要教會我種棉花了。讓我不種棉花，再學別的，我學不會?！髡咭詷O其‘個人’的人物邏輯，使人物的回歸、扎根‘非道德化’，與任何意識形態神話、政治豪言、當年誓言等等無干，也以此表達了對當年知青歷史的一種理解：那一度的知青生活，不是煉獄不是施洗的圣壇不是凈土不是‘意義’、‘主題’的倉庫……作者沒有指明它‘是’什么，或許‘是’即在不言之中：那是平常人生?！?/p>

可以說，這條屬于平常人生的回歸之路，是一種“無欲無求”的、單純的生存方式的召喚。盡管在鐵凝此前的小說中，如此干凈利落的喬葉葉式回歸之路實屬少見，但可以看出鐵凝在努力進行對城市“文明”優越地位的反撥。

二、《麥秸垛》：回歸鄉村原生生命力的個體性召喚

“楊青常常在街上看女人：城市女人們那薄得不能再薄的襯衫里，包裹著分明是大芝娘那雙肥奶?！灿邪尊牟惫?、亞麻色的發辮，那便是沈小鳳——她生出幾分恐懼，胸脯也忽然沉重起來?！?/p>

“每天每天，楊青手下都要飄過許多紙。她動作著，有時胸脯無端地沉重起來?？纯醋约?，身上并不是斜大襟褂子?！?/p>

這是鐵凝的中篇小說《麥秸垛》中知青楊青關于三個女性、兩種生命狀態的相互參照與思考，以及由此陷入的心靈困境：鄉村女性大芝娘作為知青沈小鳳生活方式上的鏡像，卻構成知青楊青的性別自指，指向關于城市女性原生生命力匱乏的困惑與迷茫。

在1980年代后期，鐵凝的寫作已帶有顯見的性別話語色彩?！尔溄斩狻钒l表于1986年，這部小說被學者賀紹俊認為是鐵凝開始構建自己中心的一個標志，“開辟了探詢人性的文化領域”，“她把女性當作一種文化的載體，試圖通過一種文化的解讀，揭示女性的本原性?！边@種本原性，可以理解為通過女性身體及其欲望指示出的一種原生生命力。

從表面上看，小說書寫的是一個再通俗不過的兩個女知青和一個男知青的三角戀故事，實際上，在下放知青和農民生活的交錯敘述和描寫中，它呈現的是“原生”的鄉村以其生命力對“文明”的城市的吸引與召喚。

正如眾多闡釋者注意到的，“麥秸垛”在小說中具有明顯的象征意味：

“當初，那麥秸垛從喧囂的地面勃然而起，挺挺地戳在麥場上。垛頂被黃泥壓勻，顯出柔和的弧線，似一朵碩大的蘑菇?！?/p>

“黃昏，大片的麥子都變成了麥個子，麥個子又戳著聚攏起來，堆成一排排麥垛，宛若一個個堅挺的悸動著的乳房?！?/p>

“他和她并沒有看見那碩大的麥秸垛，卻幾乎同時撞在了那個沉默著的熱團里。沈小鳳只覺得心在舌尖上狂跳。忽然，她把手準確地伸給感覺中的他。

那黑沉沉的‘蘑菇’在他們頭頂壓迫，仿佛正向他們傾倒，又似挾帶他們徐徐上升。一切的聲音都消失了，只有人的體溫，垛的體溫?！?/p>

“麥秸垛”作為北方鄉村常見之物，在以上諸如“喧囂”“勃然”“堅挺”“悸動”等語詞的相互指涉下，不言自明地噴薄出原始生命力性征，終于從“一朵碩大的蘑菇”明確為“乳房”，并與人之肉體的欲望共振。而如同伊格爾頓所言：“肉體中存在反抗權力的事物”,人類的身體決不僅僅具有生物意義，而且擁有強大的反意識形態的作用，肉體的欲望甚至可以對壓抑人性的政治、經濟、道德秩序構成威脅。

《麥秸垛》中大芝娘、沈小鳳、楊青這三位女性對愛的不同的索求態度，屬于兩種相異的欲望，也構成對女性本質的探詢與質疑。

如前所述，農村女性大芝娘于兩位女知青沈小鳳與楊青而言，提供性別上的鏡像與自指功能?！斑@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從太陽那里吸收的熱量好像格外充足，吸收了又釋放著。她身材粗壯，胸脯分外地豐碩，斜大襟褂子兜住口袋似的一雙肥奶。每逢貓腰干活兒，胸前便亂顫起來?！边@個豐滿的女人/曾經的母親，與想要以身體“占住”所愛之人的知青沈小鳳在婚戀生活中有著命運相似性，有研究者稱其為“‘令人恐懼的相似之處’，就變成了表層行為和欲望的重復、延續，麥秸垛上重演著性愛故事，沈小鳳說著大芝娘的話?！笨梢哉f，大芝娘于沈小鳳而言，是生命力與生活方式上的“榜樣”。

