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西文明二元對立敘述

魏南枝

（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 100720）

當今世界充滿不確定性，過去幾百年來占據國際體系中心的西方國家已經深陷結構性危機。與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的各種分歧、沖撞、危機和反思等相比，我們的知識系統顯然滯后于現實世界的需求。其中最突出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走出“中西文明”的二元對立敘述。

“華夷之辨”崩潰之后，從國家到知識領域都自覺不自覺地將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作為中軸，“中西文明”二元對立模式是19世紀以來在救國圖存夢想的強大壓力下逐漸形成的。這種中西分野在相當程度上是啟蒙運動之后的歐洲采用二元對立觀的產物：對內使用“黑暗”與“光明”來區隔資本主義興起之前與之后的歷史，將中世紀描述為壓制人性的時期；對外理想化和抽象化歐洲（西方），使用“西方”和“非西方”、“進步”和“落后/原始”來將世界進行二元區隔，將非西方世界貼上野蠻、專制或威權等標簽。西方世界對非西方世界所采用的二元對立敘述的實質是西方中心主義，按照西方的需要和要求將非西方世界進行改造、特別是精神層面的改造是西方中心視野的自覺行為，賦予了歐美國家對外擴張、殖民和實施霸權的正當性，也賦予其摧毀其他千年文明的合理性。

黑格爾說，中國只有在他人的逼迫下，經過“篩選”以后，才能被正式帶入歷史進程之中。①［美］史景遷：《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世界文化總體對話中的中國形象》，廖世奇、彭小樵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 65頁。中國自1840年以來一直在遭受“他人的逼迫”，但歷盡內憂外患的中國作為一種文明形態并沒有被完全肢解，反而具有了深重的民族和主權國家危機意識，這是中國共產黨得以領導中國取得革命勝利、成功實踐中國道路的重要基礎。今天的中國是世界歷史進程的重要參與者，但并非被“篩選”“帶入”歷史進程。

當前世界的“歷史進程”顯然不再是黑格爾所定義或期待的，需要根據中國與世界的發展全貌來重新界定。為此，我們亟待走出原有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底色的中西文明二元對立敘述——首先，不應當簡單地把西方文明看成單數的或整體性的，而應看成由多國多民族文明所組成的復數形式和動態過程；其次，不應當拘泥于將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作為中軸，也不應當受西方思維范式所囿，而是用更自主和多元的思維范式去思考中國與世界，發現不同文明形態下獨立精神生產的成果；最后，不應當片面地用“此消彼長”的視角來觀察新時代的中西文明，而是要看到不同文明形態在當下所面臨的多種共同挑戰。

一、探求西方文明的多元性

什么是“中西文明”所指的“西方”？“西方”是一個純粹的整體性概念嗎？對此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進行探究。

首先，“中西文明”這個二元對立敘述，其實質是文明單一性準則的西方中心主義，也就是西方文明優越于所有其他文明的信念，或者是以人本主義形式出現的、用“文明人”（西方人）與“野蠻人”（非西方人）對人類世界所進行的二元劃分。

如卡贊斯坦所說，從古代到近現代的西方歷史來看，那種認為“西方”有著一成不變的集體身份認同、在文化上一向具有內聚力并且凝固不變的看法，是站不住腳的。①［美］彼得?卡贊斯坦：《一個多重與多元文明的世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第15頁。自由主義者雖然承認任何特定文明內部存在著多樣化的文化范式，但是堅持世界上只有在西方理性發展基礎上建立的行為準則才是正確的、因而西方文明是具有普世性的。無論是西方世界的保守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面對非西方世界和非西方思維范式時，都會從不同角度堅持西方中心論，因而忽視或者刻意淡化了西方文明內部的多元性和動態性。換句話說，將“西方”視為整體性概念，主要是針對“非西方”而言，是從精神上改造“非西方”所必須的。

歐洲人在對外擴張和殖民過程中強化了歐洲歸屬感，歐洲歸屬感背后是歐洲文明凌駕于其他文明之上的傲慢情結，這種情結在19世紀達到頂峰。隨著世界領導權從歐洲向美國轉移，特別是20世紀末冷戰結束、美國確立了全球首要地位，在美國的領導下，西方國家全面獲得全球領導權，西方中心主義再次確立，并且登峰造極為美國中心主義。正如美國歷史學家方納所說，許多美國人相信美國的政策和體制代表了應為其他國家所仿效的榜樣。②［美］埃里克?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王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5頁。借助現代化、全球化等各種形式，美國的對外文化擴張與其利益擴張同時進行，有利于其把持對世界的文化領導權。

其次，對中國而言，“西方”這個概念的界定長期以來是模糊的，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地理或人種概念，甚至日本一度被中國視為西方列強之一，而長期被中國視為西方國家的俄羅斯被西歐國家堅持作為歐亞國家而不接受其為歐洲國家。

