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從衰落走向復興的戰略選擇

張強+張懷超+劉占芳

摘 要：鄉村振興是相對于農村衰落而言。農村衰落主要表現為農村居住人口過度減少而導致的空心化、老齡化等現象。實現鄉村振興，需要將快速工業化、城鎮化階段以解決“促進農業勞動力就業轉移問題”為主的指導思想轉變為新時期以解決“轉移后問題”為主的指導思想；需要對國民經濟分配格局做出重大調整，更快地補齊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各項短板；需要改變各種發展要素主要由農村向城市單向流動的局面，創造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相互融通的新格局，在激發農村內部動力和積極性的同時，更加開放地吸引、吸納農村外部的資源。

關鍵詞：鄉村振興；城鄉融合；人口流動；農村病

中圖分類號：F120；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8）01-0006-06

2016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相當于8 000美元的經濟發展水平，即使按照5%的增長速度估算，到2035年也將達到超過2萬美元的發展水平。這是從農村趨于衰落到走向鄉村復興的轉折階段。順應這一趨勢，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必須堅定實施的“鄉村振興戰略”，以及2020—2035年顯著縮小城鄉差距、邁向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這標志著我國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已經邁向了一個新時代。

一、關于鄉村振興的相關研究

關于鄉村振興的內涵。有研究者認為，鄉村復興是對傳統鄉村轉型概念的提升[1]，其內涵可概括為“外在內涵”與“內在涵義”。外在內涵即依照在城鄉連續譜系中鄉村所具有的獨特性價值，讓鄉村回歸鄉村，使其在文化傳承等方面發揮作用并與城市平等互補。內在涵義即在城鄉平等的互補關系下，鄉村內部在經濟、人居、治理和村民生計等方面實現自給與繁榮。也有研究者認為，鄉村復興是在過度城市化形勢下重新發現和彰顯鄉村“傳統基因”的生命力[2]，在保持傳統景觀特質與文化風情的基礎上扭轉繼續凋敝的局面[3]?？梢?，鄉村的“振興”與“恢復活力”有著密切關聯。針對城市化背景下存在貧困鄉村過疏化與缺乏活力的問題[4]，有研究者認為，鄉村復興是對當前快速城鎮化過程中鄉村衰敗現象與鄉村傳統發展模式的反思，旨在通過鄉村重構煥發鄉村發展活力，實現鄉村可持續發展[5]。為此，有研究者提出要實施促進城鄉雙向流動政策，并將保持鄉村地區穩定和活力作為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的重要政策取向和長期任務[6]。

關于鄉村復興的路徑。許多研究者認為中國鄉村轉型與復興的路徑包括重振鄉村產業活力、重塑鄉村文化魅力、重組鄉村治理結構、重構鄉城平等互補格局及重建鄉村政策保障機制[7-9]。有研究者從技術的視角認為應以村民的需求為切入點，構建基于“人—技術—鄉村”邏輯的技術路徑[10]。有研究者從社會視角指出中國鄉村復興不僅是經濟的復興，更應是生產和生活單位的多方面復蘇，鄉村復興依賴于社區自我發展能力的增強，應積極發現以社區為基礎的資源，將各類社會組織的外部支持轉化為內生動力[11]。一些研究者基于國家政權建設理論、國家與社會理論、現代化理論等分析框架，闡述了村莊精英與鄉村社會復興的關系[12-14]，認為村莊精英是鄉村復興的實踐主體，提出建立常態化的精英吸納機制、提高村莊精英的生活待遇、努力做好精英回流工作、支持民間組織發展、改革現行教育體制等實現鄉村復興的路徑[15]。還有研究者著重討論了作為實現鄉村復興積極之路的城市與鄉村間要素健康流動[3]，提出要實施促進城鄉雙向流動政策，既要鼓勵農民進城，也要鼓勵、引導企業下鄉和有志青年返鄉創業[16]；為此，鄉村復興最根本的途徑應從破除阻礙鄉村發展的體制機制入手，包括建立城鄉要素自由流動的市場機制、完善農民地權和推動鄉村自組織化[17]。有研究者嘗試構建資本驅動模式，并指出在資本驅動鄉村復興過程中，既需要自上而下的資本投入與監管機制的建立，也需要自下而上的鄉村自主發展與治理體系的完善[18]。還有研究者從鄉村旅游視角對鄉村復興路徑進行了剖析，認為鄉村復興應與美麗鄉村建設結合起來，比如將鄉村公園模式視為一種有效模式[19]。有研究者進一步從要素、城鄉聯系、空間三個方面探索了鄉村復興機理，總結了鄉村復興的四種模式：資源置換型、經濟依賴型、中間通道型、城鄉融合型[5]。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關于鄉村振興的研究多基于大城市郊區的觀察[20-21]，這似乎也體現出鄉村振興在大城市地區的先行性。比如，早在21世紀之初對北京郊區的研究就指出，按照城鄉一體化所確定的方向和道路，傳統意義上以農業生產和農民居住的“農村”正在向產業活動、就業人口及居住人口多樣化的“鄉村”轉變；鄉村與城市的融合促成了鄉村的新功能和新變化，也必將促成鄉村走向復興[22]。依據對大城市地區與其他農村地區采用同一些重要用語（比如農業多功能、城鄉一體化、城鄉融合等）的時間先后，有學者指出大城市地區“先行”并非“獨行”，其間研究與實踐大致有10～20年的滯后間隔。

