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頌、銘、碑三種文體的關系

楊化坤

?

論頌、銘、碑三種文體的關系

楊化坤

（安徽財經大學 文學院，安徽 蚌埠 233040）

頌、銘、碑是中國古代的三種文體，它們的生成方式各不相同，但在功能上都具有頌德的作用，以致很多時候一篇作品，從內容上看是頌，從行為方式上看是銘，從載體上看則又是碑。劉勰稱頌“敬慎如銘”，說明頌與銘在宣揚德威方面作用相同，而“碑頌”一詞的出現，則表示了頌、碑之間文體的融合。

頌；銘；碑；敬慎如銘；碑頌

頌、銘、碑是中國古代三種常見的文體，它們的形成方式各不相同，但在形式和內容上卻存在相互交叉的情況，乃至同一篇文章，既會被稱作頌，也會被稱為銘和碑，還有不少像碑頌、碑銘、銘頌這樣兼具兩種文體特征的交叉名稱，說明了它們之間關系的密切。在文體學史上，頌、銘、碑的這種功能上的交叉，頗具代表性，說明中國古代的文體，從來都不是單獨存在的，在發展過程中，總是與其他文體相互交織。本文筆者擬對這三種文體的關系進行分析，指出它們之間的相互交融和互相演變。

一、頌、銘、碑三體的交融

頌是中國古代文體中的一種，本作容，隨著使用習慣的改變，后人遂專門以頌作歌頌之義，作容的本義逐漸消失?！睹娦颉吩唬骸绊炚?，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盵1]表明頌作歌頌之意時主要用于告神。頌最早作為《詩》的一種，是詩樂舞的合體。漢代文體迅速發展，頌也由《詩》的一種變而為文。這時，它仍然保留著《詩 · 頌》的“美盛德之形容”的功能指向，同時也展現出有別于詩的獨特之處，最重要的特點即是脫離音樂，與賦體一樣，變為“不歌而誦”的韻文。

銘本意為鏤刻，后以這種行為方式引申為刻于器物之上的文辭。根據內容的不同，銘文可用于警戒和記功，劉勰總結說：“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盵2]394“觀器”即將銘文刻于器物之上表示對自己的警戒，“審用”指銘文記述功德之用。

碑為立于地表的石頭，本是為了便于下棺，后來人們常于其上記錄君父之功德，因此又轉變為文體之名。碑文在古代應用極為廣泛，種類也非常多，徐師曾總結東漢以后的碑文類別說：“后漢以來，作者漸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宮室之碑，有橋道之碑，有壇井之碑，有神廟之碑，有家廟之碑，有古跡之碑，有風土之碑，有災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觀之碑，有托物之碑?！盵3]144這些碑刻一方面以物質的形態呈現，同時也以文字的形式廣泛傳播，其最終的功用都可歸結于紀念、宣化。

頌、銘、碑三種文體之間的關系之所以密切，主要在于它們共有的頌美功能?！抖Y記 · 祭統》中的一段話對理解銘、頌關系非常重要：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勛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也。[4]1606

這段話全面概述了銘文的頌揚功用，其中兩點值得注意：首先，銘“稱美而不稱惡”的傳統恰好與頌“義必純美”的特性相同；其次，銘文刻于祭器，用于祭祀先祖，這也與頌最初用于祭祀、告神的作用一樣。要之，除形式和方式不同外，用于稱美先祖之銘的功用與頌別無兩樣。

后世很多典籍中都可見人們對銘文頌揚功能的強調，如：

《后漢書 · 竇憲傳》：“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5]814

《十六國春秋 · 夏錄》：“義周為之銘，頌其功德曰……”[6]

《魏書 · 屈孑傳》：“勒銘城南，頌其功德?！盵7]

作為頌揚的核心，功德也是銘文記錄的內容。

另外，銘、頌并稱也體現了二者功能的相同。陸云在《與兄平原書》說：“蔡氏所長，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余平平耳?！盵8]蔡氏即蔡邕，他曾撰寫了很多銘文和頌文，因銘文和頌文都具有歌頌功能，所以陸云將二者并稱。銘頌并稱也可泛指兼有兩種文體特色的文字，如曹植《承露盤銘》：“使臣為頌銘?！盵9]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盵10]823這一類刻石文同時具有頌揚的作用，故而合稱“銘頌”。

