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學說與軍事謀略思維

李如龍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 戰爭研究院，北京 100091)

據考證，“五行”一詞首見于《尚書》?！渡袝ぶ軙ず榉丁酚涊d：“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笨梢哉f，五行觀是上古先賢經過長期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分析、綜合、歸納的結果，這種觀點把構成世界的基本物質歸結為水、火、木、金、土五類基本物元，認為自然界各種事物的發展和變化，都是這五類不同屬性的基本物元不斷相互作用的結果。這種天才的推測已隱約地窺見了宇宙萬物生滅的規律和原由。后來，歷代先賢們又不斷地發展了五行觀，成為現在更為科學更加完備的五行學說。

五行學說是中華人文智慧中極有價值的一個重要學說，它影響了中華文化幾千年，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其中蘊含著極其奧妙的事物運行機制，揭示了事物的分類和組合、事物內在的生克和乘侮方式，以及事物發展的態勢和相互間的傳變等運行機理。我們毫不夸張的說，這一思維模式，容括了今天西方的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以及耗散結構等思想的精髓。中華先賢們早在幾千年前具有的這種高超智慧，足以令我們感到自豪。我們學習和探索軍事謀略思維，借鑒五行學說的系統思維方式，構建適合現代戰爭需要的具有整體性和系統性的軍事謀略思維體系，必將使我們在謀略思維層次上產生新的飛躍?！吧媳ブ\”，未來戰爭中的敵我激烈對抗，同樣遵循這一致勝法則。

借鑒五行學說的系統思維模式，構建軍事謀略思維體系，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值得我們遵循：

一、生克互濟、設謀制化

五行學說認為，事物之間相互作用的最基本方式就是相生相克。所謂相生，是指事物之間的相互滋生、促進和助長作用；相克則是指事物之間的相互制約、克制和抑制作用。構成物質世界的五類基本物元火、土、金、水、木之間，依次相生、間次相勝，構成了由五個子系統所組成的閉合式循環發展的控制系統。五行學說把五個子系統間的這種既相互依賴又相互制約的關系，稱為“生克”。事物間的相生與相克，是不可分割的矛盾的兩個方面，沒有相生，就沒有事物的發生和成長；沒有相克，就不能協調與平衡事物的發展。正是這種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相輔相成、相互制約的關系，推動和維持著事物的正常生長、發展與變化。因此說，生克是五行學說用以概括和詮釋事物間的相互聯系與變化發展的最基本觀點。

根據五行學說的生克觀點，五類基本物元的每一類，都能通過生克與其它四類發生作用。就火而言，木能生火，水能克火；火能生土，火能克金，其余四類亦復如是。這一觀點告訴我們，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通過生我、我生、克我、我克四種方式與其它事物發生聯系的。造化之機不可無生，亦不可無克，無生則發育無由，無克則亢而有害。生克互濟，世界才能保持有序化循環運行。尤其是在社會領域，這種生克現象往往與人類的主觀能動作用緊密相關的。人類總是不甘于被動地做客觀世界的奴隸，而是不斷地能動地利用生克規律做社會的主宰。人類的這種能動利用生克規律改造自然和社會的行為就是制化。

運用五行學說的生克原理指導軍事謀略思維時，要求決策者不能主觀地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去導演各種戰爭舞臺，任何超出客觀條件許可的范圍去企求戰爭勝利的奇想都是幼稚天真的；戰爭勝負必須受到社會大環境下各種客觀條件的制約。而各種復雜的客觀條件又是一個龐雜的巨系統，它包括政治、經濟、軍事、人文、科技以及自然環境諸方面(孫子概括為道、天、地、將、法“五事”[1]3)，因此，我們在進行軍事謀略思維時，必須體現出系統思想，全面權衡制約戰爭全局的各種主客觀條件，尋找生克之法，探求制勝之道，然后才能制定出萬全之策，牢牢掌握戰爭主動權。

