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監督：記者義不容辭的使命（下）
——以從業30多年的新聞實踐為例

莊電一

五、記者不應為自己預設禁區，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應承擔起輿論監督的責任

筆者雖然是常駐寧夏的記者，但也曾兼管過外省記者站，還回報社值過班，參加過中宣部等部門組織的異地采訪。一般說來，赴外地采訪應以正面宣傳為己任，“管閑事”的手應該縮回來，不應該再“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但筆者沒有這方面的顧忌。

1987年、1989年，筆者兩度兼管甘肅站。在武威發現有古建筑被外單位侵占，便毫不客氣地給予批評。1988年，受報社委派到河南省沈丘縣了解一個事件，無意中了解了那里的“大班額”現象，便在《光明日報》突出位置進行披露。到洛陽參加活動，發現這個九朝古都文物盜竊、走私活動猖獗，有大量珍貴文物流散民間，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就此寫出了多篇報道。在行進途中，發現有些地方的農田里墳包特別多，死人與活人爭地問題很突出，便專門撰文給予披露。

有一年，報社調筆者回報社值班，雖然沒有采訪任務，但常常抽空出去“撈外快”。走進北京自然博物館，除了報道他們的館藏外，還就他們的隸屬關系問題發出呼吁 《北京自然博物館應恢復為國家館》。到國家文物局采訪，除了報道《三峽壩址中堡島考古有重大發現》，還發出長篇報道《警惕對文物的“建設性”破壞》，反映了一個帶有共性的問題。休息日到天安門廣場遛彎，發現許多混凝土地磚破損不堪，但許多人卻視而不見，筆者先在光明日報上發了一篇“記者來信”《天安門廣場破損的方磚應及時更換》，隨后又發了內參 《天安門廣場方磚需要補補了》。這些努力沒有白費：沒過多久，天安門的地磚就全部更換成平整、光滑的石頭了。

筆者曾參加《光明日報》重點報道組，報社領導分給“一塊難啃的硬骨頭”：采訪國務院機構改革。雖然采訪一波三折，甚至幾近夭折，但最終大獲成功：除了長篇通訊《“中樞”在變革——國務院精簡機構轉變職能記事》 在 《光明日報》 頭版頭條刊登外，還“摟草打兔子”，發出了《市場經濟呼喚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精簡不等于機構改革》《機關工作也要講效益》《政府職能既要轉變又要加強》《對精簡的認識不能偏頗》等多篇稿件，結出了多個果實。

在重點報道組里，除了完成“規定動作”，筆者還有許多“自選動作”：了解到影視選材方面的不健康傾向，寫了《影視帝王后妃熱何時降溫？》；針對怪名、洋名泛濫的情況，向社會呼吁《取名當隨時代》；還針對各地高校無節制招收自費生現象，寫了《自費生招生應嚴加控制》；針對人才爭奪戰，寫了《人才流動應合理有序》；針對“垃圾書”過多過濫、層出不窮問題，寫了《出版無人看的書，干啥？》；針對各地爭相拍攝武則天的怪現象，寫了《何必都拍武則天》。這些稿件，在有的人看來全是“多管閑事”。在重點報道組干了兩個月，筆者發出了20多篇報道和評論。