還有一種情況，即一些作品同時被稱作銘或頌。最為典型的是秦始皇刻石，劉勰一方面視其為頌，在《文心雕龍 · 頌贊》中云：“至于秦政刻文，爰頌其德?！绷硪环矫嬗謱⑺鼈兛醋鳛殂?，在《銘箴》中稱：“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痹偃纭端囄念惥邸泛汀冻鯇W記》均載錄的曹植作品《承露盤銘》，后世又稱作《承露盤頌》，正是由于該文兼具銘與頌的特點，才導致一文二名現象的出現。

關于碑、頌之間的關系，程章燦在《從碑石、碑頌、碑傳到碑文——宋前碑文體演變之大趨勢》一文中，從碑文的題名與文體、作者的自我認定、碑文中銘文部分的引據文體及對“碑頌”內涵的分析四部分著眼，對碑、頌的關系進行了討論。此外，以下兩點也很大程度體現了頌、碑關系的密切。

首先，從古人對碑文功能的界定看，記述功德是其最為重要的方面，如：

《北堂書鈔》引李充《起居誡》：“古之為碑者，蓋以述德記功，歸于實錄也?！盵11]390

《文心雕龍 · 誄碑》：“（碑）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盵2]457

刻碑的重要目的是記述功德，這恰好與歌頌功德之頌一致，所以很多碑文往往直接以頌為名，或雖名之為碑但行文中又自我認定為頌。

其次，碑文題材豐富多樣，大多具備歌頌功德的作用，而這其中，“遺愛碑”（又稱“頌德碑”）可以說是頌、碑結合的最佳體現。遺愛碑是為了頌德而立，其名稱早在三國就已出現，唐朝開始大量出現，如陳子昂一人便作有《臨邛縣令封君遺愛碑》《漢州洛縣令張君吏人頌德碑》《九隴縣獨孤丞遺愛碑》等，均為歌頌碑主政績而作。遺愛碑又稱“遺愛碑頌”，它的出現充分說明了碑文在創作過程中對頌的借鑒和吸收。

頌與銘、碑的關系極為密切，甚至存在同一篇作品以三種文體名稱命名的情況，如《類編長安志》錄有《后魏溫泉銘》，并解釋：

作頌者自稱曰“孤”，其額曰《雍州刺史松滋公元萇溫泉頌》，蓋萇始立室于泉上，而作此頌碑，古人摩挲光如鏡，呼為《頗黎碑》。[12]

碑額作頌，古人稱碑，而著錄為銘，可知頌、銘、碑三者并無絕對界限，同一篇作品從不同的角度看，也會屬于不同的文體。劉勰解釋碑、銘關系說：“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于誄。是以勒石贊勛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盵2]457“贊勛”即指贊頌功德。頌為內容，碑為器物，銘為文辭，三者雖后世各自獨立為文體的一種，但最初卻常常是融而不分的。元潘昂霄《金石例》卷一引《事祖廣記》云：“《管子》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記功?！貪h以來，始謂刻石曰碑，蓋因喪禮豐碑之制也?！盵13]刻石作為一種寬泛的名稱，既可稱碑，也可稱銘，而記功頌德是其最為突出的內容。后世頌、銘、碑分作三種文體，但很多情況下只是名稱有所不同，文體特征及內容主旨無多區別。

二、頌“敬慎如銘”解

劉勰在總結頌的文體特征時說頌“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關于這句話，大多學者都將“敬慎”理解為恭敬慎重或莊重嚴肅之意，如陸侃如、牟世金譯作：“嚴肅莊重有如‘銘’，但又和‘銘’的規勸警戒意義不同?！盵14]此外黃侃的觀點也值得注意。他說：

陸士衡《文賦》云：頌優游以彬蔚。李善注云：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為上，故優游彬蔚。案彥和此文敷寫似賦二句，即彬蔚之說；敬慎如銘二句，即優游之說。[15]