春秋時期的軍事家孫武，在其十三篇兵法的首篇，就集中論述了這種系統謀劃戰爭的謀略思想。孫子認為，戰爭開始之前，只有先審度敵我雙方的實力對比，才能大致把握敵我雙方的勝負情狀。也就是說，先取勝于廟，而后取勝于野；先取勝于心，然后取勝于兵。如果計算不周，而以己短處當人之長處，就會未戰而先敗。孫子所謂“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就是從道、天、地、將、法五大方面，全面而客觀分析對比敵我兩者哪一方的政治清明，哪一方得天時、地利之助，哪一方得人和，哪一方的政策法令能更好地得到貫徹執行等，以此作為判斷敵我雙方戰爭勝負的根據。從五行學說的角度看，《孫子兵法》的“校計”“索情”無疑是科學的，是經得起戰爭實踐檢驗的真理性的戰爭認識論。他的這種對戰爭勝負的判斷，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全面權衡敵我雙方綜合實力的基礎上作出的。劉邦曾經與韓信談論楚漢之間強弱，其目的是想考察與比較敵我之間的優劣強弱。韓信對此分析認為：縞素之舉，說明高祖有道；五星之聚，說明高祖得天時；成皋之守，說明高祖得地利。而項羽則不然，陰謀義帝，殘滅郡縣，甘烏江之天亡，得成皋而弗守，與夫八千無為楚之心，刻印有刓忍之志。韓信的上述分析，無非是以孫子所謂“五事”“七計”，全面分析劉、項二人的孰得孰失。唐代李衛公對孫子的“五事”“七計”有自己的認識，他把孫子所謂的“五事”合分為三等：道、天地、將法；言雖簡而意甚明。從成就的事功上看，他認為張良、范蠡為知“道”，樂毅、管仲為得“天地”，王猛、謝安為得“將法”；并認為這些雄才大略之人都不是全才，都失之一偏；然而這也無妨他們成就一番千秋偉業。

古今中外的戰爭實踐均已證明，作為戰爭決策者，必須做到三思而后行，先計而后戰，絕不可輕啟戰端。內計五事，皆無不利，然后才能選擇有能之將率軍征戰；否則，必然會遭致失敗。踴躍用兵，州吁斃命；窮兵黷武，漢武衰兵。戰爭關乎人民死生，如趙國四十萬眾被坑于長平；戰爭關乎國家存亡，如苻堅舉國長軀，一敗而喪國辱身。這些都是血的教訓，作為戰爭決策者不可不慎重對待。

由上可知，一個成功的戰爭決策者在謀略思維時，首先必須審時度勢，認清生我(有利因素)和克我(不利因素)等因素，采取我生和我克之法，才能取得戰爭主動權。戰爭所面臨的特殊而復雜的客觀社會環境，要求決策者在謀略思維時，必須全面權衡上述綜合的生克關系，靈活變通，在整個戰爭進程中，生克互濟、設謀制化，運酬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以達到指導戰爭的決策最優化。

二、把握乘侮、活用逆變

乘侮是指五行之間的不當的克制關系。五行學說把事物發展到過分強盛階段而恃強凌弱的現象稱為亢乘，亢乘就是過度的相克；而把違反克勝常規的逆克現象稱為反侮。比如土能克水，假如水強土弱，土則無法制水；水能克火，倘若火大水弱，水則無法制火。無論是亢乘還是反侮，都是不當的克制，必然會導致事物之間生克無序，進而發生逆變。

五行學說的乘侮機理，揭示了物極必反的逆變規律。在軍事謀略思維中，如果能夠靈活地運用這一規律，合理調控子系統間的生克尺度，就可以主動地避免事物向不利于己的方向發展，否則，就會使自己遭致被動。

