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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科技的語境轉換與邏輯生成

2018-02-07 02:26滕方煒
中共鄭州市委黨校學報 2018年6期
關鍵詞:科技文化發展

滕方煒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 黨建研究所,河南 鄭州 450000)

科技作為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一直貫穿于歷史傳承發展的全過程,并與社會人文相結合產生出富有傳承創新精神的科技文化。就文化與科技的內在聯系來講,兩者具有源起的同構性、發展進程的相對獨立性和現代社會的融合性。研究文化與科技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關系、找出兩者語境轉換的歷史邏輯、探究歷史文化與科技發展之間的轉換路徑,對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科技創新進步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化與科技:語境轉換與概念生成

文化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所形成的各種創造成果的總和,是“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習慣的復合體”[1]。文化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成果總和,具有歷史的傳承性、精神的塑造性、行為的激勵性和發展的創新性,并對人類社會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1.文化與科技具有進程的同構性。文化與科技雖然是近代以來的新興概念,但是就其自身的固有特性講,卻是在人類社會產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實際地開始存在了。早期人類社會,伴隨著勞動技能的逐步增加,人們已經能夠更熟練地對器物進行簡單加工,比如,把樹枝制作成棍棒漁叉、把魚骨做成細針、把絲草結成漁網等。當人們能夠把鳥骨制作成精美的骨笛進行音律演奏、把貝殼做成首飾美化自己的時候,就已經創造出了最為原始的美的藝術,以及與這種藝術文化相適應的新技術、新工藝,并因此而奠定了后世藝術美學的基礎。在這個時期,文化與科技是同構共生的,人們很難說明是文化創造了技術,還是技術創造了文化。對此,“評判者要有充分的歷史感,深入地研究新的對象和它們出現的歷史語境,對于這種語境,不能因為自己未曾親身參與而對它視而不見,不能因為在這種歷史語境中你不在場而否定這些歷史現象。需要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理出問題的線索,給以恰當的歷史評價”[2]。隨著社會發展,人們的生產技術日益發展,生產力水平日益提高,農業、畜牧業、漁業、制造業、工商業開始分化成為獨立的產業,文化與科技開始出現相對獨立的體系分離,人們更加重視科技在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進步中的重要作用,也更加注重新技術的應用以提高社會發展水平。進入近現代以來,尤其是19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帶來了生產技術的歷史性變革,社會生產力大幅提升?!白詮娜藗冏畛醢l現并觀望星星而又不知其何以存在,已經過了幾十萬年的時間。而在短短的三十年當中(1810至1840年),科學在各個領域中所取得的進展,比整個那一段時期要多得多”[3]。人們更加關注科技在社會生產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并開始從文化角度來分析世界發展的秩序建構問題。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寫道:“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模式。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沖突’模式似乎滿足了這一需要。這一模式強調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喚起了人們對文化因素的注意,而文化因素長期以來一直為西方的國際關系學者所忽視”[4]。亨廷頓把世界間各文明之間的關系視為沖突關系是其視野局限所在,但是他從文化角度來分析世界政治秩序和政治格局,為學者分析世界政治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也正是這個時期,文化與科技才真正成為一個清晰的時代概念進入人們的視野中。

