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費用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符磊+任紅+葉思雨

內容提要：基于交易費用理論，本文使用面板數據、系統廣義矩估計和門限回歸的方法，實證分析以第三產業不同部門增加值所度量的不同類型交易費用對我國OFDI的影響。結果表明交易費用對OFDI有顯著促進作用，交易費用中的制度費用對OFDI有促進作用，且存在降低單筆交換費用的節約效應；節約效應在不同時間段的大小不同，當前制度費用對OFDI促進作用在減弱，交換費用對OFDI呈抑制作用；制度費用和交換費用存在門限效應，在規模較小時能夠促進OFDI，而到達特定規模后會抑制OFDI；現階段制度費用上升對OFDI的促進作用大于交換費用上升帶來的抑制作用。以上結論對于我國明確發展技術知識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調整和升級服務業產業結構提供了理論依據，對規范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和提升對外直接投資績效具有政策意義。

關鍵詞：面板門限；對外直接投資； 交易費用

中圖分類號：F75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148X（2017）12-0082-08

隨著全球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和升級，工業化與服務經濟、尤其是與生產性服務業之間融合發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生產的國際化帶動了服務貿易的全球化，并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對外直接投資浪潮。研究企業OFDI的學術探索從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展開，其中基于制度經濟學理論研究OFDI是較為前沿的嘗試。交易費用主要有制度費用和交換費用，制度費用（Institutional Costs）是建立、使用、維系和更新各類制度所需要的成本和費用，交換費用（Interchange Costs）是指交易過程中產生的費用和成本。根據交易費用理論，服務業的發展是交換費用和制度費用不斷擴張的結果，各類交易費用的產生形成了各類服務行業。從交換費用角度看，企業OFDI是一系列投融資行為的集合，必然受到交換費用大小的影響。從制度費用角度看，OFDI行為離不開母國與東道國制度的規范和制約，制度費用對OFDI必然施加重要影響。

一、交易費用的估測及其對OFDI的影響

交易的基本維度包括交易頻率、不確定性和資產的專用性，通過對美國制度成本占據資源耗費的比重進行測量，沃利斯和諾斯（1986）給我們提供了估測制度成本的參考方法，他們認為估測交易費用需結合服務業的發展實際。

（一）交換費用和制度費用的估測

現代服務業大體可劃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流通部門，包括交通運輸業、郵電通訊業、商業飲食業、物資供銷和倉儲業；第二個層次是為生產和生活服務的部門，包括金融業、保險業、公用事業、居民服務業、旅游業、咨詢信息服務業和各類技術服務業等；第三個層次是為提高科學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質服務的部門，包括教育、文化、廣播電視事業，科研事業，生活福利事業等；第四個層次是為社會公共需要服務的部門，包括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以及軍隊和警察等?，F代服務業的很多部門屬于公共服務與基礎建設部門，它們既有屬于賺取交換費用的服務業部門，也有屬于制定制度法規體系、維持制度法規體系運轉的公共服務部門，這些部門通過獲得必要的制度費用以維持運轉。因此，服務業的發展和規模擴張伴隨著經濟體系的分工細化和交易機制的發育健全，而代價是全社會的交換費用和制度費用不斷攀升。其中，第一、二層次可用來估測交換費用，第三、四層次可用來估測制度費用?？紤]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各個省市地區其他服務業（包括批發零售業、交通倉儲郵政業、住宿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增加值來估測交換費用。第三層次可理解為研究和設計制度的費用，第四層次可理解為支撐制度和制度機構運行的費用，本文使用省市地區一般公共服務支出估測制度費用。

（二）交換費用和制度費用對OFDI的影響

1.交換費用對OFDI的影響機制。交換費用對OFDI存在促進機制和抑制機制。隨著社會分工的深化，交換費用比重在逐步上升，如各行業的企業獲取信息的途徑雖然更為簡便，但所需支付的代價卻只增不減，運作成本隨之上升。具體交易行為產生的費用總規模不斷擴張致使OFDI交易費用不斷提高，這會打擊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的積極性，不利于整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即對OFDI有抑制作用，這是其一。其二，如果國內交換費用過高，甚至已經影響到企業的投資行為和投資績效，就可能促使企業想辦法進行OFDI，以尋求較低交換費用的投資環境，并將較高的交易環節設置在國外以此節約交易費用，這被稱為逃離式OFDI（escaping response OFDI）。