古往今來，軍事統帥們無論是運籌帷幄還是統帥三軍，無不注重明了乘侮機理和合理地把握生克尺度。在軍隊管理過程中，指揮員若過分地威逼士卒，可能會導致嘩變；視卒如嬰才能感發其知恩圖報的情懷；然而，過分放縱，就會導致士卒不守軍紀，不從號令，反侮主帥。正如孫子兵法所告誡的“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譬若驕子，不可用也”。只有寬猛相濟，賞罰分明，合理地把握生克尺度，才能避免逆變，上下一心。蜀將張飛急于為關羽報仇而輕慢和侮辱屬下，最終得到身首異處的結局，與吳起視卒如愛子，感發士卒慷慨赴死的戰斗精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軍事上，靈活把握生克尺度，巧妙運用乘侮之法，往往會取得意想不到的結果。面對性情剛忿偏急的敵將，通過凌侮手段而致之來；倘若面對的是性情廉潔的敵將，可設計詬辱他，必然使他怒而輕出，然后就可以打敗他。再比如性情仁慈的敵將，惟恐殺傷士眾，可出設奇而煩擾他，使其陷于被動。愛護百姓的將領，不忍之心太勝，心懷婦人之仁。這種人遇事多姑息，優柔寡斷，煩擾之必然會心緒雜亂，必然使其謀慮不精。宋代軍事思想家張預認為：老百姓雖然可愛，但是作為三軍統帥，必須權衡利害；如果對老百姓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敵人就會出其所必趨，自己必然會因敵人的煩擾而受困。凡此種種，都是巧妙運用乘侮之法使敵人陷于被動的制勝手段。

在兩軍對壘的戰場上，或正用之逼敵應戰。如“討敵罵陣”，就是使敵人處于劣勢下被侮辱出戰。如，諸葛亮與司馬懿兩軍對峙一百多天，諸葛亮幾次挑戰，司馬懿都堅守不出。于是諸葛亮就派人送給司馬懿女人的服飾，司馬懿受辱大怒，遂上書請求交戰；被手持符節擔任軍師的辛毗及時制止，才免遭失敗。又如，楚將子玉剛忿，晉文公了解了他的這一弱點，囚禁了他派往晉軍的使者宛春，以此擾亂其情緒；子玉果然上當，盛怒之下貿然率軍進攻晉師，結果被晉師打敗。如果對手是暴怒偏急之人，往往他的心慮淺狹，智識庸碌低下，通過侮辱他，就能使其乘怒輕合，不顧成敗。再如，羌族首領姚襄謀反，憑借深溝高壘，固守深山中不出戰。鄧羌率領大軍前往抵御，符黃眉對他分析說：姚襄多次被桓溫、張平打敗，銳氣衰減。如今固守不戰，說明他已經成為窮寇。但是姚襄性情剛烈斗狠，容易激動，如果長驅鼓行，直壓其營壘，他必然會怒而出師，到時可一戰而擒之。鄧羌于是派遣輕騎三千，進攻姚襄營壘，以此挑怒他。姚襄果然怒而出戰，鄧羌假裝戰敗，落荒而逃，誘使姚襄追趕；隨后苻黃眉率援軍趕到，打敗并殺死了姚襄?；蚍从弥钍孔涠分?。比如讓敵人對己方亢乘和反侮，以激發己方士卒斗志，最終實現戰勝敵人的目的。戰國時期的齊將田單，在被動堅守即墨城時，巧妙地運用了乘侮之法，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為了使燕軍反侮齊國軍民，他故意揚言：我最怕燕軍把所俘虜的割掉鼻子的士卒列在最前方和我方作戰，這樣即墨城就會被攻破，燕人聽了信以為真地照辦了，即墨城內的齊國軍民看到了敵人的殘忍，都很憤怒，死守城池，唯恐被燕軍所俘。田單又使出反間計說：我最擔心燕軍挖掘我們城外祖先的墳墓，侮辱我們的祖先，使我們傷心忘戰。燕軍聽后又照辦了，果然挖掘了所有齊人的墳墓，焚燒了死人的尸骨，齊國軍民無不痛哭流涕、義憤填膺、同仇敵愾，決心與敵人決一死戰，報仇雪恨。田單見時機成熟，遂準備大舉反攻，先后用詐降及火牛陣大破敵軍。這是反用乘侮，激勵士卒斗志較有代表性的一個成功戰例。

