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滇西中緬跨境族群研究文獻綜述

■鐘小勇（德宏高等師范?？茖W校藝術系）余繼平（長江師范學院重慶民族研究院）

跨境族群是指歷史上屬于共同的族群，由于政治、經濟、歷史等原因，而生活于兩個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共同邊境地區的各民族。他們在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地理空間、宗教信仰、語言等方面都具有密切的聯系與共同性。我國云南西部與緬甸接壤，是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是通向東南亞的重要門戶。中緬邊境滇西境內5個世居少數民族傣族、景頗族、德昂族、阿昌族、傈僳族與緬甸撣族、克欽族、德昂族、傈僳族屬于跨境族群，是山水相連的友好鄰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學術界對滇西中緬跨境族群的研究經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時期以及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等幾個發展時期，特別是近些年來，對滇西中緬跨境族群研究成果有逐年增長的趨勢。本文通過知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滇西中緬跨境族群相關研究理論成果展開全面系統的梳理，收集整理相關成果60余篇，其內容涉及社會、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宗教、安全、婚姻以及藝術等相關內容。

■中緬邊境族群社會及意識形態研究

中緬邊境族群社會問題研究主要是指對滇西中緬邊境跨境族群各民族之間所存在的一些社會現象，諸如人口問題、環境問題、貧困問題、家庭問題、犯罪問題、生態問題、管理問題等等，進行專門性的研究。意識形態研究是指對滇西中緬邊境跨境族群共同的價值、思想、觀念等相關內容進行的研究。主要代表性論文有《云南邊境縣政府跨境民族事務管理的問題及對策研究》《中緬邊境城鎮緬甸籍人員生計方式與生活空間——基于云南瑞麗的調查》《族際關系對中緬北界傈僳族的跨界遷徙與民族認同的影響》《云南跨境民族的民族身份與國家認同實證研究》《中緬邊境跨境民族的認同研究》等。田素慶于2017年1月發表的《中緬邊境城鎮緬甸籍人員生計方式與生活空間——基于云南瑞麗的調查》一文，對云南德宏瑞麗境內的緬甸務工人員及經商人員進行了深入地調查，指出“作為跨境民族的緬甸籍人員”與“作為跨境流動族裔聚居的緬甸籍人員”的結構性差別，并對其生計方式、生活空間、宗教實踐方式進行了探討［1］。寸曉紅于2010年7月發表的《中緬邊境跨境民族的認同研究》一文，從意識形態對滇西德宏中緬跨境族群各民族之間的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進行了論述，并指出滇西中緬跨境族群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的意義和特征［2］。

■中緬邊境跨境族群教育問題研究

跨境族群互動中的邊境教育問題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涉及國家的統治和文化等安全問題。國家對邊境地區跨境族群教育的關注與投入，是一個國家軟實力展示的重要窗口，是建立國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大力發展滇西邊境跨境族群民族教育問題，對于穩定我國西南邊疆具有重要意義。涉及中緬邊境跨境族群教育問題的理論成果主要有《文化安全視角下的云南跨境民族教育問題》《論云南跨境民族教育的軟實力》《論云南高等藝術院校設置跨境少數民族音樂舞蹈課程的意義與作用》《學校教育與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認同的塑造》《云南跨境民族外籍學生教育現狀分析》《德宏州跨境民族教育的“位育”之道》《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跨境民族教育研究》等多篇文章。呂雋于2008年完成的碩士論文《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跨境民族教育研究》，對云南德宏州地區跨境民族教育的空間范圍（即：地理位置概況），德宏州與緬甸北部的教育概況進行了介紹，進一步介紹和分析了德宏州跨境民族教育的現狀以及德宏州跨境民族教育的發展趨勢與特點。同時，還分析了當前德宏州跨境民族教育存在的問題［3］。何青穎于2013年7月發表的《云南跨境民族外籍學生教育現狀分析》，文章就當前云南境內跨境民族的教育現狀進行了分析，并進一步對影響跨境民族學生教育選擇的因素進行探討［4］。何躍發表于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的《文化安全視角下的云南跨境民族教育問題》，從文化安全的視角對云南跨境民族教育中的文化安全因素進行分析，提出跨境民族教育是我國文化安全不可忽視的問題，是展示一個國家文化實力的重要窗口，是建立國家安全的第一道屏障［5］。