黃先生認為，劉勰的觀點源于《文賦》，故而徑直將二者等同起來。此外，與上述兩種對劉勰觀點進行闡發和解釋不同，劉師培則對劉勰的說法徑直提出異議，他認為：

三代之銘，分為二體：一主儆戒，略近于箴；一主頌美，與頌為伍。皆銘刻于器。前者如湯之《盤銘》及《大戴禮 · 武王踐祚》篇之銘十七章；后者如孔俚《鼎銘》是也。彥和此所謂銘，專指近于箴之一體而言，故謂頌應“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不知銘中尚有頌美之一體。此句若易銘為箴，則義無不安；以箴銘之作俱宜簡斂，而箴則惟有規戒之義，無頌美之義也。[16]

劉師培認為，銘兼有規誡和頌美之意，而箴只有規誡的意思，所以將劉勰“敬慎如銘”的論斷中的銘換為箴似乎更合適。

上述三種觀點各不相同，究竟哪一種更加合理，筆者反復研讀《頌贊》篇原文，并綜合考慮頌、銘的文體特征，認為陸侃如、牟世金的看法更加符合劉勰原意。劉勰稱頌與銘一樣嚴肅謹慎，正是看到了這兩種文體的共同點，并無不妥之處。

首先，我們對黃先生的觀點進行分析?！段馁x》云：“頌優游以彬蔚?！眳蜗蛘f：“頌以歌頌功德，故須優游縱逸而華盛也。彬蔚，華盛貌?！盵17]又張少康《文賦集釋》引徐復觀語：“《詩 · 大雅 · 卷阿》：‘優游爾休矣?！祆洹都瘋鳌罚骸e暇之意?！辈⒀a充：“此處，乃從容自然，歌功頌德而不著痕跡?！盵18]由此可知，頌應當是從容和緩之意。

“敬慎”一詞最早出現在《詩經》中，如《大雅 · 民勞》：“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薄洞笱?· 抑》及《魯頌 · 泮水》：“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庇謴埡狻稏|京賦》曰：“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李善注：“敬，宜也?！盵10]62“敬慎威儀”指儀容莊重而嚴肅。劉勰用其來指稱頌與銘的風格特點，即認為頌與銘嚴肅而慎重，不流于浮華。敬慎與優游的詞義并不相同，二者強調的是頌體風格的不同方面，不能完全畫等號。故而筆者認為，黃先生的觀點有誤。

其次，劉師培的觀點也有失偏頗。他說：“彥和此所謂銘，專指近于箴之一體而言”，“若易銘為箴，則義無不安”，原因是“箴則惟有規戒之義，無頌美之義也”。仔細分析劉師培的話，我們發現，其言下之意即認為“敬慎”乃箴及“近于箴之一體”的銘所有，而表頌美之義的銘則沒有這個特點，所以才會說若將劉勰原文變為“敬慎如箴，而異乎規誡之域”，更為合適。仔細分析劉師培的論述我們發現，這個觀點存在一個假設的前提條件，即首先判定劉勰“不知銘中尚有頌美之一體”，但事實并非如此?！躲戵稹菲?，劉勰兩次強調銘的頌美作用，他首先引用臧武仲論銘之語：“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辈⑴e出具體作品加以補充：“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于昆吾，仲山鏤績于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勛于景鐘，孔悝表勤于衛鼎，‘稱伐’之類也?！焙笥衷谙挛姆Q“銘兼褒贊”[2]420?？梢?，劉勰對銘之頌美功用認識得很清楚。既然如此，自然不能將“敬慎如銘”的說法看作是因為劉勰其不知銘的頌美功用而有此說。

劉勰認為，頌、銘的相同之處是寫作過程中表現出的恭敬謹慎態度。而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記功頌德之銘與頌之間的關系極為緊密，甚至很多情況下二者只是名稱不同罷了。正因如此，劉勰才會認為頌與這類的銘較為相似，都為恭敬嚴肅之作，同時為了表達確切而不讓讀者誤解，又進行補充，將用于規誡的銘排除在外。倘若依照劉師培的觀點，將銘換為箴，反倒違背了劉勰的初衷。