2.文化與科技具有作用的雙重性?!皬氖澜缥幕夹g史來看,當今的‘文化科技’概念,并不是一次嶄新的歷史性出場,而是具有歷史的必然脈絡和發展軌跡”[5]。顯然,文化與科技的進程同構性決定了兩者必然的互動關系及雙重的互動作用,并由此產生出不同的語境概念。一是文化對于社會發展具有強大的塑造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6]。指明了文化在民族發展中的基本性作用,強調文化在發展進程中需要不斷創新轉化,為國家和人民提供精神動力。文化對于民族性格的塑造,源自于該民族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發展性和創造性。一個民族在歷史進程中對于經濟、社會、政治、軍事等方面的綜合建治,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生存能力、發展能力、創造能力。由于不可預知的挑戰和競爭,只有那些具有強大綜合力量的民族才能得以在險惡的境況中生存下來,而所有能使其生存的手段和方法都將作為該民族寶貴的經驗財富得以傳承。這些寶貴的經驗手段和方法又反過來促進了該民族整體思想文化的豐富和發展。二是文化對科技創新具有思想的引領性和精神的推動性。文化對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創新的作用,更多是通過精神和思想的價值取向來決定。不同的功能思想和價值取向,決定了不同的發展方向和創新創造,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和文化倫理觀。比如在中國古代社會,人們在對自然界的斗爭中,產生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并由此產生出兩種觀念不同、但又同質共生的文化:其一就是為了生存發展而與大自然永不屈服的斗爭精神,在這種精神引導下,人們創造出了眾多的斗爭思想、謀略策略及工具器械的創新發明等。其二就是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思想,在這種思想觀念引導下,人們通過對惡劣自然環境的改造,使自然成為人們發展的良好載體。這些思想的共同作用,最終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思想,各民族相互融合、共同生存發展,這種思想一直成為中華民族最為深厚的民族精神。三是文化與科技有著雙重的語境意蘊。文化與科技的體系分離,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語境意蘊,即“文化科技”與“科技文化”?!拔幕萍肌敝赜谝钥萍紕撔聭猛七M文化產業發展,強調科技對文化的改造、融合和提升?!翱萍嘉幕眲t強調科技創新發展中文化的價值內涵,包括創新精神、創新能力、科技水平、發展規劃、產業特色等。研究文化與科技的雙重作用性,有利于我們跳出“優秀文化一定能促進現代科技創新發展”的思想局限和認識誤區,客觀理性地認識文化對科技作用的雙重性,從而更加注重科技發展的現實問題,通過創新創造,走出一條適合我們自己的科技創新之路,形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科技文化。

二、科技文化的傳承創新:歷史邏輯與內在規律

文化與科技雖然在具體存在形態、表現方式和作用發揮上有著明顯差別,但是兩者都是一定社會最高文明成就的反映和體現,都對社會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和推動作用。我們需要研究的是,兩者之間是否有著必然的內在聯系以及這種內在聯系是通過什么樣的邏輯路徑來發揮作用的。

1.文化與科技之間的聯系是隱性的。從形態上看,文化屬于思想意識形態,思想性、可塑性、寬泛性是其主要特性。而科技屬于社會器物形態,具有具體的形式、形態,可見性、可知性、可用性是其特征所屬。從作用發揮上看,文化與科技有著完全不同的作用方式和途徑。文化對人、對社會的作用是隱性的,不具有直觀性。文化作為一種思想意識,往往隱含于各種社會事務之中,一般不被人所明知,它對人和社會的影響是通過具體的形態、行為而表現的。而科技對于社會的作用則是直接的、直觀的。比如,在西周晚期出現了生鐵冶煉技術,它的出現對社會生產工具的改進起到了直接的促進作用。從成果效能上看,文化具有社會的整體性,而科技具有產業的鏈接性、關聯性。文化對社會所產生的作用是整體性的,即便是某一領域、某一方面的文化成果,它所影響的依然是整個社會。而科技對社會的影響則是以行業性為開端,逐步向社會拓展延伸的。因此,無論是存在形態上還是作用發揮上,文化與科技間都有著明顯的差異。

2.文化與科技之間的轉換是多因的。文化與科技之間的差異區別,決定了文化傳承與科技發展之間轉換的多因性,其影響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決定一個民族未來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如果我們把視角放大到世界范圍內來比較,就會更加明了它的根本性和長遠性。在世界著名的四大古代文明中,只有中華文明能千年延續傳承,并在21世紀再次興盛崛起。如果進行歷史對比就會發現,中華文明在發展進程中雖然遭遇了各種挑戰,但是最終卻從古至今傳承發展下來的最為主要的原因,就是中華民族在與各種艱難困苦進行斗爭中所形成的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起到了巨大的支撐作用。這種遇挫更勇、苦難興邦的自強思想,激發著中華民族不斷進取、創新創造,這是促進科技創新的主要源動力。二是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客觀上要求各個民族之間要相互交流、學習與借鑒,并吸收其他民族優秀的文化成果和科技成果,以促進本民族的發展提升。同時,在國家內部,更需要一個開放、包容、寬松的社會環境,激發社會的創新熱情和活力。三是政府主導的官方推動。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官制文化是推動科技創新、科技應用的又一個重要因素。它既體現于官方對科技創新的管理推動,又體現于官方對科技發明創造的制度性、價值性激勵。從我國歷史上來看,早在五帝時期,就有“火正”官職通過觀測星象來指導農時的傳說。夏朝時專門設有“后稷”官職掌管農業,設置“共工”掌管建造,設置“虞人”掌管畜牧漁獵。周朝時官職類別進一步細化,增加了掌管醫學技術的“醫師”等職。此后各個朝代,基本都是在傳承借鑒前代官制基礎上不斷創新完善??萍脊僦莆幕?,一方面使得各個朝代都能及時把最新的技術創新進行集中利用,另一方面又便于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使用,大大促進了新技術、新發明的實際應用。