2017年10月十九大召開以來，出現了對鄉村振興的多方面的詮釋，學者們從不同角度見仁見智。大致側重于這個戰略的提出背景、意義內涵、覆蓋領域、實現路徑、工作重點、存在問題等主題。中農辦韓俊指出，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十九大提出的七大戰略之一，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大戰略任務，是黨中央對“三農”工作做出的新的戰略部署，是農業農村發展到新階段的必然要求，其總要求是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努力做到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農業部長韓長賦指出，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的戰略寫入黨章修正案是史無前例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有豐富內涵和系統要求；當前我國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農村是短板，農業是短腿；如果說，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目標要消除絕對貧困，那么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第二個百年目標就要縮小城鄉差別。全國人大財經委陳錫文指出，鄉村的衰弱不是必然規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農業、農村、農民到底會發生什么變化，實現現代化以后城鄉格局是什么樣的局面，需要我們自己的探索。中國人民大學劉守英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是對重農業、輕鄉村的矯正，從“城鄉統籌”到“城鄉融合”體現了政府主導下“以城統鄉”思路的轉變，其核心是城市和鄉村文化共存共榮，相互依賴需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曉山認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行動綱領。將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容與新農村建設相比較，內涵與外延都有很大的提升。產業興旺突出了產業發展的重要性和一二三產的融合發展，生活富裕標志著農民群眾的生活水平要有更大的提高。治理有效強調治理體制與結構的改革、完善及治理效率，生態宜居是鄉村建設理念的升華，是一種質的提升。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宋洪遠認為，鄉村振興的總要求把產業興旺擺在第一位，鄉村產業興旺必須發展現代農業，通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農業現代化，突出抓好加快建設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現代農業生產體系、現代農業經營體系三個重點；實現鄉村產業興旺必須大力推進農村各項制度改革。國務院發展中心農村部葉興慶認為，從村容整潔到生態宜居的主要變化是更加強調加強生態建設，在農業農村發展中尊重、順應、保護自然，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從無到有的變化等，都為實現生態宜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關鍵是要建立健全激勵機制，使農民從綠色發展中得到真金白銀，使綠色生產成為農民的自覺行動。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朱啟臻指出，實現鄉村振興必須解決撤點并校、限制農民建房、撤村并村、不尊重小農、以脫農為榮、城鄉缺乏雙向流動等問題。農業部經管司張紅宇特別強調了小農戶仍然是中國農業經營的基本面，也是發展農業、繁榮農村、鞏固執政基礎的依靠力量；要引導新型經營主體通過股份合作、產業化經營、社會化服務等方式，帶動小農發展現代農業，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endprint

從上述研究看，農村經濟學界比較注重從農業農村本體發掘鄉村振興的內在動力和機制。城市、地理、規劃等學界更側重于從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關系上探索鄉村振興的外部激勵或條件。本文基于最近十余年圍繞這一主題所進行過的研究，試從城鄉聯系的視角，對鄉村為什么要振興、為什么能夠振興、振興什么以及怎樣振興做一個初步討論。