2.制度費用對OFDI的影響。（1）制度的更迭不僅需要改革者的遠見卓識和奮發有為，還需要籌集支撐制度革新和進化的費用投入，投入的持續和穩定性是有效推進制度質量改善的基本保障。因此，制度費用的提高往往能夠改善對外開放環境，為企業提供更好的對外投資渠道，在外匯管制、資本流出限制、程序審批等環節如能放松僵化管制、提升辦事效率且更具監管效能，無疑會促進OFDI。（2）若制度費用的提高沒有帶來制度質量的明顯改善、甚至導致制度環境惡化，那么很可能是因為腐敗和權力無效率的使用而如此。這種情況下的制度費用會加大企業OFDI的難度，并將是抑制OFDI。如果制度費用確實促進了制度質量改善，那么在費用增加的過程中會形成兩種可能：一是帶來對外投資開放方面的制度質量提升，二是帶來國內整體營商環境的提升。根據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對外開放先于對內改革，通過開放倒逼機制體制改革，進而改善制度質量，可見制度質量的改善往往從涉及對外開放方面的局部制度開始。因此，可認為兩種可能性中第一種將先于第二種，即在制度費用提升可有效改善制度質量的前提下，制度費用將首先有利于開放制度的改善，從而有利于企業OFDI。但是，隨著制度質量的改善，從開放制度體系的局部開始迅速傳遞到制度體系整體時，OFDI可能會因為國內不斷改善的營商制度而出現“回流”，這又形成了對OFDI的抑制作用。

（三）實證假設

為了研究交易費用對OFDI產生的影響，本文提出以下假設：endprint

H0：交易費用規模擴大對OFDI有促進效應。

H1：制度費用上升對OFDI呈現促進效應。

H2：交換費用上升對OFDI呈現抑制效應。

H3：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企業科技研發支出、政府制度因素、居民消費水平及物價水平上升，對OFDI有促進效應。

二、面板數據系統GMM分析

（一）變量選取與模型設定

1.被解釋變量的選取。本文以對外直接投資作為被解釋變量，在計量模型中選取2007-2015年中國31個省市（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額，用OFDI表示。

2.解釋變量的選取。本文的主要解釋變量是整個服務業增加值，用SEV表示；選取各個省市地方一般公共服務支出作為衡量制度費用的解釋變量，用GSEV表示；采用各個省市地方其他服務業（包括批發零售業、交通倉儲郵政業、住宿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增加值來衡量交換費用，用OSEV表示。

3.其他控制變量與穩健性檢驗變量的選取。PGDP（人均GDP）代表了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采用各省市每年的R&D經費支出作為地區技術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記為TEC；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記為CON）是指售給機關、社會團體、部隊、學校、企事業單位、居委會或村委會等，以公款購買的用作非生產、非經營使用與公共消費的商品金額；地方財政支出（記為GEXP）用作一般公共服務支出（GSEV）的替代變量，作穩健性檢驗使用；地方稅收收入（記為GTAX）用作其他服務業增加值（OSEV）的替代變量，也作穩健性檢驗使用。另外，投資、出口和消費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三大主力，我們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納入控制變量，以反映社會消費需求情況和宏觀經濟發展態勢。

其中t表示樣本數據的時間跨度，i表示樣本數據的截面跨度。εit是隨機誤差項，代表模型遺漏的所有其他變量，并假設E（εit）=0。為了避免數據的波動性，以便各個回歸系數均表示對應的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彈性系數的大小，該模型對于不是以百分比為單位的變量，采取對數形式進入模型。

（二）變量數據的統計性描述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和統計年鑒，由于部分數據官方記錄時間較晚，本文最終確定了我國31個省市2007-2015年的面板數據，共計279個樣本，部分以外幣表示的數據經過當年的匯率水平全部轉換成了人民幣，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三）系統GMM實證回歸結果

本文的樣本包括從2007-2015年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而且在模型（I）和（II）中均采用了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需要進行動態面板數據方法進行回歸，具體使用系統廣義矩來進行面板數據回歸，我們采用STATA14.0軟件進行相關的計量操作。首先，在選擇工具變量時選用了OFDI的滯后一期，同時采用Sargan檢驗來驗證所選工具變量的有效性。其次，在檢驗回歸的殘差是否存在自相關時采用Arellano-Bond統計量來判斷，以確保模型估計的有效性。最后，為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回歸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采用以各省市作為聚類變量的cluster穩健標準差來判斷回歸系數的顯著性，并考慮同一個省市的時序中可能存在的殘差序列等相關問題。