■中緬邊境跨境族群文化歷史研究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象征和身份標志，滇西中緬跨境族群各民族之間具有非常緊密的文化歷史淵源關系，對跨境族群的研究必然要對其傳統民族文化進行研究。近些年學術界和相關專家對中緬邊境跨境族群文化研究的成果頗為豐富，包括族群文化互動、文化交流、文化的變遷、文化歷史、節日習俗文化等。所收集到的文獻主要有《云南周邊跨境民族文化交流互動與邊疆繁榮穩定》《云南瑞麗地區中緬邊境跨境少數民族的文學研究》《跨境民族傳統節日的文化創新——以景頗族“目瑙縱歌”為例》《從社會轉型到文化轉型：中緬邊境跨境民族體育文化變遷研究》《跨境民族文化的異同與互動——以中國和緬甸的德昂族為例》《跨境民族阿昌族歷史初探》《云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在中緬邊境友好往來中的使用現狀分析》《中緬德昂族歷史敘述差異比較分析》等。郭家驥發表于《云南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的《云南周邊跨境民族文化交流互動與邊疆繁榮穩定》，文章指出：應“將‘文化興邊，文化睦鄰’確立為邊疆文化發展戰略，用經濟發展的硬實力來支撐文化軟實力的繁榮，將文化興邊確立為‘興邊富民行動’的重要內容，積極開展民族宗教文化交流，妥善處理跨境民族婚姻交流帶來的問題”［6］。秦瑩發表于《民族論壇》2014年第1期的《跨境民族傳統節日的文化創新—以景頗族“目瑙縱歌”為例》一文，作者以滇西跨境族群德宏景頗族傳統節日“目瑙縱歌”為例，從類型、形式、內容、承辦主體、參與主體等方面分析闡述了景頗族“目瑙縱歌”這一傳統跨境節日的文化創新，進一步提出文化創新必須對一傳統文化為根基，傳承民族文化［7］。

■中緬跨境族群經濟及旅游研究

歷史上滇西中緬邊境跨境各民族之間山水相連、關系密切，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商業往來。滇西跨境族群各民族之間經濟交往互動是各民族交往的重要內容，中緬跨境地區具有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具有發展和開發旅游的廣闊前景。從所收集的文獻來看，對滇西中緬跨境族群經濟與旅游發展的相關成果其數量頗為豐富，但從研究的結構上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關于滇西中緬邊境跨境族群的經濟研究主要有《產業結構變化背景下中緬邊境地區勞動力的國際轉移研究》《中緬邊境地區景頗/克欽族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緬邊境跨境民族經濟與民族關系的嶄新發展》《德宏州發展中緬跨境電子商務的研究》《中緬邊境經濟合作區區域旅游合作模式構建與路徑選擇》《在建設橋頭堡背景下德宏對緬甸貿易發展研究》《中緬跨境人民幣雙向貸款可行性研究》等。由康豪完成于2010年5月的碩士論文《中緬邊境地區景頗/克欽族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文章分別對我國的景頗族和緬甸的克欽族的歷史淵源、社會經濟特點、經濟狀況、經濟發展模式、政治結構、景頗族和克欽族社會經濟發展的共同性和差異性等內容展開了對比分析和研究。同時提出邊境跨境族群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中緬邊疆社會的穩定和安全［8］。張夢瑤于2013年4月完成的碩士論文《中緬邊境經濟合作區區域旅游合作模式構建與路徑選擇》，文章依據區域特點與發展階段，探討了中緬跨境區域的空間結構模式與合作主體模式的構建，進一步闡述了促進區域旅游合作所應選擇的路徑［9］。高延芳發表于《中國商論》2017年第24期的《德宏州發展中緬跨境電子商務的研究》，文章認為滇西德宏與緬甸有著深厚的地緣、族緣與經緣關系，國家“互聯網+”行動計劃、“一帶一路”建設、瑞麗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昆明—保山—芒市—瑞麗對外開放經濟帶等戰略的實施，為發展中緬跨境電子商務提高了基礎和機遇，并闡述了德宏中緬電子商務的現狀，進一步提出發展中緬跨境電子商務的對策與建議［10］。鄭穎在《在建設橋頭堡背景下德宏對緬甸貿易發展研究》一文中提出，在橋頭堡建設背景下應轉變對緬貿易發展方式，構建中緬跨境經濟合作沿邊開放經濟帶，共建中緬睦鄰、安鄰、富鄰示范區［11］。