五行學說的乘侮機理告訴我們，在事物發展的相互關系中，無論是亢乘，還是反侮，都會造成事物相互關系的紊亂。作為將帥者，如果不能合理地把握生克尺度和靈活利用乘侮之法，就會造成重大損失，在軍事謀略思維乃至指揮作戰時必須認真對待。孫子在《九變篇》中告誡我們：作為將帥者有勇無謀、急躁易怒、廉潔好名、過于自尊等，都可能會因敵人侮辱而失去理智，導致覆軍殺將的結局。

三、營謀格局、調控全局

從系統論的角度看，五行學說構造了一個由火、土、金、水、木五個子系統組成的閉合式循環運行的控制系統。利用這一學說在改造自然和社會時所體現的作用，符合“系統整體的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2]113的系統思想。由此看來，我們的祖先在幾千年前就已經應用了系統觀點去認識自然和改造社會。五行各類物元之間依次相生、間次相勝、相互制約、相輔相承，構成了一個動態發展的系統思維模式。這種傳統的生克循環運行的思維模式，在用于研究自然界的物質現象時能夠得心應手，而在研究戰爭這一特殊而復雜的社會現象時，必須發揮人類聰明才智，靈活變通，更不能機械套用。

在謀略思維中，若能合理地構造優化組合的控制系統，就能合理地利用和發揮系統整體的功能優勢，實現自己的目的。在謀劃戰爭方略時，要構造一個控制系統，不僅需要考慮影響戰爭進程的物的因素，更應考慮戰爭的參與者人的自覺能動作用。這些制約戰局發展的諸多因素，并不象五行的生克關系那樣顯而易見，很難完成整個格局子系統的定位。顯然不能死搬硬套五行俱全的閉合式系統思維模式。系統論告訴我們：在一個系統內，其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具有某種目標行為時，該系統就構成了一個控制系統。只要符合這種要求，兩個以上的事物均可構成一個控制系統。這就要求戰爭決策者，經過思維加工，周密權變，不拘一格地營謀有利于己的斗爭格局。在整個戰爭進程中，構造優化組合的格局系統，適時地調控全局，就能發揮所營造構建的格局系統的整體功能優勢，使戰爭全局的目標行為，朝著利于己方的方向發展運行。

在營謀和構造格局方面，三國時期的蜀國丞相諸葛亮堪稱典范。劉備在三顧茅廬之前，先依袁紹，后投劉表，都沒能改變被動的處境。諸葛亮全面地分析了當時的天下大勢，認為中原是各路軍閥混戰的場所，劉備絕對不可能在中原建立根據地與曹操爭雄，更不可能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去得到一點好處。根據這些分析，他在《隆中對》中提出了三條戰略決策，改變斗爭格局。一是西取西川，作為根據地，然后待機進取中原。二是東聯孫吳，使自己的勢力不被敵人各個擊破，又可以合力拒曹。三是北拒曹操，在政治上樹立鮮明的旗幟，以爭取人心。諸葛亮所提出的這三條戰略決策，營謀了以魏、蜀、吳所組合的新的格局控制系統。以生克制化為手段，使得一度被動的劉備，在全國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大業。營謀格局是為了利用格局，當某一格局對自己有利的時候，就應當不失時機地利用有利格局，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任何事物的發展和所處的狀態，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主動與被動、強與弱、大與小、敵與友等都在隨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當一個控制系統無法正常運行或系統目標背離我們的目標時，就當及時地靈活變通。適時地調整策略或改造格局。把構成格局控制系統的一兩個子系統進行變化，就能暢通無阻，變被動為主動。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國共兩黨矛盾升級，呈現出劇烈沖突的格局。在敵我雙方力量極其懸殊的生死關頭，毛澤東迅速調整斗爭的格局，提出在敵人統治力量薄弱之地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政權新路子，保存了革命火種，使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勢。而在解放戰爭時期的東北戰場上，林彪以優勢兵力對付衛立煌劣勢兵力圍攻長春，因為沒有更好地調控全局，基本上處于被動局面。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黨的領導人經過深思熟慮后，決定改打錦州。若能攻下錦州，就形成了“關門打狗”之勢。錦州作為華北和東北的咽喉，敵人必來增援。這樣在戰略全局上就調動了敵人，爭取了主動，對緩解其他戰區的壓力和活化整個戰局，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我們謀劃當前軍事斗爭方略，同樣需要從國家戰略的高度謀勢布局，才能在未來完成國家統一大業和反侵略戰爭中把握戰略主動。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就是基于國家戰略全局而采取的斗爭方略。在美國重返亞洲并對我實施戰略包圍的嚴峻態勢下，我們采取不對抗不怕事的態度，以高超的斗爭智慧，應對各種挑戰，在全球下活了一盤大棋，化被動為主動。