另外，在確定模型結構的過程中選擇了逐步回歸的方法，主要圍繞交換費用和制度費用兩個變量重新進行了多因素回歸。具體地，方程①為基準回歸模型，方程②-⑤采用逐步回歸思想分別加入PGDP、TEC、CON作為控制變量，最后方程⑥將GSEV和OSEV作為解釋變量，與其他控制變量一起進行多因素回歸?；貧w結果如表2所示。

在以上回歸方程的有效性檢驗中：首先，方程①-⑥中的Sargan檢驗值表明本文應接受Sargan檢驗的原假設，即選取的OFDIit-1這一工具變量是有效的，且與殘差不相關。其次，方程 ①-⑥ 的AR（1）和AR（2）的p值表明本文的回歸殘差差分存在一階自相關，但不存在二階自相關，回歸結果滿足殘差無自相關的要求，保證了回歸結果的一致性，本文的回歸模型結果是有效的。在方程①-⑤的逐步回歸過程中擬合優度逐漸增大，說明選取的控制變量有效，回歸結果顯示核心解釋變量SEV 的系數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四）系統GMM面板實證結果分析

1.OFDI的自回歸效應

從方程①-⑥來看，OFDIit-1的回歸系數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OFDI投入會產生后續促進效應，前期投資積累的經驗、貿易關系、市場知識以及固定投資等會為后期投資節約很大成本，促進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此外，隨著控制變量的逐步引入，對比方程①-⑤不難發現OFDIit-1回歸系數有逐步減小的趨勢，表明前期對外直接投資對本期的促進作用逐步減弱。

2.各個解釋變量對OFDI的影響

首先，SEV的回歸系數始終為正，表明交易費用規模擴大能夠促進各省市對外直接投資，也說明服務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實現提供了靈活高效的手段和媒介，更表明我國服務業產值逐年增加與在國民經濟中比重的穩步提升是一個良性的發展趨勢。因此，H0假設經實證檢驗證明成立。

其次，具體到交換費用和制度費用，代理制度費用變量GSEV的回歸系數為0.7585，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代理交換費用變量OSEV的回歸系數為-0.6368，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從數值上來看，前者絕對值大于后者，表明制度費用對OFDI的促進作用大于交換費用的抑制作用。因此，服務業發展對OFDI總體呈現促進作用，經實證檢驗證明H1和H2成立。

制度費用上升帶來的促進作用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第一，各省市在合理范圍內逐步增加地方財政一般性公共服務支出，能為企業“走出去”提供資金保障、技術引導和政策優惠等支持，降低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難度，促進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第二，政府以公共資源建立“走出去”風險預警體系和風險處置體系，從投資前對東道國的經濟環境提供咨詢，對投資企業的環境風險評估提供幫助，到投資中對于一般性風險的協同管控，提供緊急狀況下的搶險、救急等風險應急處理預案及行動支持，再到風險產生后進行資產處置、保險賠付等投資行為的金融、保險支持，風險預警體系和處置體系的建立幫助企業更好地規避和管控風險，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了安全保障。第三，制度費用的提升加大了經濟體制的開放度，促使外匯管理制度、資本賬戶以及對外投資制度面臨新一輪的改革。在有效抑制資本外逃的基礎上，越來越多的OFDI通過更有效率的管理體系進入國際市場，這與新制度體系的建立和運行是分不開的，需要國家進行必要的制度投入。endprint

從交換費用來看，雖然單筆交易費用有所降低，但交易總量大幅上升，導致交換費用的總規模增加，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對外直接投資。為了具體說明，假設企業發起OFDI過程中需要非常多的中間服務，每項服務需要接觸不同服務商、簽訂契約約束交易行為，諸多交易活動的疊加將極大地增強投資活動的不確定性，交易的任何一環出現問題將導致整個投資活動面臨風險。因此，過多的中間交易將抑制對外投資行為?；貧w結果也顯示交換費用的擴張不利于對外直接投資，對此可能存在兩個原因：第一，部分交易費用大小可以進一步節約，部分交易環節可進一步縮減，與此相對應的部分服務行業可能存在結構不合理、發展不協調、效率低下等問題。第二，信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及管理技術創新等降低了單筆交易費用，使得國內交易更容易開展，越來越多的企業更愿意留在國內而不是“走出去”，從而在數據層面上抑制了對外直接投資。