■中緬邊境跨境族群安全穩定研究

維護邊境地區的安全穩定是關系到國家和平發展的重大問題，也直接影響到國家的大政方略。滇西中緬邊境跨境族群在交往互動過程中必然存在諸多不利于國家安全和穩定的因素。我們必須要認識到這些不安全的因素，并研究其應對的策略與措施，維護其地區的和平穩定。從所收集的文獻中，關于滇西中緬邊境跨境族群安全與穩定的研究成果有《緬甸克欽、果敢難民問題對中國邊疆安全的影響與對策思考》《中緬跨境安全復合體及其治理》《云南跨界民族的宗教安全問題探析》《德宏州中緬邊境民族關系面臨的問題和對策》《非傳統安全視域下的中緬跨界民族問題與應對策略》《云南中緬邊境毒品犯罪現狀及打擊對策》《中緬跨界民族問題對我國地緣政治的影響研究》等。陸云發表于《大理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的《緬甸克欽、果敢難民問題對中國邊疆安全的影響與對策思考》一文，針對緬甸克欽、果敢兩個地區的難民問題對我國滇西邊境地區的經濟、政治、社會公共安全、衛生安全以及跨境民族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等方面的影響提出應對的策略［12］。封順發表于《國際安全研究》2016年第5期的《中緬跨境安全復合體及其治理》一文，以多維的視角審視中緬邊境，厘清其不安全的擴散機制。文章進一步認為：“隨著未來邊境安全問題的復雜化，中緬邊境亟須治理領域更廣、制度框架多邊、治理主體多元的治理機制來應對更大的挑戰”［13］。

■中緬邊境民族的婚姻問題研究

滇西中緬邊境跨境族群各民族不僅山水相連，而且有著密切的親緣關系，民族之間一直都保持著頻繁的婚姻往來。據德宏州公安局統計，僅2015年入境通婚的人數就多達13403人。因而對中緬跨境族群的婚姻問題理所當然應當成為政府以及學術界所必須關注的問題。從所收集的文獻資料來看，對滇西中緬跨境族群的婚姻問題的研究成果其數量不少。主要代表性成果有《從民族內婚到跨國婚姻：中緬邊境少數民族通婚圈的變遷》《芒市跨境婚姻及其對邊境人口安全影響分析的實證研究》《橋頭堡建設戰略下中緬邊民跨境婚姻管理創新探索》《中緬邊境地區邊民日常交往與跨國婚姻的形成》《中緬邊境地區跨境婚姻發生動因追溯》《中緬跨境婚姻子女的生存狀況調查》《中緬邊境跨國婚姻擇偶途徑研究》等。其研究內容涉及滇西中緬跨境族群婚姻的歷史變遷、人口安全、婚姻管理、婚姻動因、婚姻途徑以及子女狀況等方面。楊曉蘭發表于《云南財經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的《橋頭堡建設戰略下中緬邊民跨境婚姻管理創新探索》，對滇西德宏中緬跨境族群婚姻所面臨的諸多問題進行分析，進一步提出跨境族群婚姻管理的制度、機制創新［14］。梅英發表于《云南開放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的《中緬邊境地區跨境婚姻發生動因追溯》，認為近年來中緬邊境地區跨境婚姻逐年上升的動因主要有3個方面，即：外部推力、內在需求及中介聯動3個方面作用而成。外部推力主要包括地域條件、社會態勢、歷史文化3個方面,內在需求包括婚姻主體低婚姻成本、適齡婚配3個方面,中介聯動包括“人媒”“物媒”兩個方面［15］。