即使是歐洲，在埃德加?莫蘭看來，也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不是地理概念。③［法］埃德加?莫蘭：《反思歐洲》，康征、齊小曼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1-3頁。歐洲的四大文明源頭——猶太—基督教文化和希臘—拉丁文化，要么如前者源于亞洲，要么如后者根植于歐洲邊緣的地中海地區，數千年來既有沖突也有交融，歷經多次宗教大分裂和宗教支派的分裂，歷經近千年的大量宗教戰爭和后來的民族國家戰爭，和伊斯蘭商貿圈、維京文明等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不但形成一個躁動的動態文化概念上的歐洲，也形成了一個事實上多中心的歐洲——歐洲至今未能形成統一的實體，歐盟的前景晦澀不明，反過來證明歐洲內部不同文明源頭和文明形態之間的競爭和對抗大于其吸納與融合，“民族/國家”的政治認同與文化概念的歐洲認同之間的張力始終存在。所以，所謂歐洲文明是復數形式的多元文明形態的統稱，而不是單一文明形態的整體性描述。

雖然美國有明確的國家疆土邊界，美國文明植根于歐洲文明，但因不同族群的移民的涌入而不斷多元化。之所以從20世紀50年代的文化大熔爐（Melting Pot）政策發展到70年代承認文化沙拉碗（Salad Bowl）的現實，直至90年代將其文化建構過程和結果視為“織錦”（Tapestry），就是因為亨廷頓在對“我們是誰？”的擔心中所強調的盎格魯—新教文化事實上不足以統合與代表日益多元化的美國文明。今天的美國文明具有多重性，近兩年美國內部各種形式的文化沖突更證明多元化與多重性的加劇。

最后，美國中心主義與西方中心主義并非完全一致的概念，一方面美國中心主義遭致西方世界內部的質疑乃至反對，另一方面美國內部的困境導致各種“去西方中心主義”力量的增長。

盡管對世界上很多國家而言，美國的諸多方面已成為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標尺，占據了意識形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主流”地位；但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地球村”，全球文化己不能簡單地還原為美國的民族國家利益，而更是代表了跨國資本的利益。

盎格魯—撒克遜文明與歐洲大陸文明的長期分野、新教文化與天主教文化的區別等，使得抵制美國的文化沖擊幾乎構成了相當比例的歐洲人的世界觀。例如在經濟與軍事能力無法與美國抗衡的同時，法國知識界仍然排斥帶有“盎格魯—撒克遜”標記的價值觀、公司、電影等，頑固地抵抗美國借全球化而推行其文化帝國主義。

2017年在夏洛茨維爾爆發的種族暴力沖突引爆了美國多地的抗議與騷亂，被視為一場美國的“文化戰爭”或者“另類內戰”的開始。2018年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歐洲必須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等說法標明美歐關系正在發生微妙的實質性變化。美國內部核心價值觀的撕裂已經嚴重影響到美國和歐洲國家所構成的西方文明內部價值體系的自洽性，并且正在變相地失去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占據的領導世界的“軟實力”基礎。

對所謂現代化等于西方化、全球化等于美國化的單向度發展理論，在實踐層面正在因各國現代性的差異背后體現的各自文明特性、全球化進程中西方世界與非西方世界互動而呈現的多向度演進而受到挑戰，在理論層面也因西方中心主義和反西方中心主義的斗爭而受到質疑。這些挑戰和質疑伴隨著非西方世界崛起，促使也需要知識系統在更全面準確地認識西方文明的基礎上，走出以“中—西”二元模式為中軸的思維范式，更多地思考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

二、從“中—西”走向“中國—外部世界”

從“中—西”走向“中國—外部世界”是否意味著用“中國中心觀”或“亞洲中心觀”來替代西方中心主義？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那不過是西方中心主義的中國版本，仍然沒有跳出西方知識系統制造的概念、理論框架和研究模式等。所謂中國替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的說法，也不過是西方擴張史或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帝國主義的延續，又或者是中國被徹底“西方化”的力證罷了。

數千年人類歷史中，不同國家和民族形成各自的文明形態；各文明形態不斷交流和碰撞，形成多個特點分明但又相互交融的文明體系。生物的多樣性有利于保持自然界的生態平衡，與此類似，文明形態的多樣性與多元化有利于推動世界和平與不同文明和諧發展。所有人類群體都是在與其他群體的聯系、交往和互動中存在和發展的，不同文明形態和文明體系之間自古就有各種形式的交往和聯系，例如印度和東亞之間、非洲與阿拉伯地區等。此外，經由阿拉伯世界將中國的文化與物產傳遞到歐洲，對歐洲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重要影響。