而于知青楊青而言，大芝娘卻形成關于性別及由此具有的原生生命力的“困惑”。與沈小鳳不同，楊青遵循“文明社會”的倫理、道德準則與行為規范的規約，她匱乏一種關于肉體與欲望的原生生命力。在這種規約下，陸野明于楊青而言更多的是“駕馭”的對象：“楊青很愉快，因為身在異鄉，有一個異性能領略自己的暗示。再說那僅僅是暗示嗎？那是駕馭，駕馭是幸福的?！?/p>

生命無本質，它只在無窮的選擇中開辟道路。這是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的觀點。事實也是如此，“只有介入世界，我們才能發現世界是什么樣的。世界不是處在我們的理論和觀察彼岸的遙不可及的東西。它就是在我們的實踐中所呈現出來的東西，就是當我們試圖作用于它時，它所抵制或接納我們的東西。我們不是以主體表象對象的方式來認識世界的，而是作為行動者來把握、領悟我們借以發現自身的可能性”。所以，楊青時時感嘆：“世界是太小了，小得令人生畏。世上的人原本都出自鄉村，有人死守著，有人挪動了，太陽卻是一個?！被钴S在大芝娘、沈小鳳身上的原生生命力，對于受文明規訓的現代女性楊青而言，具有強大的誘惑力。

據此，鐵凝在小說的書寫中，或許無意于將這種原生生命力具化為一種實在的渴望，但已經通過楊青的困惑與猶疑，將其表征為一種召喚個體原生生命力回歸的“想象的能指”。

三、《笨花》：史傳大敘事與鄉土中國常態化生活

“有備走出了笨花村，不時回過頭來看自己的村子。月色中的笨花終于使他又想到畫畫的事，他想，槐多沒有從這個角度自東向西地畫過笨花。他想，等他做完繃帶再回笨花時，他要從這個角度畫一張笨花村。他卻沒有想起山牧仁提到的那所美術學校?！?/p>

2006年，鐵凝以向有備式的“回歸”，收束了“笨花”世界的書寫。這種結束方式于被稱為將“歷史巧妙地融于‘凡人凡事’之中”的《笨花》寫作而言，意味深長。

在某種程度上，《笨花》是有史傳敘事特征的。它的封底推薦語如此表述其書寫在大歷史與小人物之間的關系：“截取從清末民初到上世紀40年代中期近五十年的那個歷史截面，以冀中平原上一個小村子的生活為藍本，以向氏家族為主線，在樸素、智慧、妙趣盎然的敘事中，將中國那段變幻莫測、跌宕起伏、難以把握的歷史巧妙地融于‘凡人凡事’之中?！痹趯嶋H寫作中，鐵凝確實征用現實世界的大量史實：人物方面如袁世凱、孫傳芳、毛澤東等；史料方面如光緒年間的“招兵告示”“大總統令”、《大公報》對兵變的報道內容、《申報》對時局的報道、毛澤東《對日寇的最后一站》等；時間節點方面，一九〇二年，向喜入伍開拔向保定、編入北洋新編陸軍；一九〇三年，向喜被選拔入北洋陸軍速成學堂；一九一一年，漢口的戰事吃緊；一九二〇年始，向喜先后升任團長、旅長，由少將到中將等等。通過以上種種對現實世界諸元素的征用，《笨花》將自己所講述的“世界”錨定向了現實歷史。

而向氏家族三代男人對“現代文明”之態度，與對鄉村生活“回歸”之選擇，尤可凸顯這種“常態”生活的吸引力：原本可以大有作為的向喜，被“孫傳芳”指認為“你就離不開你那個笨花”。他可以邀請德國大夫馬克為自己的妻子治病，為遠在家鄉的兒子訂購《申報》，買“洋鞋”給將要結婚的兒子做禮物，然而，他最終選擇卸職回到保定制糞。兒子向文成自小跟隨向喜見過世面，在他開辦的世安堂藥房要掛地圖，“地圖雖與世安堂無關，可地圖貼在墻上便顯出兩間小房的與眾不同。它使向文成心胸開闊，使他的世安堂早已飛出笨花，宛若與世界同在”，但他對移植西方現代文明有著自己的思考，比如他可以向山牧師分析東西方切脈的不同意義以及在診斷學上中西醫學各有的利弊。孫子向有備已經開始學習西醫，關心“德國的藥強還是日本的藥強”，但當其有機會走向北京“京華美?！睂W畫畫時，他想的是“等他做完繃帶再回笨花時，他要從這個角度畫一張笨花村。他卻沒有想起山牧仁提到的那所美術學校?！?/p>