二、鄉村為何必須振興

在整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階段，農村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和其中一部分人口向城鎮流動是一個眾所周知的、無可非議的自然歷史過程。這個過程的基本趨向是農村各種可流動資源或要素單向地流向城市，特別是流向具有極大集聚力的發達地區和中心城市。這個過程所導致的結果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是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就業和居住，不僅增加了家庭收入，也逐步充分地享受到城鎮福利；同時，城市經濟得益于此，以空前的速度、規模和效率不斷擴張，成為國家和區域發展的主導。另一方面，農村資源或要素“過度”流出，也使大量農村地區的村莊和中小市鎮弱化了可持續發展所必要的人力、物力、財力和聚集力；加之以為追求“效率”而撤并行政鄉村及其中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生活服務等各種為基層服務的機構設施，就更加速了較低齡原住人口的流失。所以總體而言，工業化和城鎮化歷史過程顯著的積極作用是，增加了社會財富，提高了福利水平，加強了增長效率；在一定條件下也會產生一些負面效應，主要是同時發生了城市的“膨脹癥”和農村的“凋敝癥”，甚至導致所謂“馬太效應”。

對于其中的“農村病”，一些國家自進入工業化、城鎮化階段的中期就開始調整城鄉關系的政策導向，主要是實行以工哺農、以城補鄉，避免農業、農村進一步走向過度衰落。從先行工業化國家的實踐看，有些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有些效果卻不甚理想，最后仍未能遏止住“大的越大、衰的越衰”那樣一種兩極分化的歷史道路。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告訴后來者，在工業化、城鎮化階段到達一定水平的時候，就需要及時調整城鄉關系的戰略，從規制層面避免導致城鄉“過度”分化的走勢：一方面是避免農村資源因過度流失而導致最后衰落，另一方面是避免大城市（尤其是其中心城）地區產生過度的“擁擠效應”。解決農村問題與解決城市問題相輔相成。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一定水平”，并非指達到統計上所謂“高度城鎮化”之時。

城市發展為什么不可同時令鄉村衰落下去？鄉村為什么需要與城市一道繁榮起來？根本原因在于城市需要多功能農業的產品供給，需要廣大鄉村綠色空間的生態支撐，需要有從事農業、守護生態的職業工作者，也需要城市為留住“鄉愁”、留住“綠水青山”而向綠色空間的守護人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正像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廣大農村地區為其雙核心城市提供了體量超過10倍的生態空間支撐一樣，我國各個城市周邊的農村地區乃至全國所有農村地區，實際上也為我國的城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著綠色空間與生態支撐。這是城市發展的內在之需，是振興鄉村的原本之理，是現代化強國建設的現實與長遠之道。鄉村振興是國家振興的重要內容。城市振興與鄉村振興缺一不可。

鄉村振興是相對于農村衰落而言。農村衰落主要表現為農村居住人口過度減少而導致所謂“空心化”現象，同時伴以居住人口和農業從業人口“老齡化”現象。由于目前尚缺少對農業就業轉移以多少為“適度”、何種狀態為“過度”的研究，還很難精確地描述出我國不同地區農村人口外流的“過度程度”，只能根據對案例和現實觀察的經驗做出判斷。但是，即使僅以村莊的空心化和務農人口的老齡化作為“過度轉移”的主要標志，也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假設，即實現鄉村振興的基本內容和主要標志之一，是鄉村地區保持一定數量的人口規模，其中保持年輕人口占有一定的比例。如果這個觀點成立，那么是否可以認為鄉村振興至少應包含以下內容：一是振興鄉村社會，即改變留守農村地區多數村莊的人口只剩老弱婦幼的結構，使農村重新煥發出年輕人的活力。二是振興鄉村產業，特別是那些承載鄉村功能、能夠容納更多年輕人就業的產業，主要是農林等綠色產業以及為便利宜居、休閑等服務的產業。三是振興鄉村文化。鄉村文化是傳承歷史傳統并植入現代基因而形成的地方特色突出、鄉土氣息濃厚的文化。悠久的鄉村文化是從古代到近代直至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時期的文化，包含農業耕作文化、村巷建筑文化、庭院居住文化、飲食文化，豐富多彩，引人入勝。所謂“留住鄉愁”實質上是留住奔鄉愁而來的人。有人才、有文化的閱讀欣賞與堅守傳承。四是振奮鄉村精神。鄉村原本的主體是世代居住在那里的農民。農民所從事的農業其實是專業技術知識含量極為豐厚的職業，從事農業的農民是十分勤勞、充滿智慧的群體。尤其在當代社會，職業農民已經成為田園、山水、森林、荒野等大自然的最忠實的守護人。所以，農業理應是受人尊重的職業，農民理應是受人尊重的勞動者。農民的職業自信是留住鄉村、堅守鄉村、振興鄉村的原動力。