劉勰在將頌與銘做對比時，正是基于二者共同的“敬慎”特點，而這種“敬慎”特點的形成原因和表現又是什么呢？筆者認為，這主要與頌、銘的用途有關。頌和銘雖是不同文體，但均源于古代的禮儀制度，使用場合有很多相似之處。概括說來，主要有兩個方面，一俱為告神之辭；二均有明確的現實意義，體現了傳統社會的等級制度。以下我們便從這兩個方面對頌、銘的“敬慎”特點進行分析。

頌、銘用于告神、祭祀時，是與神靈和先祖的對話，故而文辭須典雅凝重，不能有浮華和不恭之處，也就是需要莊重而謹慎。關于頌，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說：“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于是奏于宗廟，告于鬼神，故頌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盵19]劉勰也認為：“魯以公旦次編，商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宴饗之常詠也?！盵2]317頌乃用于宗廟之正歌，與描寫人事的作品不同，所以必須“敬慎”。正如趙湘在《宋頌序》中所說：“臣湘謹清凈心意，盥沐舌發，稽首穹昊，拜手皎日，撰為《宋頌》，以告于神明?！盵20]撰寫頌之前有如此多的儀式，雖然只是恭謙之詞，但也顯示了作者對其極為重視。同樣，銘最初刻于鼎等器物之上。史岑《出師頌》“功銘鼎鉉”李善注：“銘者，論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勛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盵10]661說明銘也與頌一樣，主要用于祭祀。同時，銘不僅可以稱揚先祖，還可起到警示后人的作用?！抖Y記 · 祭統》：“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于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盵4]1606–1607表明銘的作用之大及地位之高。將功德刻于鼎上，其目的是傳之后世供人瞻仰，所以行文須嚴肅謹慎。

頌、銘均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和政治需求，它們均可用于記功，一方面有助于統治者宣揚德政，另一方面頌、銘以刻石等方式進行傳播，可以留待后人稱頌。這兩個方面的意義都是極為重大的，前者為現實意義，后者為歷史意義，故而都需要謹慎對待。

另外，頌、銘有著明確的使用對象和場合，倘若沒有注意到這些，那便是失禮的表現?！对娊?· 魯頌》便是極為典型的例子。秦漢之前，只有天子才可用頌，魯國國君僖公本為一介諸侯，但《詩經》中卻存留四篇歌頌僖公的頌作，是為《詩經 · 魯頌》。盡管后代不少學者為之辯解，但《魯頌》仍遭到很多人的指責而被斥之為“變頌”，如宋代的嚴粲就說：“《魯頌》，頌之變也……雅、頌，天子之詩也，頌非所施于魯，況頌其郊乎？考其時則非，揆其禮則誅汰哉！”[21]清代的陳僅也認為：“《魯頌》非頌也，有雅音焉。魯人以為頌也，功德不足以頌，而強為之，無怪其終不合也，則謂之‘變頌’而已?！盵22]《魯頌》不被后人認可的重要原因就是不合禮法。區分如此嚴格，說明了頌在創作時的謹慎嚴肅。

宋張俞《與吳職方書》記載，自己曾為人作《講堂頌》，但對方“謂俞所作《講堂頌》為敘己之徳，于書銜立石，禮未便安，俾別為記聞之”，認為以頌體記之不合乎禮儀。盡管張俞在信中舉出前代很多的例子進行辯駁，但這恰好從反面說明了頌體在后世的適用對象雖不再限于天子，但仍未能普及，而是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森嚴的社會等級[23]。銘文在這一方面也有著相同的地方。較為典型的例子是上文所引臧武仲論銘，身份不同，銘刻的內容也不一樣，充分說明了古人對銘文創作的認真及要求之嚴格。成書于梁代的《文選》收錄有陸倕《石闕銘》一文，程章燦認為，“此篇得以編入《文選》，固然與陸氏曾為‘昭明十學士’之一或有關系，而最為重要的原因，乃是這篇文章對梁朝政權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意義”，因為從梁武帝即位起，“蕭衍及其蕭梁政權就面臨著正統性的質疑，承受著由此造成的心理焦慮”，故而急需向社會宣示自己的合法性。所以蕭衍對《石闕銘》極為重視，并親自動手潤飾，“對于梁武帝來說，撰寫《石闕銘》首先是一個政治任務，其次才是一次文學創作”[24]111–126。這樣一篇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銘文，無論是作者陸倕還是蕭衍，無疑都需要十分嚴肅認真地對待，這充分體現了銘文嚴肅謹慎的特點。