3.文化與科技之間的融合是有條件的。盡管文化與科技之間有著轉換的諸多因素,并在轉換之間形成巨大的促進作用和推動作用,但是文化與科技之間的因素轉換不是天然的,而是有條件的。這種條件的限制性要求,使得文化與科技之間的轉換有著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的作用效果,在具體歷史發展進程中,不同階段因條件的變化而產生的不同結果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從中華文明產生一直到北宋時期,中華民族以其強大的社會活力一直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宋以后,社會逐步趨于保守,社會思想和社會張力逐步萎縮,最終走向閉關鎖國的愚昧地步,失去了世界體系的時代話語權,最終遭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凌辱,喪權辱國、民不聊生。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說明,激化社會創新活力,需要在傳統優秀文化思想的基礎上,培養革故鼎新的創新精神、兼容并蓄的開放文化、學習借鑒的進取心態,如此方能在文化傳承與科技創新方面實現有機融合,推動社會發展進步。否則就會陷入故步自封、盲目自大、閉關鎖國的封閉狀態,扼殺社會活力,阻礙社會發展。

三、科技文化的時代性分析:創新與啟示

時代的發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于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時代要求。做好文化與科技的相互促進,必須做好兩個轉換,即傳統文化的歷史性向現代性轉換以及歷史文化向科技文化的轉換。這兩個轉換,是決定科技文化創新發展的關鍵因素。

1.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換。傳統文化的歷史性向現代性轉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傳統文化的歷史價值如何通過時空轉換,實現與現代文化的時代融合;二是科技創新發展,如何解決好文化、產業、科技的高度融合問題。這兩個方面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指向,就是融合。而實現傳統與現代的轉換融合,所面臨的關鍵問題是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表達,難點問題是如何處理好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時空差異、文化與產業之間的時代銜接。傳統文化在進行現代性轉換時,難點在于傳統與現代、文化與產業之間的時空差序問題。解決好傳統與現代時空差序問題的根本,是傳統與現代、文化與產業間的融合。比如,對于古建筑、古遺跡的開發,如果單純地仿古、復古,那僅僅是古建筑文化和建筑藝術的再現,并沒有賦予其現代性內涵,在沒有現代產業的支撐融入下,就很難有現代的生命力和發展張力。一些地方耗費大量資金打造的特色小鎮由于缺乏相應的產業支撐而成為爛尾即為明證。而登封的《少林禪宗音樂大典》、開封清明上河園的《大宋東京夢華》則把傳統文化的歷史性、思想性與現代社會的精神性、旅游休閑性相結合,成為傳統與現代、文化與旅游成功融合的產業品牌和產業項目。

2.歷史文化向科技文化的轉換。相對于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換而言,傳統的歷史文化向現代的科技文化轉換,具有更加復雜的轉換機制。它不僅要求傳統文化成功地做好現代性表達,而且要求把文化的思想性、精神性轉化為對科技發展的影響性、促進性,對綜合決策、體制機制、產業定位、要素集聚轉化有著極高的能力要求。根據已有的歷史文化向科技文化轉換的成功案例,以傳統文化為基礎的科技文化產業發展,應當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是濃厚的歷史積淀和文化底蘊,這是科技創新精神、學習進取精神等科技文化形成的關鍵性因素。二是具有強大市場競爭力的產業集聚和產業創造,這是科技文化形成的最為根本也是最為重要的條件,沒有強力的科技產業集聚,沒有強大的科技創新創造,科技文化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無從談起。三是鼓勵創新創造的政策激勵,這是引導人才、資金、技術、機制等諸要素向科技產業集中、激發科技創新活力的有力保障。四是頂層設計的規劃引導,這是科技文化持續、規范發展的政府保障,也是能夠促進科技產業不斷發展壯大的強大推動力量。