這或許就是鐵凝雖稱《笨花》“與自己的任何一部作品均無可比性”，卻再一次選擇以“回歸”來收束書寫的原因。

四、鐵凝小說“回歸”書寫的意義

世事變遷，當下的讀者已難以從趙樹理們的鄉村描寫中喚起記憶。即使是世外桃源式鄉土中國的曾經記憶者如賈平凹們，或先鋒小說家如格非們，也已選擇從另外的視角去接近鄉村真相。

賈平凹的《秦腔》（2005）關于鄉村之敘述，與其之前的作品賦予鄉土“不如歸去”的戀戀不舍感情相比，已經開始引入某種猶疑與不確定的基調，對于社會文化之傳統與現代的此消彼長，它呈現出一種“不知道”應該持肯定還是否定的態度。兩年后的《高興》（2007），轉向關注離開故土向城市尋求活路的農民的命運?！稁簟罚?013）更是以“由城入鄉”的反向視角，來掂量現代與傳統的是與非。那個畢業后追隨男友來到秦嶺深處的櫻鎮鎮政府工作的女大專生螢，以一個攜帶著文明氣息的非鄉下人的獨特身份，進入了鄉村。然而，這個企圖在鄉間的山風樹谷中尋找安寧的理想主義者，卻在蕪雜的鄉村現實中日漸消耗殆盡。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2004，《山河入夢》2007，《春盡江南》2011）以逐漸寫實的筆法，回望江南，處理幾代人的鄉村記憶。雖然錨定的時間歷經晚清至民國、建國后及當下中國，但是由于在近現代中國一個世紀的革命、戰爭與建設中，掩藏的一直是現代化的主題。隨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應環境的“演化”（evolution）觀，逐漸在語詞邏輯中滑移為“天演—進化—進步—歷史—倫理”。在“落后”與“挨打”間建立聯系的國人，逐步讓“進化觀”成為了自己的思想主識，進而對“進化”的合法性空間做出爭?。杭热弧斑M化”是順應歷史的，也就必然是符合倫理道德的，那么，如果傳統的倫理道德、價值體系對此還不能認可，就只能是對這種倫理道德、價值體系本身進行改造。故而，“江南三部曲”中不同人群對現實的不同選擇與作為，其實反映的是近現代中國一百年來，人心在烏托邦與革命語境下的“變動”，討論的是精神“純潔化”在物質現代化進程中的困境。

所以，鐵凝堅持以“回歸”式書寫，表達她關于“沒有這些機械文明的入侵，貧苦的香雪將永遠清純透頂的可愛”的回撥的意圖。

知青喬葉葉從城市走向鄉村的“回歸”，更多出于天性選擇，在她身上缺乏文明規訓的常規形態：“她和哥哥姐姐去北京舅舅家過暑假，回來后哥哥姐姐每人寫了一本書家日記，描述北海、頤和園的優美風景。她的日記本一頁都沒寫滿，雪白的紙上才有兩行字：‘走累了，坐在小亭子里挺涼快，因為有風’……”回城的楊青，常常關注城里女性身上如同鄉下女人“大芝娘”一樣的生理表征，無論是出于一種身份困惑，“生出幾分恐懼，胸脯也忽然沉重起來”；還是出于一種身份的間離，“看看自己，身上并不是斜大襟褂子”，其實都源于她深知生命的力量與土地的關系：“那精力似從腳下新地中注入，又像是被四周那些只在黃昏才散放的各種氣味所熏染。又仿佛，是因了大芝娘那體態的施放。那實在就是因了不遠處那些堅挺的新麥個兒……楊青身心內那從未蘇醒過的部分醒了。胸中正膨脹著渴望，渴望著得到，又渴望著給予?！笨梢哉f，城市青年楊青身上在場卻缺席的生命力，唯有在無邪、赤裸、豐饒的土地中，才得以被召喚。

而《笨花》中向家三代男人向鄉村的“回歸”，旨于說明無論現世如何“兵荒馬亂”地偏執“前進”，唯有慢慢悠悠的、世俗的、充滿結實細節的“常態化”人生，才能打撈散落一地的屬于個體的生命時間，走向心靈回歸，而非短暫將歇。

以上這些，應是鐵凝的小說在數十年間不斷涉及“回歸”書寫的重要原因。

注釋：

①鐵凝：《寫在卷首》，《鐵凝文集1·青草垛》，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②鐵凝：《就這樣走著 勞作著》，《鐵凝文集5·女人的白夜》，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頁。

③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中心，1987年版，第209頁。

④鐵凝：《寫在卷首》，《鐵凝文集2·埋人》，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頁。

⑤趙園：《地之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頁。

⑥⑦賀紹?。骸惰F凝評傳》，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頁、88頁。

⑧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頁。

⑨王力平：《徘徊在此岸與彼岸之間》，《文匯報》，1988年10月25日。

⑩約瑟夫·勞斯：《知識與權力》，盛曉明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