■中緬邊境跨境族群其他研究

除以上研究成果之外，還有一些成果從其他不同視角對滇西中緬邊境跨境族群展開研究，其研究內容涉及藝術、體育、音樂、宗教、分布情況以及特點等。我國著名民族音樂理論家、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楊民康教授許多文章已經涉及云南滇西與緬甸及東南亞跨境族群的音樂文化研究，并提出了大量關于跨境族群音樂研究的富有建設性的觀點和意見，對于跨境族群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如：《西南少數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研究25年回眸》《云南與周邊南傳佛教音樂文化圈論綱》《云南景洪與緬甸景棟潑水節儀式音樂比較研究》《云南與東南亞撣傣系族群佛教節慶儀式聲樂的比較研究》《從跨界族群音樂研究到學科方法論跨》《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的開放性視野》《跨界族群音樂研究作為當代史及中國音樂文化史的釋儀性解讀》《跨界族群與跨界音樂文化》等，都大量涉及跨境族群音樂文化的研究內容。初步云于2014年4月完成的碩士論文《中緬“象腳鼓”樂器文化比較研究》，從樂器學和民族學的視角對中緬跨境族群的共同樂器“象腳鼓”的形制、種類、演奏方法、人文精神、文化歷史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16］。徐祖祥發表于《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3期的《中緬跨境民族地區基督教跨境互動的歷史形態與階段特征》一文，分別對20世紀50年代以前、50～70年代、80年代以后3個歷史時期，中緬跨境民族地區基督教跨境互動的歷史形態與階段特征，深入分析影響基督教跨境互動的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因素［17］。張娜發表于《軍事體育學報》2014年第1期的《體育文化促進中緬邊境和諧穩定的作用及困境》，認為體育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形式，可以跨越國界、超越文化和意識形態，中民邊境應該充實邊境體育文化的影響力與輻射力，從而促進中緬邊境地區的和諧穩定發展［18］。楊在彭發表于《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2017年第2期的《云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在中緬邊境友好往來中的使用現狀分析》一文，以滇西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為例，分別對民間交流、經貿往來以及官方交往過程中所使用傣族、景頗族等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情況進行分析,闡明民族語言文字翻譯在推進中緬友誼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19］。

■中緬跨境族群研究文獻評述

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滇西中緬邊境跨境族群研究成果及文獻的梳理，我們發現學術界對中緬邊境跨境族群相關問題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尤其當今“一帶一路”、中緬合作、昆明—保山—芒市—瑞麗對外開放經濟帶、瑞麗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等戰略背景之下，國家政府、相關部門、研究機構以及相關專家越來越重視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數量頗為豐富，研究所涉及的領域和范圍非常廣泛，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歷史、體育、安全、婚姻、宗教、藝術、地理等領域。其研究方法和手段也非常多樣化，包括田野調查法、經濟學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社會學研究方法、民俗學研究方法、比較研究方法等。

綜上所述，圍術期未停服小劑量阿司匹林不會增加腰椎管狹窄手術患者的術中出血量和輸血治療事件，但會增加患者術后出血量。阿司匹林為經典一線臨床用藥[15]，本研究樣本量較少，出血量評價手段有限，小劑量阿司匹林對腰椎管狹窄手術患者圍術期的確切影響有待進一步大樣本、多中心臨床試驗觀察。

同時，在過去的研究成果中還存在許多的不足或缺失之處，有待學術界和相關專家的進一步完善，主要表現在一下幾個方面：第一，通過文獻梳理發現，在過去的研究成果當中，普遍使用了政治性較強、具有爭議性的“跨境民族”這一概念，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使用更為合理和科學的概念如“跨境族群”等概念。第二，通過文獻梳理發現，過去的研究成果存在嚴重的單邊研究，對中緬邊境跨境族群的中國方面民族情況研究較多，而對于緬甸一方研究較少。研究者缺乏深入緬甸邊境地區各民族展開田野調查以及其他調查，從而使研究成果缺乏可信度。第三，通過文獻梳理發現，目前學術界對滇西中緬跨境族群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還處于空白，沒有對滇西中緬邊境跨境族群的共同文化遺產進行系統整理、保護和挖掘，中緬政府之間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的制度、政策以及機制等方面還處于空白，今后還需要相關部門和專家對這一領域的關注。第四，通過文獻梳理發現，目前學術界對滇西中緬跨境族群藝術的整體研究還顯得薄弱，且并存在邊境民族單邊研究，缺乏別國統一族群不同族稱藝術領域的雙邊研究，至此造成未系統考慮到跨境區域的藝術發展、變遷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未能考慮藝術空間（地理與文化空間）及藝術體系的完整性與整體性；對跨境族群藝術的形成機制未進行恰當地梳理和整合；在時空演變過程中對藝術多樣性的形成研究還未觸及或者甚少。邊境民族藝術的形成、發展應該從區域的整體性，從別國同一族群不同族稱在藝術領域中的發展演變的比較研究，以及跨境文化藝術交流研究，從而從藝術形態多樣性、藝術觀念同異、藝術價值、藝術審美、藝術行為等深入探討，從而最終為推動東南亞藝術方面的學術圈，東南亞藝術整體研究的形成做出貢獻，這些值得改進之處正是本課題研究的切入點和需要深入研究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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