四、文化與科技的融合:路徑與對策

實現文化與科技的有機融合,促進科技文化的創新發展,是一個涉及政府規劃、政策激勵、要素集聚、產業定位、發展策略等諸多方面的綜合體系,應注重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1.頂層設計推動??萍嫉膭撔掳l展是涉及部門管理、行業聯動、政策支持等諸多方面的綜合體系,既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又需要多部門聯合發力。因此,以政府為主導的頂層設計就顯得尤其重要,它不僅決定著文化產業發展的定位,而且決定著文化產業發展的成效。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科技創造創新,需要以國家為主體,以相關部門參與聯動為統籌,對全國科技文化的產業發展方向、發展定位進行綜合研究評判,對涉及的宣傳、文化、科技、科研、院校等諸多部門進行分工協作,形成一個規劃科學、部門協作、產業清晰的科技產業發展規劃,為全國科技產業發展提供強力支撐。因此,需要做好國家、省、市三級科技產業發展規劃,集中力量打造出一批諸如少林禪宗文化、太極文化、紅色革命文化等優秀的國家文化名片,以獨特的人文魅力吸引科技要素集聚。

2.市場導向引領。實現文化對科技的有效促進,最為關鍵的就是要做好改革開放。要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一是要做好文化產業的科技創新,“精神和文化消費需求雖為內生需求,但創新型文化產品的供給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滿足并拉動市場需求,技術應用于文化產業將會產生顯著的市場需求創造效應”[7]。二是要加強科學技術的創新創造,緊盯最前沿的高新技術創新應用,集中力量進行科技攻關,在擴大自主知識產權高新技術創造的同時,學習、借鑒已有的高新技術成果,促進自身高新技術的發展提升。

3.要素集聚做強。中華文化多支多元,一方面成就了中華文化的博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文化建設的分散多元。對此,應當以地域為中心,打破文化門類界限,化零為整、化繁為簡、要素集聚、做大做強。一是規劃建設文化產業城市群。當前,西方在現代科技文化發展方面仍遠遠走在我們的前列。要實現中華文化的時代復興,促進科技的創新創造,就要打破各自為戰的狀況,走城市集群發展,增強文化影響力,以強大的文化影響力吸引人才、技術的集聚。以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為例,單靠一個鄭州,或者一個洛陽、一個開封都不足以完全代表、完全表現華夏文化的全貌,也難以與長沙、成都、西安等中部城市的文化產業競爭,更難形成國際化的競爭優勢。因此,應當建立大文化產業城市群發展戰略,即以鄭州為中心,把洛陽、開封、新鄉聯結成片,打造華夏歷史文化產業城市群,集聚形成唐都文化、禪宗少林文化、商都文化、宋都文化和紅色革命文化,形成鄭、汴、洛、新文化產業帶。在《大宋東京夢華》《少林禪宗音樂大典》的基礎上,再圍繞唐都文化、商都文化和紅色革命文化,各打造一個文化品牌,形成文化精品集群。從其他省市成功的案例分析可以發現,濃厚的文化氛圍和優秀的文化產品,可以形成極具人文魅力的文化氛圍,吸引企業、人才落地創業。二是建好“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以培育自主創新的高科技企業為目標,高標準建設好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要避免各自為戰的情況,由國家和地方統籌安排,集中區域、集中規模、集中力量,對自主創新產業進行整體統籌規劃,形成集聚規模和競爭優勢。

“文化與科技的融合不是一個新命題,卻是一個新問題。隨著文化產業發展模式的轉變、我國總體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文化產業要實現文化與科技的融合發展,就要從根本上轉變新的觀念,制定新的戰略,嘗試新的模式,構建新的機制,尋求新的途徑,推動新的文化變革和技術革新”[8]。優秀的歷史文化對于現代科技創新創造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這種促進作用的發揮需要具備一定的現實條件,既需要以時代視野,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產業之間的結合與轉換,更需要以市場為導向,實現歷史文化的現代轉換以及與現代科技創新的有機融合。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實現歷史文化與科技創新的時代融合,創造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先進的科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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