但是，1492年所謂地理大發現本質上是“資本的大發現”，歐洲現代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的緊密關系決定了其暴力性與擴張本能。一方面，西歐內部進行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從手工業、工場發展到大工廠等，直至各種跨國性企業；另一方面，其工業發展以外貿為基礎、以軍事力量優勢為保障，不斷用殖民、移民和侵略、戰爭等方式把內部矛盾向外轉移。

上述兩個方面相結合的時代，一者是歐洲和后來的美國基于以先進文明的名義對落后民族行使征服權的信念、改造非西方世界并成為世界中心的時代。雷迅馬認為，“樹立了美國的這樣一種身份：一個幫助那些苦苦掙扎中的社會走上它自己的經歷所指明的道路的發達國家。像更古老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和天定命運論一樣，‘新邊疆’口號中的現代化如此界定作為仁義之邦的美國的好處：它有能力幫助那些長期停留在文化和發展階梯中較低位置上的國家”。①［美］雷迅馬：《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勺g，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第145頁。再者是歐美國家用一整套西方的發展邏輯和歷史規律來詮釋其他文明形態和文明體系的發展歷程、規定其發展方向的文化殖民時代。例如西方將編纂其歷史的方法論帶入非西方，亞非拉地區長期深受西方奴役，在自主性被剝奪的同時也淪為由西方編纂歷史的被動體；甚至在黑格爾看來，非洲本土“不屬于世界歷史的部分；它沒有動作或者發展可以表現”①［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第143頁。。

這些對非西方世界的歧視和偏見，就是要實現葛蘭西所指出的文化霸權，從意識形態上固化所謂“中心—邊緣”的區隔。而由西方人用西方視角來編寫亞非拉地區多個國家歷史的行為，符合阿爾都塞在其《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識形態推廣就是要告訴人們，什么方式的行動和思維是最自然不過的；人們一旦接受這種“自然法則”，就會自覺地復制這種行動和思維方式，并通過這種復制來再現特定的權力關系。

中國要從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底色的“中—西”二元對立敘述走向用中國自身邏輯來思考和發展“中國—外部世界”的關系，就必須如趙汀陽所反復強調的，恢復自己講述自己的能力，因為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已經淪為所謂西方征服世界史的附屬或者分支。經歷了過去近七十年的奮斗與積累，中國在器物層面有了長足的進步，重新擁有了自己生長的能力和方式。然而，如何在文化層面重建自信，恢復知識生產上的立法能力，才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真正難點所在。

走出中西文明二元對立敘述意味著堅持“中國特殊論”、放棄“普世價值論”嗎？道統的進步性在于它的人民性。由美國和跨國資本聯合推動的這一輪全球化正在反過來導致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序陷入失序、華盛頓共識陷入困頓，隨著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蔓延到世界多地的沖突和不平等的不斷加劇，人類社會需要追求更多的人民性、追求更好的公平正義，這給世界各國根源于自己本國發展來探究“另一種可能”、讓“普世價值論”回歸為西方自己的普世價值等提供了現實土壤。

因為如果不敢甚至不愿意反思西方所主導的規則失效或秩序失靈，就只能認命地期待自己不是這種失序、失范所帶來的極端后果的受害者。那么，在各種所謂西方思想啟蒙之后崇尚個人自由的“現代人”，是否實際上已經在各種理所當然之中部分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例如在片面強調個人權利對抗公權力這一對關系的同時悄然掩蓋了勞動權利對抗資本權力這一對關系，讓資本的肆意性得不到有效的節制。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應僅停留于獨立自主的自己講述自己的能力，還要善于發現不同文明形態下獨立精神生產的成果，并且推動不同文明形態能夠用更自主和多元的思維范式去思考自身和再寫世界歷史。只有這樣，才能打破所謂“中心—邊緣”結構和通過“自然法則”所不斷復制的特定的權力關系，才能把所謂普世價值回歸到西方普世價值，才能做到“以世界為世界”，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世界、特別是非西方世界所產生的重要積極意義所在。

因此，不應當拘泥于將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作為中軸而忽視朋友遍天下，不能僅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給世界做貢獻的唯一標準而忽視了基于自己民族發展歷程與理念的世界觀給世界知識系統做出貢獻?！暗玫蓝嘀?，失道寡助”，只有這樣，中國道路才能真正被世界各國所正確認知和接受，才能成為人類社會的“另一種可能”。

三、不同文明形態的共同挑戰

美國的帝國衰落與中國的崛起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嗎？當然不是。世界正在朝多極化和多向度發展，審視新時期的中西文明對此要有全面客觀的認識，同時還要看到今天不同文明形態所必須面對的共同挑戰仍然在持續增長，本文將例舉其二進行探討。