總之，謀略思維應體現系統思想，在把握全局的前提下，營謀多種格局，構造優化組合的格局控制系統。利用控制系統的整體功能優勢，實現戰略目標。因時、因地、因人、因其他條件的不同，隨機應變，調控全局。造局為了用局，活用格局就能發揮系統的整體功能向利已的戰略目標循環運行。

四、謀勢造勢、布局定策

五行學說認為，水、火、木、金、土五大類物元在事物發展過程中，都具有旺、相、休、囚、死五種不同的態勢。也就是說，事物所蘊含的能量和所處的狀態會隨著時空的不同而發生變化。旺，就是事物處于旺盛態勢；相，就是事物處于次旺的態勢；休，則是處于休養無事的態勢；囚，為衰敗態勢；死，乃是受克無氣的態勢。五行在四時變化中，表現出了不同的強弱態勢：當令者旺，我生者相，生我者休，克我者囚，我克者死。春季木當令，處于旺盛的態勢，木生之火處于相的態勢，生木之水則處于休養的態勢，克木之金處于囚態，木克之土則處于受克無氣的死態?；甬斄钣谙?、金當令于秋、水當令于冬，余次類推。五行學說告訴我們，事物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會表現出不同的態勢，事物的大小和強弱隨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依據這一規律，要求決策者在謀略思維過程中，應當審時度勢，審度敵我在不同的戰爭階段的強弱態勢，然后才能布局定策，尋找制勝之法。

古今謀略大師，都十分重視對態勢規律研究和運用。強調了將帥用兵要知勢、會造勢，利用有利的戰爭態勢克勝敵人。在戰略上強調了通過營謀有利格局造就整體優勢；在戰術上則強調造就強大的用兵氣勢，“扼其重，撤其恃”，達到以小勝大，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目的。孫子所謂“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正是對五行這一思想的把握和運用。五行有衰旺，四時有代謝；日有短長，月有死生。兵勢變化莫測，虛實無常。如劉邦初與項羽相持，屢戰屢敗，一旦羽翼豐滿，龍翔虎躍，最終消滅了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北魏皇帝命建寧王拓跋崇率十萬大軍南下討伐宋朝，北魏軍隊包圍了宋朝北線汝陽，宋朝指派參軍劉泰之秘密地突襲魏軍，并焚燒其糧草，魏人四處敗逃。而魏軍刺探劉泰之后無援兵，又率師回擊，宋軍驚慌逃跑，汝陽失陷。后來魏軍圍困宋朝北線重鎮懸瓠城(今河南汝南)四十二日，宋朝派內史臧質率軍五萬前往營救，質臧不負重托，斬殺了魏朝大將乞地真，魏軍被迫退兵還朝。北魏和劉宋兩朝勝負交替的戰爭過程，說明了敵我雙方的強弱態勢是不斷變化的。又如，唐代李懷光打敗朱滔的大軍，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相搶取朱軍財寶，而王武俊又率領騎兵沖殺過來，李懷光軍隊又轉而大敗。勝敗乃兵家常事，惟有因敵變化，才能取得戰爭勝利。