3.控制變量對OFDI的影響

PGDP在方程③-⑤中回歸系數為正，表明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TEC在方程④-⑤中回歸系數為正，表明地區的R&D支出經費在一般情況下能夠對對外直接投資產生積極影響；CON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在方程⑤中回歸系數為正，表明一個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隨著該地區消費水平上升而上升，這會鼓勵企業選擇在國外投資設廠經營，以追求更高的利潤。所以，物價上升對我國各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起到了促進作用。因此，證明假設H3成立。

4.穩健性檢驗

地方財政支出（記為GEXP）用作一般公共服務支出（GSEV）的替代變量，用其代理制度費用作穩健性檢驗。地方稅收收入（記為GTAX）用作其他服務業增加值（OSEV）的替代變量，用其代理交換費用進行穩健性檢驗。進行系統GMM面板數據回歸，回歸結果在系數符號上并沒有發生偏轉，結果依然表明服務業的發展對OFDI有促進作用，制度費用對OFDI有促進作用，交換費用對OFDI有抑制作用，控制變量（包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企業科技研發支出、居民消費水平及物價水平上升）對OFDI有促進作用。限于篇幅這里不給出回歸結果。

三、面板數據門限回歸分析

前面已經就交換費用和制度費用對OFDI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做出了分析，可以預見兩種交易費用在不同階段對OFDI正反面影響的強弱對比不同，較低的交易費用與較高的交易費用對OFDI的影響系數也很可能會不同。為了甄別兩種交易費用在不同水平時對OFDI影響系數的可能差異，現在使用面板門限回歸尋找制度費用和交換費用對于OFDI影響系數的門限值，并回答制度費用和交換費用在何數值區間時對OFDI產生的影響較大。

為了盡可能消除模型的內生性，所有解釋變量滯后一期。模型（IV）旨在尋找制度費用的門限值及其他解釋變量對OFDI的影響系數，模型（V）旨在尋找交換費用的門限值及其他解釋變量對OFDI的影響系數。這里用SEV作門限被解釋變量（Regime Dependent Variable），目的是分析交易費用對OFDI的影響，通過門限回歸將得到兩種類型及不同交易費用區間下交易費用對OFDI影響的具體效應值。

（一）確定門限數量、門限值和回歸系數

使用門限效應檢驗（Threshold Effect Test），具體使用計量軟件Stata14.0進行操作，結果如表3。

（二）面板門限回歸結果分析

首先，模型IV中Ln（GSEV）的門限值為1.9820，如圖1所示。模型IV和V通過整體顯著性檢驗，各個解釋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在門限值之前，Ln（SEV）的系數為0.3846，表明交易費用增加1%會促進0.3846%的OFDI；超過門限值，Ln（SEV）的系數為-0.0199，但并不顯著，這表明制度費用超過門限值之后交易費用規模繼續擴大將不利于OFDI。雖然這種抑制效應對我國而言并不顯著，但已經開始顯現，這就驗證了制度費用的提升將有利于開放制度的改善，交易費用規模擴大有利于企業OFDI。但是，隨著制度投入的加大和制度質量的改善，OFDI可能會因為國內不斷優化的營商制度而出現“回流”，進而表現出交易費用的擴張對OFDI呈反作用或抑制作用。如美國推行“再工業化”戰略，不僅成功吸引了本國OFDI的“回流”，與此同時還吸引了大量的外資。

其次，模型V中Ln（OSEV）的門限值為2.7916，如圖2所示。在該門限值之前，Ln（SEV）的系數為0.3238，表明交易費用增加1%，OFDI將增加0.3238%；超過門限值之后，Ln（SEV）的系數為-0.0641，該系數同樣不顯著。這表明超過門限值之后交易費用的擴張不利于OFDI，即呈現抑制作用。交換費用不同于制度費用，交換費用的不斷提高促使服務業不斷內部分化和外部擴張，這既是經濟不斷發展的表現，也是人們在收入提高后消費不斷升級的必然。交易費用轉化為服務部門的產值，投資的沖動和需求就會減弱，對OFDI的抑制作用將逐漸顯現且越來越明顯。但就目前來看，我國的交易費用整體上對OFDI是呈現積極的促進作用。