三、“碑頌”名實辨析

碑作為一種文體，從其出現便具備了頌的功用。盡管早期碑文中常常出現“乃作頌曰”之類的句子，而“碑頌”連稱作為一個固定詞語，則要稍晚一些?！逗鬂h書 · 郭太傳》載：“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盵5]2227《太平御覽》卷五八九引此文，“郭有道”后有“碑”字。二者均未見“碑頌”出現。然同是《太平御覽》，又引《郭子別傳》云：

林宗秀立高峙，詹然淵渟，蔡伯喈告盧子幹、馬日磾曰：“為天下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慚色，唯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盵25]

別傳是盛行于漢末至東晉時期的傳記文體，《郭子別傳》未見其他典籍著錄，作者及年代不明，根據傳主的生活年代推測，大致在三國時期。顯然，《后漢書》所載蔡邕之語應從此處而出。此外，《世說新語》“德行第一”劉孝標注引《續漢書》曰：“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盵26]亦可證此處原文當作“碑頌”。這樣我們可判定，碑頌作為一個固定詞語，最晚在漢末便已出現。

劉勰論述碑、銘之間的關系：“其序則傳，其文則銘?！闭J為碑中的散文部分屬于傳記，韻文則為銘。又云：“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盵2]457與前面將碑、銘均作為文體不同，這里所說的碑、銘屬于器物與文辭之間的關系，故而兩處的“銘”含義并不一樣。前者指碑文中的韻文部分，后者指刻于碑中的所有文辭，有所區別。與此不同的是，碑頌作為一個固定詞語，通常指整篇碑文。徐師曾在“墓碑文”中說：“其或曰碑，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碑頌，皆別題也?！盵3]150認為碑頌不過是墓碑文的別稱而已。通過對具體文獻材料的分析我們發現，碑頌一詞，確如徐氏所說，可作為碑文的別稱。除上文所引《郭子別傳》及《續漢書》中的“碑頌”外，還有如：

《后漢書 · 崔寔傳》：“初，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為業?！盵5]1731

《水經注》卷二十四：“以橋公嘗牧涼州，感三綱之義，慕將順之節，以為公之勛美，宜宣舊邦，乃樹碑頌，以昭令德?！盵27]569

立碑頌也即立碑?！傲ⅰ薄皹洹倍~，說明樹立的對象為碑石，具體說是含有頌文的碑石，“頌”則表明了碑的內容。如果上述材料中“碑頌”的含義還不夠明確的話，那么下面的例子則尤為明顯：

《史通 · 里邑第十九》：至于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28]145

本段文字對那些妄加攀附之風進行批判，其中“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句指人們常以別邦冒認作自己的家鄉，以此表明自己出身名門。顯然這些都是碑序的內容，而劉知幾在前面以“碑頌”概括，可見這里的“碑頌”應指碑文的全部內容。

除此之外，“碑頌”有時也被用來指碑中除序文之外的韻文部分，這種情況較為少見，故而徐師曾直接忽略過去。較早可能表示這一含義的是《水經注》卷三中的一處：

魏太平真君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清帝道，振懾四荒，有蠻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譯稽顙，恂恂南秦，斂斂推亡，峨峨廣德，弈弈焜煌?！盵27]80