利用戰爭態勢的不斷變化規律指導戰爭時，要求決策者在謀略思維中，應根據敵我雙方所處的不同階段的戰爭態勢，采取相應的對策?！秾O子兵法·形篇》說：“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睂O子在此告誡我們，善于用兵打仗的人，總是首先創造條件，使自己不被敵人戰勝，然后等待和尋求敵人可能被我戰勝的時機。這里面包含了審度敵我態勢、利用敵我強弱態勢在不同時空條件下的變化，尋求最佳戰機，通過謀勢造勢以及把握有利態勢克敵制勝的謀略思想?！安豢蓜僬?，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睂O子的這一觀點，同樣涉及到審度敵我不同的強弱態勢，決定戰略上的防守或進攻問題。孫子認為，當我處于弱勢時，就必須守藏于“九地”之下以保存實力；在我處于強勢時，就當動作于“九天”之上進攻敵人，消滅其有生力量。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兵無常勢，水無常形”[3]149。戰爭進程中的強弱態勢正象五行的態勢，四季依次交替那樣，也是隨時空條件的變化而變化。

兵家用兵，“虛實”“奇正”并沒有一定常勢，就像水流沒有一定常形，能因敵虛實變我奇正而取勝者，才能稱得上用兵如神。虛則擊，實則避。猶水之或流或止，其形無常，因地之高下而為形。高則止，而下則流。為將帥者，唯有因敵之虛實，而變化其術以取勝，才可稱得上是神明之將。如東漢末年，曹操圍張繡于穰城，聽說袁紹準備偷襲許昌，于是決定解圍而還師許昌。見曹操引退，張繡決定率師追趕，而賈詡力勸道：不可追擊，否則必敗。而張繡不聽，結果因曹操預有而遭到失敗。第二次賈詡登城觀察后，對張繡說：趕快追擊，這次必能成功。于是張繡前往追擊，結果張繡因曹操放松警惕而獲得勝利。張繡問賈詡其中的緣故，賈詡說：你雖然善于用兵，但并非曹操對手。曹軍剛到達就退兵，國內必然出現變故。已經打敗了將軍，他必然率大軍輕車速進，并留軍隊斷后，諸將雖然勇敢，卻不能抵擋將軍，因此知道將軍你必能獲勝。由此可見，歸師并非絕對不可遏。在用兵上，賈詡可稱得上因敵變化而取勝的神手。

變化之機不可不察，只要我們在戰爭指導過程中，制定出合理的指導方略，并做到時變法移，乘機變勢，靈活地駕馭態勢，就能立于不敗之地。

五、機謀傳變、主動應變

系統論告訴我們，系統內每一子系統的功能發生變化，都會影響相關子系統乃至系統整體功能發生變化。一事物發生了變化，必然會影響到其它相關事物的變化，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我們把這種因一事物的變化而導致其它相關事物隨之發生變化的現象，稱之為傳變。五行之間的生克制化，同樣包含了事物間相互傳變的機理，由五行構成的閉合式控制系統，其任何一元的變化，都會影響到其它諸元。以火為例，助木則火必旺，抽薪則火必衰。傳統醫學理論借鑒了這種五行生克傳變的觀點，提出了“實則泄其子，虛則補其母”[4]69的辨證施治思想。在軍事領域里，或加強戰爭系統內某一子系統的功能，或減弱某一子系統的功能，從而促使系統內各子系統間相互傳變，以達到對整個戰爭全局的控制。

靈活運用五行學說的傳變規律進行軍事謀略思維，能夠增強我們調控戰爭全局的能力，通過增強有利因素，耗散不利因素，使戰爭進程朝向有利于己的目標運行，就能夠取得主動，或化被動為主動，最終贏得戰爭勝利。戰爭實踐證明，若能在謀略思維中靈活運用五行學說的這一傳變規律，做到機謀傳變，就會取得意想不到的戰爭效果。比如，因苛扣軍餉而引起的士卒嘩變，只需斬殺貪官，風波自平；打擊敵人某一軍事目標，往往能致敵全線潰??；制裁敵國諸如經濟、貿易等，往往使其全局無法正常運行。這一謀略思想的實質，就是“釜底抽薪”。在戰爭中要正確運用這一策略，首先必須正確判斷敵情，搞清楚什么才是敵人最致命的東西，再抓住影響戰爭全局的關鍵所在和敵人的致命弱點，然后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克勝敵人。所謂敵人的致命之處，既有物質方面的，也有精神層面的。這一策略的施行，既可用在戰略方面，也可應用在戰役戰術上?！皣壕融w”就是成功地利用傳變而達到戰爭目的的成功戰例。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公元前354年，魏國軍隊圍攻趙國都城邯鄲，戰爭進行了一年多，趙衰魏疲，趙國向齊國求援。齊國選派了田忌為大將，孫臏為軍師，率兵八萬救趙之危。在選擇進攻方向時，田忌準備率軍前往趙國，孫臏則建議進擊魏國都城大梁。認為魏國精兵都集中于趙都邯鄲，其國內空虛，若于此時率軍猛插大梁，占據要津，沖擊敵人虛懈之地，魏國必然放棄趙國，回師自救。田忌采納了孫臏的策略，依計而行，魏軍果然離開邯鄲，與齊國會戰于桂棱(今山東荷澤)，齊國大勝。這一戰例體現了孫臏在機謀傳變方面勝人一籌，通過圍魏達到了救趙的目的。