首先，經濟全球化與各國追求自主性與獨立性這兩種利益追求之間的張力日益明顯。

資本力量日益突破主權國家的約束在全球范圍進行擴張，導致各國在經濟上日益相互依賴，甚至相當多數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自主性日益被國際資本力量所侵蝕，由西方國家與國際資本力量聯手建立的國際經濟規則不斷地改變著各國國內相關立法與實踐。追求主權國家自身政治利益的政治國家與尋求資本利益最大化的國際資本二者，在最終價值追求上是不同的。這就使得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社會，呈現出各國國家利益沖突、各國內部政黨矛盾和社會矛盾、國際資本利益與國際政治關系等各種因素的錯綜復雜地糾纏在一起的局面。

這種復雜局面，在文化領域體現為全球文化與既有的文明形態和文明體系之間的緊張關系。越來越由跨國資本所控制的媒體和信息系統在散布全球文化并使其合法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以圖使世界各地各階層的民眾自覺主動遵從其邏輯。全球文化的發展，已經帶給世界各國原本基于民族性的文化認同危機，而這種危機對于后發國家而言尤為嚴重。如黃平所發現的，“在這個多樣化和不發達深化的階段，就出現了新的統治和依附的機制。那是文化上，政治上，也是經濟上的技術依附以及受跨國公司的統治?！雹冱S平：《全球化：一個新的問題與方法》，《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第145頁。這種在“不平等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的統治和依附的機制”，必然會使為數眾多的“后發國家”和“外圍國家”產生深刻的“文化認同危機”或“自性危機”，使得各國文化發展的自主能力受到限制。

全球文化具有多元互動性，隨著非西方世界力量的崛起和人口全球遷徙的加強，包括美國文化在內的西方文化也受到全球文化的影響。這有利于不同民族的文化自覺，有利于生活在不同文化體的人在對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礎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與自身的關系。因此這種危機感不僅僅來自非西方國家，西方國家對跨國資本所帶來的全球文化也有反思乃至反抗，其結果是文化層面的反全球化運動越來越呈現“全球化”的趨勢，反過來證明了全球化的多向度演進的趨勢。

其次，勞資失衡和貧富懸殊的持續惡化、新技術的迅速進步等，共同帶來新的不平等性的增長。

美國版的全球化方案主要是為跨國資本與跨國企業利益服務。資本的全球性肆虐，并沒有實現所號稱的“共享收益”，而是在突破國家邊界，將全球社會徹底分裂成兩個階級——一方面是財富越來越積聚的少數的巨富階層，另一方面是廣大的受雇者（無論是藍領還是白領），導致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勞工權益受損和中產階級萎縮。西方國家的白人工人階級曾經享受遠高于被殖民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勞工的物質生活水平，而今天卻成為經濟全球化的“被拋棄者”。全世界相當部分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族群的勞工階層的就業機會、收入水平與財富狀況等逐漸“被拉平”了。未被二十國集團所覆蓋的其他“邊緣”國家和地區進一步被“邊緣化”，甚至呈現暴力沖突與恐怖主義失控局面，所謂失敗國家的普通民眾淪為被“拋棄”者。其結果是，以美國內部文化沖突為代表的西方內部文化多元性的張力在上升，以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因戰火而毀壞千年文明遺址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正在再度遭遇文化劫難……

信息技術、生產自動化技術和生命技術等不斷進步，極大推動了人類經濟社會生活的發展，也導致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沖突日益嚴峻。人與自然的矛盾主要表現為資源的嚴重浪費與環境的肆意污染，人與社會的矛盾主要體現為技術進步不斷沖擊人類倫理、新技術的使用帶來各種不確定性。此外，網絡經濟蓬勃發展的背后是大數據越來越由類似亞馬遜、淘寶、騰訊等主要電商所掌握，對政治國家掌握信息、監督社會和支配暴力手段等方面形成了事實上的沖擊。上述技術進步背后往往是資本通過技術手段組織社會的能力的進一步膨脹，因資本能力、對新技術的了解等方面的差距所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新的不平等性在增強。作為生產形態的科學技術既是文明的構成要素之一，也對不同文明形態和社會成員客觀上產生深遠而且差異化的影響。這些差異化和新的不平等性都會凸顯和加劇現代社會的脆弱性、專業化制度化管理自身的脆弱性和政治機制的脆弱性。

面對上述挑戰，如阿里吉所說，什么樣的世界秩序或失序最終將變成現實，主要有賴于人口稠密的南方國家——首先是中國和印度——能不能為自己和世界開辟出這樣一條發展道路，也就是比西方致富的那條道路在社會上更公正、在環境上更可持續。②［意］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路愛國、黃平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89-392頁。

結語

走出中西文明二元對立敘述、重建中國在知識生產方面的立法能力，不是簡單地搬用某個教條或者回到傳統文化去尋找靈丹妙藥，更不是以民族中心主義對抗西方中心主義，而是采用既獨立自主又開放包容的態度，在現有文明的基礎上進行有創造力的想象和實踐，以迎接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秩序重構進程中的各種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