“碑頌”后接以頌辭，則這里的“碑頌”特指碑文的韻文部分。

在傳世文獻中，明確以碑頌代指韻文部分的情況極為少見，據筆者的排查，僅見《唐文粹》一例而已?！短莆拇狻肪矶?、二十二共收錄8篇碑頌作品，分別是賈至《虙子賤碑頌》、張說《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王維《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崔祐甫《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劉禹錫《高陵令劉君遺愛碑頌》、陳子昂《中岳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房鄴《少華山佑順侯碑頌》、郤昂《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除張說一篇外，其他正文標題后均有“并序”一詞。東漢以后的頌大多有序，雖然序與正文關系密切，但通常而言的頌都是指韻文部分，故而無論總集還是別集在收錄頌作時，通常會在標題下方標明“并序”二字，以示區別?！短莆拇狻穼⑺洝氨灐敝糜陧烆?，且在下方標明“并序”，碑頌一詞應特指除序文以外的韻文部分，其實也就是代指頌。

碑由序文和銘文兩部分構成，有時無銘文，但序文一般都是有的，也就是說，序文和銘文都是碑的一部分，人們在著錄碑文時，篇題前不會添加“并序”一詞。而頌則不同，雖然古代很多的頌都有序文，但序卻未必是其內容的必要組成部分，而是附于正文之前，起到補充說明性的文字。所以人們在著錄頌作時，通常會在題目之后加上“并序”二字。題為“碑頌”的作品，人們一般將其作為碑文看待，所以前面的序文自然無須強調。而《唐文粹》在文章標題下加“并序”一詞，從而將序文排除在“碑頌”之外，也就是把“碑頌”視為頌體。從這里可以看到，碑頌兼具碑、頌兩種文體特色，既是碑文，也是頌體。如《唐文粹》收錄的王維《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一篇，在《王右丞集》《文章辨體匯選》及《全唐文》中，均題作《京兆尹張公德政碑》。也就是說，只有姚鉉《唐文粹》將其看作頌體，這其實是從另一個角度對碑頌的文體屬性進行界定。

與“碑頌”相對的是“頌碑”。就出現次數看，“碑頌”顯然比“頌碑”多。很多情況下，“頌碑”并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詞語出現，而是“某某頌碑”，如李白《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呂向《述圣頌碑》等，從標題詞語的組合看，頌與其前面的詞語關系更為密切，也即其首先是頌，其次因為刻碑的緣故，才被稱為某某頌碑。如元結《大唐中興頌》為其本名，刻石之后又被稱作《中興頌碑》?？梢?，“頌碑”中的頌與碑其實并不構成詞語關系，現存典籍中二者連稱的情況也極為少見，故而筆者認為，“頌碑”并非固定詞語?？傮w來說，不論碑頌還是頌碑，它們都具有相同的地方，即內容是頌，載體為碑，從文體發展的角度看，二者均反映了碑、頌功能的融合。

[1] 孔穎達．毛詩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72．

[2] 詹锳．文心雕龍義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M]．羅根澤，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4] 孔穎達．禮記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 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6] 崔鴻．十六國春秋[M]．濟南：齊魯書社，2000：428．

[7] 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2057．

[8] 陸云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8：141．

[9]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476．

[10] 蕭統．文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

[11] 虞世南．北堂書鈔[M]．北京：中國書店，1989年．

[12] 駱天驤．類編長安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8．

[13] 王水照．歷代文話[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1371．

[14] 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注[M]．濟南：齊魯書社，1995：175．

[15]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3–74．

[16] 陳引馳．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152．

[17] 蕭統．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M]．李善，等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255．

[18] 張少康．文賦集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117．

[19] 歐陽詢．藝文類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018．

[20] 趙湘．南陽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7．

[21] 嚴粲．詩緝[M]．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317．

[22] 陳僅．詩誦[M]．《四明叢書》本，清光緒十一年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卷4．

[23] 程遇孫．成都文類[M]．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182．

[24] 程章燦．象闕與蕭梁政權始建期的正統焦慮[J]．文史，2013(2)．

[25] 李昉．太平御覽[M]．北京：中華書局，1966：1794．

[26]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3：5．

[27] 陳橋驛．水經注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2007．

[28] 浦起龍．史通通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責任編輯 楊寧〕

2017-12-30

楊化坤（1985―），男，安徽懷遠人，講師，博士。

I206.2

A

1006–5261(2018)04–009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