中國古代亦不乏在戰略層面運用傳變思想制約敵國的經典案例。春秋時期，齊桓公認為楚國是齊國最大的威脅，但是齊國當時要從軍事上打敗楚國又力不從心。齊桓公同管仲謀劃對敵斗爭策略，決定首先從經濟上增強自己的實力，再“釜底抽薪”搞垮楚國經濟。原來楚國產鹿，一頭鹿賣8萬錢。齊國根據這個情況，首先組織大部分人種糧食，再讓一部分人鑄錢。糧食豐收了，錢也多了，于是就派人載2000萬錢去楚國買鹿。楚王見有利可圖，便號召全國老百姓養鹿，楚國許多人因而放棄了農業。楚人因此“藏錢五倍”，而齊民則“藏粟五倍”[5]358。齊桓公見時機成熟，于是號召周圍的國家都斷絕與楚國的經濟往來，不賣給楚國糧食，相當于現代的“經濟制裁”。楚國雖然錢多但買不到糧食，不到三年國力衰竭十分被動，只好向齊國表示服從。齊國用類似的手段還制服了當時的梁、莒、代、衡山等國，實現了不戰而屈人之兵。

這一謀略思想在現代戰爭中也從未過時，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海灣戰爭中，美軍通過強大的空中優勢，對伊拉克實施了毀滅性的空中打擊，摧毀了伊軍的地面防空系統和通迅系統，使其控制戰爭全局的指揮系統無法發揮作用，喪失了指揮功能；使伊軍在整個戰爭過程中，處于被動挨打之中，最后不得不吞下戰爭苦果。美軍僅通過破壞其防空系統和通迅系統，就控制了整個戰爭的局面，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這一戰例同樣體現了在控制戰爭的全局中，若能機謀傳變，就能在變化紛繁的戰局中主動應變，達到避免被動挨打的目的。在未來戰爭中，這種“釜底抽薪”策略仍具有廣泛的使用空間。如果發現在某一時空點上敵方牽一發動全身的致命弱點，并對其實施控制和打擊，同樣能夠迫使對手就范，最終贏得戰爭。比如，實施破壞敵人交通線和輸油管線，以切斷其供應的“抽血戰”；襲擊敵后勤補給基地的“掏心戰”；破壞敵通信系統，使敵失去聯系，部隊失去控制的“神經戰”，等等，都將是未來戰爭中運用“釜底抽薪”策略的重要方面。凡此種種，在軍事謀略思想中，采取各種必要措施，或利用傳變，使系統發生整體功能的連鎖反應；或割斷傳變，以利控制原有系統局面，這都是軍事統帥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必備功夫。

毋庸置疑，古老的五行觀歷經中華文化的不斷浸潤，反復地被后人所重新刻勒，發展為思維完備的五行學說，它已成為對中華民族的價值取向、行為方式、審美情趣、思維定勢等造成深遠而又常新影響的人文智慧。在運用五行學說進行軍事謀略思維時，它為我們提供的是一種哲理性框架，而非封閉的教條，這一人文智慧千百年來被中華民族一再實踐，不斷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從而成為一種常用常新的思想武器，它也必將成為我們運籌未來對敵斗爭方略強大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