2002年至2006年，筆者先后參加中宣部組織的“三個代表在基層”“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新農村”等主題采訪活動，先后奔赴西北、東北及中原地區采訪。這些采訪目標明確、任務具體、時間安排緊，按說也就無暇管閑事、不該管閑事、沒有機會管閑事了。但筆者“愛管閑事”的習慣未改，仍然注意將采訪活動中的所見所聞整理成文，也頻頻搖動“閑筆”?？吹疥儽笔娚绞叩钠茡p情況，發出了《鐘山石窟在呼救》的呼吁；看到位于河南省的三國受禪壇和“三絕碑”，呼吁《妥善保護三國受禪壇和“三絕碑”》；到東北采訪，聽說某地級市文物因沒有庫房、沒展室而長期放到鍋爐廠，義不容辭為他們代言《文物棲身鍋爐廠，雙鴨山真該建個歷史博物館》。此外，還針對吉林省延邊州朝鮮族教育出現的新情況寫了內參。在甘肅省敦煌市，看見館藏文物豐富的敦煌博物館卻游客稀少、冷冷清清，寫了《旅游別冷落了博物館》；在青海省，看到有人在青海湖附近用木桿綁著塑料袋向過往車輛搖晃，隨即了解已經禁捕的青海湖仍然有人在偷捕、偷賣湟魚的狀況，寫出《珍惜青海湖“魚鳥共生”狀態》的記者來信；看到有的地方為一點土特產而過度包裝，直言不諱寫出報道《虛假包裝有違誠信》；在甘肅敦煌莫高窟采訪樊錦詩院長，了解到敦煌莫高窟因游客過多不堪重負，就呼吁《讓敦煌國寶有個“喘息”》。

到東北采訪，我們在從一個城市趕往另一個城市，看到100多公里長的等外公路（只有二車道）居然設了4個收費站，筆者深感意外，便見縫插針，在車里采訪了當地人。從司機和當地陪同者的口中了解到，汽車在這段路上行駛，過路費超過了燃油費，有的車輛一年繳納的過路費居然超過萬元。豈能讓這種不合理收費大行其道？筆者振臂一呼《這里公路收費站多且亂！》。

經常出差，飛機就成了“旅伴”。在飛機上吃飽喝足之余，發現有些飛機上發下來的餐盒是滿滿的，收回來的餐盒還是滿滿的，所用包裝材料居然有七八種之多，這與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是相違背的。于是，就此采訪了幾位空姐，寫出了一篇不短的通訊《客機上能否少制造點垃圾？》。此后，針對有些航空食品華而不實的問題，寫出報道《航空食品能否再簡單、再實惠些？》。針對有些航班上午“精神食糧”豐富——可供閱讀的報刊較多，而到下午幾乎無報可讀的狀況，提出問題：飛機上的報紙，可否多次閱讀、而不要急于收走？為了減輕飛機負擔和處理成本，甚至提出“為了少用飛機廁所，能否盡量在登機前‘方便’？”也許，有人會認為筆者對此有點過于計較了。

就這樣，筆者無論走到哪里“管閑事”成為一種習慣、成為一種“慣性思維”了。凡是能看到的，能聽到的，能接觸到的，能想到的，能介入的，可以干預的，都要有所“表示”、有所“作為”，以期發揮一點積極的作用。

六、客觀公正、嚴謹求實的輿論監督，是能夠得到理解和支持的，也是能夠受到社會各界、包括監督對象歡迎的

報社領導和編輯部對筆者給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很少讓那些鋒芒畢露的稿件胎死腹中，還常常放在突出位置、給以突出處理。

筆者的新聞評論作品集《悠悠我心》出版，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王晨（現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熱情地寫了非常中肯的序言。他說：“電一同志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敢于寫批評稿件，勇于搞輿論監督。他既栽花，又挑刺兒，有些‘刺兒’挑得是很有些膽量的。他的許多稿件都是振聾發聵之作。有的稿件一發表，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來紛紛議論和極大反響。他寫批評稿件的特點是：問題重大，鋒芒畢露，毫無吞吞吐吐、遮遮掩掩的意思。有些同志曾擔心他的稿子這樣尖銳，在當地會遇到麻煩；其間，他也確曾受到過這樣那樣的非難。但是，電一同志經受住了壓力和考驗。這里面，有寧夏各級黨組織和政府的關心支持，有報社編輯部的全力協助，就他本人來說，出以公心，忠于職守，深入采訪，實事求是，與人為善，以建設性的態度推動問題的解決，都是他的報道站得住的重要原因，也是他獲得成功、受到當地好評的重要原因?！边@些評價，充分說明王晨同志對筆者是非常理解、非常支持的。