最后，Ln（SEV）、Ln（PGDP）、Ln（TEC）和Ln（CON）系數為正，均對OFDI有促進作用，這與系統GMM面板實證的結果形成了相互印證，再次表明了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交易費用理論，本文利用我國31個省市2007-2015年的面板數據，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和面板門限回歸的方法，實證分析了交易費用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效應。研究結果表明交易費用擴張對OFDI有提升效應，制度費用的擴張對OFDI總體上存在促進作用，同時存在節約交換費用的效應。制度費用和交換費用都存在門限效應，在規模較小時能夠促進OFDI，而到達特定規模后將抑制OFDI?，F階段，我國的制度費用上升對OFDI的促進作用大于交換費用上升帶來的抑制作用：第一，目前交易費用擴張對我國OFDI有促進作用，這驗證了我們在理論分析中提出的H0。從交易費用內部結構來看，以公共服務衡量的制度費用對OFDI有促進效應，以其他服務行業（包括批發零售業、交通倉儲郵政業、住宿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衡量的交換費用對OFDI有抑制效應，這驗證了我們所提出的H1和H2。第二，制度費用上升帶來的OFDI促進效應大于交換費用上升帶來的抑制效應，這與整體服務業發展對OFDI的促進作用是一致的，即再次驗證了H0。第三，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企業科技研發支出、政府制度因素、居民消費水平及物價水平上升對OFDI有促進效應，驗證了H3。第四，使用面板門限回歸驗證了制度費用和交換費用關于服務業對OFDI影響的門限效應，同時檢驗了實證結果的穩健性。endprint

以上結論對于我國明確發展技術知識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調整和升級服務業產業結構提供了理論依據，對規范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和提升對外直接投資績效具有重大政策意義：

首先，協調我國三大產業結構，繼續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讓服務業更好地為高端制造業及現代化農業服務。既要正視服務業背后的交易費用擴張問題，要允許促進效率和加強經濟體系協同性的交易費用擴張，抑制無效、僅參與收入分配的交易費用擴張；同時，要讓服務業更好地為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緊跟技術前沿、移植先進管理等“走出去”行為提供服務和支撐。推動服務業發展要以改善制度質量，提高信息交互的效率，提高服務實體經濟水平，降低市場交易平均交換成本等作為根本目標。

其次，進一步提升我國服務業產業結構，提高服務業發展的質量，更好促進經濟質效提升，促進對外直接投資。要降低無效率、高交換成本的服務部門，要鼓勵節約交換成本的新制度、新體系的建立。要發展完善物流體系，建立信息體系，進一步節約交換成本。要鼓勵制度創新、體制機制創新、流程創新和程序創新，將制度創新和技術工藝創新結合起來，激發全社會的創新積極性，釋放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創新活力。

再次，政府應繼續加大公共服務和制度維持的財政支持，使市場運行更加順暢，秩序更加井然，提升制度環境質量能夠讓企業在安全穩定和可以預期的狀態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加強市場經濟體系的制度建設，確保有效制度穩定有序運行；同時，調整和控制部分投機行業，讓社會資金流向對經濟發展更有實際作用的行業，引導投資進入高技術、高知識密集型服務行業，用技術和創新引導現存低端服務業朝著更節省資源和時間的方向改變經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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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the paper uses panel data，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and threshold regression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ransaction costs measured by the added value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on China OFDI. Results show that transaction costs have significant promoting roles in the OFDI system， and institutional costs has the saving effect which reduces the single exchange cost， so it can promote OFDI； the saving effect has different scales in different time， currently， the power of promoting OFDI by institutional costs is on the wane， as a contrast， the type of exchange costs shows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OFDI； there is a threshold effect hidden in transaction cost， when the scale of transaction cost is small， the transaction cost can promote OFDI， while when the scale of transaction cost reaches the certain value， OFDI will be depressed. At present stage， the promoting effect on OFDI is greater than the inhibitory effect. The above conclusions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our country to clearly develop th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with technology and intensive knowledge， adjust and upgrade the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 The conclusions also have policy significance for standardizing the OFDI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and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Key words：panel threshold；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transaction cost

（責任編輯：厲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