三、鄉村為何能夠振興

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本來意義就是一個解決城鄉關系問題的過程。但就工業化和城鎮化作為自然過程而言，其結果可能并非縮小，反而擴大了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要使這個自然過程能夠達到縮小城鄉差距的效果，就需要植入政策干預的“變量”，才能緩解差距擴大，從而解決鄉村經濟社會發展不充分、相對落后于城市而導致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一直把建設新農村作為工作重點。黨的十六大提出過“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方針，十七大提出過“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的重大歷史任務，十八大將城鄉一體化提升到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的空前高度。應該說，在我國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并在10年前被確認為重大歷史任務的“城鄉一體化”用語及其所內含的體制機制體系，實質上就是解決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過程中被拉大的城鄉差距問題的根本途徑和有效對策。十九大報告在即將達到的2020年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的階段性目標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進入城鄉關系變化新時期旨在走向最終消除城鄉差距、實現城鄉公平的新目標。實現這個目標最重要的戰略導向，就是建立完善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支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要素配方式。這是確保我國鄉村從走向衰弱到走向復興的最重要的因素。endprint

從城鄉一體化到城鄉融合的提出，體現了也適應了在城鎮化達到一定水平條件下的城鄉空間關系變化的趨勢。城鎮化的歷史過程不僅僅是一個在一定階段內從事農業和居住農村的人口向城市地區流動的向心聚集過程，在一定階段、一定條件下也會出現城市地區的人口從中心向外圍、從城市化地區向非城市化地區離心疏散的流動過程。前種疏散有時被稱為“郊區化”現象，后者疏散有時被稱為“逆城市化”現象。這兩種疏散現象都是進入較高城鎮化水平時的階段性現象或趨勢。對于這類現象，學術界做過多種多樣的解釋。從根本上說，這是對“城市病”也是對“農村病”療愈的市場經濟方式。盡管各國在這種趨勢下所采取的對策、所走過的道路各有不同，其結果是：在農村地區從事農業的人口不斷減少的同時，居住人口卻不發生成比例的減少。換言之就是，在農村地區居住的人口中，從事農業的人口比例出現不斷下降。這樣，傳統上以農業生產和農業工作者居住為主的“農村”，就逐步演變成為產業多樣化和居住人口職業多樣化的“鄉村”，傳統上較為單一性的農村功能也逐步演進成為具有農業和其他產業的生產功能，也具有宜居、休閑、生態等多功能的鄉村。產業、職業以及功能的多樣化，導致了在之前階段似乎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的農村社會，重新煥發出新的活力。

總結先行國家的這段歷史可以發現，在許多國家出現過的這個過程并非都以在農村地區的聚居點興辦產業為起點，而首先出現的往往是“居住的疏散化”。以居住為先行的疏散化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帶動了各類公共服務的疏散化，即由居住人口增加帶動零售業、批發業等生活服務業興起，并在逐漸導致制造業乃至總部疏散化的過程中，保持了這些地區與中心城市居住區同等的公共服務水平?？梢?，改善鄉村居住與生活服務條件的意義和作用，絕不亞于發展產業。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國最近十余年在新農村、美麗鄉村、小城鎮等建設中不斷改善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也同時正在創造著城市資源或要素外向流動的物質基礎。隨著基本公共服務城鄉均等化和優質公共服務區域配置均衡化，隨著城鄉多方面生活條件差距逐步縮小，鄉村振興也將具備越來越成熟、越來越有利的條件。

四、對鄉村如何實現振興的討論

實現鄉村振興，首先需要正確把握現階段城鄉人口流動態勢的判斷，轉變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階段偏重于促動人口從農村流向大城市地區的指導思想。歷經新中國成立近70年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加速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但是近年來凸顯出一個觀念與實踐之間的矛盾：一方面是統計的人口城鎮化率還只有百分之五十幾（有研究者以進城農民享受服務程度不高為由，甚至提出應以更低水平來估算我國的人口城鎮化率），在這個城鎮化水平上，大規模的農村人口就業轉移理應方興未艾；另一方面人們看到的卻是農村衰落的真切現實。這種現實與繼續“大規模轉移”的城鎮化率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究竟是人們的眼睛出了毛病，還是數字和觀點出了偏差？本文認為：不應以統計的“人口城鎮化率”為依據去判斷我國城鎮化發展階段①，不應以歐美國家種養業的從業比重作為我國農業從業人口減少程度是否“到位”的標示。應從我國農業結構與功能的國情出發來考慮農業人口的存量目標；應從農村已經普遍出現老齡化、空心化的現實情況出發，將快速工業化、城鎮化階段以“促進農業勞動力就業轉移問題”為主的指導思想轉變為工業化階段后期乃至工業化后以解決“轉移后問題”為主的指導思想。在繼續幫助農業人口適度轉移就業、并解決轉移就業農民市民化問題的同時，更加注重解決農村的人口怎樣“留住”、怎樣“進入”、怎樣留得“舒心”、怎樣“入”得“流暢”的問題。通過“留”與“入”，促進鄉村的穩定、繁榮與復興。如果將指導城鄉關系的觀念停留在繼續鼓勵從鄉到城的大規模人口轉移，延續對“空心村莊”的拆并，很可能就會使已經出現的“過度轉移”雪上加霜，勢必導致農村更嚴重的衰落、蕭條甚至凋敝。