幾十年來，筆者既報喜，又報憂，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既不虛報，又不掩飾；既不隱惡揚善，又不粉飾太平；既不大事化小，又不夸大其詞。報喜，是為了喜上添喜；報憂，是為了徹底解憂。無論是報喜，還是報憂，都感同身受、融入其中，沒有把自己當局外人，從不認為批評性、揭露性、提醒性的稿件就是“負面報道”“捅婁子”“找茬”“雞蛋里面挑骨頭”。有時，批評報道比一些所謂的正面報道發揮的作用更突出、也更明顯。

有人可能會認為，像這樣到處“挑刺”、四面樹敵，一定很討人嫌，也會讓人保持距離、提高警惕，甚至讓人很孤立，各種“好事”也不會沾邊。實際上，筆者并沒有被孤立，也沒有讓人“敬而遠之”，許多人求之不得的“好事”，也曾不止一次不期而至，也獲得了一些榮譽。筆者認為，只要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只要是出于善良的愿望、只要是為了社會更和諧、生活更美好、人民更幸福，就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即使“挑了刺”“放了炮”“找了茬”，也不會失掉民心。

筆者之所以能被一些人記住，可能與敢于摘刺、摘了許多人不摘、也很難摘的刺有關。摘刺于筆者，益莫大焉。筆者樂此不疲、陶醉其間，因為這讓自己有了存在感和成就感。筆者從來不相信“記者是無冕之王”之類的話，但確實是把“不管部部長”這頂虛無的帽子自作主張地戴在了頭上。

令人遺憾的是，現在在許多媒體上都很少看到批評報道了，有人當了十幾年記者，居然一篇批評稿都沒有寫過。從不寫批評稿、也不敢搞輿論監督、甚至視輿論監督為畏途的記者，在許多新聞單位都大有人在，這是一種很可悲的現象、極不正常的現象，也是需要通過多種措施加以改變的現象。

沒有輿論監督，腐敗就會盛行，謬誤就會泛濫，失誤就會增多。最近，有中央媒體呼吁加強輿論監督，闡述輿論監督的作用和意義。今年8月31日，新華社發出 《“輿論監督敏感癥”要不得！》，引起廣泛關注。去年2月19日，新華社還旗幟鮮明地提出“輿論監督不是捅‘馬蜂窩’，而是要安全摘掉‘馬蜂窩’”。時至今日，任何懼怕、反感、躲避、抵制、打擊輿論監督的行為，都是愚昧落后的表現，這樣的單位和個人也將被歷史所嘲弄、淘汰。

筆者30多年輿論監督的實踐說明：1.一個健康文明的社會，離不開輿論監督。沒有輿論監督，會造成許多有形的和無形的損失、釀成許多不該發生的社會悲劇。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者在輿論監督方面負有特殊的使命。2.輿論監督可以和人大監督、政協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紀檢監督、社會監督一起構成一個完整的監督體系，只有各司其職才能確保社會的和諧、進步。3.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記者，可以在引導輿論、匡正時弊、伸張正義等方面寫很多文章、做很多益事，可以在很多方面有所作為，進而在時代進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4.記者所做的輿論監督，不是孤軍作戰、單打獨斗，往往離不開各界、特別是所在單位的理解、支持、配合，同時也需要被監督的單位和個人的理解、寬容和響應。5.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需要相關制度保障，也需要權力部門保駕護航，要通過各種舉措，確保輿論監督順利進行，要讓所有監督都合法、合規、健康、準確、到位。6.記者輿論監督的積極性，既需要充分調動、及時激勵，又需要妥善保護、適當褒獎。主管部門和所在單位，既要表彰“栽花”的記者，更要表彰“摘刺”的記者，在職稱評定、表彰獎勵等方面適當向“摘刺”記者傾斜，不能讓態度端正、作風扎實、工作嚴謹、監督作用發揮得好的記者既流汗又流淚，既傷心又失望。不能因一次監督的失敗而讓一個優秀記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變成謹小慎微的“縮頭烏龜”，甚至就此永遠告別輿論監督。