實現鄉村振興，需要堅持“以農為本”發展鄉村產業的方向。自15年前開啟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大轉變以來，農村過去主要靠鄉村集體自我供給公共服務的做法已發生了根本改變，過去曾出現過的那種“村村點火冒煙”現象借以存在的基礎已得到了根本扭轉。這種轉變為農民聚力務農創造了必要的制度條件。但是由于多種因素制約（特別是相關領域的政策和改革尚未到位），多數農業的經濟效益低、務農的經濟收入低，包含相對復雜勞動因素的農業勞動難以獲得相應的必要報酬，因而年輕人（特別是小農戶）務農積極性不高。根本改變這種狀況需要從科學技術、政策措施、體制機制等多方面著力，推進農業產業鏈條現代化。同時，應在農村地區大力發展各類生產性、生活性服務業，尤其是有助于發揮鄉村宜居、休閑、康養等功能的產業，發掘鄉村集體和家庭積累財產的“金山銀山”，讓鄉村居民更多地獲得不動產經營收入。

實現鄉村振興，需要在發展產業的同時更加注重并加強農村建設，按照農村優先發展的要求對國民經濟分配格局做出重大調整，更快地補齊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存在的各項短板，改變農村生活條件長期落后于城市的狀況。應解決的一個認識問題是：在城市地區（特別是大城市地區、特大城市地區及其中心城市）已經長期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地區的條件下，在城市建設應趨于成熟的條件下，是否應保持城市地區發展建設相對穩定，是否應以保持城市相對穩定來適當抑制投入不斷加密、設施反復改造、景觀過度美化等投資沖動，以節約空間留出未來發展的余地，以節約財力增大投向鄉村的份額，以轉變城市發展方式來促進加快鄉村建設，以集體土地上建設城鎮的自主城鎮化道路來減少城鎮化的經濟成本與社會矛盾，從而緩解農村人口繼續向大城市地區過度流動的盲目性。應解決的另一個認識問題是：對現已“空心”的大量村莊應如何規劃建設？目前的一種做法是實行因空而拆、見空即拆，究其理由實際上是以農村將繼續衰落的預期作為規劃建設的依據。在新的條件下，是否應有一部分村莊須以慎重的判斷對待空心村、空心房的處置，是消極被動地拆房騰地，還是著眼長遠、積極主動地考慮新的對策，是亟待研究的現實問題。endprint

實現鄉村振興，需要進一步形成并不斷完善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改變過去主要由農村向城市單向流動的局面，創造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相互融通的新格局。實現鄉村振興固然需要激發農村內部的動力和積極性，同時也需要更加開放地吸引吸納農村外部的資源。值得反思的是：多年來對解決三農問題所做的大量研究雖然有力支撐了三農問題的解決，但是在不斷提高農業發展水平、農村建設水平、農民收入水平的同時，卻未能預見、未能防止、也未能扭轉多年以來許多農村地區實際上處于持續老齡化、空心化甚至衰落凋敝的局面。實踐與理論如此大的反差，是否促使富有農村經驗的研究工作者在“鄉村振興戰略”研學中進行一些新的反思，從“跳出農村看農村”當中更多地找到實現鄉村振興的新資源、新動力、新理念。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區域經濟學研究生李小穎、楊怡參與了文獻整理。）

注釋：

①由于我國的“人口城鎮化率”既來自于先行國家的方法、又存在著不同于先行國家的口徑，所以與國外的人口城鎮化率實際上是不可比的。以這個統計的“人口城鎮化率”會明顯低估我國的城鎮化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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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 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